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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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椋寰顺龉阒莩峭�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共计110万元。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任何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扣上了“汉奸”的帽子。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为国家和民众做了多少贡献，也摘不去这个帽子。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廷完败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随后的赔款中，伍家被勒索缴纳了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清政府在1843年还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此时的伍秉鉴已经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白银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此时，深谋远虑的伍秉鉴已经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经不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了。然而，在完成了移资海外计划后的伍秉鉴，此时却已是心灰意冷。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许多行商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没完没了的压榨，也纷纷向伍家学样，移资海外。
如今这些已经在中国大陆消亡多年的行商们，已经完全的融入了西方世界之中。
谁也想不到，现在的伍氏家族可是汇丰银行和皇家英格兰银行的大股东，也是太平洋大铁路、纽约城市银行和摩根财团的重要投资者
而这位受英国皇室诰封的“巴本伯爵”伍国华本人，其实就是皇家英格兰银行的执行董事之一，而这家银行却掌握着“世界货币”英镑的发行
如今的伍氏家族，已经可以说是和著名的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的“隐形帝国”
“故土没人记得我们，也许是好事。”伍国华收回了思绪，拍了拍女儿的手，安慰她道，“那个满清朝廷把我们看成是背弃故国的假洋人，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而我们为所在国尽忠，如今也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可以说是你刚才所说的‘正确的起点’吧。”
“我们应该和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尽量不要参与到政治当中。”伍嘉媛握住了父亲的手，说道，“我觉得，傅家这一次似乎做的有些过火了。”
“傅家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立足于国内，想要生存下来，不参与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伍国华说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很可能选错了人。”
“您认为那位段祺瑞将军没有能力让中国稳定下来，是吗？”伍嘉媛问道。
“以我的观察，段祺瑞的军事才能，应该在那位袁世凯皇帝之上，但他的政治才能，却远远的不及那位皇帝。”伍国华说道，“他是军人，如果从事军人的本职，会做得很好，但作为政治家吗……”伍国华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之色，“也许，现在还不是我们重回故国的时候。”
“那这位小杨将军，您怎么看？他也是一名军人，但似乎不是正经的军校出身。”伍嘉媛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信，好奇的问道，“他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吗？”
“这个人是难得一见的奇才，似乎无所不知。”听到女儿的问话，伍国华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只是，他的身世疑团太多，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关于他的信息太少，而且以他的年龄和阅历，和他现在所建立的功业太不相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个人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和年龄的关系也许并不大。”伍嘉媛说着，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那位未婚夫婿，俏脸不由得微微一红。
“也许你说的对。”伍国华象是在对女儿说话，又象是在自言自语，“对他，我们还需要仔细的观察一段时间才行……”
正在这时，一位仆人走了进来，将当天的报纸送到了伍国华的面前，然后鞠躬行礼退出。
伍嘉媛望着渐渐陷入到沉思当中的父亲，微微一笑，她没有打扰父亲的思考，而是随手取过了报纸打开。
而当她的目光落到报纸的头版消息时，目光立刻变得专注起来。
北京，新华门广场。
“号外号外顾品珍倒唐成功已经占据云南唐继尧下落不明”
“号外号外傅良佐就任湘督”
“号外号外美国东海岸发现德国潜水艇出没”
“号外号外俄国暴*加剧蔓延全国”
“号外号外协约四国共同约定共同出兵海参崴”
“号外号外国会重开再即”
心事重重的梁启超听到报童的叫卖声，上前将一张钞票递给了一位报童，报童接过钞票，高兴地递给了他一卷报纸，然后继续叫卖起来。
梁启超接过报纸后并没有马上打开来看，他看了看表，招手上了一辆人力车，并告诉了人力车夫要去哪里。听了他说的地址，人力车夫竟然面有惧色，但在梁启超又塞给他一张钞票之后，人力车夫不再犹豫，而是将梁启超载在车上，然后拉着他飞奔而去。
不一会儿，梁启超便来到了杨度的首相府门前。
让梁启超感到意外的是，今天的杨府门口，已经没有了那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军人。
梁启超下了车来到门口，敲了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门房小心地从门缝里探出头来，他看到梁启超后，显然认出了他是谁，本来有些紧张的面孔出现了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
“是梁先生啊快请进您等着，我马上就去给您通报”
梁启超点了点头，随着门房来到了客厅里，门房急匆匆的进去通报，不一会儿，杨度便出来了。
“想不到今天圈禁的日子结束，第一个来看我的，竟然是你梁任公。”杨度看着梁启超，笑着说道。
“皙子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就是瘦了些。”梁启超看着面色消瘦的杨度，知道他在这段“圈禁”的日本里应该是没少吃苦，不由得感叹起来。
“能看到皙子如此，我心里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梁启超说道。
“是啊，我是弘宪帝制首逆，按道理本不应该活得这么好来着。”杨度不无自嘲之意的苦笑了一声，在梁启超面前坐了下来。
“段芝泉还不至于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梁启超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将手里的报纸递给了杨度。
“好多天没看到报纸了，感谢卓如给我送来了这上等之薪。”杨度笑着从梁启超手中接过了报纸，打开看了起来。
“顾品珍倒唐成功，又通电宣布滇省归附政府，这西南之乱，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杨度看了一眼报纸，叹息了一声，“可惜大行皇帝和嗣皇帝都看不到了。”
听到杨度说到死去的袁世凯父子，梁启超也禁不住长叹了一声。
“项城公一代雄杰，于国于民皆有大功，竟落得如此下场，实是可悲可痛。”
“吾所可痛者，乃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中国之日。吾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当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第188章 联省共和亦是路
听了杨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启超有些吃惊，一时竟然语塞。
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但主义之争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些低能猪脑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皙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扼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祺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不敢去杨朔铭的后院骚扰，却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湖南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踵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淫、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醴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醴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凯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使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也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祺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祺瑞并不放心，对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傅良佐便可入湘一举平定，这样湖南便可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挡杨朔铭北上的屏障。
“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再怎么说也好过这样的军阀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革命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革命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独裁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革命”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自辛亥革命以来，联邦自治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凯称帝后，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此后革命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在南方举旗反袁，明确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由共和到帝制让人们看到了过度中央集权的危险，而“弘宪帝国”覆灭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危险，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地方中小军阀层面，大大小小的军头们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阀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国家持续动荡带来的灾难和军阀混战的危险；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已经走了多年，一无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间的救国路线。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治现状有着深刻理解的优秀政治家，杨度当然清楚这当中的利弊。
“国会重开在即，他段芝泉却出了这么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杨度说道。
“国会重开，皙子怎么看？”梁启超听到杨度提到国会重开的事，立刻问道。
“国会开不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杨度看着梁启超，笑了笑，说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显一番身手了。”
梁启超听出了杨度话里的讽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却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没有告诉杨度，国会之所以能够重开，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间的合作，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段祺瑞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也知道用文人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而且段祺瑞曾留学德国，对西方的代议制也甚是推崇。段祺瑞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时，进步党是除了***之外的第二大党，是从晚清时期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在各地颇有根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身亡后，梁启超以他的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以很大的支持，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在段祺瑞上台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合作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在段祺瑞“平乱”期间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段祺瑞重开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而新一届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弄起来的。
梁启超等研究系大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在历经“弘宪帝国”和南方叛乱之后，原来的包括孙氏中华革命党在内的属于***的势力已经冰消瓦解，不成形了，而交通系虽然财力雄厚，但并不象一个政党，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国内目前能够称得上大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研究系有望在新一届国会当中，独占鳌头，成为第一大党。
作为研究系的首脑人物，梁启超希望能够在国会选举胜利之后，真正的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洗雪当年激进的“戊戌变法”不成而导致国家动荡所带来的耻辱。
“此次重开国会，有几件事，还需要卓如你多加注意。”杨度看出了梁启超心里在想什么，提醒了他一句。
“愿闻其详。”梁启超收敛了思绪，脸上现出了关注之色。
“段芝泉此人，可为将而不可为相，更不可为帝，”杨度说道，“他虽然倡议重开国会，但他心里想要的，是一个能听他话的国会，这一点，我想卓如心里应该清楚。”
梁启超听了杨度的话，微微一愣，然后显得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
第189章 救国之道
杨度注意到了梁启超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他不动声色地一笑，继续说道：“但凡事涉选举，出人意料之处甚多，卓如切不可自信过高，一如当年桃源渔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听了杨度后一句话的提醒，梁启超想起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宋教仁遇刺案，脸色不由得一变。
“皙子所言甚是。”梁启超的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前些天我在《纵横谈》杂志上看到过关于桃源渔父遇刺案的详情披露，凶手竟然是陈英仕，且幕后主使竟为孙氏，真是太过出人意料。”
“我记得那篇文章是一个署名叫‘冰火’的人写的，我是从《京华时报》上看到的。”杨度看到梁启超听进去了自己的话，眼中闪过欣慰之意，“读其文，个中之惊心动魄，不亚于深夜之读惊悚小说，真不知他是从哪里搜罗来这许多证据。”
“该文所指皆有翔实证物，分析又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只怕如今起孙氏于地下，亦难自辩。”梁启超叹息道。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
在后世的人眼中，宋教仁一直是伟大的**先行者的亲密战友和好朋友，被伟大的**先行者称为“为宪法流血之第一人”，而那篇看得杨度冷气直冒的文章，却用翔实的史料，向世人揭示出了二人关系的另外一面。
早在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就曾公开表示说：“象孙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想要达到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领袖人物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友人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又明确的再一次表示说：“孙氏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运动。”
一个被有意忽略掉的事实是，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宋教仁其实是最早反对党魁伟大的**先行者的一个人。但是，宋教仁却没有象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的公开站出来对孙氏进行挑战，也没有象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伟大的**先行者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伟大的**先行者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实际上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与党魁孙氏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曾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氏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宋在日记中指出，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氏“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早在辛亥**前，孙宋二人便屡有冲突，同盟会曾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而宋教仁当时均未站出来为孙氏说话，以致于陈英仕等“拥孙派”对其十分痛恨。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又与孙氏处处相反，孙氏主张北伐，宋教仁则主张南北议和，推袁世凯为总统。孙氏主张定都南京，而宋教仁与章太炎等人均主张定都北京。
除此之外，二人之政见亦大相径庭，孙氏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法式责任内阁制。孙氏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大计。”双方一度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和激进的**派不同，宋教仁一向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及和平竞争。在这一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但宋教仁的举动，却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伟大的**先行者、陈英仕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人士，陷入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当中，从而造成了“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后来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其实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英仕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英仕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证据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英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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