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独裁-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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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辰浩的计划里，他先让俄国人高高兴兴的修完西伯利亚铁路，让沙俄政府十几亿卢布的巨额经费耗在铁路上，让沙俄没钱去发展国内经济。一旦开战，王辰浩便会切断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断了沙俄军队的补给。中国军队都不需要主动出击，只要在战壕里守着，跟俄军玩消耗战便可以打败他们了。

当然，这只是王辰浩脑海中的战略，距离真正实施起来还有差距。

“光绪有什么动静没有？”

监视光绪是李冰的任务，只听他说道：“最近光绪表面上非常老实，但暗中却跟瑞郡王载漪等一批皇室宗亲密议，参与的人打多数都是旗人权贵，而且光绪似乎跟慈禧的关系有所缓和，荣禄经常和光绪一起进出佛香阁。”

王辰浩淡淡一笑，光绪不甘心成为光杆皇帝早就在完成的预料当中，倒是光绪和慈禧重新走在一起让王辰浩有些意外。但王辰浩却不是太惊讶，因为光绪和慈禧二人一个被囚禁一个被架空，可谓同病相怜。光绪和慈禧的争斗是导致王辰浩趁虚而入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他们二人的内斗，王辰浩也不可能这么快这么顺利的称为中国的**者。

“密切监视他们，除非有足够的证据，否则不准打草惊蛇。”

“是”

李冰领命，李国栋这时说道：“大人，我看您还是赶紧废掉光绪得了，这天下本就是咱们汉人的，让旗人白白霸占几百年，也该还给咱们了”

王辰浩道：“如果甲午战争咱们打败了，那现在咱们废掉光绪国人肯定双手赞同。但那场战争咱们赢了，随后的对俄战争和对西班牙战争咱们都赢了，这样一来，国人对这个光绪难免产生些好感。这个时候我作为臣子废掉光绪，肯定会大失民心。”

李冰也明白王辰浩此时的处境，于是问道：“可总不能这样耗着吧？”

王辰浩笑道：“放心吧这个光绪不会忍很久的，我们会有机会的”

随后，王辰浩召集国防部主要官员们开会，针对俄国可能对华采取的军事行动展开讨论。

会议上，国防部、总参谋部官员们分别作了针对性报告，最后由王世珍进行了总结。

经过研究，北洋政府决定在北方成立三大军区，以便应对来自北方的沙俄军事入侵。三大军区分别是奉天军区、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

其中奉天军区直辖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节制三省军队，统一调度，对沙俄阿穆尔省、朝鲜做出防御，军区基地设在奉天，预备役兵员五十万。北京军区从原来的卫戍区，即京畿地区，扩大为直辖直隶省、内蒙古、山西、河南四省军务，肩负保卫京京畿周边之战略战术任务。其中内蒙古作为北京军区的北大门，肩负着抵御沙俄中西伯利亚省的军事威胁。军区基地设在南苑和北苑，预备役兵员五十万。其中北苑为卫戍部队驻扎，名义上属于北京军区，实际上国防部无实际调动权，直属王辰浩指挥。兰州军区下辖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五省军队，负责对沙俄外高加索集团军、阿富汗集团军，以及印度英军防御。军事基地设在兰州，预备役兵员七十万。

第二卷　经营北洋　第250章　战术天时

第250章　战术天时

三大军区预备役兵源达到一百七十万人，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全部相关训练。

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有三十万人军人从现役部队退役，他们是预备役兵源的一部分。考虑到在新式军队数量上面同沙俄陆军的巨大差距，国防部特别允许三大军区每年增加十万新兵征召入伍额度，以便三大军区完成一百七十万预备役兵源的计划。

三大军区分别成立战区司令部，北京军区成立第一战区司令部，奉天军区成立第二战区司令部，兰州军区成立第三战区司令部。三大战区司令部官员直属总参谋部，并由总参谋部提名，由内阁总理王辰浩签署任命生效，每三年轮换一次。

三大战区的设立，主要负责对俄战略防御。

战争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选择战略防御，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将占据地利、人和。

剩下的就是天时了，这是中俄两国军队都将拼命掌控的。对于战争而言，天时分作两个部分。

第一是战略上的天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发动来发动战争是胜利的第一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兵败莫斯科，抛开其他问题暂且不提，冬季在俄国领土上作战就是天时在战略上的失败。

王辰浩在战略天时上面已经做出了判断，沙俄不可能在冬季和春季对华发动战争，因为冰天雪地的中国北方将成为进攻一方在作战、后勤上面的噩梦。沙俄在战略上只会选择在四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这段时间来发动战争。

第二是战术上的天时。战争打响后，抛开战略上的天时约束，战术上的天时成为战斗中的第一要素。例如战斗时发生大雨、飓风、大雾等不利于战斗的恶劣天气，以及因为恶劣天气所导致的山洪爆发、交通阻断、武器系统失灵、补给供给困难等连带影响，这些都是战术指挥官所要考虑的因素。

不同于战略天时，战略指挥官可以根据战略天时的恒定性做出判断，因为一个地区的一年四季的天时基本上是恒定不变的。战术天时每天都可能变化，战术指挥官除了根据以前的气候变化规律来作出判断，更需要精确的天时情报。

在古代，战术天时基本上靠经验，靠战术指挥官的主观臆断和当地老百姓的知觉，但十回能有一回准确就不错了。这种主观臆断给战斗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往往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典型战术天时失败的例子。

在现代，这种情况渐渐改变。随着西方天文学家们陆续开发出一系列测算天气的仪器，陆续建立起天文站、气象站、观象站等测量天气的设施，出现天气预报等机构，给战术指挥官带来了更为精确的战术天时判断，帮助战术指挥官采取更加合理的战术安排，提高了战术胜利的几率，降低了战术失败的风险。

三大战区成立后，对于战术天时的最为有影响力的气象站计划也被提交给国防部审议。

王辰浩对于国防部关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军事气象站的提案大力支持，并责令国防部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以及令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给予资金支持。中国的气象站计划于是得以实施。

对于此事的中国国民来说，气象站和天气预报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

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三座气象站，分别是北京地磁气象站、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以及香港天文台。

虽然已经有了三座气象台，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中国所有。基本上不为中国人服务，只服务于在华外国人。

其中北京地磁气象台是由沙俄教会与1849年建立，该气象台是沙俄研究中国北方气候的机构，实际上为沙俄军方服务，帮助沙俄军方收集中国北方天气资料，以便为沙俄的亚洲计划做准备。说白了就是一家沙俄间谍结构，专门将中国的天气变化资料报告给沙俄远东军区，为沙俄远东军区提供战术天时上面的支持。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是法国教会于1872年建立的，同样也是负责收集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气候资料。中法战争中，法国未能如愿的侵入中国内陆，舰队还未到上海就折戟沉沙，这座观象台便无用武之地了。从此改为民用，为法国租借区的人们提供天气预报，法租界远比公共租界区繁荣发达的多，其中这座观象台也是功臣之一。

第三家是香港天文台，是英国为收集香港和周边地区气候资料而建立。由于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这座天文台所获得的气候资料只能作为英军防御需要，而清政府没有力量收回香港岛，因此这座天文台成为民用，为香港市民提供天气预报。

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台于1899年3月在北京西郊设立第一个气象站，隶属于国防部。对北京周边的风向、风速、雨量、气温、相对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现场监测，并提供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预报。

随后，国防部又在北京军区设立了20个气象站，确保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可参考性。

同时，在其他两大军区各个主要战略城市和据点附近地区，也相继设立了一百多个气象站，专门收集当地的气候和天气资料，其中一部分气象和气候资料严格保密，只供军队指挥官调用。

为了更大范围的保护国家气象和气候资料，王辰浩召开总理会议，通过对各国在华气象站做出约束，禁止外国在华设立气象站，同时也连带禁止了外国人在华测绘和勘探资源。

北京地磁气象站和上海徐家汇气象站被中国警察厅指责进行间谍活动被撤销，这令沙俄政府和法国政府极为不满。他们声称气象站不是用作军事间谍用途，只是为民服务，要求北洋政府收回成命。

北洋政府自然不会妥协，于是在王辰浩的受益下，教育部、交通部联合申请了专项资金，用来组建中国国家气象局，专门进行民用天气预报。

随后，北京、天津、济南、上海、杭州、广州、武昌、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陆续建立气象站，专门为国民义务通报天气，如此堵住了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嘴。

中国自己的气象局成立后，一方面为国民提供天气预报，方便国民出行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军队从此有了较为精确的天气预报作为战术天时的参考，对于中国军队的战术指挥官们来说，无异于是个巨大的帮助。指挥官可以根据天气情况进行及时的战术调整，不至于发生战术动作和安排因为天气关系而失败和被迫取消的情况。

就目前来看，三大战区对俄作战最大的困难就是补给输送问题。奉天战区还好一些，因为清俄战争的刺激，其铁路交通线已经打通，目前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已经连接了铁路，松花江、嫩江、黑龙江、鸭绿江和乌苏里江已经设置了完善的水路交通线。由东北江防舰队护航的补给船队可以很快抵达战略要地。

北京军区的铁路和公路都十分发达，但是仅限于京畿周边和直隶省地区，蒙古地区还是空白，因为北京和内蒙古之间隔着巍峨险峻的长城和大山，通往内蒙古的铁路修建进度缓慢。

对于兰州军区来说，不但没有铁路，三辆马车并行的公路在西北地区都是罕见的。

虽然全国铁路网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但几年内修通连接西北地区的铁路是不可能的。出于对国防战略需要的考虑，国防部和交通部提出修建战备公路，在没有修通铁路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之间修建战备公路，以满足眼前对俄防御的需要。

如果说国家大规模修建铁路是为了刺激国内对钢铁锻造、木材加工等行业的需求，那么修建战备公路就是出于刺激以水泥生产、采石加工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项目。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个目的。

眼下中国大部分人口存在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王辰浩并没有对地主和土地进行改革，除了他暂时不想得罪中国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因素外，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工人，如果进行了土地改革，以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来看，他们会沉浸在种地的兴致当中，就更不会有劳动力去参与工业生产了。

英国以圈地运动的血泪史来完成将农业人口驱赶进城市，从而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工人阶级，奠定了英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的形式废除了农奴制，从而得到了大量的种植园农民和黑奴进入再北方的美国工厂，为美国工业发展带来的廉价的劳动力，不到三十年时间美国的工人数量由南北战争前的112万人，不及英国一半，到十九世纪末一下子猛增到了两千万工人，使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将第二的德国和第三的英国远远的抛在后面。德国的发展是通过容克新资产阶级对老牌旧资产阶级的掠夺得来的，德国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统一，原有的旧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容克庄园主们剥夺，从而造就了容克新资产阶级。而普法战争后，德国占领了法国工业最发达的得克萨斯和洛林，等于捡了现成的。

如今，王辰浩对中国的工业进行改革时，周边没有掠夺的工业强国对象，无法走德国式的掠夺式的快速工业崛起的道路。也不可能像美国内战那样，因为中国没有美国的那种宽松国际环境，中国当前面临来自沙俄和日本的军事威胁，英国虽然暂时向中国示好，但是其对华侵略的野心是不变的。中国打完沙俄后，英国就会卷土重来。更有日本这个狼子野心的国家在一旁窥视者，因此王辰浩极力避免内战，给这些列强们趁虚而入的机会。因此美国内战那种工业发展道路也被王辰浩否决了。

最后就剩下英国的圈地运动了，这是个长期的过程，王辰浩可等不了那种漫长的岁月。好在英国圈地运动的核心要领王辰浩清楚，因此王辰浩根据英国的工业发展方式，在建立大量的工人劳动力问题上，王辰浩选择了一条类似于英国圈地运动的方式。

中国历代以来的王朝更替战争都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导致的，土地对于封建国家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因为土地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土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负面影响力就次要多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土地竞争不再那么激烈了。

眼下中国的土地兼并严重，地主阶级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耕种土地，全国80的农业人口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民处于水水深火热当中，他们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被地主剥削。另外有土地的农民也过者衣服不遮体，饭菜不裹腹的贫困生活。

这种情况正好类似于英国的圈地运动，王辰浩通过全国工业项目建设，将这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吸收进工人队伍当中，让他们直接放弃农民身份，加入工人阶级里，为国家工业建设作贡献，他们因为起点就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成为无产工人阶级。同时，工业生产当中，工人的工资可比现阶段的中国农民收入高的多了，因此吸收那些有部分土地，却无力维持生计的农民进入工厂，他们的起点比其他无土地工人高一些，便成为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

而原来的地主阶级，因为他们手里的佃户们不断的离去，造成劳动力大量流失，他们当中一部分开明人士将变卖土地，投资商业，成为中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将提升佃户待遇，发展大种植园经济方式，从而成为中国式的富裕农民阶级。

对于中国的农民阶级来说，闲散的农民转化成了工人，有了出路。剩余的农民得到了待遇提升，同样有了出路。这样王辰浩既不用得罪中国最有权势的地主阶级，又解决了农民问题，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对王辰浩的统治至关重要。

北洋政府通过全国工业基地、军事基地、铁路网、公路网等浩大工程建设，吸收超过一亿农村人口进入工人阶级队伍里，这样一来，工业**的最基本条件变具备了。虽然这些由农民演变而来的工人阶级，其素质远不如国外的工人阶级，但却可以满足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建设发展所需。

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通过这种不流血方式，即保障了国家各项工业项目和战略项目的建设发展，又成功的解决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大一对矛盾，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顺利发展扫清最大一个障碍。

同样，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项目解决了国内闲散农民的生路问题，反过来大量能吃苦能耐劳的农民加入国家各项工程建设项目当中后，为这些项目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各项工业项目的建设也比预期的建设进度加快了不少，像修筑国家铁路网、国家公路网等依赖劳动力的项目进展神速，交通部大臣詹天佑在给国会作报告时，直接称中国的铁路建设速度将以美国铁路发展速度为标尺，将冲击美国1887年造铁路两万公里的世界纪录，年修造公路里程将冲击法国1876年最高纪录3。2万公里。

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虽然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但是对全国农业还是进行了一番改革的。

中国依然是个农业国，毕竟四亿人口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也就是粮食问题。

此时中国的耕地面积世界第一，但是效率低，产量低。1897年，清帝国粮食总产量约一亿吨，平均人均不足两百三十公斤，处于勉强温饱水平线上。中国每年从美国、英国进口大米、小麦、玉米200多万吨，以每吨粮食平均三十龙币计算，单粮食一项，就花费外汇六千万美元。

从1897年开始，王辰浩作为直隶总督时，便开始在直隶省推行农业改革，向农民低息无息贷款，要求农民在地里施加化肥以提高粮食产量。

经过两年的试验，直隶省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农民得到了极大的粮食收获，家家除了上缴国税和地主的租子税后，净剩下的粮食不但满足自己温饱要求，更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换钱。当然，他们的粮食第一时间都卖给了政府，因为政府一直在囤积粮食，当初跟农民签署协议时就明确规定，农民打出来的粮食优先卖给政府。

直隶省的农业改革成功了，随后迅速在周边各省推广，在北方各省迅速赢得了老百姓们的一致支持。

随着王辰浩成为帝国内阁大臣，直隶省的农业改革的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国各省推广开来，深得全国各地老百姓的欢迎。地主阶级们更是拍手支持，佃户打的粮食越多，他们得到的就越多。

王辰浩没有没收地主手里的土地，这使得他的全国农业改革得以在各省各地顺利实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农业部大臣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不出两年时间，中国就会告别进口外国粮食的局面，这将为国家外汇节省六千万美元的开支，降低中国对美国和英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同时，工业部大臣张謇指出，全国农业改革的成功，使得中国的化肥工业发展迅速，即北洋化肥厂之后，全国各地陆续由商人们集资建立了一百多家化肥厂，使得国家化肥生产规模达到两千多万吨，仅次于美国的五千万吨和德国的四千万吨规模，位列世界第三。

第二卷　经营北洋　第251章让诺贝尔奖靠边站

第251章让诺贝尔奖靠边站

中国化肥工业的飞速发展和快速壮大，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各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领域都在快速发展当中。

中国的商人们从来就不缺钱。以前无法发展，是因为旧社会制度重农抑商，以及国外列强商人们的打压欺负，商人们以前投资办厂可谓办一家黄一家。以前缺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如今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废除了满清重农抑商的国策，又为国内商人们顶住了来自外国商团的打压欺负，同时以北洋科技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力量开始为民族企业进行技术和科学指导，于是良好的国内发展环境让这些商人们重新燃起了投资办厂的希望。

而帝国总理大臣王辰浩在国家工商部会议结束后，在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上对民族商人们所说的话“不是只有打仗才能成为民族英雄，国家贫弱受欺，投资办厂为国家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政府和人民同样视这些人为民族英雄”，更是令千千万万个民族商人们热血沸腾。

而北洋科技云集更多的国际顶级专家、教授和学者，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国际尖端科学技术。除了军用技术不外传，其他技术都被迅速投入京津唐工业基地的各大工厂实践应用，而随着王辰浩成为帝国内阁总理后，全面推行工业改革，来自京津唐工业基地的尖端技术迅速向全国其他省份的工业基地扩散，来自民间的商人们有了技术支持，于是才有能力投资设厂。

北洋政府为了鼓励商人们大力投资办厂，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例如免除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对一些国家稀缺工业项目的商业投资采取反补贴，对于吸纳大量民间闲散劳动力的企业给予减税和免税。

商人们为利而生，国家即给他们在金钱上的让利，又让他们享受“国家贡献者”、“民族英雄”等名誉，可谓让他们名利双收了，因此商人们对于投资办厂的积极性非常高，全国各地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各类工矿企业，几乎囊括了国民工业的各行各业，甚至一部分军事领域的器械材料也由民间企业承包。

对于北洋政府而言，对国民工商业实施减税、免税和反补贴等措施，表面上看政府吃了大亏，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政府的减税、免税在初期固然吃了亏，降低了财政收入，但是随着大量工矿企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时，对工商业的税收入不减反增。

同时，大量工矿企业为了让国家进一步对企业减免赋税，不断扩大规模，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加入，这无形中帮助政府解决了大量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政府为了安顿社会闲散劳动力是需要花钱赈济的，如今这些闲散劳动力都涌向各大工厂，自然不再需要国家来赈济了，反而给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更对北洋政府的维稳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总得来说，北洋政府的政策调整的恰到好处，使得政府、企业和国民三方面达到共赢局面。

能够产生这种良好局面，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固然在制定策略上值得夸赞，但直接的成功因素却要归功于北洋科技。

事实上正是由于北洋科技重工的快速发展，才使得中国掌握了各个领域的国际先进技术，甚至是尖端技术，正是由于这些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各个领域，有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下，才能够让国内的商人们安心投资办厂，不至于因为跟国外技术的差距而导致亏损。

1899年财年预算会议上，北洋科技重工提交的99年发展预算获得国会审核通过，获得2000万龙币的财政拨款，而王辰浩在最后内阁审议时，又特别追加了400万龙币的拨款预算。国会追问这笔经费去向问题时，王辰浩做出解释，这笔费用是用来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用以奖励国际上的重大科学发现或者发明人。

此前，北洋科技就有专门的基金用于奖励北洋科技重工各个实验室的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们做出的贡献。奖金非常高，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都在为北洋科技和中国服务。

但这次王辰浩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奖励的范围除了国内人外，范围扩大至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

这种把钱奖励给外国人的做法令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们不满，用他们通俗的话讲，这是在吃里扒外，亦或者是吃饱了撑的。

但国会议员们可不敢当着王辰浩的面指责他，只是背后私底下议论纷纷。

王辰浩得知后，除了鄙视这些人目光短浅之外，还是决定给他们解释一番。

于是，在随后的国会咨询问答中，尽管没有国会议员问及王辰浩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事情，但是王辰浩还是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王辰浩的解释非常的通俗易懂，他只是给国会议员们讲了一遍他们都听过却没重视过的故事，那便是千金买骨。

王辰浩讲完千金买骨的故事后，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在座的国会议员们可都是政治上的老狐狸了，像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李鸿藻、刚毅等人在王辰浩刚说起故事开头时他们便明白了，而奕劻、毓贤等不太喜欢读古书的议员们也在故事结尾时听懂了。

王辰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因为此前的中国在全世界各国人们的眼里是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度，不重视科学学术、排挤污蔑科学家都是妖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来中国发展，尤其是那些牛气冲天的科学家们，他们大多都傲气、脾气大，提起中国顿时就撇嘴瞪眼。而北洋科技之前弄来的那些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们，大多数都是被资金所困、被生活所迫、被同行所排挤的人群，他们肯来中国那是看在钱的份上。但凡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那些问题，他们就不会来中国，这都是因为中国的落后，因此王辰浩需要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

就像之前王辰浩强行通过《国民个人仪容法案》，规定国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仪容，可以剪发不用留辫子，不称奴才，不用下跪等条例，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那次就是王辰浩在全世界面前的作秀，让国际社会不再用辫子、奴才、下跪等蔑视人权的借口来抨击中国社会的落后，向国际社会证明了中国正在进入和融入文明社会。

此次的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同样出于这个目的，基金会设立400万龙币奖金池，每年拔出100万龙币作为直接奖励，包括制造中华国际科学宝星成就奖奖章、证书。

奖章规定为金质，奖章约重300克，奖章直径约为7厘米，正面是中华碑浮雕像和中华国际科技宝星成就奖字迹。不同奖项，奖章的背面图案和刻字都不同，有龙图腾、万里长城、紫禁城、天坛等，皆为中国代表性地标，起到宣传作用。图案上方刻着获奖者名字、国籍、性别和成就，让获奖者有极高的成就感。同时，每份获奖证书的设计和词句都不一样。

中华国际科学宝星成就奖由中国教育部连同北洋科技负责颁发，每年的奖金金额规定为5万龙币。比起国际上刚刚成立的诺贝尔奖金来说，诺比尔奖金在1901年第一次颁奖的时候，每单项的奖金为15万瑞典克朗，折合两万龙币，当时这笔钱相当于瑞典一个教授工作20年的薪金。而中华科技宝星成就奖单项奖金是诺贝尔奖的2。5倍，更是赶在诺贝尔奖正式发布前成立，其中除了有王辰浩为了打响中国名牌的目的之外，也不排除王辰浩嫉妒诺贝尔奖里没有中国人而采取行动抹杀诺贝尔奖的影响力。

中华宝星成就奖既然是国际奖项，那么就得制定一系列法规来向国际社会证明这项奖励制定是公正公平的。

根据王辰浩的建议，教育部单独成立国家科学院来管理资金，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

按照国家科学院研究规定，和平奖由中国北洋政府议会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由北洋科技管理委员会评定，文学奖由教育部文学院评定，经济奖由工商部联合教育部经济学院共同评定，数学奖由教育部数学院评定，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10人组成的中华科学成就宝星奖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五年一届。

其评选过程为：每年7月至年底，接受各项中华科学成就宝星奖推荐的候选人。通常每年推荐的候选人有1000—2000人。有推荐候选人资格的有：先前的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获得者、宝星奖评委会委员、北洋科技重工、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宝星奖评委会特邀教授、作家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