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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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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了，使整个院子带着一种失衡的滞重感。
最早认识到田汉在民族精神中占何地位的人，是一位知马画马的画家。当徐悲鸿在南京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他慨叹道：
“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闻其词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徐悲鸿客串了一回伯乐，在中国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刻，识得了田汉这匹千里马。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又是徐悲鸿第一个提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共和国的代国歌。周恩来赞成，毛泽东同意，政协会议也通过了这一提案。
1934年冬，日寇向平津进逼，国难当头。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决定拍摄一部以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为背景的抗日救亡影片。公司把编写剧本的任务交给了田汉。不久《风云儿女》的剧本完成，接着又用他的爱国激情创作了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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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汉—细管里吹出的号角（2）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982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恢复为国歌。从此，田汉已经不再是一个知名的戏剧学家和诗人，他的名字蒸发了一个民族的颓丧，使一个国家睁开了充血的眼睛，每一个字眼都从精神的高处俯冲下来，压迫人们惰性的神经。
眼下，自己虽然能流利地背诵和歌唱这首歌词，但充其量只是在他铺设的、情感的浅滩上来回走走，让愤怒的浪花啃一口脚尖。
三
现在，田汉故居的园子已经没了，更甭提田汉亲手栽的果树。他居住的屋子和书房，早就住进了新的人家，这里有关田汉的记忆，已经快被操着镰刀的时光收割完了。虽然在这个院子里，他完成了他的几部名作《谢瑶环》、《文成公主》，包括他二十年磨一剑的扛鼎之作《关汉卿》。
《关汉卿》的面世，不仅在国内艺坛引起震动，在日本演出也获得了轰动。一时，日本的街头巷尾里，很多人都在谈论《关汉卿》。日本著名剧作家千田是也为田汉寄去了三家有名的日本剧团联合演出时的演员画像，同时，日本文学戏剧界多次邀请田汉访日。他对此感到振奋和欣慰，加强中日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增加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一直是这位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戏剧学家的愿望。
田汉构建了一部部精彩的戏剧，戏里戏外，同样眩目。
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全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文化部戏曲改革局局长的田汉，一连给周扬写了十多封大谈自己对戏剧改革想法的信。周扬找人传话给他：“快让田老大打住。”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田汉也为自己的创作拟定了一个大跃进计划—争取创作十部剧作。他先后完成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阮玲玉》、《甲午之战》等作品。不过也许正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使田汉逃过1958年反右这一劫。
《谢瑶环》是田汉为抨击社会黑暗，歌颂“为民请命”的一部代表作。“为民请命”的剧中人物形象，贯穿于田汉的许多剧作中。1964年，这部戏在参加上海华东话剧汇演时，受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攻击和陷害。文革还没开始，田汉就被下放到北京顺义劳动锻炼。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在全国人民四部样板戏的时代背景下，田汉正在用他的生命编写着他人生的最后一部悲剧。
1966年12月一个晚上，田汉被人从家里抓走，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细管胡同这个家。
二十二年前，因为写剧本，他被投进了国民党的大牢。现在，还是因为写剧本，被“四人帮”关进了监狱，田汉那时的所思所想已经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年逾九旬的母亲。老人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小儿子田沅牺牲在淮海战场，她实在太需要田汉这个大儿子的照料和陪伴。可是这位苦命的老人非但没等来儿子，紧接着儿媳妇、孙辈们也被从家中隔离审查，空荡荡的院子，只住着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与前来照顾她的湘剧老艺人陈绍益的夫人张菊贞老人。1971年12月一个寒风大作的晚上，老人在对儿子和亲人的挂念中熬到了灯枯油尽。
可是，这位善良、坚强的母亲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大儿子已于1968年12月10日先他三年含冤离世。死前他的化名叫“李伍”。死后，等到田汉平反昭雪，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没有他的骨灰和衣冠，只有他使用过的一支钢笔。
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子女到细管胡同9号，做了对田汉定性为“叛徒”，永远开除出党的结论，并当场宣布没收田汉收藏的一切图书和文物，罪名源于他1935年到1937年在南京组织一个舞台协会的经历。
田 汉—细管里吹出的号角（3）
田汉走了，给这个宅院丢下一顶沉甸甸的“叛徒”大帽子。整整沉寂了九年的大院子，因为“中央专案组”的到来，突然沸腾起来。田汉的手稿、书信、照片和名人字画，以及十多万册图书，被一车车拖走，树砍了，花拔了，葡萄架砸了，房子也被一些人争相入住。整座宅院像被耍了个拙劣的戏法，变出一片无法复原的狼藉。恐怕连田汉也未必能够构思出一部这么疯癫的情景剧。
北京的天在1975年还是那么阴沉，仅仅过了一年，田汉故居的上空便天朗气清，政治气候转换之快，如同戏子在演出途中换身衣裳。如果“四人帮”早一年垮台，细管胡同9号就不会遭此横祸。现在，国歌得以重唱，田汉也早已被平反，但那段醒着的历史，如今却已沉沉地背过身去，睡着了。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1）
沈从文果然被“城市”彻底地分离了出去，在一座人口一两千万的皇城里，这个小乡下人，生前短暂停留过的房子，是理所当然留不下的。东堂子胡同51号的水泥砖头围墙上，刷着一个白色的“拆”字，字的外头还郑重地包了一个粗细不匀的圆圈。
把头探进院子里，感到一片灰扑扑、夹着点绿的景象糊到了脸上。里面的几座平房，都已经腾空了，没有门，有的窗户上，还隔空挂着几块不死心的玻璃。整个院子里，到处摊着碎瓦片，破砖头，残手缺腿的一些建筑部件。偶尔从几处墙角的缝隙里爆发出来的草丛，颤巍巍地哼着奇怪而悲恸的音调，想着某天开进来推土机，不大甘于就这样的趋于熄灭。
一
1923年，18岁的沈从文来到北京，住进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的酉西会馆。他从这时开始讲故事，给这个城市，这个没有神话作为敏感神经的、没有潮湿的山水蛊惑人心的城市讲故事。故事的发生，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宿命，都被设置在湘西。这个地方，和普鲁斯特的贡布雷一样，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却也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即便是和它再熟悉再亲近的人，也不能进入。
翻开他的书，等于捅开了一道洞口，沉睡的无数风景从呛人的霉味中睁开了眼，醉人的泥土气正从昏沉沉的空气中显露出滋味来，沈从文穿着长袍，执着毛笔，赶着一群在夜里漫游的思绪，浩浩荡荡地压进了人的幻觉和梦境。每个人物都推来了砖块，每个生灵都拾来了瓦片，他们要在北京城里盖起一座城中之城。
从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到后来的北大教授，不知道这个14岁就从军，从地狱般的辛酸和艰难里爬出来的人，这个一直到死都操着一口湖南话，见了生人多的场合就腼腆的人，到底踩中了皇城的哪个风水脉穴。北京没有在这个无名小卒面前吝啬，大方地称了几斤尊重和爱护送他人生路上用，而且始终没有再将他抛入孤单的噩梦里。沈从文在这座城市里，仿佛待在一个老而暖和的泡影里，不慌不忙地，开始着手在文章里一一铺展开他眼里美的图景，为人的性灵做一幅“可游可居”的山水长卷。
沈从文没有兴趣做高深飘逸的哲人，也没有雅致做苦心孤诣的苦行者，在北京的六十年里，他始终乐呵呵地当一名扛着铁锹的工人，本本分分地做着挖掘美的工作。在文章里宽容地安顿下“小儿女”的悲欢，淡定地一笔一笔写下他对“人”的理解和希望。然而，一副南方人的体格，却并不妨碍他骨子里留着楚人滚烫的、悲剧的血。这个乡下人单薄的夹衣里捂着一个不小的野心：他要来为这座城建立一种宗教，一个信仰。
这么说是不是过分了？
二
沈从文刚来北京时，靠远方的亲戚关系才免租住进了酉西会馆，因为谋个生计太难，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才索性写作，坐以待“币”，姑且先保全一条快饿死的性命。况且在他最初的几篇文章大都遭到难堪的冷遇时，他一度心灰意懒，甚至想重操旧业，跑回湘西旧军队混饭吃，如果不是1924年11月13日那个下雪的夜晚，在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里走进来了郁达夫，请他吃了一餐饭、留下了饭后找剩的钱、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还有一句“好好写下去”，恐怕文学史又该有了另外一副表情。
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给了一个在寒冬弥留的游魂一把烧得正旺的柴火，才使得他苏醒过来。对于这样一个迫于生计的人来说，怎么会有如此的抱负，况且，就算他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在很多人看来，沈从文也并不真正够的上文学家的名号。“大隐隐于市”，这个孱弱的男人，只是一直不紧不慢地观望着现实，丝毫不放松地垒着他想象中的“希腊小庙”而已。他的手似乎只能摸到乡村最柔软的精神坚壳，他的鼻子似乎只能嗅到自然最动人的泥土香气。
沈从文没有写他此时身居其中的城市，这个可能成就也可能毁掉他的大院子，而是像个梦游者似的呓语着一个地名：边城，这个名称本身就暗和着某种孤单和不合群的心思，渡船徘徊在一条河的两岸，把一条原本应当远远延展的时间，死死地打上了一个结，时间成了一个圆，没有头尾地一直循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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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2）
中国人有把任何悲剧转化为喜剧的超凡能力，无论过程折腾得多么煎熬，结局必然是欢天喜地的大团圆，人们以此给本质残忍的人生增添美的成分，而沈从文毫不回避自然的残暴，直接通过对“死”的叙述，使人体验人生之“大美”。
翠翠的存在，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自然的轮自转到一定周期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爱人，最后也没有了爷爷，可读者却觉得翠翠的生命依旧生动和饱满，仿佛明明是一张构图完满的画，但是在拿掉了几个构成的支撑点之后，却没有感到一点缺失和不和谐感，有某种无形的物质在人物消失的一瞬，马上填补了空洞。
作品中人物开口说话的时候，作者就得闭上嘴。翠翠挣脱了沈从文的支配，转而成了在沈从文身体里流淌了一辈子的一道暗涌。
翠翠的父母，因为爱情而踏进了悲剧的雷阵，翠翠的爷爷，因为亲情而最终绊倒在悲剧的圈套里，翠翠的儸送，则直接扮演起了“悲剧”，这些痛苦累加在一块，已经够把几颗坚强的心砸得粉碎了，然而，在这所有的一切都按沈从文预示的情节发生之后，翠翠的生命却依然蓬勃地配合着天地生长的节奏，似乎她的命运已经被自然领养，不再受任何人力的左右。
翠翠的生命在不断分化，每一个部分都与山、水、虎耳草等等其他的生命现象黏附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仿佛与边城里各种原始的生存狂喜合为一体，并正当我们在酒神陶醉中期待这种喜悦长驻不衰的同一瞬间，我们会被痛苦的利刺刺中，无论是爷爷和大老的死、可能“明天”回来的二老，还是留下泪来的翠翠，都使我们感到难受和茫然，但是，纵使有恐惧和怜悯之情，我们和翠翠一样，仍是幸运的生者，而且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与众生一体，与创造生命的生殖欢乐紧密相连，这便是在合上沈从文的书时，一种涤荡了五脏六腑的清净的来源。沈从文不断塑造出一个一个永恒的现象，用以克服个体的个别的苦难。眼睛里含着落日和黎明，浑身散发着雷雨过后的清香的女子，用强健的美感战胜了生命程式中固有的苦恼，把苦难从自然的面容上抹杀得干干净净。
真是庆幸，上天给了沈从文这样的一双眼睛，让他不小心瞥见了自然最隐蔽的奥秘和恐怖的内核的同时，也给他受到刺激后治疗的办法：好比人们如果直视太阳，因为太刺眼而偏过头去，为了保护眼睛不受到强光的伤害，而出现的光斑。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长着美的面庞，人物生长于斯的土地都有着最健美的力量，它们就是沈从文运用的“光斑”，就是美。这种美根源于自然和万事万物的本原，这种美的体验绝非蒙蔽在事物真相之外的幼稚，也不是故作天真的矫情，它以欣赏这世上美好的事物为责任。
三
只是，沈从文无法看到北京城里能建起他心中那座新城的那一天了。正如他在1948年一次自杀被救时叨念的那句话：“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不能对他的能力做过高的估量，他也只是一个有祖籍的人，是一个在1951年解放后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中，称自己在自己的思想斗争中倒下的人。原来，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人，甚至不但不是一个全能的人，还是一个有着太多软肋和硬伤的人，他感知痛苦的末梢神经实在太丰富，也太敏锐了。
1925年3月9日，沈从文用署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遥夜》，难道这个笔名本身不能说明什么吗？他不过如同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般寄生在芸芸万物之中，和众生同在天地沸腾的大锅里翻滚着。他是一个曾经看过无数次砍头的人，一个对血腥气谙熟的人，已经不能再放下对生命的崇拜和对芸芸众生不自觉的爱。那些鲜明的印象和浓重的印象过早地挤占了他的身体，于是当在他最需要书写能力的时候，似乎曾经附着于他的某种神力一下子撤走时，他便像一根萝卜，被连根带泥的从那片给予他神秘动能的土地上拔起来，远远地抛了出去。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3）
着实太残忍了，好比一个人，不断地喂他食物来扩充他的胃，让他的食欲越来越大的惊人，却又在突然之间，每餐提供给他的饭量只够养活一个婴儿，他遭受到的将是翻倍的痛苦。老天给了他不餍足的欲望，时代却轻易地毒哑了他出声的器官，试问一个被掐灭灯光，被轰出舞台的戏子，还凭什么能唱响一出独角戏？
“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一个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一个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虎雏《团聚》）。他知道那束曾经照亮他的追光已经不可避免地暗淡了。1948年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基本圈定了“拆”字。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杀，于他而言，自尊受到质疑，文章被全盘否定的痛苦实在太强大了，他不是一块坚硬的卵石，而是一枚与卵石有着相似外表的蛋。一块卵石，纵使长着一副再可人的模样，也始终保持着不能孕育的冰冷，而无论是一枚多么普通的蛋，却为一个生命埋下了伏笔。也正因为蛋是一个生命的载体，所以它如此脆弱，经不起一丝细微的震荡和磕碰，如果与卵石相击，只会使这个生命的机会白白流产，不是没有勇气和信念，而是一个尴尬的“注定”，让每一个这段历史的看客，都领走一份令人膝盖都打颤的羸弱与哀伤。
四
1949年开始，沈从文以后的三十年，就在历史博物馆度过了。沈从文于1953年，从交道口北头条胡同60号搬进了东堂子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0年。他一头扎进文物里，白天黑夜地干，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坚决地工作。大概此时的他是平静的，大概他已经能够自若地到1949年精神崩塌后的废墟上走动了。
寒假，爸爸带我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帮助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我的任务是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库房不准生火取暖，黑抹布冻成硬疙瘩，水要从城楼下边端。爸爸跟同事小声讨论着，间或写下几行字。他有时拿大手绢折成三角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挡灰，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中午我们在端门、阙左门、阙右门进进出出，让太阳暖暖身子。他时时讲些我兴趣不大的历史文物知识。这挺好。爸爸又在做事了，我不扫他兴，由他去说。
“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喃。”
他边走边叨念着，说给我听，又像自语。
爸爸这一头扎进尘封的博物馆去，不知要干多少年？那十几二十本准备好好来写的小说，恐怕没指望了。在病中对着收音机独坐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诗，又随手毁掉。那不过是写呓语狂言吧？也说不定，那是他写作生命熄灭前最后几下爆燃，奇彩异焰瞬息消失，永不再现？
上文是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对往日的一段记忆。沈从文先前一直在做着的劳动，大概是没人能了解其中意义的。文学不是搞社会调查，每天大量地写时事新闻稿，也不是生物学家，要给每件事物去作解释。文学于生活的关系大抵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水是什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头说了他身体里流动的那一泓，不是两个氢一个氧合在一块的一种透明液体；思想是什么？翻动他的书，每页纸之间都有一个思想沉沉地翻过身去，难道要解释成“一种生物系统的气压变化”吗？人们总是操之过急地看待一个人手头上的工作，想对它的价值下评判，但他们有限的思维怎么能够追得上他已经触到未来的目光呢？他像一棵沧桑的树，思想的枝丫越是向着光明的天穹伸展，内心的根就越向黑暗的地下深深扎下去。
不过，就算不能再写作了，他仍然选择了人们不知道要到多少年以后才能对其用心恍然大悟的一项工作，兢兢业业地干。看来他已经认定了自己文人的身份，打定主意一辈子履行这个身份对世人应尽的责任。后来的文革，除了人情世故使他感到伤心难过之外，似乎已经不能再给他什么灭顶之灾，他一生追随着美，美放任他小猫扑自己的尾巴似的，编排着他一个人的悲欢，也在最后必要的时刻，拯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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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4）
1974年，文革接近尾声，可72岁的沈从文却流下了悲恸和愤懑的泪，他做了无数的学术专题，只有服饰史的研究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进行着，其他门类的编著根本等不来一双有兴趣的眼睛。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麻袋的服饰史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可尽管他再没能力接驾一句无谓和冷淡，也终究还是没有等来他渴盼的一声应诺，先前的忍耐、倔犟和挣扎都使得他被外力更加狠地踹进了一间没有钥匙的地下室，这回，他的世界是真正被沉默和黑夜盘踞了。“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沈从文致馆长信）还能要求这个已经看见坟尖的老头再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他的心是一座一辈子都在被人随时闯入的宫殿，安置在里头的所有珍宝和藏品都被摔了个精光和粉碎，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凶手曾经在里头酗酒和残杀，他们都曾得意地嘲笑过这个乡下人的愚昧和自负：不过是个肥皂泡泡，带着漂亮的光亮和脆弱的形态，却非要一个劲儿的往上升，想跟遥远的星球对个话！已无从追究到底是哪张嘴将他吹破了，只知道“叭”地一声，没有了，可谁知道这张残忍的嘴，这恐怖的凶手，吹散的是这个乡下人脑髓，他的血和肉！
五
1978年，沈从文离开了历史研究所，到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之后，他先后住在两处位于崇文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里，第一处在崇文门东交民巷口上，在新侨饭店隔壁（现在的前门东大街3号）。这里现在依然热闹非凡，而住在这里的人，对他的名字，现在一定是叫不出来了。人的生命看上去彼此紧密得血肉相连，实际上彼此疏途万里，少了哪一个人，无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有多重要的人，日子也还是会欢欣鼓舞地颠着往前跑，重重地扬起一阵尘土，又轻轻地分散了，落下了。
1983年，他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的寓所中挨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而言“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应当是最悲切的豁达。（因为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司机、汽车、高干楼，尴尬地给了一个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这一切的人）
站在这所房子外，人们能看见老北京火车站的塔顶，沈从文肯定不只一次地想搭上一趟回故乡的车，远远地把这个闹哄哄的城市撇在身后。不过，他也知足了，楼前不是有一截明城墙吗？这竟然是北京城现在唯一保留下的一段老城墙，这可真是老天和沈从文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玩的是他，笑的，是远没有终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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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1）
一
北京出产大白菜、大萝卜、大柿子，也盛产“人中之大”的帝王。
有史料记载，从盘古到宣统，中国出了五百一十九个帝王，其中直接与北京相关的帝王就有五十多位。这十分之一的比重应该说够大了，可这还没把只在皇宫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李闯王，以及冒牌的“洪宪皇帝”袁大头算在内。
北京的历史很悠长，可以追溯到至今一万八千年前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
北京建都的历史也不短，五代时期兴起于辽宁省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的契丹人，第一次在北京建立陪都，改幽州城为南京，又称燕京，并以此为基地，进攻北宋，历史上几出有名的好戏—“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就是在此铿锵开锣。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契丹人的屁股没坐热，很快被来自东北松花江畔的女真人所取代。辽代南京自此改姓金，并不再叫燕京，1153年正式改名为中都。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由此开始。
金人在燕京老城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建城的民工多达80万人，另外还征调40多万的兵卒助阵。许多建筑所用的材料，是从北宋都城汴梁拆运而来的，中都琼华岛上的太湖石，就直接取自宋徽宗在汴梁城的万岁山。他们要在中都克隆一个原汁原味的“汴梁”，金人“拿来”的大手笔实在够气魄。
然而，好梦不长，1215年，成吉思汗率领的一只骑兵突破南口天险，滚滚尘烟中，万马奔腾直捣金中都。一阵杀掠后，紧接着就是一把大火，一座由女真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都城，像个杖责过后的七旬老者，被打着旋儿的北风呜呜卷走了，最后只剩下一座卢沟桥和天宁寺佛塔，佛塔因为早已习惯了烟熏火燎而处之泰然，艰难地、半遮半掩地硬撑着“金中都”这个名字应有的架势。
让岳飞想不到的是，雪“靖康耻”的不是那帮北宋的文臣武将，而是从蒙古草原卷着青草和黄土飙过来的游牧民族。
不过，这个时候的北京，说起来还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在这儿称霸的皇帝也只是盘踞北方一隅的“土皇帝”。北京作为全中国国都的尊贵地位，是从元朝忽必烈大帝1267年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开始的。
二
忽必烈（1215—1294年），是蒙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史·忽必烈传》记载：“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己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考，尤善扶下。纳弘吉刺氏为妃。”
当汉、蒙两军在阵地上决战时，汉不敌蒙，而当蒙汉两种文化相撞时，这位来自漠北草原的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则向中原文明无条件地缴械投降。
忽必烈除了在文化上全盘汉化外，他在选择都城时，也听从了汉人谋臣刘秉忠以及霸突鲁先铎元帅的建议，把首都选在了“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幽燕之地。
1260年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雄心壮志的忽必烈，从他的老家蒙古都城和林，浩浩荡荡开到了燕京，但此时的金中都已变成一片废墟。他站在燕京近郊琼华岛上极目南望，金中都昔日繁华的宫殿、街市都已不复存在，只有莲花池（古称西湖）的湖水还依旧瑟缩在那里，在夕阳照射下眨着冷冰冰的幽光。这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在原都城遗址上再造一座新城的计划，决定在莲花池附近的西马沟小河的对岸，营建一座新城，并把负责建城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宠臣刘秉忠。
刘秉忠走两步，还是能听到墨水在肚子里晃荡两下的声音的。这位祖籍河北邢台，小时候当过和尚，自号藏春散人的汉臣，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经学、律历、法术无所不精、无所不通的天才，难怪忽必烈亲自把他的“刘侃”原名改赐为秉忠，并把建设都城的经国大事交由他总理。
1266年，刘秉忠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测量，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的布局，最后以琼华岛和周围的湖泊（今中海、北海）为中心，把大大小小的宫殿，分别组成三个建筑群，环列在湖泊两岸，东岸迤北是园林绿化地带，由一座木桥使其与琼华岛连成一片。湖泊的西岸，南北两部分各为太后和太子两组宫殿，与大内隔湖相望，形成一个互为联系的城市布局的核心。环绕这个核心，又加筑了一道称作萧墙的城墙，这便是皇城。环绕在皇城外面的才是大城。大城以内，沿着纵横交错的街道，又划分为五十坊。坊是百姓居住单位，这时联结坊内居家交通的胡同便出现了。
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2）
刘秉忠根据《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思想，在皇朝以北（今鼓楼一带）设置了街市，在皇朝以东（今朝阳门一带）设置了太庙，在皇朝以西（今阜城门内）设置了社稷坛。
1267年1月大都城破土动工，经过九年多的建设，于1276年竣工。
为建设大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除了刘秉忠外，还有负责修筑宫城的顺天府官张柔、张宏略父子，负责修筑大城的千户王庆端，以及曲阳县的石工杨琼和阿拉伯人黑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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