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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倭-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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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重乡情，分外注重乡谊亲情。凡是在外谋生的徽商，都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这是徽州人不成文的千年不易的规矩。若有同乡经营不善而致破产，需要老乡支援赞助，只要其人行为端正，不嫖不赌，有诚信口碑，一般都能得到乡邻朋友的接济。正是这一条互相扶持患难与共不成文的古训，不知成全了多少人。成功者奖掖后进，提携后辈。这种抱团给力的商队在生意场上战无不胜，徽商逐在明季勃起，兴隆一时。
徽州人有一套商道理论。例如“踏踏实实做人，光明正大谈生意。”、“小胜凭智，大胜凭德。”、“钱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诸如此类，不胜列举。晚清红顶徽商胡雪岩便是这些商道的集大成者，他为了振起商道，挥金如土，大做慈善事情，赈灾时送米、送药、送钱，把慈善营销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做慈善事情其实是先赔钱后赚钱，只要聚集起人气，有人帮衬，生意迟早能够做起来。这套商道叫作“欲取先予”，不在乎一城一时得失，但求最后胜出。徽州商人都深谙此道。
徽州商人发财致富后，俱志存高远，都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以便光宗耀祖，没几个人肯做那三家村守财之虏。徽州商人常常把金银珠宝视作粪土，大把大把地撒泼。或行善赈灾，造福一方；或替朝廷分忧解困，捐款助饷。人们把经商的徽人都唤作“朝奉”，这里却有个典故。原来隋末唐初，四海鼎沸，天下正值多事之秋，有几个关切国事的徽州商人，眼见朝廷艰难，便慷慨解囊，助饷十万，朝廷因此封他们为朝奉郎，因此缘由，人们便把行商坐贾俱称朝奉。这些朝奉们风光时日，真应了那付著名的对联中的吉祥话：“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徽州商人足迹遍天下，各地均有行馆店铺。古时交通滞后，运输货物无非是船载马驮，有些时候钱钞往来、货物托运常常经年累月，耗时甚久，极大方便。这难不到善于思考和变通的徽州商人，他们发明了当铺这个行业。这当铺的出现，使徽州商人生意往来之间许多难题得到解决，比方你手头拮据，资金围转不灵，可以把货物押在当铺里套现，解燃眉之急；若你店中有张没李，缺少货物，也可以到当铺里买些别人押在当铺中的紧俏货物出脱。当铺除了替一般人典当贵重物品，还为徽州商人大开方便之门，或寄存银子，或托运货物异地交割，总之好处极多。在哪宋时“交子”出现之前，徽州商人之间已有当头（当票），一纸在手，全国通行通兑，相当现在的存折一样。宋时交子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徽州商人的当票启发也未可知。徽州商人手中有了这件宝贝，在商道上如虎添翼，于是造船下海，上东洋，下西洋，开拓海外市场，与倭商胡贾展开贸易往来。曾几何时，徽商之名，响彻宇内，天下皆知。
徽州商人还有一件癖好，那便是富贵必还乡，还乡又讲排场。徽人顾及小家也讲究乡谊，发财致富之后都兴炫耀显摆，大吹大擂，锦衣荣归故里，认宗祭祖，宴请亲戚朋友，提携、奖掖后辈。除了大兴土木装修粉擦自家土屋之外，还常常捐资重整家族祠堂，或缮修佛宇道观，学社私塾等等。这些发财徽人留下的建筑做工考究，凝聚我国古代能工巧匠极高的智慧技巧，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至今风迹长存，尚供后人观摩瞻仰，成为徽州一道亮丽的古迹风景。
入清之后，徽商逐渐式微。虽有红顶徽商胡雪岩振起余杭，独领风骚，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但终究大势已去，无法象宋明两朝那些徽商一样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主宰天下商运。
徽商没落与有明几代皇帝胡作非为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个缘故，原来大明朝天下初定，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方国珍余部尚在海上作孽，几番征讨，劳师无功。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发诏下令禁海，不准商人与西洋胡贾贸易往来，甚至禁止江南渔民下海打鱼，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明太祖朱元璋打着的如意算盘，意欲断绝水陆往来，饿死那些海盗叛逆。明太祖毁舟烧船的昏招，除了损害沿海渔民及徽商的生计之外，并未有效遏止海贼在大洋上横行霸道。这方国珍余部在海上足足折腾了数十多年，方才烟消云散。这种“城中失火，殃及池鱼”的混帐事，有明几代皇帝不知闹了几次。俱是不损人不利己，祸国殃民的馊主意，烂措施。但当政者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事事倒行逆施，瞎搞蛮来。寻常贩夫走卒，空手掉臂，何所希望？只有逆来顺受干瞪眼的份儿。
成祖朱棣取代建文登基之后，是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不顾朱元璋的禁海祖训，派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向西洋诸国展示天朝文明，天朝国威，使西洋诸国对大明天朝的风俗教化羡慕不已，纷纷来朝入贡，迎来徽商与西洋胡贾通商贸易的黄金时代。可惜成祖死后，庙堂由短视的侏儒执政，他们认为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费钱千万，无获一利。又关闭上城门，不屑跟西洋胡贾往来了，真是“短视”到极致。以致徽商刚有起色的航海事业遭到沉重打击，也使成祖的善政不终。
自嘉靖皇帝朱厚熜入继大统，承受帝业以来，主昏臣庸，国政更是一塌糊涂。尤其关系国计民生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是昏招迭出。这位昏庸之君朱厚熜胡搅起来比乃祖朱元璋更是犹有过之。徽商在这种环境下挣扎求存，每况愈下，愈发多灾多难。各地经营的百年老店迫于形势，纷纷易主或关闭。留下来的只能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山雨欲来风满楼，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徽商一族，己象西山落日，走到末路穷途了。
只因这个嘉靖昏君象只井底之蛙，自视为天朝大国之君，唯我独尊，凭地不把别人觅在眼内，把周边诸国都视作蛮夷，不可教化，不屑交结。对付这些异端番帮，非我族内的妖魔鬼怪，能征剿的便穷凶极恶把别人往死里打，惹不起的便躲着走，老死不相往来。那关外的蒙古余孽俺答，胸无大志，只图苟安一隅，与大明朝和睦相处，哪里有雄视天下的决心，哪里有进取中原的意图？不过要求大明朝开放几个边陲小镇，互市交易马匹牛羊而已。这互惠互利甚有益国计民生的双边贸易，嘉靖昏君竟然想也不想一下便大笔一挥：不准！俺答作梦也没料大明朝把自己的合理要求当成耳边风，加上两国素有积怨，月儿弯刀往南一指，数万蒙古铁骑便杀入关内（是时为嘉靖二十九年，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只差一点儿没把京师连窝端悼。这个嘉靖昏君到这当儿才慌了手脚，忙不迭答应俺答开通两国边贸，互市贸易。让蒙明两国边民贸易往来，做点儿买卖，大明老百姓可以从中多找一条生路，混一口饭吃。朝庭也从中获利，多收财赋，没料到这嘉靖昏君居然坚决不答应实行这种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直至俺答气愤地举起屠刀：“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就砍你！”他这才无可奈何答应下来。嘉靖昏君老想着乃祖朱元璋发迹的荣光，总想用霸道把别人踩在脚下才会觉得过瘾，他象成祖朱棣一样有本事去踩别人也罢了，偏偏他没有本事去踩别人，又兴这个调调。结果欺负人家不成，还险些儿沦为阶下囚。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种由外交使臣用嘴皮便可轻松化解的芝麻小事，他也要弄到兵戎相见。这个嘉靖昏君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大发脾气，对被倭寇搅得一团糟的东南沿海，更是一肚皮的恼怒：“南北两欺，倭贼残毁地方尤甚！”可是他从来没有用猪脑子仔细想一想，假如他不撒除市舶司，不搞禁海，倭人通商有门，倭贼又如何会欺上门？
“嘉靖，嘉靖，家净净；老百姓，老不幸！”大明老百姓有一个这样糊涂混帐的皇帝坐在金鎏殿上凭个人的喜恶发施号令，老百姓怎会有好日子过？这个嘉靖昏君在位几十年，除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之外，其余时间都闭上眼晴妄想长生不老，一生几乎没有做过几件好事。年轻时日，为了博个孝子贤孙的好名声，弄出一个“大礼议”之争，搞得举朝不宁，让群臣互相窝里争斗，使不少读书人糊里胡涂死在这件事情上边。重用奸臣严嵩，祸国殃民。犹其是他自作聪明，不管老百姓死活，野蛮地罢却对外通商贸易的市舶司，断绝沿海千万老百姓的生路，同时也招来倭寇的侵扰。
当初罢却市舶司时，不仅徽商坚决反对，连朝中的有识之士也感到莫名其妙，纷纷上表陈奏，请主子略发慈悲，顾念一下小民的生计活路，网开一面，不要全面闭上海门。但皇帝金口一开，哪里还有甚么回旋余地？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情错到底了。可以说倭寇骚扰沿海并非天灾，实是人祸。人祸始作俑便是这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嘉靖昏君。
第五十五章 龙头大鳄
如果说汪真曾经是一个抗倭英雄，这种说法确实是很雷人，也许有人不信，不过这却是历史事实。
汪直是徽商的典型代表人物，现代电视剧里描写那些徽州商人如何白手起家，财富从少到大，从无到有，然后又历尽波折的故事桥段套在他身上都挺合适，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徽州人做生意以忍辱负重、坚韧不拔著称，汪直身上也体现出徽商这种屡败屡战的抗争韧性。史书称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也就是说汪直一开始走上商道做生意时，走得并不是很顺当，吃过很多苦头，但他豪爽仗义的性格最终使他登上商道巅峰，获得巨大成功。汪直与他的徽州老乡们不同，他有着不受法制拘束的自由梦想。他是胆大包天的人，性格与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老邪有得一拼，也是个视礼教法制如无物的邪人狂子。
少年时期，汪直按徽州风俗出来闯江湖，东奔西跑辗转来到浙江沿海碰运气。彼时他正是落魄的时候，面对着碧波荡漾的大海，不免感慨浩叹一声：“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看着葡萄牙商人驾驶风帆在海上驰驱往来，汪直羡慕不已，也向往这种无拘无束的海商生活。他可算是大明朝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先驱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理解他的行为，不可能理解他心中的苦闷。
大明朝套在商人身上的桎梏太多了，汪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混不下去了，他决定亡命一博，象葡萄牙商人一样下海经商。汪直不愿做忍辱负重的“徽骆驼”，他是个千年不遇的大冒险家，他注定要做遨游四海的霸王龙。
舟山群岛中有两个对峙的不起眼小岛，名叫双屿岛。岛上草木萧疏，礁石林立；水浊涛汹，鸟不生蛋。可这两个小岛南北水陆相接，拥有天然的深水海港，是个船舶最好的避风港。十六世纪的海上探险家葡萄牙人看中了这里天高皇帝远的独特地理环境条件，把第一间货物仓库盖在了岛上。此后，中国走私海商林碧川、李光头、许栋也先后把据点设在了此处。于是双屿岛就这样鬼使神差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最前沿阵地。
嘉靖十九年，往日鸟不生蛋的双屿岛上，已经有长住居民约3000多人，其中葡人约有1200人，岛上有居家、教堂、医院、裁判官、仓库、交易所，俨然欧洲中等规模的集市。当地人丝毫不排挤碧眼焦须的外国人，史谓“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葡萄牙人）如衣食父母。”明朝和世界各国的商品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当时的双屿岛被后世的历史学家惊叹为“16世纪的上海”。
汪直下海的第一站就是双屿岛。他投奔到一个叫许栋的徽州老乡组建的海商集团中。许栋海商集团是武装走私船队，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汪直凭借足智多谋和做生意的才能深受许栋器重，初时许栋任命汪直为“管库”，因表现出色不久被提拔为“管哨”（相当导航员的角色），成为许栋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史载汪直“多智略，善施与。”换句话说就是汪直很聪明，不断做着仗义疏财收买人心的事。在变幻莫测的海上生涯里，没有智谋的人只能充当水手出卖苦力，而善于笼络人心则是首领人物的必备素质，而汪直作为徽商的佼佼者，恰恰拥有这种无与伦比的亲和力，并将这种助人为乐的做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众海商眼中，汪直比得上《水浒》中的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乐善好施。”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是不求回报的施与，这需要很大的家事很大的魄力，才担当得这样的折腾。这期间，汪直指挥走私船，运载生丝和硝磺等违禁品，远渡日本、暹罗、西洋诸国牟取暴利，如鱼得水。
青年时期的汪直，好学善思，精通日语和葡萄牙语。一个懂外语又会应酬交际的小伙子，机会多得是。汪直进入许栋海商集团不久，就替许栋沟通倭商，打开日本市场。
那时候，日本正处群雄割据时节，岛国上拥有大量土地资源与子民的封建领主，唤作大名（相当诸候王）。这些大名拥兵自立，互争雄长，彼此打得不可开交，持续上百年的时间，争战不绝。
有争战就必有消耗，战争带来巨大的破坏也需要资源重建。日本中央幕府虽然不能阻止这些大名互相火拼，却能掌管部分军事物资与民生用品的分配特权，尤其是从中土远道而来的火药、丝棉、药材、瓷器等等日本本土稀缺而生活又必需的日常用品。那些大名一般很难从幕府将军那儿得到这些来之不易数量不多的中土货物，谁能取得幕府将军的资助，谁就能在战国诸雄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幕府将军通过官方外交使节及商团与周边国家进行正当贸易，名正言顺取得这些货物，除去幕府本部需求之外，若有多余的货品便以高价卖给那些大名们，从中渔利。
自从明王朝罢却市舶司，断绝与日本、西洋诸国贸易往来之后，幕府再也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这些中土货物了。幕府自顾不暇，当然没有什么东西分配给那些大名们。各路大名若想获得中土货物充实仓库，只能靠自己变通设法了。他们惟有干起走私贸易的勾当，偷偷摸摸雇人到中土边境黑市去交易。这些大名的商团初至中土的时候，也做一些公平买卖。后来发现劫杀抢掠更为合算，就伺机变为强盗，使大明沿海边民对这伙亦商亦盗的商团感到大为恐怖。
由是，大明海滨便活动着无数由各种因素、人种组成的海盗商团。这些亦商亦盗的商团，若遇上比自己强的商队便做点公平买卖；遇上比自己弱的商队时便由手里的刀剑说了算。干这样无法无天的营生，除了应付大明官府卫所、地方番捕差役抓捕之外，还要经受沿海一些地主豪强的欺压诱骗，排挤打击……为了应付各种不可预测的变数，每个日本商团出海前夕都需要动员一大批保镖保驾护航，那些失去土地、没有户籍的浪人剑客纷纷加入，浩浩荡荡地来到大明海滨，大肆抢掠破坏，并与中土境内的海盗、奸商、流氓无赖勾结起来，共同抢劫分赃。这些商团小则十几人一伙，多则几千，甚至几万人以上。在大明沿海诸省掠夺商船，掳人为奴，强占土地，无恶不作。大明军民把这伙奸ｙíｎ掳掠，四德俱全的坏蛋唤作倭寇。所谓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明代的日本倭寇绝大多数来自日本九州，又以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肥后（今日本熊本县）、平户（今日本长崎县）居多。日本史学家也认为，这三个地方是倭寇的发源地。平户地处九州的西北部，与亚洲大陆距离最近，长崎港距上海860公里，对马岛距韩国釜山仅有53公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平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成为日本和世界交流、贸易的门户，同时兼海盗码头。日本战国时期，平户的大名松浦氏据此风水宝地，豢养本国海盗，也不排斥外来者。平户是恶名远扬的“海贼八幡船”大本营，“八幡船”是因海盗悬挂的旗帜得名。除了平户和萨摩之外，北九州的肥后也是以民风剽悍好战出名。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第二军主将加藤清正率领的肥后兵团，就是以能打硬仗和屠杀平民令朝鲜兵闻风丧胆。
作为倭寇主力的萨摩人，居地在九州岛最南端，也是日本最西南的萨摩人。萨摩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强藩，开化较晚，民风剽悍。在日本，关于萨摩人的段子很多，大抵来说就是：开化迟，头脑简单，崇尚武力，憨不畏死。不怕死的萨摩人在乱世中的日本，是一批打仗不要命的强兵。萨摩州大名岛津氏能在乱世中，独力制霸九州多年而不坠，就是依仗强悍的萨摩兵。
这伙萨摩、肥后、平户三地的海盗在明朝嘉靖年为祸尤烈，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四地数千里海疆同时告警，沿海百姓深受其害，也对这伙倭寇感到大为恐怖。史称这段时间为“嘉靖大倭寇时期”是为明军与倭寇争战最残酷最激烈的时期。
日本商团千里迢迢来到中土大明采购货物，与大明沿海边民洽谈生意，进行交易，肯定需要一个“通事”做翻译。学过日本话的语言天才汪直便担当起这个角色，穿针引线。促成双方交易。这样许栋海商集团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汪直的威望也随之水涨船高。三十岁那年，汪直赚到了他人生第一桶金。由那时候开始，他跃跃欲试想自立门户。并非所有日本海商集团都是进行抢劫的，其中也有一部分做正常贸易生意的人，汪直那时候正好跟这些做正常贸易生意的人打交道。那段时间，汪直也曾幻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合法海商，希望明朝政府给他一个正当的名份，让他名正言顺地开拓海上贸易。他曾经非常卖力地向明朝官府提供他所知的海贼活动情报，帮助明朝官府打击那些专事抢劫的真倭海贼。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双屿港不久便因为走私活动的猖獗和倭寇的侵扰，被明王朝视为“走私犯兼倭寇巢穴”，拔之而后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闽浙总督朱纨调集两省水师6000人、战船380艘进攻双屿，战火迅速弥漫了不到100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居民死伤惨重，双屿岛被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
汪直侥幸逃出生天，这场灾难对他的唯一好处就是：因为许栋在混乱中不知去向，余党推举他做了新的首领。汪直带着惊魂未定的部下，重新挑选了舟山烈港为新的走私贸易基地。
自然界海上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盗的法则同样如此。汪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知道怎样利用明朝这条巨鲨的威力。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汪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汪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隆海舶矣。”黑道、白道通吃的汪直终于成为最大的那条鱼。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日本历史走向的大事，汪直恰逢其会。据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中的记载：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8月），有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南部的种子岛，岛上居民看到这些金发碧眼的南蛮很害怕，语言不通，也无法交流，所幸自称为“五峰”船主的汪直随同在船，替日本人与葡萄牙进行翻译传递，日本人就此向“南蛮”购买了新式武器火绳枪，这就是日本鼎鼎有名的“铁炮传来”事件。不经意间，汪直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中国是内陆国家，数千年的文明史，海上的冒险家一向如凤毛麟角。汪直这样成功的海上豪强只能怪自己生错了地方。同是16世纪，在地球的另一端，伊丽莎白女王正在给纵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杀人越货的众多海盗船长颁发爵士称号。而明朝的态度只有一句冰冷的祖宗家法：片板不许下海。在禁海派眼里，汪直的烈港基地无疑如骨鲠在喉。
第五十六章 一呼百应
大明朝撤掉市舶司，祸始于“宁波争贡事件”。
宁波是大明官方指定的日本朝贡唯一港口，争贡事件就发生在宁波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国内爆发了应仁之乱，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豪族对峙。日本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盘踞九州的大内氏夺去。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
大内氏夺取到唐僧肉一样的新勘合后，随即也派出三艘朝贡船，一行三百人由僧侣宗设谦道率领，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将军当时已徒具虚名，丝毫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新的也好，旧的也罢，有勘合就能对付。细川氏之所以这么有信心，因为他手下有个做生意老手：中国浙江人宋素卿。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也是僧侣）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一行迟了三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宋素卿原本姓朱，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从而多次出使中国。正是这个熟谙国情的宋素卿，挑起了两批使团的嫌隙。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反过来刁难宗设。接着，按照惯例在嘉宾堂设宴招待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
宗设憋了半天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当场与瑞佐互相拍桌子大骂。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砸了嘉宾堂，并顺手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接着，宗设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杀红了眼的宗设一行，再折回宁波时就沿途杀掠，又在市区大肆抢劫，夺船逃向大海。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宗设一伙劫为人质掳走。宁波争贡事件由是震动朝野。
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被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
案发之后，侥幸逃生的祸首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病死在狱中。嘉靖四年（1525年）琉球入贡使郑绳回国，明世宗朱厚熜令其转交日本国王一封信，要求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送还指挥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由策彦周良率领，船四只、六百三十七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怏怏扬帆而去。至此，近百年的明朝与日本朝贡贸易完全结束了。
迫于海盗的骚扰，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如今又断了日本朝贡，双管齐下的结果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了走私的天堂，进而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
大明朝未撤市舶司的时候，成千上徽商的依附市舶司与日本商团和西洋胡贾贸易往来。而朝廷撤除市舶司之后，无疑断了徽商一条财路。那些依赖徽商采购货物的城市小商小贩生活备受冲击。
大明朝廷把渔利天下的特权当作臭狗屎球扔在地上，那些做正当生意，安份守纪的徽商自然无可奈何，惟有自认倒霉的份儿。谁叫他们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摊上这样的昏君庸臣哩。关闭市舶司，断绝海外贸易。大明朝打着如意算盘是不让蛮夷人登陆上岸，招摇作怪。这样天朝淳厚的风俗教化就不会动摇，国家就益发长治久安。只是当政者施政不切实际，强制推行恶政，遗害苍生不浅。以致“北虏刚平，南倭又起”。天灾不断，人祸频繁。国家没几日安宁，人民何尝安居乐业？
海关虽闭，那倭商胡贾依然持币千方百计求购中土货物；大明那些茶农炒好的新茶依然要寻找卖主；绣娘们做好的女红依然要出脱换成盐油柴米。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岂是官府禁绝得了。于是便有几个不怕砍头坐牢的不法商人出来取代市舶司替小商小贩们牵线搭桥与倭商胡贾做交易，如此，那本来由市舶司掌管对外通商贸易的职责便转移到沿海地主豪强手中，汪直、徐海、陈东这些海商便当仁不让承担起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
汪直取代市舶司成为沟通倭商胡贾与大明小商小贩们交易的代理人时，无论是黑道杀人放火的土匪盗贼，还是在市集摆个地摊混口饭吃的小商贩，都唯汪直马首是瞻。汪直金口一开，比嘉靖皇帝的圣旨更有约束力。江南沿海城市中大部分的手工业者心里都明白，汪直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嘉靖皇帝恰恰是打碎他们饭碗的仇人。
汪直是真正贯彻那个时代的“三个代表”一、代表先进生产力（汪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先驱者和实践者）；二、代表先进文化（充满进取的航海家冒险精神，还有主张自由贸易的呼吁，则使五百年之后的现代人看来，仍然为之震撼，心折不已）；三、代表广大城市手工业者以及贫下中农的利益。
当然，汪直后期率领倭寇抢劫的行为，严重损害当时以官商为主的士族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得罪了读书人。得罪读书人的人无论做多正确的事也没有好下场。王莽被骂作反贼；王安石被骂作奸臣；汪直理所当然也被这些读书人口诛笔伐，批抹成为“黑人”一个。
如果海禁派不是那么死硬地坚持立场，愿意作出妥协，汪直就不可能走上与明朝政府对抗的道路，汪直自始至终都对明王朝抱有幻想，这也是导致他后来最终陷进阴谋家胡宗宪诱降圈套并落得身死人手的主要原因。汪直是对明王朝极度失望下被逼使用暴力渲泄愤怒，这也是他生存空间被当政者无情剥夺后无可奈何采取的一种选择。
起初，倭寇远道而来，在异国他乡抢劫作战，由于对大明地理环境不熟识，斩获甚微，常常做着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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