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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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彰化城小，无险可守，旁边的八卦山倒可以俯览全城，守卫八卦山即为守卫全城。八卦山上建有炮台，设置重炮一门、山炮一门及后装炮二门，并有军械、弹药库等，有利于防守。后来，日军以六个中队的兵力，将八卦山炮台三面包围，并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守卫炮台的将士们奋力抵抗，新苗军首领吴汤兴更是在枪林弹雨中来回指挥，最后不幸中弹，倒于血泊当中，英勇的牺牲在炮台之巅。

　　吴汤兴牺牲后，八卦山守军伤亡殆尽，渐渐不支，且弹药用尽，徐骧只得率余部走后山突围而去。督战的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知道八卦山已陷敌手，便亲率黑旗七星队三百人前去夺回。但日军居高临下，在山上猛放排炮，黑旗七星队伤亡惨重，吴彭年身中数弹，依旧奋力向前，最终牺牲于八卦山麓。

　　后有诗人作《哀季子歌》称颂吴彭年：“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甸甸，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撄。血溅衣襟溘然逝，凛凛面色犹如生。身中数弹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撄。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

　　吴彭年战死疆场后，黑旗军猛将王德标仍旧率部和日军作殊死的战斗，尽管当时他已经身受多处创伤，但一直率部坚守不退，直到八卦山上火起，探哨报告说彰化城已经失陷，才被左右强行挟走撤退。

　　日军攻下八卦山后，便气势汹汹的列队入城。由于遭到当地抗日武装的顽强打击，日军进城后立刻满城搜索，只要见到路上有人就枪击，随意杀人，以示报复。正如日本人自己承认的：“彰化城内，尸体到处可见。”据估计，在整个彰化城中被杀的中国人数以千计。　

　　彰化的失陷，意味着台北和台中地区都落入日军手中。攻下彰化的当日，北白川能久亲王兴致勃勃的登上八卦山炮台，见台湾府城一览无余，心中乐不可支，以为立刻挥师南进，一举攻下刘永福黑旗军所守卫的台南，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想到这里，北白川能久亲王得意的赋诗一首，说“旭光将被台南地，歼彼渠魁安万生”（《帅师将向台南有作》），其骄狂的样子，实可谓是惟妙惟肖。

　　不过，北白川能久亲王高兴得太早了点。进入台中后，日军因患病和抗日民众袭击而导致的伤亡人数迅速增加，光在九月份，就有四千二百七十四人得了霍乱、痢疾、脚气等各种乱七八糟的病，几乎占到整个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的三分之一。

　　日本有文献记载说：“彰城设野战医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多在）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益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籍。行军困难，于此可见一斑。”

　　“出征不归，客死千里。待彼门者，茕茕无倚，涉彼岵者，瞻望长跂。痛恨深憾，哀莫穷已！”　

　　日人自作的诔文，倒是引人幽思，发人伤感，但是，造成这一切苦难的，却正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所导致。如果要算账，还得算到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

　　中国人一贯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主张和合文化，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实力的快速增长却同时壮大一些人的侵略野心，并让军国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由此导致了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回头想想，这给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6．5、黑旗军和台南保卫战
唐景崧在台北失陷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商议，决定公举刘永福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但刘永福坚决不受。会后不久，台南绅民又铸了一颗台湾民主国总统印送来，刘永福执意不收印，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送印大可不必，也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想尽办法打败倭寇，保卫我们的身家性命和国土家园，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做牛马。现在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时我们的队伍兵强马壮，日本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此之前，上海转来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来电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刘永福接到这封电报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局势可能有所变化，后来还和台南文武百余人###并歃血同盟，发誓共保台湾，并向民众发布告说救兵将至，台南人民听到后，一时间欢声如雷。

　　但是，所谓的俄国干涉最后证明只是一厢情愿，而内地一些督抚答应的救援也一直迟迟没有兑现。刘永福曾多次派人回大陆拜见两江、浙闽、两广、直隶等总督，请求他们的援助，但都因为朝廷严旨禁止运粮械济台的政策限制而无功而返。就连当时对援台最积极的张之洞，最后也在朝廷的严诘之下改变了态度，任刘永福在电报里一再苦苦求助，最终还是爱莫能助。

　　下面试录两封刘永福当时致张之洞的求援告急电报，以见刘永福当时锥心刻苦的困窘心情：

　　八月十九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八月二十二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八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复电刘永福说：“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意思是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十月二日，刘永福派易顺鼎从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张之洞答复说：“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易顺鼎见事无可为，不禁长叹一声，道：“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当时台湾仅存台南地区，若不是刘永福在此坐镇，台南恐怕早已陷入敌手。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当时处境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粮饷匮乏。打仗要吃饭，要发饷银，但台南经济并不发达，根本无法承受大规模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如果不是本地民众的支持和将士们的理解，黑旗军和义军早已溃散；其次是枪械弹药缺乏。黑旗军和义军的军械全靠内地供给，而朝廷禁止济台粮械，这给他们抗击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三是兵力不足，尽管有民众踊跃加入抗日力量，但和日军的优势兵力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日军占领彰化后，在八月底即攻占了台中诸城，并开始进逼台南。这时，桦山资纪给刘永福发来劝降书，劝告刘永福听从清廷的旨意，放弃抵抗。要是他愿意内渡的话，他将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

　　刘永福接信后，复书桦山资纪并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黑旗军要和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

　　日军劝降不成，便决定加大进攻的力度，并从本土抽调了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二万多人增援。十月，日军以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十月九日，日军进攻嘉义县，驻守嘉义的黑旗军猛将王德标派士兵埋设地雷直达日营，炸死炸伤不少日军。日军惊恐之下，用巨炮猛轰嘉义城墙，王德标被迫率部退守曾文溪。

　　曾文溪已经是台南府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曾文溪位于台南以北三十多里，溪的南岸有一长堤，高一丈多，北岸为沙地，此处的地势有利于防守，刘永福打算在这里率领黑旗军进行最后的抗御。当时黑旗军和义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曾文溪集合，刘永福命总兵柏正材统率全军，兼统王德标七星队、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总兵力大概四千余人。

　　十月十九日凌晨，大批日军开始向曾文溪前进。四千名黑旗军和义军严阵以待，双方在此展开最后的殊死奋战。但是，日军在炮火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大炮的掩护下，日本步兵一步步接近黑旗军的阵地。由于力量实在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的阵地相继被攻克，将士们最后只能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义军统领徐骧率先锋营与敌步战，拚杀在前，不幸头部中弹，血流满面，仍旧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但最终还是倒地不支，英勇殉国。

　　徐骧，字云贤，祖籍广东，台湾苗栗人。徐骧为人刚毅，胆识过人，能文能武，十八岁中秀才后，在家乡执教。日军侵台后，徐骧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抗击倭寇保卫家园，并组成义军一营奔赴前敌。台北失陷后，徐骧率义军转战台中台南各地，每战都身先土卒，出生入死。曾有人问：“眷属何在？”徐骧答道：“有天道，台湾不亡，吾眷可得也；台湾亡，遑向家乎？”

　　国土不保，家园既失，何以家为？时人评价徐骧说：“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在曾文溪之战中损失惨重，死伤无数，总兵柏正材在战斗中阵亡，王德标最后下落不明。事实上，此役已经是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台南府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面前。

　　此时的刘永福，这位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抗法英雄，已经是山穷水尽，处于几乎绝望的困境。眼看外援无望，粮饷告罄，曾文溪之战又遭沉重打击，正如时人所说，“即使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想到这里，刘永福不禁仰天悲呼：“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这时，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再次贻书诱降刘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

　　为防止落入敌手受辱，刘永福和其子刘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决定趁夜出走，后搭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前往厦门。还没等到开船，即有日本兵拿着刘永福的画像前来搜寻，幸好船员将刘永福藏在水泡舱中，才没有被发现。爹利士号快到厦门的时候，日本兵舰又追来，命停船检查，日本兵上船后一通搜查，还是没有发现，原来刘永福曾是爹利士号船长的救命恩人，被船长冒险藏到了锅炉房。

　　刘永福回到厦门后，很快便回到广东之钦州。刘永福孤军守台南数月，最后失败内渡，世人都对之表示理解和敬重。

　　刘永福后来曾写过两首《别台诗》，其中一首为：

　　流落天涯四月天，樽前相对泪涓涓。

　　师亡黄海中原乱，约到马关故土捐。

　　四百万人供仆妾，六千里地属腥膻。

　　今朝绝域环同哭，共吊沉沦甲午年。

　　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各地义军在崇山峻岭中仍旧不时的向日军发动袭击。在侵略台湾的五个多月里，日军共有三万多人死伤或罹病，其中死四千六百多人，包括日军近卫师团长和第二旅团长均死于台湾。

　　但让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台湾抗战的悲壮失败，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真正结束。

　　日本侵占全台后，将台湾视为最好的“殖民试验地”。1896年3月，日本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建立了总督独裁的殖民统治。为了更好的控制台湾，日本又在建立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警察制度，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的各个角落，使台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最多的时候，全台各类警察机构达到一千五百多处，警察有一万八千人。

　　日本更为毒辣的是，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和奴化教育，其中就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另外还利用多种渠道灌输日本的文化内容如武士道、剑术等，甚至发布命令禁止使用汉文，妄图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以割断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用心何其毒也？！

　　割台一年后，有位诗人越过海峡，东望故土，写下了一首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潜；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愤怒出诗人，曾经“刺血三上书”的丘逢甲所写的这首《春愁》，悲怆了半个世纪，台湾才回到祖国的身边。如今，一弯浅浅的海峡，还隔断着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如果我们要找历史原因的话，日本侵台的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　最好的txt下载网

5．1、甲午惨败，公车上书
本记所说的内容，高潮迸发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即如今通常所说的戊戌变法，或以其短命而命名的百日维新。

　　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运动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除了大权架空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些变法诏书和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外，实在无实际的成就可言。如此短暂的变革，不太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从历史深处和大事件下面潜伏的理路来看，戊戌变法是同（治）光（绪）“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紧迫而突然尖锐化，并进而演化成一场理想主义实践。

　　正如康有为所说，观今日“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耻已忘，愤心已释，过此益可知矣。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在这历史的关头，这些仁人志士们不愿意看到悲剧重演，他们中的一派人，走上了变法维新之路；而另一派人，则在变法失败的沮丧后，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

　　注：（1）本章由海上逐臭夫友情参写。海上逐臭夫为笔者研究生期间的同窗好友，现为某研究所专业研究人员。

　　5．1、甲午惨败，公车上书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争是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然而，因为两国在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早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甲午的大败，并不是败给了西方列强，而是倒在了一向被鄙夷的东洋蕞尔小邦，这实在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耻辱。

　　一时间，失败、痛苦、屈辱，迫使自己过度审视自身，甚至可以说有些神经质，于是已有的问题变得无处躲身，没有的问题也当成了问题：中国此时在文献中，道德是堕落的，思想是颠倒的，民智是固陋的，社会是腐化的，太后是奢靡的，皇帝是幼稚的，朝廷是昏庸的，外交是腐败的，军队是黑暗的，实业是丛弊的，贪污是普遍的！

　　《马关条约》一签字，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愤怒也自南向北蔓延至京城，反对签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4月23日，光绪皇帝在例行的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死守的情形后，悲痛的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这句话中，我们读出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个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也许就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里所谓的“公车”有个典故，指的是中国汉代时公家用车马运送举荐的人才赴京，所以后来即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公车上书”指的就是当时举人们的上书请愿活动。

　　出色的政治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高的道德底线两者缺一不可，而知识分子总归是有理想支撑的，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做不好政治家的。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是儒家学者，不如说他是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又被人指摘为帝党的领袖。　

　　4月15日，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约，于是他立即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议和条件。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书，而湖南举人们得知了梁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进来，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但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人等的上书陈言是不能直达上听的，不仅要看你的官阶而且还有内、外之分，十分复杂，在此不再细说。这样，这些举人们的上书只能送交都察院，请其代奏光绪皇帝。

　　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上书后很是吃惊，一开始就加以严词拒绝。当权派对于这种以下犯上的举动直接的反应总不会是欢喜，而且，当时条约已签，圣意已决，有什么理由非要出这把头呢？弄不好上头一发飚，弄不好岂不引祸上身？

　　但事情没都察院大人们想的那么简单。此时京城士心涌动，梁启超等人的上书虽然没有转呈给皇帝，但是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福建的、四川的、江西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甘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举人，也都纷纷效仿康梁等人上书都察院。

　　一时间，都察院衙门口可谓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总挤满了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今天这个省的来了，明天那个省来，哪一天没有商量好，会同时来好多省的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他在衙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并长跪在地，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往来之人，“闻者莫不哀之”。

　　康有为抓住时机，于5月1日联络十八省举人聚会松筠庵，拟上一公呈，就是对皇帝来一个公开信，由康有为执笔，大家讨论修改后，征集签名。为此，康有为、梁启超用了整整一个白天外加两个通宵，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其他人等也没有闲着，他们连日连夜的传抄了一千份后到处散发，立马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以康梁为领袖，后来被称为维###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场政治狂飙，这场近代意义的“###”，是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康有为在这份情愿书中告戒朝廷，割地事小，忘国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中国就会引发全世界各国列强血脉贲张的“食欲”，中国若是要一一喂饱他们，那就要不断地割出自己身上的肉来，如此一来，今天是台湾、辽东，明天可能就是直隶、福建，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被瓜分殆尽！所以万不可轻言割地，对日本小鬼子的仗也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那怎么才能继续和日本作战呢？为此，康有为提出了四点建议，后来总结为八个字：“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内容如下：

　　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迅速下达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达到激励天下的目的，鼓舞将士，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把主和辱国的卖国使臣、临战不力的贪鄙将帅、守御无备的大小疆吏通通给予相应的严惩；三下“求才之诏”，请求光绪皇帝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明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大力举荐人才。

　　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的想法，并不是康有为所独有的，朝野上下有这样意愿的人不在少数。但迁都之事，非同寻常，而且，迁往哪里、如何迁法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当时有人支持西狩，有人支持南巡，众说纷纭。康有为的建议是，将国都迅速迁往西安，这样与日本和议不成，战争再起时，可以放弃海滨险地，扼守潼关、函谷关，与之长期作战。康有为认为，这才是迅速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戊戌政变两年后的庚子国难中（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逃亡的目的地，正是康有为所建议的西安，这是后话。

　　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就是说，在军队系统里进行大换血，以新人代替老人，并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最先进的武器，希望由里而外，一次性地解决中国军事落后的大问题。虽然这些想法不免有些幼稚，且在洋务运动中已经证明无事于补，但堂堂的大清帝国惨败给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小日本后，康有为等人头脑一时发热，也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体验康有为的心情，看看现在中国足球迷的心态，即可以小见大，略知一二，这种“怒其不争”的急迫心情，情有可原。

　　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前面三点，在康有为看来，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惟有最后的“变法”一计，才是立国自强之根本，也是康有为近几年来思考的中心。他认为清朝的法度沿袭前朝，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好比时令已经到了炎热的盛夏，却还穿着冬天的羽绒服不肯脱下来，不生病才怪。而前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有益改革，但过于浅薄，过于小心，过于腐败，小剂量的药法无法治疗垂死的危重病人。

　　在总结了中西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的三项主张。所谓富国之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法；养民之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不过，康有为自以为很先进的主张，除了设立道学具有一些独创性之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曾经提出但又来不及实行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提出设立道学，以提倡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倒有点后来宣传部门的味道，只不过康有为所提倡的孔子不同于旧说，而是自己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中所创造的“新孔子”，而我们的康老师，就是“新孔子”代表的不二人选。

　　此外，康有为还创造性的提出了“议郎”制，他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官吏选拔的举荐体制基础上，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所谓“上驳诏书”，指的是可以不遵圣旨，“下达民词”则指的是议郎的民意来源，这与西方近代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暗中契合，也初步显露了康有为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倾向。

　　康有为和各省举子们希望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但是，举子们搞的公车联章激起了主和者的恐慌，对此，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扰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

　　光绪皇帝本对战败心有不甘，在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也想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用宝，以观其变，但慈禧一发令，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如期换约。大宝既然印下，事无转机，各省举人内部也开始人心涣散，有的还要力争，有的则觉得大局已定，何必再做蛇足；还有的人则早就被权臣们之前制造的恐怖气氛所吓跑。

　　眼看抗议无效，举子们忿懑之余，没考上的也只得收拾行囊，无可奈何的打道回府，该干吗的还干吗去；考上的则喜笑颜开，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

　　人虽散尽，但人心思变，余波未平，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只是后来更为激烈的变法前奏。

　　

5．2、天降狂生，万木草堂
要了解戊戌变法，必要先了解康有为。

　　康有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康圣人”，初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又名“南海先生”。康有为的先祖是广东名族，高祖康辉曾任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举人，做过广州府的教育官员，是一位知名的儒家学者，康有为的父亲也曾做过江西的知县。出身于这样一个诗书官宦之家，康有为早期接受了较好的儒家文化熏陶，理所当然地承接了程朱一派的理学思想。

　　康有为幼年好读书，家中书籍众多，因而知识面广，从小就“异于群儿”，但也养成了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从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看，康有为一贯自高自大，对自己大加神化。从这些掺满水分的记述中，我们倒也能看出康有为是如何定位和评价自己的。

　　康有为自夸说，他六岁时因“鱼化龙”妙对“柳成絮”，获得祖辈“此子非池中物”的称赞；八岁时，什么“书经奥言”，看几遍就能背诵；十二岁时，面对“州中诸生”，已经“大有霸视之气！”十四岁时，已经“纵观说部集部杂史”，也就是说饱览“中学”；十七岁时“知万国之故”，又是博览西学。通过这些无所不能的刻画，康有为给自己描述的“天才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但在科举考试中，康有为的表现不要说优异，简直就是一团糟。比如考秀才，康有为考了三次，十六岁才搞到秀才头衔；考举人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残忍的折磨，总共考了七次耗费二十年的光阴。相比而言，康有为三十六岁中举，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十七岁就中举了。不过，那次中举之后，康有为时来运转，在公车上书时的那次考试中，高中进士，这也让他的信心大为爆棚。

　　康有为早年的师傅朱九江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此人学术造诣精深博大，对岭南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尽管当时的学风主要由乾嘉汉学所主导，但朱九江很早看到了这条学术理路的内在不足和问题，其主张以程朱理学为主，兼采陆王心学，融合汉宋之长，探源于孔子之学。

　　康有为受到了老师的影响，逐渐抛弃了原先故纸堆里面的考据之学，转而开始私心好求安心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