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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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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民族意识，石介甚至编造历史，他所著的《中国论》，在强调佛自西来之后，更言“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竟将老子也当成了胡人，真是闻所未闻。不过这种靠渲染民族意识来提高儒家地位的做法实无足道，只是更加暴露了儒家软弱无力与仗势欺人的面目而已，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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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道继统（2）
孙复、石介等人在反佛方面并没有超过韩愈，只是在言行上更加乖戾过分。特别是石介，一边著《怪说》、《中国论》等奇文怪章肆意攻击异端；一边又以去掉府学书库中所藏的佛老画像等露骨行为来实践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只是他没能爬上高位，也就只能在太学里面时发怪论、尽其诋言罢了。
欧阳修本来无意排佛，由于受了石介的极力撺掇，才跟着反起佛来。不过欧阳修的态度比较温和且明智，他著《本论》二篇，指出佛教虽然乖人之性、离散天伦，又有虚耗民财之弊，然由于其有“为善之说”，故百姓仍然“相率归焉”，因此单纯地“火其书”、“庐其居”是没有意义的，思想的东西只能靠思想来解决，只要重振尧舜古圣之道，“使民皆乐而趣焉”，而“物莫能两大”，只要人一归于先王之道，佛教自然就会衰亡。欧阳修意识到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的问题不能单靠暴力来解决，对佛教必须“修其本以胜之”，这一点比韩愈、石介等人高明，但他用先王之道战胜佛教的想法也只是想当然，“莫能两大”也许是对的，但结果仍然是儒家的失败。
排佛的兴起还与古文运动的复兴有关。前文已略述古道与古文的关系。韩愈提倡古文，本身就有排斥佛教的意味。提倡散文，反对骈体文，表面看来与佛教毫无关系，然而讲究声律、对仗的齐梁时代的骈体文事实上与佛教颇有渊源。梵文对声律要求很高，许多佛经本来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佛经一般包含长行（散文）和偈颂（韵文、诗）两种形式，先用长行表述，然后再用诗的形式重述、总结，颇有一唱三叹之妙。有些佛经全篇韵文，极为华美，东晋名僧慧远称其“拟象天乐”，还赞其“穷音声之妙会，极自然之众趣”，其难度与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佛经对世俗文学的影响很大，中国的平、上、去、入四声就是沈约等人根据佛教带来的印度声律制订的，因此骈体文与佛教的韵文颇有渊源。由此提倡先秦两汉流行的散文，反对骈体文，就不只是单纯的文###动了，其中包含着思想解放与复古创新的寓意，也有排挤佛教的意味。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等大多是佛教的排斥者，看来文与道确实是相应的。与其思想的怪诞诋讪相应，石介主持太学时，还提倡一种流荡猥琐、迂僻险奇的文风，从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一时士子竞相效法，号称“太学体”。太学体既无古文的平实质朴，又没有骈文的典雅华丽，只以断散拙鄙为高，完全与骈体文唱对台戏，因此并不值得称道。后来同为古文代表作家的欧阳修在主持贡举时冒着风险力辟太学体，终于纠正了这一不良风气。
欧阳修既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又是复兴儒学的先锋。他重振儒学，又不尽废佛教；力倡古文，却又不完全抛骈体。他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主张文章应以理为是非，而不以形式为是非。这个原则本身是正确的，但他未能把这一原则扩展到思想方面，对佛教仍然抱有一定的偏见。
王安石虽然学无常师，务求自通，但他对欧阳修是非常尊重的。早年王安石便对好友、欧阳修的弟子曾巩说过“非先生（此指欧阳修）无足知我”的话，后来“又蒙文公荐拔，故终生对文公执弟子礼”。正是王安石将这种以理为是非的原则扩展到了一切领域，可以说是对欧阳修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王安石既以理之是非为是非，自然对佛教并无太多的偏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他对佛教应当是有所批评的，但现有的资料还不能作为他在前期对佛教基本上持批评态度的证据。王安石后来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其中有“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之句，似说他年轻时勇于救时之弊，颇有以出世退隐为不然之意，长大之后才知世途崎岖，即便是那些丰车肥马、表面上志得意满的豪杰之辈，事实上也是忧虑多于得意，因此悟出进退、儒佛各有其理，不可妄分贤愚。其实纵观全诗，却颇有以出世为贤之意。且先不管王安石晚年的心态如何，单从此诗，就可以推测出当年他确有不赞同佛教之意，至于是否有公然批评佛教的言论，则仍然不得而知。
承道继统（3）
有人说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表达了对韩愈反佛不彻底的批评，认为佛教不合人伦，有违正道，这一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全诗如下：
韩君揭阳居，戚嗟与死邻。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
当复进赵子，诗书相讨论。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
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亦勿与为礼，听之汩彝伦。
同朝叙朋友，异性接婚姻。恩义乃独厚，怀哉余所陈。
此诗不知作于何时，其意一在劝慰远谪的朋友，二在批评韩愈。韩愈远谪潮州，凄凄切切，显得不够洒脱，有失大儒“仁者无忧”的风范；又作《移鳄鱼文》，诡怪神秘，有违不语怪力乱神之教；更礼大颠禅师，为其折服，竟忘何故谪来潮州，显然不是“术素修而志素定”。总之，王安石认为韩愈的修养与学术都够不上大儒、醇儒的标准。这种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而吕使君笑对远谪，宠辱不惊，当地又有赵子可以讨论诗书，并不寂寞，因此，王安石又勉励他不要像韩愈那样轻易改变自己的志趣，并表达了二人同朝为友，又是姻亲的深厚情谊。
王安石批评韩愈是对的，但主要用意不是批评他反对佛教的态度不坚决、不彻底，而是批评他不是醇儒，未能摆脱神秘主义的影响，也无法在学术义理上与佛教展开正面交锋，一遇真佛便轻易败下阵来不足为儒家之荣。
胡宏认为王安石说佛教“实见道体，差了途辙，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见《五峰集》卷二），似乎是在批评佛教，然此说出自胡宏，可信度有限，而且既然王安石说佛教“实见道体”，则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王安石虽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但他并不是一个狭隘而偏执的陋儒，而是一个开放而自信的真儒。他相信通过自身及友辈的努力，能够实现儒学的复兴，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与佛老抗衡的新儒学体系。他认为，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吸收而不是排挤异学，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胸怀来对待一切。泰山不让掊土，大海不拒细流，越是封闭保守就会越落后，单靠排斥异端来显示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淮南任签判时，王安石就著有《淮南杂说》，开始建立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淮南杂说》一问世，便被视为孟子复出，使王安石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此后，他一直努力读书、认真思考，终于在后来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新学体系。
在王安石被称为“通儒”、其思想大受赞誉的同时，他的文学才华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自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十月始，王安石结束了长期任地方官的生涯，开始出任京官，直到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母亲去世。在京期间，他与一时名贤，如欧阳修、司马光等相互唱和，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其中《明妃曲》二首便是他初至京师时的作品，远近传诵，影响很大。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两首诗别立新意，一时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刘敞等皆有和篇，然而均不及原作。上篇指出昭君悲剧的制造者不是毛延寿，而是汉元帝——汉元帝自己不能知人，却怪罪画工。这一点颇有新意，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由于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便故意丑化她的形象，使她未能得幸。王安石却认为昭君之美，本非画工所能描绘。连自己宫中之美都不能发现，只能说明汉元帝的昏庸。全篇的诗眼在最后一句，意思是说遇到汉元帝这样的昏君，留下来同样没什么好结果，于南于北、在胡在汉都是失意，像阿娇那样被关在长门宫里有什么好？这句其实是对昭君的劝慰，点明南北地域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是否遇到明君，暗示像汉元帝这样的昏君，还是离他远点好，昭君主动要求离开，不失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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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道继统（4）
王安石立论新奇而又大胆，矛头直指皇帝。他强调皇帝的昏明是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是次要因素。明君在朝，可拔贤士于草莽之中；昏主秉政，明珠映目亦不能识。尧舜在上，草木鸟兽亦润其泽，无有失意；桀纣临世，比干文王亦不得免，无有得意。
下篇的诗眼在“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句。王安石认为所谓汉皇胡酋的恩遇浅深都是次要的，人生真正的幸福在两情相悦，心心相印。他在这里表达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见解，即不平等的婚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无论遭遇汉帝还是胡王，无论他们的恩顾是浅是深，都不是平等的爱，当然也不是自由的结合，不可能达到心有灵犀的境界，难以产生真正的爱情，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从这一意义上讲，王昭君在胡在汉都只能是悲剧，身不自主，知音难觅，欲语不得，此情何诉，只能是目送飞鸿，手挥哀弦。
这两首诗揭示了昭君悲剧的真正原因，指出地之南北、处之远近、族之胡汉、恩之浅深都是次要的，一扫陈说，别开生面，显示了王安石高人一等的见识与勇气，在当时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在后世则招致了恶毒的诋诬。
李壁注曰：
山谷跋公此诗云：“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曰：‘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择曰：‘黄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甚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王回（即王深父）为王安石至交，其犹责“人生失意无南北”混淆夷夏，可见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夷夏之别有多严重，黄庭坚虽在少年，却堪为荆公知音。其实孔子本人并不过分看重夷夏之分，他甚至想“乘桴浮于海”，并不认为夷狄有多可怕，而且有变夷为夏的自信。孔子区分夷夏是从文化与道德的发达与落后而言的，有德者居之，则夷即是夏；无德者居之，则夏即是夷，并不完全从地理位置来划分。后世腐儒则越来越保守固执，将夷夏当成不可改变的定位，甚至成了善恶是非的标准。黄庭坚最终说服了王回，也使王回理解了荆公。
如果说王回只是对朋友的误解而已，那么后来的道学家之流则纯粹是恶意的诬蔑和攻击了。又据李壁注，范冲对高宗云：
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自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
对于范冲的这种罗致罪名的险恶用心与卑鄙伎俩似乎不用明辨，他根本没读懂这句诗，或者是装糊涂。原意是说恩浅恩深皆不足道，何尝有谁给的好处多就投奔谁之意！不过虽然王回是出于误解，范冲是恶意诽谤，但有一点他们是对的，即王安石并不看重夷夏之别，也不主张臣对君的愚忠，不强调君臣之分。
王安石以理之是非为是非，以合理为唯一的标准，坚决反对其他的标准，这一思想不仅超越了时人，也是千古不易之至言。因此，王安石坚决反对以夷夏为是非的狭隘、陈腐的论调，也反对因为佛是外来文化而视之为胡言的可笑的陋说。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王安石的思想是十分超前的。当时的思想家李觏虽然也承认佛说“有可爱者”，对佛教并不完全否定，却又囿于狭隘的民族感情，提出“苟不得已，尚不如学老、庄”，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老、庄胜过佛教，而是因为佛教是外来文化。曾巩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认为若不得已，还不如让佛教徒改学老子。这种不以理之是非为是非的保守、封闭、落后的观点正是后来宋徽宗崇奉道教、强迫佛教徒为道士的强横做法的理论依据，也是后世民族主义情结的前导。宋徽宗由崇道而亡国，那么多的祥瑞竟然全是亡国之兆。清政府因闭关锁国而日益落后，最终也没能锁住国门。今天仍有许多人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甚至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实际上贩卖的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夷夏之防，对于外面的世界总是怀疑、害怕，老怕一开放就会丧失个性，就会受人牵制，其实越是如此，就越容易走向落后，落后就会挨打（不一定非得是武力），最终会日趋衰亡。
承道继统（5）
王安石的这种超前思想未能得到友辈的认可，后来却在宋神宗那里找到了知音，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感化了宋神宗。《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三十三载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王安石与神宗的一段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则异，道理何缘异？”
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上曰：“诚如此。”
王安石认为，佛书与六经理无二致，因为真理本一，不以地域之异而异。这是借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人性本一，故其理无别，佛虽异域，亦人也。神宗对此完全赞同，借用禅宗习语说明“言语虽别，理则是一”的思想，这也是对王安石之说的解释与发挥。王安石则进一步指出，只要是合理的，莫说出自异域圣贤，即便出自鬼神异类亦不可改。
既然王安石认为夷夏之变、伦常之坏、财利之争皆不足以构成反佛的理由，因此他虽然也说过针对异学的话，却从未公开反对佛教，这在当时以醇儒自命的儒士中是非常罕见的。
王安石对佛教的态度是公正的，措施也是适宜的，既不排斥，也不纵容。这种态度不仅超越了那些盲目反佛的前辈和朋友，也胜过了后世程朱一派的道学家们。王安石主张通过吸收佛教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来发展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学蓬勃发展，宋神宗像最终超越佛教的水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发展儒学不能靠故步自封，不能靠排斥他派，不能靠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只能通过更加积极地开放精神来发展壮大，这是王安石复兴儒学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针。靠排斥、贬低他人来显示自己，只能是适得其反，使自己更加落后。可惜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当时在他的周围都是一片排佛之声，使他在儒门之中十分孤立，而早年的他又不愿意放弃重振儒学的理想投身佛教，这就使他不得不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中，跋前疐后，进退维谷。
实际上，王安石成为了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道分水岭。在他以前，儒学家大都以拒斥佛教来反佛教，基本是继承韩愈；在他之后，道学家大都以窃取佛教来反佛教，基本上是师承李翱。前期的反佛派虽然偏执、狭隘，但基本上是真诚的，只是效果不佳。后期的道学家则一方面盗用佛教的核心理论，一方面大力批判佛教，虽然效果很好，但这种做法毕竟不光明磊落，违背了一个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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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之道（1）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进献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他指出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风俗衰坏，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才缺乏，其次是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吏廉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则是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这些见解应该是切中时弊的，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得到仁宗的回应。
王安石为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知道，仁宗宽忍柔弱，非有为之君，因而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不过他自己也有责任，即他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强调以培养人才为核心措施，但并未拿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其建议未免落入空疏，缺乏可操作性。举贤才毕竟是前人已经说烂的老话题，不能说有多少新意，尽管他说得比较具体，却也难以收到打动皇帝之心的效果。
王安石认识到，以传统儒学作为经世济民的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开始留意经学，试图从先王之道中寻求改革的理论基础。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的思想开始成熟，新经学的框架已然确立，而且一整套方案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成型。
然而，历英宗之世，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却屡召不出，一是因为他确实有病，这与他常年读书太苦、积劳成疾有关，以道德自任的王安石是不会有意装病的；二是他觉察到英宗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在这种情势下，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像韩琦那样上下和融、左右周旋、力保天下无事不是他之所长，更不是他的目标。
王安石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知道，时机未到，妄求进取必难有所成就，因此宁可守道以终，也决不折节求荣。他也知道人才缺乏是国家的一大弊端，于是讲学授徒，倾尽平生所学为国家培育英才。然而宋神宗的登基却使王安石的生活为之一变。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四月，宋神宗赵顼登基，从此北宋历史上新的一幕拉开了。
宋神宗虽然只有二十岁，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有为之君，他的个性与王安石颇有契合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他少年之时便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当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侍臣韩维、孙永都是王安石的好友，经常向他谈及王安石如何志节清高、如何学识渊博、如何才气过人，因此王安石在宋神宗心中早就留下了一个高大美好的形象。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也默领圣心，自此不再推辞，慨然赴任。圣君贤相，龙虎风云，因缘聚合，一场天回地转的大变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自此正式参与大政，成为熙宁变法的主持人。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下简称《长编拾补》）记载，神宗初遇王安石，便道：“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王安石明确地指出经术就是经世务，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疏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打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
也是在《长编拾补》中，王安石与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神宗又问唐太宗何如，王安石则言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不足为道。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表明他要选择的经术不再是儒术，而是切实可行的先王之道，其实就是他所新创的新经学。
王安石所讲的尧舜之法，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而是最为可行的平实简易之法。他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只是后世学士大夫不能通了圣人之道，不加钻研，误认为尧、舜高不可及而已。“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意思是说圣人立法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而制订的，绝不是依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以中人为制”，就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要求，这样的法令才是易于推行的。简明扼要，易知易守，这一立法原则不知是尧、舜确实有此思想，还是王安石自己悟出来的，估计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反正确实极有价值，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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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之道（2）
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要求为准，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设置新法的主要依据。据此，王安石与神宗共同主持大局，一项项新法相继出台，有力地扭转了多年以来的积弊，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与提高。
当时朝廷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贫，二是弱。贫则收支不抵，国库年年赤字；弱则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了洗不清的屈辱。而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朝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岁入数倍于汉唐，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故入不敷出。宋朝的军队数量庞大，多时过百万，从数量上讲，远远超过了辽与西夏，只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财富而贫，兵多而弱，成为宋朝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时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如何解决问题却是见仁见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就是紧紧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并且卓有成效。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颇有新意，他认为财用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理财未得其道”，而理财的主要途径是开源而非节流。早年，他就对理财之道有深刻的见解。他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任鄞县县令时给时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的马遵写了一封信，即《与马运判书》，在这封信里王安石集中谈了他对理财之道的见解。
他首先指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费出无节，开支太大，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但不明生财之道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恰恰是大多数人没想到的。他又指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是王安石理财之道的核心思想，意思是只有依靠一个更大的环境，才能让一个单位或地区富裕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有开放、只有对外交流才能富足，才能发展经济。一个家庭要富起来就必须依赖国家，一个国家要富起来就必须依赖世界，整个世界要富起来就须依赖天地。这里，王安石触及到了财富的本质，他认为财富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流的范围越大，就越可能富足。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又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强调了依靠天下人的劳动来生财，正可与前说相互补充。劳动生财人人皆知，交流生财就属于商品经济意识，颇有超前性了。
他还指出，如今关起家门与子女相互交易，即使是将子女的钱财全部赚过来，也不能富裕。近世所谓言利之道，只不过是门内相市而已，以此治国，怎么会有效呢？他对专门搜刮百姓的生财之道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那些凭借权势剥夺百姓的人，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永远也富不起来。他在这里也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理念，即是闭关锁国、地区封锁，不过是关门相市，这样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把经济搞上去，“市场经济”必须是开放的、流通的。
王安石还建议将京师驻军的一部分散于诸郡，避免京城粮食价格猛涨。他借古人之言，称天下之兵“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由于分兵是为了养兵，其中也包含着粮食与经济的运转问题，因而也可以说经济同样需要血脉流通。血脉流通，就是要合理流动，合乎中庸，无过不及，不及则枯，枯则必贵，过多则聚，聚不及散则滞，价必过贱。经济就像人体血脉一样，只能流通才能合理发展，流通就必须打破关税壁垒和地区封锁，这也是王安石经济思想的超前性的体现。
《与马运判书》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他后来对此有所补充，并将之付诸实践。出于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他坚决反对垄断。在任鄞县县令时，他就对朝廷的盐茶专卖制度提出了批评。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他对孙司谏令吏民出钱收捕贩私盐者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诱人相互告发，不仅会使百姓“陷刑者众”，而且会败坏民风，使无赖乘机报复，骚扰渔民，渔民失业，则必为盗贼，导致社会###。他还作《收盐》一诗，控诉这种制度对渔民的扰害：
富国之道（3）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在诗中王安石指出正是因为官府严令禁制私盐，才导致民不聊生、坐为盗贼，他认为朝廷不应当与民争利、不应垄断盐业。
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上《议茶法》并《茶商十二说》，力陈垄断之害。在《议茶法》中，他指出：“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而有非之者，盖聚敛之臣将尽财利于毫末之间，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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