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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恋歌--开在岩缝的花(长篇小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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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告诉女儿,现在这个社会有许多事是没有是非,是无法说得清楚的;他想告诉女儿,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人们只能叩头、请安、葡匐、唱诺、恳恩,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强权者永远是正确的,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毁了无数个家庭,难道不是已经惨不忍睹吗?……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说的,文字狱已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一种濒临绝境的恐惧,他不能让自己的家人陷入那万劫不复的痛苦的深渊。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佝偻如虾。

  她心里已是刀割般的疼痛,忙走过去,替父亲轻轻地捶着背。

  这时,不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惨叫,在这静夜里听来格外惊恐骇人。

  显然,又是有人在这黑夜里被造反派抄家了。眼下,抄家已成了造反派的家常便饭,成了一种革命的手段,公民的一切权利都被遭到践踏。

  只听见一个粗大的嗓门在吼:“你叫什么叫,对于你们这些反动的家伙,就得采用革命的手段!”

  一个尖锐的女声也凶狠狠地跟着喝斥:“老实点!过去你们欺压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就得把你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屋里的人一时全都惶恐不安。父亲也白了脸,忙颤抖着双手去关了窗门。但仍有声音透过窗门传了进来,有拍打桌子的声音,有什么东西被摔在地上,发出“咣当”声响,有女人微弱而凄凉的啜泣声,充满了绝望和悲哀。

  谁也没有说话。

  好一会,一亲友说:“妹子,你刚才也听到了的,凡是家里有问题的人活着都不容易。”

  另一个亲友说:“妹子,你若不听老人言,将来要吃大亏的。”

  母亲一旁叹口气道:“妹子,你要再不听话,爸妈都会死在你手里。”

  她身子微不可察地一震,从眼里涌出两泡泪水,便又连忙低下头去。她感到孤独无助,亲人们怎么都变得这样陌生了呢?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可这需要挣脱太多的羁绊。她实在是不忍心面对父亲的那斑白纷乱的鬓发,也没有勇气回绝母亲那老泪纵横的面容,便双手捂住脸一头跑进自己房里去,再也忍不住大颗的泪珠不停地吧嗒着往下掉,一股刻骨铭心的落寞顿时从心底升起。

  四十四

  匆匆吃过早饭,李宇轩便急着出门,他要出去找点事做,去挣一份吃饭钱,一个男子汉住在城里,总不能老要靠一个女孩子接济。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解决好衣食住行,解决好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城市又变得喧嚣嘈杂起来,无数只高音喇叭震天撼地的吼叫,头戴绿军帽或藤条帽的造反派们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各条街上走过。不时有人散发出各种传单,像雪片一样满街飘扬着、飞舞着。

  他匆匆地穿过一条街,刚拐进另一条街,忽见前面有人吵嚷,而且围了好些人。听声音好熟悉,他心下犯疑,便忙挤了过去,竟而是何建国在和两个戴袖章的造反派争执。

  一个戴红袖章的高大汉子冲他吼道:“好啊,大白天在这里搞投机倒把!”

  何建国胀红着脸争辩道:“我一个知青,自己在乡下做的桌子,怎么就不能拿出来卖?”

  原来何建国在乡下学会了木匠活,见云雾山里木材多,就做了几张圆桌,带回长沙来卖。

  “怎么,知青就能搞投机倒把?”高大汉子凶得脸上都要崩开口子了,“居然还摆到街上来,你还有没有王法?”说着就要动手搬圆桌。

  “我这是犯的哪门子王法?”何建国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年到头,口袋里布贴布,好不容易做了张桌子卖,这也算投机倒把?”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

  “呸!一张桌子就是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就多了,满街都是!”

  周围就有人笑了起来。

  两个红袖章一下红了脸块,恼羞成怒,忿忿地骂:“你小子怕是活腻了!”说着扑过来要抢桌子。

  何建国便死命护住不让他们抢走。

  这时,一旁有人插话道:“你们两个也是,你家里或你的亲戚朋友难道就没有下乡当知青的,你们做事何必这么较真?”

  两个红袖章一愣,慢慢将搬着桌子的手松开,一挥手说:“你莫摆在这里,让我们过不得身。”

  何建国只得将桌子背上往回来。

  李宇轩忙追上他,说:“何建国,没想到会是你啊!”

  何建国仍一脸忿怒地说:“李宇轩,你来说说,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知青,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那无产阶级就是连桌子也没有了?”

  “嘘!小声点,当心人家抓你个现反。”李宇轩说。

  何建国这才声音小了些,仍然十分忿懑:“我是想搞点生活费,一个男子汉回家了,还能好意思要父母养活吗?……哎,你这是上哪里去?”

  他笑了笑道:“和你一样,想出来找点生活费。”

  “走,上我家里去!”何建国热情邀他。

  “下次我一定去,”他说,“我得赶去河边码头看看,去晚了,只怕找不到活干了。”

  “那好,明天我也跟你一块去。”说罢,何建国便背着桌子走了。

  他看着何建国的身影在人群里消失,这才转身要走,眼前却忽地一亮,不知什么时候,夏雨却站在了他面前。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惊喜地问。

  “我刚来的呀,正要上你家里去找你。”夏雨说。

  “走,我们这就回去。”他高兴地说。

  进了屋,夏雨忙从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他说:“这是我刚弄到手的北京《中学*报》,上面有一篇《出身论》写得真好。”

  “是吗?让我看看。”他接过报纸,忙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得出,他很激动。

  “你看这段话,”她指报纸对他说:“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你看,这是不是说得很好?”

  “对,的确是这么回事。”他点了点头说。

  “你再看这段,”她又指着另一段文字说,“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这说得有道理,把我们心里不敢说的全给说出来了。”他说,感到心在跳跃,脉搏都亢急起来。

  “还有这里说的: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好!全是我们心里想说的话!”他把报纸放在桌上,用拇指揉按着太阳穴,让自己悸动的心房和紧绷的神经平静、松弛一些。 “这文章传得很广,是王一男今儿一早给我送来的,她叫我好好看看,我看完后就急着给你送来了。”她有些激动地说。

  “可惜不是中央文件,这作不得数的。”他忽然又叹了口气。

  “但也说明了已有人看出了这种唯家庭出身来看待我们是很不公的。”她瞥他一眼,眉棱子一闪一闪地说。

  “这有用吗?”

  “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不公,总有一天,我们不会再遭到人们的唾弃,而我们就能找回到人的尊严。”

  “但愿如此,”他说,刚才的激动遂又变得心思重重,“其实,国家,小家都是家,国家平安了,小家就平安,每个小家平安了,国家也就平安。只不知,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个平平安安的家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二章  自己的生计大事
四十五

  这天,一大早,屋外的高音喇叭就又喊得震耳欲聋,就像天空滚过一阵闷雷。

  这些天,夏雨的母亲一直都没有睡好。她睡不着,她是为夏雨担心,现在喇叭里这一喊,她更是没法儿睡了,索性坐了起来。冷风飕飕的,她就把被子裹紧身子,睁着两眼看着窗外。这几天,广播里都在反复播着这个省革筹与军管会关于动员返城知青回到乡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通知的内容她几乎都能背诵了。心里就很是不安,简直不知怎么好了。她手忙脚乱地摸摸这儿,动动那儿,想借机会稳稳神,可她心慌意乱,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她决定去找找派出所,她不能再让女儿下到乡下去,只要能在城里找个成份好的嫁出去,妹子也就有了个好的归宿,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当然,这得她自己去,老头子头上还顶着顶份子的帽子,说不起话,没人听的。那么自己说的话人家会不会听呢?不知道,但不管怎样,她得亲自去一趟。

  胡乱吃过早饭,她就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去了。

  派出所就在一幢两层红砖楼房里,屋里也有好些戴红袖章的造反派进进出出。

  她看到这些戴红袖章的人头就发晕,心头就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那些人都只管忙着自己的事,没人理他。只有一个红袖章拦住她问:“老婆子,你要干什么?”她才四十多岁年纪,却已憔悴得像个老太婆了,难怪人家要唤她老婆子了。

  她说:“我想找你们的领导,来反映点情况。”

  “你去找办公室吧。”那人用手朝隔壁一间大房子一指说。

  说是大房子,其实不大,却窗明几净,四面墙粉刷得雪白,正面墙上一行用红油漆写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分外醒目,两边墙上张贴着学习心得和工作计划等。屋子里显得庄严肃穆。

  一位中年民警坐在办公桌前,一脸严肃,似乎他永远不知道笑似的。他抬起眼,打量了她一下,问:“有什么事吗?”

  “领导,是这样的,”她极力让自己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平静下来,走前一步说,“我有个女儿在乡下,可我们两老身体都不好,你看我,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头晕,就浑身乏力,是不是能让她回来……”

  中年民警不耐烦地皱了皱眉,问:“哪个街道的?”

  “羊角湾街。”

  “叫什么名字?”

  “易慧珠。”

  “老公呢?”

  “夏剑秋。”

  他翻开一本户藉册看了看,就忿怒地一拍桌子道:“胡闹!”

  她便吓得一颗心又蹦跳了一下,愣愣怔怔地呆着。

  中年民警喝斥道:“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你们不思改造,却要把自己的女儿往资产阶级路上拉,往你们那反动阶级的路上拉,这不是胡闹是什么?”

  “可……可我们身……身体确实是不……不行……”她说的结结巴巴。

  “装什么可怜,回去,好好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

  “领导,您能不能行……行行好?”

  “听见没有?回去!再闹,我就一索子吊起你!”中年民警大声吼着,一副凶霸霸的样子。

  她突然像被雷击了似的,身子猛一哆嗦,继而绝望地闭了双眼。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只觉得脑子里一阵阵晕眩,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她踉踉跄跄地走着,她觉着自己快支撑不住了,快要倒下去了,她粗重地喘息着。

  这时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父亲问夏阳:“你们看见你妈了吗?”

  “没有啊!”夏阳说。

  “那快去找找吧,你妈有心脏病,万一摔着哪里就不好办了。”父亲急得脸都变了色。

  “爸,您可别吓着我们了。”夏阳嗫嚅着道。

  “不是吓你们,”父亲说,“你忘了?隔壁的李家婆婆去年不是在路上摔了一跤就中风去了吗?”

  夏阳便忙去找夏雨:“夏雨,看见妈了吗?”

  “没有看见呀!”

  “她上哪去了呢?”

  “不知道。怎么,妈不见了?”夏雨也立时紧张起来。

  “走,我们出去找找。”夏阳。

  姐妹俩便一齐匆匆地跑了出来。长沙城这么大,能上哪去找呢?两人急得都快要哭了。

  一位好心的邻居大婶告诉她俩说:“我看见她一个人往派出所的方向去了,大概是去派出所了吧。”

  “妈也是,一个人去派出所做什么?”夏雨说。

  “肯定是为你的事。”夏阳说。

  “为我?”

  “妈是不想让你再下到乡下去,再和那个姓李的伢子好。”

  夏雨就不再吭声,只管往前走去,心里却急得像有十来只猫爪在抓。

  终于看见妈了,她正倚着一扇墙直喘气儿。她记得她是从那幢二层红砖楼里走出来的,走进了一条小巷,可是,忽然她觉得疲劳,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这疲劳从头到脚震动着她,眼前的路就变得模糊了,小巷就变长了,她觉得永远也走不出小巷子了。

  两人忙朝她奔了过去。

  夏阳喊:“妈,您别这样好不好?”

  母亲费力地抬了抬眼,眼里忽地涌出了泪水,抖动着双唇,喃喃地说:“我没事,回……回家去吧。”

  两人便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母亲。夏雨说:“妈,您不应该跑出来的,您身体有病,干吗要往外跑呢?我都长大了,您不用操心的。”

  “长大了?”母亲费力地笑了一下,说:“我怎么觉着你老是长不大呢?”

  四十六

  李宇轩刚走出门,迎面却撞上一个人,那人走得匆急,两人就撞了个满怀。他定眼一看,来人竟是邱文斌,忙一把抓住高兴地嚷道:“邱文斌!你小子躲哪里去了?好些日子都没见着你。”

  邱文斌笑道:“我能躲哪里去呢?我这不是来找你吗?”

  好朋友相见,自是分外亲热,李宇轩忙把他往屋里拉:“快,进屋里坐。”

  邱文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好几天了,”李宇轩说,“哎,你回来都干什么去了?”

  “能干什么?为生计大事嘛!”邱文斌又笑了笑。

  “生计大事?”

  “嗯啰!我来找你,就是叫你一块去干。”

  “干什么?”李宇轩有些惊讶地望他。

  邱文斌便说:“我们一些知青搞了个知青造反组织‘争朝夕’,办了份知青报纸也叫《争朝夕》。我知道你笔头子好,来和我们一块办报纸吧,你就负责写文章。”

  “我?我那水平,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邱文斌两眼一瞪道,“为了我们知青的生计,我们自己不去呼喊,还能有谁会替我们说话?”

  “好吧,我干。”

  “这就对了嘛,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邱文斌高兴了,朝他肩上拍了一巴掌说:“要不,今天你就跟我过去,那里有个食堂,一天三餐都在那里吃,怎样?”

  “嗬,你这可真是只争朝夕啊!”李宇轩也高兴得笑了,便跟着他往外走。出门时,却又问:“你们真有食堂?哪来的钱?”

  “我们找市革筹小组要的嘛,现在什么事都是造反有理,他能不给?”邱文斌说着便嘿儿嘿儿地笑。

  李宇轩却大睁着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

  “走吧,我还能骗了你不成?”邱文斌说。

  “我在想,这钱来得这么容易,不会是做梦吧?”

  “呵呵呵!”邱文斌笑道,“这就是时下说的,千条万绪一句话,造反有理嘛!”

  “争朝夕”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在省委大院西南侧,现在这里成了好些个造反组织的总部,佩戴各种红袖章的人员进进出出,很是热闹。

  邱文斌把他带到三楼,住进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笑着对他说:“怎么样,条件很不错吧?”

  他也只能嘿儿嘿儿地笑。

  邱文斌说:“上期报纸,我把张小华的事写了一篇文章,真没想许多人都争着看,报纸一发出去一下子就全抢光了。”

  “你写了她的事?这对她不是一种伤害吧?”

  “我当然不会用她的真名真地址,我还是注意了对她的保护。”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也写一点关于上山下乡的文章。”

  邱文斌又说:“这里有许多我们从一些单位抄来的书刊文件,有时间你就翻翻,说不定对你写文章有用。”

  他随着邱文斌手指的方向,便看到一处墙脚下堆放着好些书刊文件之类的东西,怕有几百上千份吧。他随手翻了翻,发现这些文件大都是从省农垦局、安置办之类机关单位抄来的,都跟“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和知青状况直接或间接相关。他说:“这太好了,我就不愁没东西可写了。”

  他蹲下来看这些材料,他看得很认真、很专注,这里很清净,与外边的喧嚣和嘈杂,显然成了对比鲜明的两个不同的世界。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有一些灰尘在光柱里活活地舞动。还不时有风吹了进来,似一种哀叹,像是要道出一点什么消息似的。

  他看着这些材料,有不少是反映知青在公社、农场、林场、兵团受*的材料,他一面看,心里就陡地泛出一股凄酸的感觉,鼻子酸酸的,直想哭。忽然,他眼前像看到了母亲疲惫憔悴的身影,耳边像听到了弟弟嘶哑无助的哭喊,脑子里就突地闪现出一句话:知青——一个弱者的名字。

  他赶紧提起笔,把这句话写下来,就作为文章的开头。他接着写道:

  我们勇敢地在信仰的祭坛前作出牺牲,虔诚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煎熬,像圣徒一样享受着悲壮,瞻望着辉煌,渴求着救世,期待着承认。我不想肯定我们在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只是希望人们能够认识我们,并且能够理解……

  于是,一个个知青同伴,一桩桩痛苦与不痛苦的事件,都挤进他的脑子里来,在他的眼前旋转着,来回晃动着。他继续写道:

  “上山下乡”在本质上,已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知青中,除了少数的红五类子女外,绝大部分便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学生青年,成了社会的准专政对象,成了先天的“罪人”,被强行赶了下乡去。因为是“准专政对象”,所以在知青这个群体中,有只读过小学的未成年人乃至弱智者,还有解除劳教人员,还有因种种缘故失去公职的人员和中年人。不管怎样,这都够格当上“准专政对象”的。

  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正写着,有人给他端来了饭菜。是邱文斌,笑着对他说:“宇轩,歇一下吧,你瞧瞧,都什么时候了?”

  他便不禁笑道:“嗬,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怎么过得这么快?”

  “来,先吃饭吧。”

  “我不知道这文章行不行,我只是想到哪就写到哪。”

  “文无定法嘛!我看这样写就好,不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八股文章。”趁他吃饭时,邱文斌便拿起他写的文章看了起来。看了一会,说:“好是好,但写得尖刻了些,口气是不是应该和缓点?”

  “和缓?怎么和缓?”

  “你开头不是写了知青是弱者的名字嘛,弱者就更应该懂得保护自己。”

  “唔,你说的也是。”他拧着眉头,额上便显出几道深深的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皱纹:“你说,怎么改?”

  “我看你干脆加上一句: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批倒批臭刘少奇的上山下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邱文斌想了想说。

  “这合适吗?上山下乡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他问。

  “现在全中国不都在喊打倒刘少奇吗?反正他已成了一只死老虎,我们就把所有的过错、罪责全都往他身上推,那么,你的话说得再尖刻也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我想,刘少奇在天之灵,知道我们是弱者,一定会同情我们,原谅我们的。”

  四十七

  为了夏雨的事,全家来了个总动员,凡是熟悉的、认识的,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朋戚友,都给他们写信,甚至找上门去,不管能否有没有用,还是不厌其烦地倾诉苦衷,乞求帮助。

  跑得最辛苦的自然要数夏阳,谁叫他是家里的长女呢!她好不容易打听到她一个远房姑妈在南区一家国营厂子里当着工会干事,而且这家厂子正在招收一批工人,于是,她便赶紧骑上一辆单车就去找她这位姑妈。

  这家厂子在一个叫烂泥坑的地方,这地方的确名副其实,没一条好路,坑坑洼洼的,骑在单车上都颠得屁股生疼。她一路颠簸着,前面就见着厂房了,一道人多高灰色围墙里面,是几栋粉刷得雪白雪白的平顶厂房。这是座纺织厂,厂子不大,才几百号人,且多是女工。

  办公楼是幢四层楼,在这里算是最高的建筑了。工会办公室设在三楼,她好不容易才找着了这位姑妈。姑妈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年纪,身个子不很高,也不胖,一身的骨骼却很宽大,手膀子上和腿上的筋肉,鼓得很高,一看就知道是个可以和壮年男人比气力的结实女人。

  姑妈一见她,便惊讶地问:“夏阳,你怎么来了?”

  “来看您呗!姑妈,您还好吗?”夏阳俏皮地眨眨眼道。

  “有什么好不好,”姑妈笑了笑,并给她倒了一杯茶,叫她坐下,“每天就守着这么一个厂子,就这么过呗!哎,你妈还好吗?”没问她父亲,父亲是右派,是没人过问的,这年月犯忌。

  夏阳就叹了口气道:“不好,她有个心脏病,越来越厉害,老是喊头晕心口疼,这两年,人见苍老了不少。”

  “那你可得多多照顾你妈啊!”姑妈说。

  “多照顾是应该的,可我要上班,家里还有一个伢子要看顾,我一个人,哪里能照顾得过来呢?”

  “这也是。”姑妈就一脸很凝重的样子。

  “我在的那个厂子是个集体厂子,效益虽然好,却累人,”夏阳说,“我在厂里倒班,上夜班时,把伢子放在厂幼儿园,伢子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没人照管。每天下班,伢子身上脸上都趴着好些肚子吃得鼓鼓的大蚊子,让人看了心疼。伢子却困得蚊子都咬不醒,白天就拼命地挠痒,挠出浑身都是疤。”

  姑妈一听,就感到鼻头有些发酸,眼睛也开始发涩。

  夏阳看着她,就又说:“姑妈,听说你们厂里要招收一批工人,有这回事吗?”

  “是有这么回事,名额有限,可来报名的有很多。”姑妈说。

  “姑妈,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您帮个忙,把我家夏雨招进来,夏雨就可以不用下乡了,给家里也有个照顾,你看行吗?”

  “好吧,我去说说看。”姑妈说着便往外走了。

  她就一个人在屋里坐着等,觉得无事可做,就起身去窗户边推开窗子往外看。与办公楼紧挨着的是一个细纱车间,只听见好些只飞转的锭子像哨子一样尖叫着,分不出个点子来地响成一片。车间里迷迷蒙蒙,不知道是喷雾还是飞舞的细花绒,简直就像漫天大雾。她不禁皱了皱眉,这里工作环境显然不理想。但有什么办法?还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招,我们能有什么挑拣的权利?她这样想着,便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会,姑妈走了进来说:“我给劳资料的人讲了,他们说这两天很忙,叫你过两天再来一趟吧。”

  “他们答应了?”

  “也没说答应不答应,你下次来就知道了。”

  她说不上高兴还是不高兴,但她还是向姑妈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过了两天,她骑上单车往这儿来,在路上,她还故意摔了一跤,摔得一身尽是泥。她顾不上拍打干净,就一路跌跌撞撞地奔进了厂里。

  劳资料的一个女干部,大约三十来岁年纪,见她这么一副模样进来,吃惊地问:“你——这是怎么搞的?”

  她笑了笑说:“没什么,就摔了一跤。大姐,你们这里路不好走,我只顾着往你们厂里赶,没留神就摔了。”

  “没摔着哪里吗?”

  “没有没有。只要我妹妹能招上工,我就是再摔几次也值。”

  叫大姐的女干部就也笑了,说:“你就这么喜欢我们厂?”

  “喜欢哦!国营厂子,谁不喜欢呢!”

  “我们厂是个新办的厂子,可能你也看见了,困难很多。”

  她忙说:“有困难是好事,可以锻炼人嘛!大姐,你说是不是?”

  大姐点了一下头说:“道理是这样。”

  “我家妹子夏雨是个下乡知青,是不怕吃苦的。”

  大姐听说是个知青,便又枯起了双眉,说:“上山下乡,这可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不愿在乡村了呢?”

  “我家夏雨可就是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去乡下的。可是家里两个老人身体不好,尤其是我娘,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夏雨能回城,对家里也有所照顾。大姐,我代表我们全家求你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姑妈也帮着说:“她说的全是实话,厂里有名额,能帮着就帮一下吧。”

  大姐沉吟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表格递给她说:“这样吧,你先把这份表格填好,再听候通知。”

  这一关总算是通过,她心里一下也轻松了许多。姑妈送她出来,又对她说:“这表格还要交厂领导审查批准,能不能招上还不知道,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她心里又变得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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