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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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果单方面缩小舰队，确实会给日本的国防带来危险，但是如果‘八八舰队’案得以遂行，却又会使日本溺入财政亡国、军备亡国的深渊。一部分国人意气用事，认为忍受痛苦、奉献薪禄、节衣缩食也要把‘八八舰队’建造出来，才是爱国的表现，实际上却大谬不然。不出数年，日本必定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下去：海军军费提高到6亿日元——增税——给国民带来巨大困苦——财政拮据——不得不单独缩小海军舰队规模。这也就是不战自败。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我想，以后的事实会证明，这位日本记者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杨朔铭看完报告，冷笑了一声，说道。

第222章　风雨前夜

曦雪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瞳仁突然闪过淡淡的红光，尽管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了，但她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该是有个了结的时候了。”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将报告还给了曦雪，来到了扶栏前，迎着金色的阳光，舒展了一下身体。

“什么事情有个了结？”曦雪忍不住在他身后问道，“你又要打仗了吗？”

杨朔铭回头看了看她，看到她眼中不自觉闪过的焦急之色，不由得有些惊奇。

“当然不是。”杨朔铭指了指脚下正在航行的巨大战舰，说道，“这些军舰，炮口永远是对外的。”

曦雪的脸一红，似乎为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感到有些后悔。

“这个国家经历的战火已经够多的了，只要可能，我就不会让中国人自己打起来。”杨朔铭的脸上现出了一个无害甚至可以说是无邪的笑容，但却让曦雪感到一阵恶寒。

“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打个你死我活才能够分出胜负，用一些别的手段，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杨朔铭说道，“自从来到了这里，我其实学会了不少的东西。”

听了他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曦雪感到很是奇怪，但她并没有向刚才那样的发出追问。

“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下去吧”杨朔铭望了望远处天空中浮动的大团乌云，对曦雪说道。

入夜，北京，中国青年党会所。

“果真象国社党说的那样，这一次的选举，是彻头彻尾的贿选。”

“在选举期间，跟徐树铮密电往来的各地实力派北洋军人，至少有十六人，参加选举的十七省中，徐树铮能够影响的占十二个省。换言之，除了赣闽滇桂湘等五省，地方首长几乎全部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在多数情况下，徐树铮甚至直接把他要其当选的名单发给各省督军，让他们照单接受，这些督军也就真的照单接受，选出来的人，就是名单上的货色，一丝不差。徐树铮还称之为花钱‘买鱼’。真是岂有此理”

“此次选举是复选制，由选区选出额定的初选当选人，然后由这些当选人互选出议员。初选时的票，比较便宜，只要把地方领袖如乡董、族长之类收买了，大批的票就到手了。初选买了，复选更得买。所以在复选的时候，买票特别明显，也特别放肆。凡参加选举的省份，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凡是地方军阀‘辅选’不力的地方，徐树铮的贿选的力度就大一点。买票卖票交易所在地，把市面都弄得热闹起来，尤以茶楼、酒馆、激院为利市数倍。象保定原来娼业萧条，一等激院只余三家，近自选举盛行，忽又添六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贿选是需要钱的，选举就得要钱，其实选举本身就需要经费，如果想要操纵选举，收买选票，没有大把的钱是不行的。可段祺瑞操纵选举，他小徐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份材料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大部分也来自于向日本人的借款。日本人借款给段祺瑞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其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日本人的借款，这上面说是从三菱公司借来的。经手人，是曹汝霖和西原龟三。这上面说，西原借款中第一笔2000万元，有1700余万被用在了国会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上。”

“《顺天时报》公开报道说是财政部和交通部各出了70万大洋，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用的。曾毓隽（段祺瑞的另一个核心幕僚）也说过，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每月津贴，每人是300元，是徐树铮从陆军部那边儿截留过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大笔资金的投入，他们弄的这个为了选举才临时纠合起来的‘安福俱乐部‘，才能够大败风头正劲的研究系进步党，吞掉了本届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人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日本人一向精明，他们既然借钱给段祺瑞建立私军，对于这样大的用款破绽，应该不会没有觉察，但却一声不响，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头。可见是早有预谋的。”

“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公开出来。”

“我们现在应该是尽力防止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拆段政府的台，只怕会帮了苏俄的大忙。”

听了大家的话，为首的一位一身黑色西服的学者模样的人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沉声说道：“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是本党的宗旨，如今段祺瑞接受日款贿选，隐然已是日本侵华之帮凶，篡政之国贼，不可不除。俄国和日本同为我中华之大敌，二者皆需一样提防，不可偏废。”

这个人，便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首曾琦。

中国青年党于1918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从那时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有跟刚刚传入中国的共有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在青年党成立时便郑重指出：“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俄国十月暴动之发，国内思慕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人甚嚣尘上，更有一班人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此辈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党，挂羊头卖狗肉。**党也开始联俄容布，使其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19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说：“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芜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李与曾琦的通信讨论，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曾主张，世界**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黎寿昌、邓仲康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中去，用黎寿昌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黎寿昌、邓仲康们的“共有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当时的一位少中会成员说，“斯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布尔什维克们有《血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在同一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布尔什维克们的机关刊物《中华青年》。

对于中国青年党来说，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是希望中国走“国家主义”的道路。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为党员所坚持。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曾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含义：

“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1，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

从曾琦对“国贼”和“强权”的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意思。但是，此时的青年党人，已经看出了苏俄向中国输出**的危险，因而曾琦在《醒狮》周报上，曾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有主义者们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有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主义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不错，现在日本对我国的威胁，要远远的大于苏俄。”另一位青年党党首左舜生说道，“你们大家看看这西原借款的条件，一半是交通银行的借款，名义上是为了稳定我国的金融体系，实际是想要控制我国的金融命脉，扶持我国政府内部的亲日势力。关于东三省的各项借款，其目的是想要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铁路借款，是想要将手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关于军事方面的，是想把手伸到我国的军队建设和军械制造方面。这可是当年‘二十一条’第五号里面的内容啊其用心险恶如此”

“而且这借款多数还打着民间借贷的名义，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错，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其实都不是真的民间，只要是日本人插手的事，肯定就没有好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能还坐在这里了。”曾琦起身说道，“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让段政府下台换上一个好人做的政府”

“我党成立未久，势单力孤，这件事是国社党那边最先发现了，倒不如我们两党联合行动好了。”有人提议道。

“国社党首倡科学、民主、自由，亦以国家主义为圭皋，与我党宗旨相近者极多，此次不妨联手行动好了。”左舜生表示了赞同。

“进步党是自袁世凯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这一下和段政府分道扬镳，所以他们那边，我们也不妨暗中通报一下，他们那帮人都是老牌的政客，长于政争，把他们也发动起来，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

“我们手里虽然有证据，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把这事看得太容易。”曾琦说道，“段祺瑞是‘再造共和’的元勋，在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他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他自己的那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现在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而且没有参与洪宪帝制，还颇有微词，上台执政之后，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南方也表示认可，‘北蔡南杨’无一人有异词，甚至于原来属于海外**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单单一个贿选，是扳不倒他的。想要扳倒他，必须要着落在这借日款的目的上才行。”

第223章　示威

“这一次咱们青年党打头阵，风险其实是很大的。”左舜生叹息道，“弄不好可是会血流成河的。”

“冲突肯定是会有的，但血流成河应该是不至于，现在已经不是前清那会儿了，袁世凯尚且不敢如此，更何况他段祺瑞了。”曾琦说道，“他如果敢这么干，就更应该尽早把他推下去，免得为祸天下。”

“是啊就象今日之苏俄，如果当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杀死，这苏俄便也不会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了。今日之俄民，当不会想到，他们在所谓**成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天。”有人感叹起来。

“所幸咱们中华现在还没有沦落到那一部。”

当会议最终结束，具体行动方案也基本确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

看着阴沉沉不见一点星光的夜空，曾琦的心头也禁不住沉甸甸的。

1920年6月4日，清晨，北京，居仁堂，中华民国大总统府。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东北还我主权”

“打倒亲日卖国贼”

听着窗外远处传来的阵阵示威学生们发出的吼叫声，黎元洪有些无奈地看着副总统冯国璋、国务卿徐世昌和财政部总长梁士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段芝泉这一次借日本人的钱花，果然借出麻烦来了。”徐世昌叹息道。

对于段祺瑞从日本人那里借款的事，黎元洪徐世昌等人虽然知道得不甚详细，但却也不是一无所闻。

自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寺内正毅的私人特使西原龟三来华，在中国政府高层频繁活动，特别是在西原龟三主持的日元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是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旅大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而日本对中国主权的蚕食，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所谓中日亲善能看得见的成绩，也就是这西原借款。

但是，对于滚滚而来的西原借款，一些知情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照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这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一开始，借款的消息在中国政府内部走漏之后（以这时的中国政府，绝对保密的事情是根本做不出来的）人们就开始怀疑段祺瑞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至于那些跟段祺瑞靠得并不近的军阀政客就更不用说了。

而当报纸上最终披露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内幕之后，民间的猜疑和焦虑，一下子演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并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喷涌了出来。

报纸上披露的关于西原借款的内容中，最为要命的是，着重点明了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祺瑞政府，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支持段祺瑞成立私人武装打内战

“日本人的钱，是那么好花的么？芝泉糊涂啊糊涂”一身军装的冯国璋用拳头用力捶着大腿，痛惜地说道。

听了冯国璋的话，屋子里的中国军政要员们全都忧声叹息起来。

此时的徐世昌，听着外面的阵阵吼声，目光又不由自主的落到了桌子上的报纸上。

报纸上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无一刻不刺痛着徐世昌的神经：

“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而有了西原借款，一切便都不同了。”

“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及原敬政府的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想要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象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

“尤其让我等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日本人竟然借此借款的机会，插手我们中国的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当中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用武力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着大把大把的日元，也都偷偷摸摸的实现了听说准备编练的中央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清一色使用日本的教练。我们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编练，其实就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来的，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时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甚至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象中央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还特意强调，新编练的中央军，‘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这意思就是说，中央军以后就是北洋的中央军。而现在，北洋即皖系，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他段祺瑞的私军。听闻中央军的一个旅长在队列讲话里竟然这样说：‘军队就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从这话便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主人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理所当然，就是段祺瑞”

梁士诒忧心忡忡地放下了报纸，说道：“芝泉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现在应该出来给个说法啊？要不然，咱们这政府怕是没法子再做下去了。”

“咱们还是派人去边防督办府问一下他的意见吧”听了梁士诒的话，黎元洪如释重负般的出了一口长气，叫过一名总统府官员吩咐了几句，官员领命而去。

而此时的黎元洪和徐世晶冯国璋等人并不知道，段祺瑞已经在给学生们“说法”了。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边防督办府外面也是人头攒动，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将整个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学生们，高举着手里的标语牌，聚拢在边防督办府的门前，而边防督办府的大门紧闭，外面大约有一百多名持着枪的军人们组成了人墙，阻住了学生们的前进道路，学生们虽然一直在高呼着口号，但却并没有向前冲击，而是显得很是理性，而他们面前的军人们，也都将枪上的刺刀取了下来，插入到了腰间的刀鞘之中。事实上，刚才在督办府卫队长的命令下，他们已经将步枪内的子弹退了出来。

“我们今日来此，并非是专和段督办为难，只是我们心中有疑惑不明，想请段督办出来，当面给我们一个说法。”为首的一名学生领袖对面前的一位军官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我等虽为一介草民，但虫儿虽小，亦知亡国之耻希望段督办能给我们大家一个明白的交待”

“兄弟知道，诸位一片爱国赤诚，兄弟已经派人进去通报了，段督办一会儿就能出来给大伙儿一个说法。”面前的军官无奈的说道，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哀求之意，“请诸位稍安勿躁，别让弟兄们为难，弟兄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

此时，如果有后世的粪情站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定会吃惊得目瞪口呆。

对粪粪五毛们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大都是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的时候，军阀当局出动军警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喋血街头的故事。而现实的情况，却和他们想象的正好相反

如果说以前他们理解的学生是老鼠，军警是猫的话，而事实上，却是学生是猫，军警是老鼠

粪青五毛们当然不会了解，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到了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进行的。袁世凯的弘宪帝国的覆亡，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拥有武力的军阀武夫们，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强大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当家的武人对民主政府抱有很大的迷信，因此，他们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动。另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高调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具有相当大的“天然合理性”，即便他们是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清代帝政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最后几乎都会被优容。在士子和丘八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在晚清的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党需要搜查。到了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峰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有的军警甚至当面称学生们为丘九，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比我们大一辈

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眼前的这一幕，也就不足为奇了。

听了军官近乎于谄媚和哀求的话，学生领袖们也不好发作，他们只是在那里和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口号，一些学生上前将一些传单发给了军人们，而当他们发现这些军人们好些人竟然不识字之后，干脆给他们讲解了起来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边防督办府的门开了，一身便装军服光着脑袋的段祺瑞，在卫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

此时的段祺瑞，面色显得有些灰暗憔悴，但身子挺得笔直，步伐稳健，一举一动不怒而威，看到段祺瑞出现，本来高呼口号的学生们一下子便得安静了下来。

为首的几名学生代表看到段祺瑞出现，先是愣了一下，他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名学生代表张传琦便大步来到了段祺瑞的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双手向前，将一份请愿书递给了段祺瑞。

段祺瑞点头答礼，然后平静地接过了请愿书，打开后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到段祺瑞在那里看起了请愿书，学生代表们也并不着急，就站在那里，等他看完。

很快，段祺瑞便看完了请愿书，此时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灰暗，显然是在强压住心头的怒气，才没有发作。

“请段督办解释一下，关于这日元借款，到底有无其事？如果有，目的是什么，背后是否象坊间传言那样，有权益的交易？”

“这借款当然是有的。”段祺瑞点了点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段祺瑞的声音不大，但听了段祺瑞的回答，学生领袖们的脸色却全都一变。

象是知道学生们会如此反应，段祺瑞深吸了一口气，给出了他的解释。

“自共和重建已来，国家财政窘迫，为使政府能够正常运作，才不得已向外借款，之所以向日本民间借款，是因为条件优厚的关系。”段祺瑞说道，“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各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此笔借款高达数亿日元，数目当然不算小了，但前者的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此次日元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不涉及主权领土的东西，西原之借款利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