希特勒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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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时间呀，全部忘记，老婆（Ｘ）了，（可怜的？人呀，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１５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１９０５年７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３１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９月１６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
　　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
　　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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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１６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
　　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１９０５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
　　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
　　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
　　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
　　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１９０６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１８５９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１８６５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５月７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
　　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
　　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１０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
　　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
　　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１０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１１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
　　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４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４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１月１７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３克朗一天，休养了１９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９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
　　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
　　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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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
　　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
　　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
　　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
　　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３００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６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７００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１０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１９０７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９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１０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
　　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
　　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
　　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
　　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
　　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
　　１２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
　　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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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１９０７．１２—１９１３．５（１）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９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３５９克朗，其中５９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７７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４７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
　　３５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