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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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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眼里失宠是从1987年10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开始的，他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谴责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不久，他就被赶出了莫斯科市委的领导岗位和苏共政治局。在1988年举行的第十九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在电视镜头面前发表了一份不太体面的声明，要求苏共领导层为他恢复名誉，结果遭到拒绝。虽然未能再次进入最高领导层，但他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和国家高级干部。
要是在改革前，这样一种降级足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但到了1989年，苏联民主改革的进展给了叶利钦一次重返政坛的机遇，虽然这是违反党中央意愿的。1989年3月，他当选为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那里，他成了迅速兴起的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次年，他当选为刚刚改组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就戏剧般地退出了苏共。1991年6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
在俄罗斯人民眼里，叶利钦是具有相当魅力的。他是一位平民政治家，敢于挑战党内精英不公正的特权。在1986年早期的西方报纸中，叶利钦的名字也是铺天盖地，因为在那年的一次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对“给领导干部特殊津贴”和“乌兹别克斯坦集体腐败事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经常喜欢遛遛街，见一见普通老百姓。叶利钦对特权的攻击在莫斯科家喻户晓，也招致了苏联精英们的嫉恨。
叶利钦还强烈地支持民主化。毕竟，这是他在政治生涯就要终结时得以再次崛起的最好机遇。1989年2月，亦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月之前，叶利钦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选举一定要公开和民主。民主化对苏联人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那些城市居民中。
叶利钦怀有某种程度的俄罗斯民族感情。许多俄罗斯人瞧不起苏联内部那些非斯拉夫民族，把它们看作是落后的、外来的民族。有人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看作是俄罗斯的负担，是各种援助的受益者，是苏联体制内部的特权产物。叶利钦呼吁给俄罗斯以更多的独立和自主，从而获得了这些具有民族情绪的人的衷心拥护。
然而，使叶利钦闻名遐迩的，还是他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鼓动。他埋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保守势力阻挠经济改革。开始时，叶利钦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经济学家们开始在1989—1990年间提出自由市场观念，他很快就把自己的经济方案定位在市场改革上了。
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鼓动，是他能够同时吸引住普通老百姓和党—国精英的关键一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极大地依赖市场是戈尔巴乔夫1987年进行社会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市场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其含义也不同。经济学家承诺说，市场改革将会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改革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他们讨厌特供品商店，讨厌精英们可以享受的一切特殊分配制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市场改革”一词的意思就是建立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商店购买到同样的商品的体制。“市场改革”将会允许群众买到最好的商品。因此，这在普通苏联市民听起来，确实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体制所本该具有的平等主义理想的最佳道路。
对于党—国精英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不曾被迫去排让普通老百姓恨之入骨的长队，但他们有幸购买特殊消费品的代价也很高——这得靠不停地讨好上级才行。在党—国精英们看来，市场改革意味着摆脱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特权完全依赖于你所处的级别高低。一旦摆脱党对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他们就有望更加放心地购买最好的消费品，只要有钱就行。 。 想看书来
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的崛起（2）
叶利钦的平民出身、民主倾向、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市场改革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还是有着广泛吸引力的。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另一个实质性的方面则是叶利钦的反叛角色，他是摇摇欲坠的苏共领导层的最有名的反对派。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在一开始时广受欢迎，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但1988—1989年间出现的经济混乱，使得最高领导层的声望一泻千里。鲍里斯·叶利钦曾在党中央待过，后来又被赶出来，如今正在想方设法重返权力高峰。这种反叛形象吸引了许多俄罗斯人。
在第6章，我们曾经描述过叶利钦在1989年3月的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大获全胜的过程。叶利钦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确实能够扮演一名重要的角色，但他的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但它的人口只占全苏联的一半。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很少支持叶利钦，他们支持的是那些忠于党中央的人。戈尔巴乔夫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大会选举代表组成常设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时，叶利钦在代表大会里的支持率有限就说明了一切。他并没有跻身于代表们不记名投票选出来的人当中。他在代表大会和莫斯科自由媒体中的支持者为他大鸣不平，于是戈尔巴乔夫同意为他在最高苏维埃中安排一个席位。
可见，叶利钦还必须仰赖他的主要对手——戈尔巴乔夫的垂怜，才能在全国性的最高苏维埃中获得一席之地。看来，要想通过苏联议会这条路走向权力顶峰是不行的。叶利钦认识到，捷径是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而不是联盟水平上的政府机构。1990年3月，俄罗斯共和国开始选举。选民将要选出改组后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代表，同时选出俄境内各城市的苏维埃代表。与前几年全苏性的选举相比，1990年的俄罗斯议会选举要民主得多。在新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并没有给共产党或其他“群众组织”保留席位。所有的代表都必须通过竞选选出。叶利钦决定以他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为基地，参加此次选举。
在1990年的俄罗斯，叶利钦已是一位十分著名、广受欢迎的人物，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就能赢得选举。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一个席位，而是当上大会的主席，这将使他成为苏境内最大共和国的主要首脑。为达到这一目标，他需要在选民中赢得比个人声誉更多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几乎所有的苏联政治参与者（包括叶利钦），都是共产党员。但从这时期开始，却在党外兴起了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在选举和推动叶利钦步步高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月，民主俄罗斯选举联盟在莫斯科的早期选举团体中形成。它为莫斯科市苏维埃1990年3月的选举拟定了自己的候选人，同时支持这些候选人参加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以及俄罗斯其他市级苏维埃的选举。
“民主俄罗斯”是一场真正从基层起来的运动，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它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叶利钦相雷同，例如民主化和市场改革。和叶利钦一样，它也把共产党看作敌人，虽然开始时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支持者仍然待在党内。比叶利钦更激进的是，它甚至公然强调俄罗斯的独立。
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选举运动中，民主俄罗斯可谓是风云一时。它所支持的候选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中赢得了57％的席位，在列宁格勒1990年3月的选举中赢得了60％的席位。但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角逐中，它的候选人却只赢得了20％～30％的席位。
叶利钦没有加入民主俄罗斯，甚至在一开始还反对它的建立。它的领导人来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叶利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曾把大部分黄金时间花在了当一名省委一把手上。叶利钦虽然反对党的领导层，但他也来自党—国精英。因此，他一直对民主俄罗斯持谨慎态度，这反映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中的两股主要势力——知识分子和原属党—国精英现在正走向彻底拒绝现行体制之路的那帮人——之间的松散关系。民主俄罗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能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和专业工作者之外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的、本民族的人物。叶利钦则需要坚强的组织支持，而这恰恰是民主俄罗斯所能够提供的。
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的崛起（3）
民主俄罗斯的工作并不只是选举。它还擅长在莫斯科组织群众游行。1990年2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就保证共产党政治垄断权的《苏维埃宪法》第六章的命运展开辩论，民主俄罗斯就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组织了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要求民主。这种发动大量莫斯科市民的能力，对于俄罗斯未来之战的胜败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新选出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成立后，叶利钦就开始向主席一职发起了冲击。民主俄罗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它也没有足够的代表人数能够一锤定音。不过，叶利钦还获得了那些反对现行体制的党—国精英的支持。投票前几天，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代表们发出警告说，叶利钦正在抛弃社会主义，但他的话并没能动摇大多数人。投票进行了四次，叶利钦最后还是于1990年5月29日以4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大会主席。
叶利钦仍然和民主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任命任何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在俄罗斯部长会议里任职，也没有聘请他们中任何一个进他的私人顾问班子。作为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主席以及最大的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叶利钦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阵地，来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体制的领导层。两个月后，即1990年7月，叶利钦戏剧般地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和1917年俄国革命时相比，现在的苏联出现了两大权力相互对抗的格局，尽管俄罗斯共和国首脑的法定权力仍受掣肘。
1991年2月，叶利钦成功地迫使苏联领导层给他提供一次在电视上表达意见的机遇。在电视讲话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戈尔巴乔夫，指责他抱有专制野心，要求他立即辞职。作为回应，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几百名被激怒的代表纷纷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撤销叶利钦的主席之职。
随着1991年3月的会议日益临近，戈尔巴乔夫禁止了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群众游行。为了对抗该禁令，民主俄罗斯组织了一次有近10万莫斯科市民参加的游行活动，以声援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威胁，命令开往莫斯科的部队按兵不动。形势显然对叶利钦有利。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与会共产党员突然变卦，把票投给了叶利钦。结果，大会与其说取消了叶利钦的主席一职，倒不如说给了他额外的权力。会议决定在1991年6月举行全民投票，选举俄罗斯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在竞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时，叶利钦强调的还是他以前一再依此获胜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加快市场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因为1991年间苏联经济更加混乱，更加萧条了。叶利钦承诺要保护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运用他那俄罗斯议会主席的身份表明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态度，从而得以在###中扎稳脚跟。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的角逐，此人是一位著名的军方人物，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由此不难看出叶利钦的竞选与共产党之间的暧昧关系，因为他这位竞选伙伴的身份是一个名叫“共产党人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
叶利钦必须依靠民主俄罗斯来组织他的竞选。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们承担了收集信息、组建竞选司令部、在全俄罗斯散发传单的大部分工作。叶利钦赢得了57％的选票，剩下的被其他五位候选人所瓜分，他们均强调更为渐进的经济改革、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等主题。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加夫里尔·波波夫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赢得了市长之位。
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不能解释为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对叶利钦不久将带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型的认可。叶利钦是在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这种意向时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事实上，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从来就没有公开地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曾经在1985—1990年间担任过苏联总理、在1991年6月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叶利钦主要对手的尼古拉·雷日科夫事后抱怨说，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对他们所计划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只字不提”。尽管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公开鼓吹资本主义，但叶利钦和他的同僚并没有公开这样表示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的崛起（4）
怎样解释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计划改革现行体制何以会失败？没有一个好的说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虽然党—国精英和城市知识分子在1991年6月已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偏好，但各位参选人在总体上所持的观点显然不同。民意调查显示，那时的俄罗斯民众大体上还不太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美国为基地的“时代测评中心”（The Time Mirror Centel）于1991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前一个月——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调查者采访了 1 123人，要求他们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个人看法的问题。其中最富启迪性的，是他们对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如图8—1所示）。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共有46％的被调查者喜欢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如果把那些回答“无所谓”的人排除在外，剩下的人中就有多达54％的人赞同社会主义。另有2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瑞典模式，这是一种高度平等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工人权利、社会福利和个人经济保障的水平是其他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只有不到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一旦夺得国家权力就将毫不动摇地推行的体制。假如此次调查并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的意愿，那么其结果肯定也不会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多大好处。1991年开展的另一些民意调查甚至发现了对资本主义更低的支持率。
民意调查中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表明，后来成为叶利钦政府核心政策的工业私有化，获得的公众支持率很有限。只有3％的被调查者喜欢重工业的私有化，9％喜欢银行私有化，20％喜欢消费品工业私有化。足足81％的人认为，国家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食品和住所。而与此同时，只有30％的人对共产党表示满意，有60％的人表示不满意。这次民意调查显示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又不赞成当今的苏联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这种方式。
叶利钦及其亲信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期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但多数人对共产党领导层持毫不犹豫的批评态度，要求加快市场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赋予俄罗斯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性。叶利钦在竞选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来自于普通工人、妇女和退休人员。只是在武装部队中，在某些俄罗斯地区，叶利钦所得的票数才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则是死心塌地和叶利钦所倡导的路线保持一致——此即党—国精英。正如第7章引述的精英们的意见所表明的，虽然一般的公众不支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但绝大多数党—国精英恰恰喜欢走这条路。
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再加上掌握共和国的议会，就会给叶利钦提供一个向国家政权发起冲击的坚强阵地。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给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联盟带来这一切。俄罗斯不拥有自己的军队。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宪法权力去改变其社会经济体系，他的权力和一位想在州内取消资本主义的加州州长是一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最后胜利，还有赖于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矿工罢工
在苏联，由于罢工不合法，因此当局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实际的罢工。但从1989年开始，苏联也出现了自1920年以来的首次工人集体闹事。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参加了1989—1991年的罢工和游行，但只有煤矿工人才屡屡举行声势浩大的类似活动，其威力之猛，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联政坛的风云变幻。首次矿工罢工浪潮起于1989年的7月，之后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第二次大型的矿工罢工发生于1991年的3月至4月。
苏联的煤矿工业拥有大约220万工人，满足苏联20％的能量需求。虽然矿工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他们也面临重重困境，包括住宿条件简陋、社会基础薄弱。改革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气氛，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苦闷。但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给矿工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煤炭价格持续偏低，矿工们担心在新的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那些不挣钱的煤矿会被关闭。1988—1989年间消费品短缺在煤矿矿区特别严重。酿成1989年罢工的一个关键因素，据说就是矿区商店里的肥皂突然售缺。
1989年7月的罢工开始于西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大约10万名矿工参与了这次行动。罢工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沃尔库塔。罢工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他们的要求并未止于经济问题。一些参与罢工的矿工组织要求摆脱莫斯科管理部门的控制，从而有权自行决定煤炭价格。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共产党的统治提出挑战，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章。
苏维埃当局答应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从而平息了1989年7月的罢工。然而，矿工们继续组织起来，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因为官方的工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他们了。1991年3月至4月，上述三个地区再次爆发罢工浪潮。这次的罢工显然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当叶利钦承诺要在5月1日把俄罗斯的煤矿控制权从苏联手中移交到俄罗斯共和国手中时，库兹巴斯的罢工才得以平息。
尽管矿工罢工没有颠覆苏联政府，但它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秩序正日益混乱，局势正日益失控。罢工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政府能够轻易地应付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现在，它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武装的反抗，而它却声称自己代表着这个阶级。
1990—1991年间，不仅矿工们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共产党、苏联政府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开始和叶利钦以及民主俄罗斯走到一起。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都不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走到一起。但这却是“矿工—叶利钦联盟”的实情。官方的矿工工会一直操纵在共产党手中，很少代表矿工的利益。这使得许多矿工不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
矿工罢工的领导人把苏联政府及其各部门看作是他们受压迫的祸根，因此他们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苏联政府的制约。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说，要是他们归俄罗斯共和国管的话，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1991年3月至4月的矿工罢工为叶利钦崛起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遇。此时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共产党派别的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矿工罢工作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民主俄罗斯游行的补充，进一步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共产党施加了压力，却给叶利钦提供了继续控制议会、继续向总统宝座进军的帮助。
民族主义（1）
苏联是15个加盟共和国联盟的产物。表8—1按其人口排名顺序列出了这15个共和国。三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了苏联总人口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总人口的。因此，斯拉夫共和国和中亚共和国加在一起，就占了苏联总人口的，在土地面积上更占了。三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拥有苏联总人口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占，与罗马尼亚毗邻的摩尔多瓦占。俄罗斯民族散布在其他14个共和国，在有些共和国，俄罗斯民族还占人口的较大比例。
在某些共和国，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80年代末就已开始，而到了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的时候，一场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就达到了高峰。这令一些分析家把苏联体制的终结首先归结为民族主义强大作用的结果。照这种说法，只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体制中推行民主，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就必然要求独立，其最终归宿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
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苏联垮台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罗斯，同时也在大多数刚刚从苏联之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都被抛弃了。虽然民族主义在苏联垮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观点太过简单化了。有人详细分析过苏联历史，认为：“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崩溃”，而是“政权的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给了它们以脱离的机会”。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比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体制寿终正寝的观点更加符合事实。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认为，与通行的说法相反，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古老现象，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问世的。虽然民族、种族、宗教、部族、地区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忠诚心、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观念，则是现代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催生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把人们从孤立的农村地区赶进大城市，发展起各种大众交通工具，用市场关系的力量把广大的地区连结成经济实体。所有这些过程都使得人们走出早期的部落、种族、宗教和地方关系，融入更大的民族关系。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在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明显的错误。苏联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引发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1918—1920年内战以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都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由各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苏联，每个共和国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虽然有些共和国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例如格鲁吉亚，但另外一些却从来没有独立过，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乌克兰从1654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则是游牧式的部落群体。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抱有更强烈的穆斯林认同感。
有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开始时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例如，在白俄罗斯，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开始时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乌克兰人几乎都是农民，尽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有些商人是犹太人。然而，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至少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中是如此。
在苏联大部分时期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鼓励。每个共和国都具备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主权），也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随着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文化素质、公共交通事业、民族认同感，在许多共和国中都有了发展。同时，俄罗斯人对苏联体制的操纵，来自莫斯科的随意摆布，少数民族人民要想成为体面的“俄罗斯人”就得遭受压力，这日益招来民族怨恨，从而侵袭着苏联的肌体。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与斯大林一同进入坟墓以后，民族运动就开始日益抬头，特别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更是如此，这三个共和国都曾经在内战时期有过主权国的经历，只是到1940年才被苏联吸收进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民族主义（2）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时，这些本属地下的民族运动就可以公开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运动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导致苏联国家的分崩离析。在少数几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独立建国的记忆犹新，独立的呼声极高。但它们只占苏联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资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结果根本就无法预料。
改革时期的民族冲突开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运动，而是采取了两个毗邻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形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该地区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但又处于阿塞拜疆范围内。苏联当局派兵去重建该地秩序，但也无法找到使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开始在那些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煽动更大的自治。
接下来的一年，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苏联的边疆地区风起云涌：包括全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1989年的民主改革，为这些共和国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族运动公开活动并寻求选民支持提供了机遇。1989年4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苏联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去镇压民族运动，继而引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这导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别是在新的苏联议会和大众媒体中，这种反对尤为强烈。被世人称为“第比利斯综合征”的这次反对浪潮，使得政府很难再次考虑对闹事的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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