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1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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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关卓凡听完，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沈幼丹人地两宜，资历也足够，可是，季翁，如此一来，这个福州船政局，今后恐怕就轮不到咱们俩说话了。”



　　这个“咱们俩”，左宗棠听得心里好生妥帖，再将关卓凡话中意思仔细一想，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道：“贝子说的是！”



　　沈葆桢的资历，不在左宗棠之下，他连曾涤生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买左季高的账？更何况沈葆桢是福建本地人，闽人办闽事，这个福州船政局，外省籍的人，以后还能插得进手吗？



　　左宗棠说道：“既如此，我听贝子的——哪一位适合坐这个位子呢？”



　　关卓凡沉吟片刻，说道：“我想到一个人，咱们一起参详——张香涛。”



　　张香涛，张之洞。



　　*



　　*



　　左宗棠举荐张之洞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轰动。



　　大家晓得左宗棠的后面是关贝子，可是，关贝子怎么可能属意张香涛呢？



　　还有许多人在问：张香涛是谁呀？



　　同治四年，即1865年，此时的张之洞，年纪：二十九岁，职务：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的“出身”倒是很好，同治二年——两年前，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后即授翰林院编修，算是地道的“少年清贵”了。



　　可是，这点资历，和福建船政大臣比起来，就啥也不是了。船政大臣独立于督抚，直接听命于中枢，福建的藩司为其“提调”——即是说，闽省的副行政长官都要为福州船政大臣打工，这可是一个督抚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坐的位子！



　　这叫“开府建牙”，一个翰林院编修，一步踩到这儿，岂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还有，船政是“新政”，是“洋务”，关贝子怎么会找一个……翰林来办这个差使呢？



　　因为反对新政的声音主要出于言路，所以“新派”、“旧派”，都有一个错觉：言路上的人最为守旧，抱团反对“新政”。



　　因此，也开始有人批评言路“只擅空谈，不晓实务”，激烈点的，直斥“腐儒误国”，甚至“投畀豺虎而无所惜之哉”。



　　之前，大家都隐隐地有个感觉，关贝子天天盯着言路，言官也好，讲官也罢，稍不如意，便“啪”地一个巴掌扇将过来。翰詹科道，在他面前，动辄得咎，下面已颇有“关某人刻意钳制言路”的说法在流传了。



　　现在，这个说法可站不住脚了！



　　翰詹科道这些“清秘之地”立即热闹起来，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众**誉：关贝子慧眼识英才！



　　谁还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许多人心里热辣辣的，这下一位“英才”，会不会就是我呢？



　　有原本反对新政的人，开始对新政“转变观念”了。事情明摆着，想走张香涛这条路的，第一，得支持“新政”——这不消说；第二，得了解“新政”。能知其然，亦能知其所以然，不然，关贝子怎么能看得上你？



　　张之洞自然成了翰詹科道的“明星”，贺客盈门，他面上含笑谦逊，心里如坠五里雾中：是啊，关贝子怎么会看上了我呢？



　　张之洞先去贤良寺拜左宗棠，这是他的“荐主”。



　　左宗棠自然又大谈他的西征，张之洞耐着性子听着，觉得差不多了，乃向左爵帅请教福州船政局的差使。左宗棠倒也知无不言，只是说的都是“现状”，张之洞问他今后该如何措手，左宗棠难得不肯发表更多的意见，而是说：“这得向关贝子请益了。”



　　于是，第二天，张之洞整肃衣冠，来拜关卓凡。



　　这是关卓凡第一次和张之洞谋面，这位原时空和曾、李、左齐名的晚清重臣，关卓凡留在脑海中的印象，都是他晚年的：一部长长的白胡子，既儒雅，又气派。



　　眼前二十九岁的张之洞，却是瘦得跟猴子一样，宽大的朝服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走起路来，飘飘荡荡。



　　关卓凡暗笑，一定是形容不足，才留了一部超长的大胡子，以为“补充“。



　　张之洞给关卓凡行礼请安，关卓凡亲手相扶。



　　张之洞站起身后，关卓凡握着他的手，欢然说道：“香涛，久闻大名，终得识荆。‘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真正了不起！”



　　古人十五岁为“志学之年”，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十五岁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二十六岁中进士第三名，为“探花”。这两件乃张之洞生平大得意事，关贝子一见面便说起，张香涛不由满面欢容。



　　而且，“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这句话，张之洞是第一次听到，入耳通体舒泰，就像吃了人参果一样舒服。



　　当然是“第一次”，因为这是关贝子自己编排出来的。



　　主人请客人换了便服，然后落座看茶。



　　张之洞感谢贝子爷超擢，深恐自己才疏学浅，有负所托，实在惶惑。



　　倒不都是客套话，张之洞对“新政”虽然一直密切关注，但并没有真正涉猎，他直到现在，还是不晓得，关贝子为什要挑自己“发财”。



　　关卓凡微微摇头，说道：“香涛，万不可妄自菲薄。我看人从不走眼，张香涛外务虚而内务实，这份差使，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定做得好！”



　　张之洞飘飘欲仙，“外务虚而内务实”，明天，这七字考语流传出去，张香涛就要闻名天下了！



　　关卓凡用张之洞，算是“一石多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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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
　　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这种精神面貌，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确是事实。



　　寿尔还观察到，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



　　究其竟，整个学堂，主事也好，学员也罢，完全不晓得：学堂不是培养“儒生”的，而是培养“军人”的；毕业后，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的观念，更是付之阙如。



　　船厂办不好，其害止于自身；学堂办不好，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



　　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总兵、管带，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



　　就是说，一个陆军将领，带着一班从没有上过一堂体育课的“海军学堂”毕业生。



　　北洋舰队的将领们，大多有留洋英国的经历，这个，能不能弥补福建船政学堂之不足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留洋英国”是怎么回事。



　　朝廷自船政学堂第一、二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十二人，以首期海军留学生身份赴英，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其中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只有六人；其余六人，三人考试失败，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余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连入学考试都未参加，亦仅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



　　诡异的是，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成绩的时候，刘、林、蒋三个却全入“甲等”；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林永升，竟然被打入最末的“丙等”。



　　这十二人回国后，李鸿章用了其中九人，做了北洋舰队的管带，其中，刘步蟾、林泰曾两个，日后升任舰队之左、右翼总兵，掌握舰队实权。



　　关卓凡认为，毫不客气地说，大东沟海战之败，在这十二人“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之时，便已注定了。



　　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原因不在资金，不在装备，而在人事。



　　两个字：无能。



　　北洋海军并不缺钱，后期装备没有更新，不是因为谁谁挪用了海军军费，而是北洋认为“自守有余”，早已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动力。不然，真以为几千万银子身家的李鸿章找不来这笔钱？



　　总是被人拿出来说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北洋的大炮巨舰才是海军发展的主流，日本人是因为买不起这么大吨位的军舰，才用速射炮来弥补不足。敌人的发炮速度确实比你快，可你一炮顶敌人好多炮呀！问题是，你为什么打不中敌人？



　　看看刘步蟾、林泰曾两位总兵的表现。



　　“定远”舰上，刘步蟾违反最基本的战术规范，两军距离尚远，便下令提前发炮——作为舰队指挥，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镇远”舰上，林泰曾从头至尾，不曾出现在舰长的岗位上，全靠副手杨用霖指挥——等于擅离职守。



　　举止失措，草包底子，暴露无遗。



　　大东沟败绩后，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回威海卫。入港时，“镇远”舰触礁，失去作战能力——不晓得林曾泰这个舰长是怎么当的？



　　林曾泰乃引咎自尽。



　　其后威海卫之战，“定远”舰中鱼雷搁浅，充“水炮台”用。数日后，弹药耗尽，刘步蟾自尽。



　　刘步蟾、林泰曾的悲壮结局，证明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这并不能减轻因为他们的无能而对国家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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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五章　我要办真正的军校
　　沈葆桢“闽人办闽事”，不但没把事情办好，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福建帮”。刘步蟾、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拉帮结派，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一面排斥舰队“总查”琅威理。



　　琅威理是英国人，赏提督衔，总责北洋舰队训练。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却因性格刚烈，治军严明，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矛盾累积，终于爆发了“撤旗事件”。



　　1890年初，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3月6日，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



　　琅威理质问刘步蟾，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但我这个“副提督”还在舰队里，怎么可以降提督旗？二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李中堂说，北洋舰队哪有什么“副提督”啊？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



　　朗总查大怒，愤然去职归国。



　　英国政府也很恼火，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



　　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琅威理去职后，舰队训练废弛，纪律松懈，军官携眷陆居，士兵去船以嘻，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四年后，李鸿章、刘步蟾等，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撤旗事件中，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根本原因，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关卓凡认为，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但并无籍此控制中国军队之意。这一类事情上，英国人的行为，还是职业的，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



　　而我们疑神疑鬼，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如此，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



　　后世居然有人认为，“撤旗事件”中，李鸿章、刘步蟾等人，“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真是不知所谓！



　　历史告诉未来，原时空告诉本时空，请问，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



　　首先，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德克碑两位去西北，“以为強助”。左宗棠是晓事的，答应了。



　　调开法国人之后，我要用英国人了。



　　船厂的营运模式，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中国人跟着当学生。这条路子，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外资独资”颇有不同。关卓凡认为，第一，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第二，分工上，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即先易后难，技术学到手了，再由小船而大船。



　　马尾船厂的洋监督、洋技师，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



　　正常情况下，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何况，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



　　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比不了美国，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卢卡斯的任务，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进行“背景调查”，做最后“把关”。



　　船政学堂呢？



　　第一，要完全独立于船厂。



　　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这个眼界太狭窄了，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相当程度根源于此。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实习基地”，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



　　第二，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



　　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本来就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教授造船、轮机、设计，“后学堂”教授航海及驾驶。这“前学堂”也罢了，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可是这“后学堂”，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



　　怪不得教出一班奇奇怪怪的学生来呢。



　　分开分开，本时空，“前学堂”易名“福州造船学堂”，“后学堂”易名“福州海军学堂”。



　　一，部分教师，两校可以共用，但体制上，两校完全独立，互不相属。



　　二，名实相副，造船的就叫造船，海军的就叫海军。



　　还有，再也不叫什么“水师”了，名不正则言不顺，从现在开始，培养海洋观念！



　　课程设置上，关卓凡决定，自己不要玩任何花样，全盘照搬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就好。



　　为了搬得地道，不变形，不走样，不仅教师，更重要的是，校长也要用英国人。



　　人选嘛，和船厂一样，请英国政府推荐，花旗洋行欧洲司把关。



　　学员方面，第一，要全国招生，千万别再办成福州地方学校了；第二，通过入学考试，对学员进行严筛。



　　这个“入学考试”，除了知识水平——至少得识字吧？更重要的是“素质测试”，即：能不能吃苦？有没有尚武精神？守不守纪律？有没有团队观念？肯不肯接受新鲜事物？



　　还有，去跑个五里路，看看要花多少时间？



　　清制一里，大约五百七十六米，五里即二千八百八十米。



　　如果还以为上这个学堂是为了考八股中举人当官啥的——滚回家去，不送。



　　入学之后，全军事化作训管理——军校啊！每年操死他几个！受不了的，提前滚蛋！保持淘汰率，不合格的学生，别想混到毕业季，反正决不允许废柴混进**的队伍！



　　如此严格，怕不怕找不到足够的生源？



　　不怕，免学费，包吃住，奖学金，毕业国家分配，怎么可能招不到好学生？



　　至于留学，关卓凡认为，重要是重要，但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留学生的“底子”。



　　如果学生的底子没打好，出去也是“留学垃圾”，回来了“海龟”只好做“海带”，哪敢叫他们真的“带海”？



　　教训还不够多吗？



　　学生的底子打好了，出去了才能真正更上层楼。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军校办好。



　　之所以选择张之洞来主持福州船政，一个重要原因，是关卓凡认为，在原时空，相比实业和新军，张之洞更擅长的，是教育。



　　张之洞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自强学堂——武汉大学，湖北务农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



　　张之洞办教育，是从学前一直办到大学的，“是全梯级”的，除了以上几间字号响亮的高等学府外，还有：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广东广雅中学。



　　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名校”。



　　这是“纵向”，“横向”看，张之洞所办教育，涵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国民教育，算是“全方位”。



　　称张之洞为清末兴教第一人，不过誉。



　　当然，军事学校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教育的原理是共通的，何况张之洞绝非未经干戈的一介书生，他办过团练，打过发捻，也是血里火里过来的。



　　不过，张之洞毕竟没有还办过洋务，办福州船政，要和英国人密切交道，他需要一个精通英语、熟稔洋务的人做助手。



　　这个人选并不好找，但关卓凡的运气不坏，机缘巧合，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



　　居然是在香港的吕氏间接“推荐”的。



　　吕氏到了香港不久，就给关卓凡写了封信，报告一切平安情形，并委婉地表示思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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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六章　好好算一算
　　字迹端丽娟秀，是女子的字，但不是吕氏的，吕氏仅是粗通文墨，可写不了这么漂亮的字；行文流畅平顺，语气抑扬吞吐，很符合吕氏的特殊身份，不过不失，十分得体，这番文笔，更非吕氏所能。



　　必是有人代笔了。



　　果然，最后注明，此信为“办理屋契之伍廷芳先生之夫人伍何妙龄女士代笔”。



　　关卓凡眼睛一亮，伍廷芳？何妙龄？原来是他！嗯，又遇到原时空的名人了。



　　伍廷芳，号秩庸，广东新会人，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现任香港高等法院译员。



　　原时空，伍廷芳后成为获准在香港执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李鸿章延为首席法律顾问，经手中法谈判、中日谈判，曾出任清国驻欧美多国公使，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辛亥之后，伍廷芳作为南方的全权代表，和北方的唐绍仪一起，主持南北和议，达成协议，迫清帝逊位。



　　这个时候的伍廷芳，二十三岁，还只是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个小译员。他去年刚刚结婚，娶何进善牧师长女妙龄为妻。



　　吕氏到了香港，安顿下来之后，先要置业。她看上了位于太平山半山区的一处宅子，价钱合宜，但想要入手的时候，却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半山区起宅，港英当局把持极严，这个时代，原则上是不售予华人的，但晓得吕氏的身份后，港府立即“特事特办”，予以批准。



　　第二个问题，这所宅子的屋契不全，前后两任屋主纠缠不清，这个。就连政府也是头痛的。



　　伍廷芳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出面为吕氏奔走。他也真好本事，这件案子连御用大律师都觉棘手。伍廷芳却没花多少时间，便漂漂亮亮地办了下来。夫妻俩亦因此和吕氏成了好朋友。



　　屋契之事，关卓凡是知道的，他在香港的“办事处”已经向他汇报过了，只是没说办这件事情的人叫做伍廷芳。



　　关卓凡想，这个伍廷芳，拿来给张之洞做助手，岂非最佳人选？



　　伍廷芳愿不愿意呢？当然愿意，如此主动巴结，报效之心昭然啊。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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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四霖从日本回来了。



　　他到埠上海。不暇稍息，换船北上，天津下船，乘车进京。



　　徐四霖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了北京，来不及安顿。先到柳条胡同贝子府报到。



　　关卓凡立即接见。



　　徐四霖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眼看去，就知道是连轴转的舟车劳顿，关卓凡含笑说道：“子绥，辛苦了！”



　　徐四霖请了安，落座之后先灌了一盅茶，喘匀了气。开始报告日本的情形。



　　长州藩的内战，胜负已分。不出关卓凡所料，“正义派”大获全胜，“俗论党”一败涂地。



　　徐四霖叹了一口气，说道：“晓得‘正义派’能赢，可没想到这么快！从高杉晋作功山寺举兵。到两派决战于绘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胜负便已分出了！藩厅的镇抚军固然战意不足，但亦绝非不堪一击，这‘诸队’的实力确实可观！”



　　“现在长州藩政。全由‘正义派’把持，长州境内，已全然没有了‘佐幕’的声音，是一边倒的‘倒幕’了！”



　　徐四霖又把新上的茶水喝了一大口，然后说道：“‘正义派’大胜，‘诸队’的主力是‘力士队’，这支‘力士队’的‘总督’——就是队伍的头领，叫做伊藤俊辅。这个人我以前没有怎么听说过，这次不哼不哈地突然就冒了出来，今后倒要留意。”



　　听到“伊藤俊辅”这个名字，关卓凡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心里说：这个人，我倒是听说过。



　　和中国人一样，有身份的日本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字”、“号”，“俊辅”是此人的“字”，此人的“名”是：博文。



　　伊藤博文。



　　伊藤桑，你终于冒出来了。



　　原时空的账，本时空咱们好好算一算。



　　徐四霖说道：“有这么个说法，伊藤俊辅此人，和高杉晋作、桂小五郎不一样，早早地就不‘攘夷’了。这几年没怎么听说这个人，是因为他偷偷地跑到了英国，学习军事去了。这次算是学成归国，一鸣惊人。”



　　徐四霖的情报，并不百分百准确。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井上馨、远藤谨助，后世所谓“长州五杰”，在英国领事的帮助下，扮成英国水手，辗转偷渡英伦，入读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