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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4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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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主委”，“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嵩焘。
这是一个再叫人也想不到的任命。
郭嵩焘刚刚被左宗棠从广东巡抚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明发上谕“着郭嵩焘来京”。来京干什么呢？原来是坐这个位子啊。
大伙儿原来都以为郭嵩焘倒了大霉，没想到人家一进京，正二品的巡抚变成从一品的“主任委员”，升官了！
只是有人提出疑问：这个“顾问委员会”既然负责为“奉恩基金”筹资，“主任委员”难道不应该由一位宗室来做吗？
很快便有聪明人给出了答案：“‘顾问委员会’是要和各地的督抚打饥荒的，你叫一个宗室来做，这些账，算得明白吗？想想人家郭筠仙，是什么出身啊？”
有疑问的恍然大悟：“郭嵩焘从曾国藩幕中出身……对啊，由他来和地方打交道，督抚们要买账的！”
于是都赞叹：“关贝子真会用人！”
对于郭嵩焘的任命，最出乎意料的，还是郭嵩焘本人。
郭嵩焘抵京之后，实在不想住广东会馆；他虽然是湖南人，可现在身份尴尬，也不好住湖南会馆，于是和军机上打了招呼，就住在老朋友潘祖荫的家里。
每天和潘祖荫切磋书法金石，貌似逍遥，可始终等不到陛见的通知，其实无比气闷。
*（未完待续。。）
ps： ； ；今天又得开一天的会，只有中午的一更，抱歉。
*
第五十五章 人生都是可怜虫
不久前，军机处奏准，进京陛见的官员，入宫之前，不禁和周围往来。外省官员进京陛见，并非甫一抵京便能获得召见，因为要“排班”，常常是要等上好几天的。这些官员在京的日子有限，这么呆在公馆里无所事事，实在是浪费时间。
当然，京籍的官员，陛见之前，还是不能回家的。
郭嵩焘也四处走动了一番，但不论相交深浅，都只能虚安慰他，因为确实没有人知道对他的安排的“的信”。
有人说，恭王去留未定，关贝子还在上海，总得等这个天字第一号官司有了眉目，才谈得上下面的人的出路的。
这倒是见得深。
郭嵩焘只好耐着性子等。
终于“等来了”。
等来的不是通知入觐的时间，而是任命他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上谕。
和上谕一块儿过来的，是崭新的一品朝服，亮红珊瑚顶子，仙鹤补服。
郭嵩焘目瞪口呆。
到潘祖荫家传旨的是醇王——这个传旨的钦差的身份也出乎郭嵩焘的意料。
领旨谢恩之后，郭嵩焘小心翼翼地向醇王请教，这个“顾问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
醇王笑着摇头，说道：“我也不晓得。‘管部’的是关逸轩，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直接问他好了。”
醇王刚走，关卓凡的帖子和名刺就到了。
郭嵩焘赶忙奉还名刺，对贝子府的来人说，随后就过府拜见贝子。然后换上新的朝服。打轿往柳条胡同而来。
临行之前。和潘祖荫小议了一番。
潘祖荫也不晓得“顾问委员会”的来头。不过，潘祖荫对关卓凡是很有好感的。他对郭嵩焘说道：“筠仙，咱们这位贝子，有气魄，有手笔，是个办大事情的。既然他亲自‘管部’，这个‘顾问委员会’，大约错不了。”
到了毅勇忠诚贝子府。礼遇同文祥，门房上面关照轿子一直抬到二堂阶下，关卓凡已站在阶上相迎。
郭嵩焘跪下行礼，关卓凡亲手相扶，说道：“筠翁，你是前辈，这个礼我当不起！”
郭嵩焘起身，关卓凡执着他的手，含笑说道：“仰慕已久，得睹风采！筠翁。我还记得你的那句诗，‘人生都是可怜虫’——我每一念及。都是大畅心胸，端的是写尽天下人、画完世间像！”
郭嵩焘惊喜莫名，这位关贝子，居然连自己这首打油诗一般的“戏作”都晓得？
说是“戏作”，其实是“孤愤之作”。
咸丰九年，即1859年，英法军舰屯集大沽口，郭嵩焘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僧王既看不起汉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焘以学识风骨，也不肯对僧王摧眉折腰，所以两人处的并不愉快。
郭嵩焘旋奉皇命，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并致送厚礼。可郭嵩焘自定章程，“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
他认真查账，严加整顿，清理积弊。税收是增加了，但山东地方怨声载道，随行的人员也因为不能发财而暗地不满。
僧格林沁趁机会同山东巡抚文煜，联手发难，弹劾郭嵩焘。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焘以“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
郭嵩焘被迫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路过献县的时候，旅邸题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这首诗并未“刊行”，不晓得关贝子是如何晓得的？
郭嵩焘说道：“惭愧，鄙陋之作，有污贝子耳目。”
关卓凡大笑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日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续。。）
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
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少；而关贝子呢，也才好查你们的账。
还有，现在的中国，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哪儿有呢？
上海的洋行里有。
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
广方言馆下面的“会计速成学校”里有。
嘿嘿，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管财务算账的，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
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话说在前面，而不是中途插进去，事情就好办的多。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郭嵩焘的“出身”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办这些企业的，除了“轩系”，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但也是有隐患的，最大的隐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这两个人，都是意气用事的人，同时，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关卓凡说一句“你们别闹了”，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
这个心结，不能系得太久，不然迟早误事的。
既然意气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尝不能演一出“将相和”。
关卓凡说道：“筠仙，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
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筹借洋款的事情，也已经传到了北京，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只好沉默不语。
关卓凡说道：“左季高给我写信，说起这件事情，有这么几句话，嗯，‘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他晓得对你不起，‘于亲’、‘于私’，都说不过去，只好以‘义’、以‘公’来自况了”。
郭嵩焘轻轻地“嘿”了一声。
关卓凡继续说道：“‘左骡子’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筠仙，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
郭嵩焘还真想知道，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冤家”，人前人后，是如何讲说自己的？
关卓凡微笑着说道：“左季高说，‘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粤抚之位于筠仙，犹龙困浅滩。某驱郭去粤，乃驱龙入海也！’”
郭嵩焘心头大震，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好？
关卓凡说道：“左季高确乎‘英雄欺人’，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筠仙，说起来，我倒要谢一谢‘左骡子’——非如此，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
说罢大笑。
郭嵩焘既感动，又尴尬。心里想，难道就此“放过”左宗棠？又好像太“便宜”了他！
*（未完待续。。）
第五十七章 复出
笑声甫歇，关卓凡说道：“最紧要的是，左季高不晓得那两句话真正的出处。”
他顿了一顿，朗声说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郭嵩焘大愕，这确实是他对左宗棠最不能释怀的一个地方——问题是，关卓凡是怎么知道的？
关卓凡说道：“这是潘伯寅跟我说的。此事萦绕伯寅心头多年，他可是掠人之美的人？筠仙，你也太为难伯寅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
咸丰四年，即1854年，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骆秉章倚俾极殷，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左宗棠愈发独断，自行其事，甚至拜折发炮之前，都不通知骆秉章。
左师爷权过督抚，以致得了一个花名，叫“左都御史”。
从二品的巡抚，一般会挂两个衔头。一个是兵部右侍郎，正二品；一个是右副都御使——这个品级倒不高，正三品。挂兵部右侍郎衔，乃为管辖军事将领方便，尤其是从一品的提督；同时，“右副都御使”意味着巡抚可以参劾官吏，不论级别。
左宗棠叫“左都御史”，意思是他比骆秉章这个“右副都御使”牛多了。
这么大包大揽，终于整出事情来了。
咸丰八年，即1858年，当时的湖南总兵樊燮，不合得罪了左宗棠，左师爷乃以巡抚的名义，上折严劾樊燮。“贪纵不法”。“目不识丁”。
这个折子。骆秉章事前也是不晓得的；事后索了稿子来看，见所劾事项都是事实，也就罢了。
樊燮自然革职。他怀恨在心，先后向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北京的内阁、都察院提控，告左宗棠“骄纵不法”，湖南巡抚衙门“一官两印”。
上面派员查办。樊燮上上下下使足了银子，形势对左宗棠相当不利。颇有人曰左某“可杀”的。
当时郭嵩焘已离开曾国藩幕中，进京入直南书房，文宗和肃顺对他都甚为器重。郭嵩焘内外奔走，联络同官，全力替左宗棠疏通。
可郭嵩焘和左宗棠是同乡，台面上如果由他来说话，分量大减。郭嵩焘乃说动江苏籍的潘祖荫，为左宗棠上了一个后来流传全国的折子，其中最著名的两句话，就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两句话，文宗大为激赏。左宗棠就此过关。
这个折子，其实是郭嵩焘和潘祖荫两人合拟，而且是以郭嵩焘为主。但既然由潘祖荫具衔，郭嵩焘就严守秘密，内中详情从未对第三人道过，左宗棠自然也就无从知晓。
左宗棠驱郭出粤，是地地道道的“恩将仇报”，可是左宗棠自个却不知道。
以潘祖荫对左宗棠有恩，郭嵩焘抵京之前，关卓凡就请潘祖荫设法，调和郭、左的矛盾。潘祖荫乃对关卓凡说了这段公案。潘祖荫的打算是，左宗棠进京陛见，自然要来拜访自己的，到时候将实情和盘托出，看看“左骡子”有什么反应？
甚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关卓凡含笑说道：“筠仙，我倒想看一看，目高于顶的左季高，磕头认错是一副什么样子？”
郭嵩焘微微苦笑，既然“目高于顶”，怎么可能“磕头认错”？他感激关卓凡苦心孤诣，调和鼎鼐，但并不相信左宗棠会真的在自己面前屈膝。不过，有左宗棠“驱龙入海”那几句话，郭嵩焘内心芥蒂虽然还在，但胸口那股无以宣泄的积愤，却已经消了大半。
当下郑重说道：“请贝子放心，不论左季高认不认错，我和他的恩怨，都是私人纠葛，绝不会带一丝一毫到公事里面。郭嵩焘身为朝廷大臣，当报贝子知遇之德，决不能这点子道理都不晓得。如果言不由衷，自无颜尸餐素位。”
关卓凡眼睛一亮，说道：“筠仙，你言重了。来，为上下同心，早臻大治，咱们干了这一杯！”
郭嵩焘自然不知道，左宗棠说“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粤抚之位于筠仙，犹龙困浅滩。某驱郭去粤，乃驱龙入海也！”——这几句话，是关卓凡编出来的。
第二天，关卓凡上折，以为恭王虽有过失 ；，但已有悔意，“观其心性行径，尚为可录用之人”，当然，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诏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这个折子引发的轰动，不在奏请设立“奉恩基金”之下。
大伙儿看不懂了，他们俩不是对头吗？
有宗室甚至抱怨：“关三自个干得好好的，又把恭六扯回来干什么？就恭六那个德性，‘奉恩基金’啥的，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
也有不少人松了一口大气，特别是为恭王提拔上位的那一拨。大家明面上都翘大拇指，说道：“关贝子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份气量，真正了不得！”
心底暗暗欢喜：应该不会跟着恭王一起倒霉了。
有少数真正为朝廷国家着想的，说道：“枢府首领，不计前嫌，同心一德，此乃国家祥瑞。我朝中兴大治，指日可待了！”
没过两天，明发上谕下来了：
“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翼其经此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自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戒，曲为保全之义。
“兹览军机处领班、毅勇忠诚贝子关卓凡所奏，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
“此与朕意正相吻合，见既明白宣示，恭亲王着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这道上谕又是由内阁直接发出的，没有经过军机处。
当天上午关卓凡去了丰台阅军，不在军机处。文祥、宝洌А⒉茇圭⑿砀砑父隹戳耍饔行乃肌Ｎ南椤⒈︿＇两个的心里，是既喜且忧。
喜的是，恭王这就算“复出”了！
忧的是，上谕中的两个差使，“内廷行走”纯属“帽子”，没有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就是一个“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
而最重要的“军机处行走”，不在其中。
文祥沉吟半响，说道：“星叔，你怎么看？”
许庚身微微一笑，说道：“我怎么看不紧要。博川，这件事，我觉得不需要兜圈子，贝子回来了，晚一点过府拜访，直接请教就好了。”
文、宝、曹几个互相对望，深深点头。
下值后，打听得关卓凡已经进城回府，文祥赶忙来到了柳条胡同毅勇忠诚贝子府。
关卓凡看了文祥带来的上谕的抄件，不说话，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
文祥心中着急，却不敢出声。
关卓凡终于开口了：“博川，有一个事情，六爷似乎疏忽了。”
文祥一惊，赶忙说道：“请贝子明示。”
关卓凡说道：“圣母皇太后亲拟的那道上谕，你总记得？”
文祥说道：“是，当然记得。”
关卓凡缓缓说道：“对这道上谕，一直到今天，六爷可是都没有一个说法。”
文祥恍然大悟。
慈禧亲拟的那道上谕，由蔡寿祺劾恭王的“贪墨、骄盈、徇私、揽权”生发，对恭王诸多指责，什么“妄自尊大，诸多狂傲”，“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胡谈乱道”，等等，最后“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之前恭王用曹毓瑛“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之计，上折自认“荒唐”，“开去一切职司”，“闭门读书思过”。
恭王的折子在前，慈禧的诏书在后——确实，一直到今天，恭王都未对慈禧的亲拟的上谕做出任何反应。
就是说，没有“谢罪”，没有“雷霆雨露，皆是天恩”的表示。
*（未完待续。。）
第五十八章 谢恩还是谢罪
即便恭王上的那个折子可以视做“谢罪”的折子，也是过不了关的。那个折子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自个“荒唐”，可到底怎么个荒唐法？是像上谕中指责的那样；还是你君臣对唔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个屁？
你不“谢罪”、“悔过”，我就把你放出来，岂非说，是我处分你处分错了？
在恭王没有任何正式“谢罪”表示的情况下，两宫就恢复了他的“内廷行走”和“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两项差使，其实已经算宽宏大量了。
文祥想到恭王这边居然一直念不及此，不由浑身直冒冷汗。
从毅勇忠诚贝子府出来，文祥叫人先去给宝洌托牛剂送硪坏阍诩盎岷希约涸蚋系搅瞬茇圭依铩�
在曹家，和曹毓瑛两个一起，替恭王拟好了一个折子，然后结伴往鉴园而来。
到了鉴园，恭王和宝洌Ф荚诘茸帕恕�
文祥复述了关卓凡的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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