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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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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此次日元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不涉及主权领土的东西,西原之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最优者。”

听了段祺瑞的解释,学生领袖们面面面相觑,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

而差不多是同一时刻,在赵家楼,交通部总长曹汝霖也在向在座的陆宗舆和章宗祥,解释着西原借款的详情。

“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中央政府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实际上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时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当时邮传部跟日本银行的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10‰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第224章 游行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样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卖国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卖国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霜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日本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霜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典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日本,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典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典的评价,曹汝霜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棋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棋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棋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段棋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棋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棋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棋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此,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棋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棋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霜,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霜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棋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棋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棋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霜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棋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棋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谈霜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妒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睛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姓胳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达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刘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大家到齐”学生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休。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急忙赶来承天门”立于红墙之下,劝说学生,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校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休亦向南出发。”。

“今参加**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前。”。

“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休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生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简单明白,流传甚广,现录如下:“。

“现在日本以向我政府借款为名,欲图管理我*事,控制我国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欺侮!国家要灭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政府日元借款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北大某学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便要激进得多,现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此虽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未见**学生准备手枪炸弹。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斯时记忆犹新。自**建立以来,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北大学生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宣言之微妙差别,隐约可见**中之不同声音也。”。

“学生之所以集会承天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之公共活动空间。承天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虽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消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矩丽,乃于**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承天门前莫属。…”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前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最迟。凡先到者轨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学生**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1

但此时的记者们也并没有想到,这一回的学生集会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因为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而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他们的抗议**,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是北大学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主权…”四个大字。

在学生们陆续到齐之后,学生领袖们的演讲便开始了。

“此时在偌大的承天门广场上”并没有扩音设备,演讲者站立在方桌之上,虽然慷慨陈辞,但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之后,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四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美使不在,学生遂留下言辞恳协之“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美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亦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之所以欲往东而非向北,显然是冲仅有一街之隔之日本使馆。”。

“此前步军统领李长泰劝说学生之言,乃当局最担心**引起国际纠纷。而学生**皆尊守法度,未有丝毫过激行动,其爱国又不失理性可见一般。”。

“该学生队伍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承天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兵队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军警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霜之住宅。”。

“至于到东交民巷之不让学生**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东交民巷最初为名东江米巷,乃明、清两代属于承天门前“五部六府,范畴。乾嘉年间,乃设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之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庚子事变中,西太后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和约,此后,东交民巷即成变相之“租界,矣。”。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

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软!”。

第225章 火烧赵家楼

“使馆区除四面修筑炮台外,还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再加上东西两端由外国军警日夜把守的铁门,使这里成了道地的‘国中之国’。不但中国官员、百姓不能随意进入,连人力车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许通行。平日即是如此,而在这个意义上,平心而论,当天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学生队伍通过使馆区,亦并非故意刁难。”

当天在场的记者们这样的报导并无失实之处,只是此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历史的转折点,就在这一时刻开始。

直到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因为到现在为止,学生们并没有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这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只是最早赶到现场的步军统领李长泰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在此之后,形势会急转直下。甚至于后来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曹汝霖当时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但却并没感觉到危险,而是在参加完总统府的午宴后,照常回到了家中。

而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但没有平息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了强烈反弹。

“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竟然是‘和约’”

在确定无法通过使馆区后,一位学生代表愤懑地大叫了起来。

“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这是我们的耻辱耻辱”

“如今国犹未亡,而自家之土地已不许我等通行,果至亡后之屈辱痛苦又将如何?”

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使学生们倍感愤怒,尽管一个个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哪怕是气炸了肺,也无济于事

正当学生们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去赵家楼找狗日的卖国贼算帐”

而听到这一声呼喝,本来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沸腾起来。

一些记者这样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遂决定直扑曹汝霖家,其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丝毫无任何效力了。”

“是时,学生队至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

在6月4日这一天,去赵家楼这等“神来之笔”,其实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一位学生领袖这样说道:“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我们大家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

赵家楼原为明代在位时间仅6年的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因为府内后花园假山上的亭子象楼一样,所以被称为赵家楼。赵家楼有南北两条不很宽的胡同,也因为赵家楼的关系,名之为前赵家楼胡同和后赵家楼胡同。如今的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宅邸,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共有房屋50多间,三个大门,内部装潢富丽华美。其西面是中式楼房,曹汝霖自住;东面是加盖的西式平房,为曹汝霖的父亲曹成达所居。此时曹宅的门窗皆装有铁栅,紧闭不开。而在学生游行期间,政府为防意外发生,已经派遣军警三十余人在此保护。

“火烧赵家楼”这场戏,乃是此次抗议游行的高潮,而关于这个高潮,流传的版本却也多种多样。

“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学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

“一学生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

“一同学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该同学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某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某君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同学们又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另外几名同学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砸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同学便蜂拥而入。”(以上版本听起来象是武侠小说章

“高师同学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

“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只见公馆大门紧闭,有数十名武装警察守卫着大门。学生队伍便在大门外怒吼高叫‘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但是如何能打进去?公馆大门的左右边,各有一个人多高的小窗户,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另有一部分人就痛哭流涕地向他们演说:卖国贼如何卖国,中国如何危险等,警察们终于被感动而放松了手。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部还有数十名武装警察,正枪口对着他。接着某君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大概也由于良心发现,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某君便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涌而入。”

“几千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象‘大观园’一样的公馆的各个角落。于是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学生各处搜寻曹汝霖,不见踪影。忽而搜得一个穿着文官礼服的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便是曹汝霖’(实际是章宗祥)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学生打曹汝霖的头,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头;打曹的脚,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脚,他这样拼命保护曹贼,挨了许多的打,却始终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啊’大家虽然也痛恨日本人,但害怕闹出国际交涉来,于是把曹汝霖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本人把他护送逃去了。等一会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于;对那位姨太太则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学生们也把它捣毁了。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二十余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记得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同学快跑去买盒火柴,大家都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而关于火烧赵家楼的情形,不同版本的说法也很多。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

“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了这个狗咋种’的念头。”

“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这是从何说起?)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

“某人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某人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而高师的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一位高师学生说:“我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高师同学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北大学生会某队长所发现,阻止说:‘这样绝不可以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该学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对于火烧赵家楼的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北大的学运领袖也罢,高师的学运领袖也罢,其实是左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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