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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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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个亚美尼亚——胆子越来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着又要求在苏联之内拥有自己的主权。1989年11月，苏联议会批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自治，但这并不能让其满足。1990年3月的共和国选举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产生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新的立法机构现在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显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继续留在苏联之内。但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这条路线相冲突。苏联宪法也正式保证过，任何共和国都有权脱离联盟。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挑战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这样做的权力，虽然他也呼吁它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只要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诉诸武力。确实，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脱离并不会有损于苏联本身，因为它们只占苏联总人口的，也不拥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它们并入苏联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它们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秘密协定的产物——这样做就更无损于苏联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种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冲突之中，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主权宣言！俄罗斯总是在苏联体制中占据不应有的地位。俄罗斯人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苏共和国家机关中占有不应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国的党和政府机构中，俄罗斯人也是高级职位的占有者。苏联周边共和国所发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他们认为是俄罗斯人掌管的一切。
虽然俄罗斯人拥有这种种控制苏联的途径，然而在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受苏联体制的压制。列宁就老是担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将会威胁到苏联的完整，苏联体制的组织方式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担心。与其他14个共和国不同，俄罗斯共和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独立的科学院、工会组织、共青团和克格勃的共和国。为了替苏联人民建立一种全联盟的认同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到压制。
随着苏联周边共和国的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其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俄罗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这给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机遇。叶利钦给俄罗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浇油，一再重弹下述调子：在苏联，只有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商品价值比他们消费的多。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议会主席刚刚一个月，民主俄罗斯就提交了一个法律议案，要求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实体，拥有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其自行通过的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叶利钦认识到了这个提议是他最终战胜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的绝佳方式。尽管在苏联宪法中找不到这一法律议案的任何根据，叶利钦还是说服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在1990年6月8日以544票对271票通过了《主权宣言》。
民族主义（3）
虽然俄罗斯共和国缺乏支持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据，但它的《主权宣言》的通过对其他共和国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改变了遍及所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性质。不管苏联体制被抹上了多么浓重的俄罗斯民族色彩，联盟的框架至少为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提供了安全和实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俄罗斯丰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应整个苏联。而现在，俄罗斯共和国居然声称要掌握对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以前相对平静的共和国的领导层，现在也立刻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决定。到1990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通过了主权决定。10月，甚至一贯忠诚的哈萨克斯坦也效法了这些榜样。在有些共和国，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眼看叶利钦已有能力取消苏联，因而急于自己掌握主动权。
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为，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走向独立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为乌克兰共产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曾专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作过斗争，倡导过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1989年末，乌克兰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其大本营是该共和国的西部地区。随着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随着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这位在1990年7月高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共产党人，现在为保住自己在乌克兰政权机构中的显赫地位，而开始寻找新的支持。他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抛开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教导，将自己打扮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而在苏联垮台后的乌克兰继续做他的领导人。
为追求俄罗斯主权并实现自己把俄罗斯引向资本主义的诺言，叶利钦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举措。1990年9月，一个经济顾问小组提出了加快市场化和私有化步伐的“500天计划”，对此我们已在第5章作过讨论。虽然戈尔巴乔夫最后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叶利钦却使它在1990年9月11日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批准。叶利钦是无权在俄罗斯推行“500天计划”的，因此这种批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进一步造成了经济混乱，可谓是给苏联雪上加霜。现在，苏联和它最大的共和国通过了相互冲突的法律，这既牵涉到经济重建，也关乎所有权关系的未来。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1990年12月，叶利钦向中央政府发动了一次仍属大胆的攻击。一直以来，在俄罗斯共和国征取的税收约占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12月27日，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1/10的税收来源。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得政府赤字迅速增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苏联1991年的经济完全陷入瘫痪。
俄罗斯《主权宣言》以及其他共和国类似的决定发布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保住苏联，就必须在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自治的基础上重建苏联。他开始启动一项新的联盟条约谈判进程。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计划了一次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他相信解体过程并没有反映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
全民公决于1991年3月17日举行，除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其他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参加了这次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为 亿，的票数赞成保留苏联。九个参加投票的共和国中，同意该法案的人都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戈尔巴乔夫因此可以大声地宣布，保留革新了的联盟国家是民众鼎力支持的。苏联经济内部依赖程度极高，谁都知道解体就必须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在那些贫穷的共和国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己从联盟关系中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好处。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缩小成原来的一半大，抛开 2 500万俄罗斯同胞（几乎占了全部俄罗斯人的1/5）不管，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而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许多人确实希望自己的共和国有更多的自治，但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却发现，在九个参与投票的共和国中，只有极少数人要求自己的共和国成为独立之国。
然而，尽管普通老百姓反对独立，但仍然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势力在作祟。戈尔巴乔夫和革新后的联盟国家不只是代表了联盟的保留，而且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留。戈尔巴乔夫是把各个共和国拉到一起的关键人物，他拒绝放弃他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不允许它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叶利钦及其同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那么戈尔巴乔夫当然成了拦路石。虽然在许多共和国里掀起的民族运动确实反映了民众的感受，但如果没有亲资本主义联盟取消社会主义体制并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决心，民族运动能否摧毁联盟还很难说。
真正使《主权宣言》成为一股旋风的事件，正如我们上面已看到的，是俄罗斯自己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这并不是什么摆脱外来政权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罗斯拥有的比独立情况下拥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国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正是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提出的、受到戈尔巴乔夫与联盟政权阻挠的社会经济变革计划，才激起了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启动了最终把联盟撕成碎片的历史进程。
1991年8月政变及其后果（1）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和联盟政权的最后失败，是由1991年8月未遂政变画上句号的。未遂政变进一步增强了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它促使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其中大多数早就在谋求独立了——走向了独立之路。
这一年的8月19日，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苏联政府八位最高领导人组成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他们偷偷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他的别墅里，宣布苏联处于紧急状态。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议会领导层立刻站出来反对政变。几天之后，政变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然而，权力现在已完全从戈尔巴乔夫和联盟政府手里转到了叶利钦之手。四个月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他14个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1990年春夏和初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已走入死胡同。鲍里斯·叶利钦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要求苏联采纳“500天计划”，而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联盟政府权力销蚀殆尽。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阻止这些相反趋势的发展，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更换了他的政治盟友。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于该月站出来反对“500天计划”。他公然抛弃了他那些更富自由色彩的顾问，例如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而转向那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成保留联盟、主张维持社会秩序的显然更为传统的人。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任命鲍里斯·普戈为内务部长，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在总理雷日科夫1990年12月得心脏病之后，戈尔巴乔夫任命瓦连京·帕夫洛夫接替他的位置。这三个刚刚被任命的人都是所谓的“强硬派”。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用辞职和提出专制的危险正在来临的警告来作出回应。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警告立陶宛议会，他将行使总统权力指责立陶宛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秩序”。不久之后，苏联内务部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各种政府建筑，而这些行动，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表示过支持，也没有加以谴责。
1991年3月初，戈尔巴乔夫突然向赞成资本主义的大股势力发动进攻。他攻击“民主派”是“典型的右翼反动派”，指责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社会道路”。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就在1991年3月这个月，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了。再一次发生的矿工罢工，破坏了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撤销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主席职务的企图给自己惹火上身，反而使叶利钦的地位更巩固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唯一的亮点是该月的全民公决得以通过。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看到自己斗不过叶利钦，便再次改变策略，但这次更让叶利钦得势了。
现在，叶利钦优势在握，或者也许是考虑到3月全民公决对联盟的认可，他提议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举行谈判。戈尔巴乔夫接受提议，于是“9＋1”谈判开始了。1991年4月23日，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它将在保留某种联盟形式的基础上赋予各个共和国实质性的权力。叶利钦因此放下了原来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
现在，戈尔巴乔夫又把进攻的矛头从“民主派”指向了“强硬派”。1991年7月，他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新的、自由的《共产党章程》草案，从而激怒了保守派。这个月之后，联盟条约谈判在新条约的具体细节上达成一致。没有参加谈判的六个共和国之一的亚美尼亚，宣布它也希望重新参加谈判。新条约的签订准备于1991年8月20日举行。
1991年8月政变的直接原因，正是即将到来的联盟条约的签订。看来，政变策划者只是在宣布政变的前两天才开始聚会的。他们把联盟条约看作是联盟国家的最终解体。政变领导人除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之外，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有：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将军，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秘书博尔金。 。 想看书来
1991年8月政变及其后果（2）
为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政变领导人同时指出，他们将制止向资本主义下滑的趋势。他们谴责“奸商越来越多”，认为“人民应该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当存在，但他们的这种权利正在受到剥夺”。他们呼吁保护劳动人民工作、教育、保健和居住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共产党。他们是在政府而不是在党的名义下采取行动的。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
在政变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正如他们在政变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他们将尽力向苏联人民保证奉行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改革方针，支持经济多样性，包括“私营企业”的作用。政变领导人之一、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政策是不可扭转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向报道者保证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政策将会继续下去。”
然而，不管政变领导人试图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如何，政变在苏联还是被理解成复辟旧的、改革前的体制的图谋。由于他们已经把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第一鼓吹人戈尔巴乔夫总统撇在一边，他们就无法再理直气壮地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护伞了。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高级官员参与政变，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这是一次企图回到旧体制的阴谋。
紧随政变领导人企图掌权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1991年8月时三大阵营的力量平衡，在苏联的发展问题上，它们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鼓吹回到旧体制的那班人，他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发现应者寥寥，不管是在普通老百姓中，还是在党—国精英中。虽然在苏联的大多数地方，除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外，政变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抵制，但也没得到什么积极的拥护。苏联第二和第四大共和国的领导人——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坦·纳扎尔巴耶夫——采取了观望态度。一旦强烈的、决定性的反抗在莫斯科出现，政变领导人在采取坚决行动方面的犹豫不定就暴露无遗，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在号召党—国精英复辟旧体制这件事情上，政变彻底失败了，而这正是群众不再需要这种体制的最终表现。
尽管有证据表明，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变革方向在大多数老百姓那里十分走俏，但它的积极支持者还是发现自己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一样不受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虽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但它从来就没有激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一直坐视不理。即使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也没有掀起过一丝丝反对政变策划者的波澜。
然而，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立刻就从他们位于首都的大本营里站出来反对政变。叶利钦站在装甲车里，宣布政变是一次非法的行动，威胁说政变者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呼吁举行一次反对政变的大罢工。在“白宫”即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少数武装部队也抵达这里，受命保卫俄罗斯议会。保卫“白宫”的人数一开始据说只有2万，这个数字远远少于早些时候的莫斯科大游行。这似乎是鼓吹即将在该国实行的体制的最核心的力量了。俄罗斯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告诉群众：“我们或者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活着，或者我们继续让自己做着‘社会主义选择’、盼望着‘共产主义前景’，活着却像猪。”已经离开戈尔巴乔夫阵营的、曾任其高级助手的雅科夫列夫和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加入了“白宫”前的###。一位俄罗斯商人说，一些俄罗斯新资本家参加了这次冲突，他们雇用保安人员帮助维护了8月19日“白宫”外的游行。从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主席以来一直明争暗斗的两大阵营，现在终于公开决裂了。保守派掌握了联盟国家的舵，而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则以俄罗斯共和国为营相抗衡。实质上，戈尔巴乔夫与社会主义改革派倒成了旁观者。
面对叶利钦及其盟友的挑衅，政变领导人未能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政变开始时，他们没有逮捕叶利钦，也没有向他的大本营所在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发动进攻。他们甚至没有控制国内的一切通信工具，让反对者组织起来为所欲为。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失误归结为无能。然而，很难相信一个由苏联政府、部队、安全部门的最高领导人组成的一帮人，居然无力完成相对简单的、关乎政变成功与否的组织工作。
1991年8月政变及其后果（3）
显然，政变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在党—国精英内部孤掌难鸣。甚至在行动前，他们就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下定决心：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体制垮台的趋势，否则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显然希望戈尔巴乔夫参加进来，赋予他们的行动合法性，也希望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开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得到圈外人的任何有力的支持。一旦认识到他们有多么孤立，他们就只有放弃了。普戈选择了自杀，其他的人则坐以待毙。
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米亚的软禁处被释放出来并回到莫斯科继续掌权——或许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罢了。他谴责了政变组织者，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代表们帮助他镇压了政变。他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誓要清除共产党内的“反动势力”。
然而，政变的迅速失败暴露了不管是保守派立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党—国精英中所受的支持都已经是多么的微弱。叶利钦及其盟友在击败保守派之后，认为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不管的时机已成熟。和政变领导人一样，叶利钦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就签发了一项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命令。他降下苏联国旗，升起了传统的俄罗斯国旗；暂停了共产党及其报纸在俄罗斯的活动。几天之内，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共产党领导人职务，并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不久之后，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实际上，联盟政府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人——总统戈尔巴乔夫。
随后，戈尔巴乔夫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保留某种形式的共和国联盟。但随着叶利钦迅速接管了苏联财产和机构，就不再有什么联盟的可能了。谁也不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于是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联盟的愿望现在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占了上风。那些一度担任共产党一把手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纷纷步了俄罗斯的后尘，在各自的权辖范围内取缔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利莫夫把共产党的名字简单地换成大众民主党，就接管了前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财产，而该党的首脑还是同一个卡利莫夫。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最终埋葬了建立新联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大权，接着和另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晤，宣布苏联解体，组建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向一切前苏联共和国开放，但其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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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1）
苏联体制的终结，并未经历什么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垮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了，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平和，让全世界都惊呼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这种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体制的下层受害者揭竿而起，打败旧的统治集团，推翻该集团借以统治的体制，再开始从事建设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历史事件在现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的例子。
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推翻的，但这种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该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党—国精英们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本主义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个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联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在这种革命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党—国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股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党—国精英们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
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俄罗斯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它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建铁路和电话线，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明治维新同苏联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的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杂混而成，他们中###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两年的时间去战斗才能赢得政权，这点和苏联的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之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大强权之一，根本没有受到军事征服之类的严重威胁。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时刻努力驯服它。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许多不同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就像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大国，例如中国——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然而，精英们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91年春，在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但调查和公决是不能决定社会大变革的方向的。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老百姓，共产党70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共产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乱治的。要想动员普通老百姓积极拥护他日夜祈祷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这样就把苏联体制1991年的命运完全留给党—国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些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苏联垮台后，叶利钦以及亲资本主义联盟现在看来可以自由地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骸了，可以急切地开始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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