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运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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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坡坐下，聊了起来。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宋礼的微服私访，彩山之阳的这次闲聊，改写了会通河，不，不止是会通河，而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命运。京杭大运河最辉煌的章节，就从眼前的这次闲聊描就。
　　眼前的长者，中等身材，地道的庄稼人装束。两道浓眉活像两把扫帚，下面眼睛很大，大得就像他牵着的那头水牛的眼睛，眼光里充满了憨厚和纯朴。脸色经阳光晒成了古铜色，凝神不动时，你会认为是一尊青铜像。一见，就觉得他是位饱经风霜、大有经历的人。“老人家，我很羡慕你，面对山花绿树，不像我，忧心难遣啊！”
　　“喔，因为什么这样忧心呢？”
　　“因为河。”
　　“喔？因为河？”一听说是因为河，长者的兴致陡增。他立马起来，坐近了宋礼。
　　“是。是因为河。会通河不畅，难在水源。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为此忧心不已。”
　　“为这个啊。你可以去找找此地叫白英的一位老人，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有用的建议。”说完，长者起身，牵起不远处的牛，任宋礼“你停停，你停停”地叫他，他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明代编赋役黄册，以邻近的110户为十里，推人口多、粮食多的10户为里长，每年轮流一户；同时，再推出一位年高德邵、见多识广的人为“老人”，负责调解民间事务、处理民间争讼，就是由乡村百姓公举出来、协助地方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长者。白英，字节之，就是这样的“老人”。因为他是汶上县人，史称“汶上老人。”
　　白英虽居乡村，但可不是一般的“闾里老人。长年参加治水工程，培养出了他正天下水利的志向。几十年里，白英不辞辛苦，跑遍了汶水上游、下游，南旺以南、以北数百里水道，实地勘察地势、水文，访问民间父老，了解方圆数百里内的自然地理水文情况，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知识，是汶上县远近闻名、富有治水经验、受民众爱戴的水利老手。
　　宋礼记住了白英这个名字，花了数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一见，眼前的白英不是别人，正是彩山之阳遇到的那位牵牛的长者。
　　两人再见，各自会心“咯咯”地笑了。白英老人深感宋礼的至诚，说出了他多年实地勘察后思谋的治水之策：
　　南旺者，南北之水脊也，自左而南，距济宁九十里，合沂、泗以济；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余里，无他水，独赖汶水。筑堽城及戴村坝，遏汶水使西，尽出南旺，分流三分往南，接济徐、吕；七分往北，以达临清。南北置闸三十八处。
　　——这就是历史上记载只有84个字“白英策”。
　　这84个字，像一柄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的火炬，照亮了会通河，照亮了整个大运河——
　　“南旺者，南北之水脊也”，完全符合后世科学测量的实际。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一书以江淮水面为0计算，南旺湖面高出江淮水面38米，为南北最高处之一（其余两个为安山38米，姜沟闸米）。白英老人的分析和方案，完全符合运河所经地势，不能不说是继元代郭守敬成功找到白浮泉并引入大都以来我国水利史上的又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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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漕神”（3）
元代开挖会通河用了36年，为什么？原因就在对汶河水源及其支流洸河和泗水的治理失当，仅筑坰城坝在大汶河上分汶水入济州，没能保证运河水源，致使会通河岸狭水浅，“霖雨岸崩，河道淤浅。”加上黄河决堤，黄水浸漫，终被泥沙淤塞。白英考察到汶水水源多系山泉，这些山泉水来自数百里之外的山区，涓涓细流辗转相会，沿途渗漏蒸发，受季节影响大，患在涸。白英老人据此建议在东平戴村筑坝，防止汶水入洸河，使汶水流入南旺湖蓄涵，以济常年之用，完全奏效。
　　白英依据南旺所能接纳的汶水量，提出了综合分水方案，并建议建闸来调节漕河水面高低：以上、下两闸控制南旺分水，使水南北分流，七分朝天子（往北），以达临清，三分下江南（往南），接济徐、吕；南北置闸三十八处，功可垂成。
　　——洗耳恭听的宋礼见老人的治运规划如此完备，禁不住击节叫好：“谢谢你，老人家！你是我大明的千秋功臣！本官请你出山，帮助本官，也是帮助朝廷，治理好会通河，造福千秋万代！”
　　“我还没有说完。”面对朝廷重臣，久居乡间的白英老人一脸的耿直憨厚。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通河段的水源主要依赖自然降雨和汶水，汛期时还好一点，哪怕再苦再累漕船也能拖着走，如遇干旱、水缺河浅就没法治了。这要靠置闸来调节水位。而这里的‘闸’不是普通、一般的闸，应该建成复闸。”
　　“复闸？”
　　“是。”
　　“愿闻其详。”
　　“漕船到了闸口前，先打开第一道闸门放进船来，然后关闸，放水，将船只升高到一二十米，再放进第二道闸，再放水，再升高，以此类推，重复操作，直到与水坝出口的水位持平。通过复闸，可使漕船航行的阻力减少到最低程度，河道畅通无虞。”
　　“本官再谢！”听到这里，宋礼不仅是激动，简直感激涕零！望着眼前的白英老人，他深深感到了潜藏民间无尽的智慧和伟力！
　　这次邂逅相遇，白英接受了宋礼的真诚邀请，走上了治运一线。
　　永乐九年（1411）夏，宋礼调发青州、兖州、济宁及直隶、徐州民工20余万人，按“白英策”展开施工。
　　引汶济运的主体工程是戴村坝，戴村坝调节汶河水，依靠的是不同坝段的不同高程和长度。戴村坝自南向北分为三段。三坝中间高，北端次之，南端最低，各段间有衔接段。筑坝导汶，简单地讲，就是筑坝拦住下泄的汶河，再开一个小口引水接济大运河。即使根据现代流体动力学等水利科学来设计戴村坝的不同坝段，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白英是如何“算”出来的？我没有找到更多的史料，令人惊叹！
　　白英虽年逾半百，但他亲自选坝址——让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郭守敬没有测出运河上的制高点，一个并没有饱读诗书的“老人”却准确地找到了运河的“水脊”！——划河线，参加勘测设计，指导施工。
　　戴村坝所用的建材主要是万斤方石和三合土。民工们从附近的山上采来方石，一块一块加以垒筑，构成坝体。起初，民工们用石灰粘接石与石之间的缝隙。白英以为这不行。他找到工程“总指挥”宋礼，建议说：
　　“用石灰勾缝是不行的。石灰经不住水的浸泡，用不了多久就会渗漏。一渗漏，坝体就回坍塌。”
　　“老人家，那你说该用什么来勾缝才好呢？”
　　“当用‘勾缝剂’。”
　　“勾缝剂？”
　　“是。就是用糯米浆调和石灰，兑成‘勾缝剂’。用它勾缝坝体才结实，才牢固。”白英回答说。
　　“好！就这么办！”
　　工部尚书宋礼对白英老人的话深信不疑。他下令从附近数省调集数十万斤糯米来济宁。
　　运载糯米的漕船到达济宁运河码头时，宋礼带着白英老人登船查验，看是不是真的糯米，有没有将其它品种的米充着糯米，影响工程质量。在没有水泥的明代，“勾缝剂”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从现代坝工技术看，这就是“灌浆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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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漕神”（4）
在每分钟流量上千立方米的大汶河主河道上，修筑高于河槽4米、全长米的戴村坝，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工部尚书宋礼督民工修筑有力，历“二十旬而工成”（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
　　戴村坝成：“水高于坝，漫而西出，漕无溢也；水卑于坝，顺流而南，漕无涸也”（戴村坝碑文）。
　　宋礼征发来的数十万民工，一部奋力修筑戴村坝，一部按白英划定的河线疏浚东平境内沙河，“筑堰障之，合马场泊之流，入会通济运。”“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以蓄泉”，“以泄涨”。“复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水至塌场口会汶经徐、吕入淮”（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
　　至永乐十三年（1415），整个会通河工程全面竣工。结果河道加深，“深则能蓄水，而其深三丈”，漕运畅通。
　　明政府此时彻底地停止海运，专行河运。会通河上再也见不到元代费尽心机构筑的“隘闸”和“石则”了，“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南北大畅的运河上除漕船之外，商船、民船来往于南北各地，经年累月，“千樯万艘”。开通的第一年，通过运河输送到北京的粮食就有646万2990石。这意味着需要漕船6419只来运送，再算上往返，漕船次数一年在12000只以上穿行于运河之上。杭州与苏州的锦缎等丝织品，也沿运河而来；从江苏、浙江两省每年运载绸缎、天鹅绒、衣服的船舶即在三百艘以上。运河的漕运能力10倍于元王朝，迎来了京杭大运河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之后，会通河历经明清两代450余年的考验，始终不废。迄今数百年过去了，它仍然在发挥着无法估量的经济、社会会、科学、文化效益。这不能不说是白英这位“汶上老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治水奇迹。
　　

会通河畅通！
喜讯传到紫禁城，明成祖龙颜大悦：“传旨，着工部尚书宋礼携汶上老人白英即刻晋京复命，朕要重重地赏他们。”
　　宋礼携白英踏上了赴京复命、觐见皇上的路途。
　　不料，宋礼一行走到德州桑园时，白英老人突然感到胸口疼痛，接着满脸虚汗淋漓。
　　工部尚书宋礼一见，十分焦急，急切地招呼随从：“快！快！快扶白英老人躺下！”
　　在宋礼随从的帮助下，白英老人躺在了船舱里。不一会，老人双目紧闭，呕血数斗。
　　泪，立时溢出了宋礼的眼眶。他想到了白英在会通河工地上没白没黑忙碌的身影，他想到了白英监督熬制数十万斤米汁的日一夜夜，他想到白英为他贡献出的84个字的治水之策……没有眼前的老人，怎么会有会通河的大畅？没有眼前的老人，且无郭守敬之才的我宋礼又怎么可能立下这不世丰功呢？
　　想到这些，宋礼用心呼唤：“白英！你醒醒！”
　　“白英！你醒醒！”宋礼摇着白英老人的胳膊，大声呼喊着为会通河鞠躬尽瘁的老人。
　　白英睁开了眼睛。然而，身边的人全是模糊的影子。他再使劲睁，这才终于看清宋礼的面孔。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宋礼说：“尚书，我得感谢你。是遇到了你，才能实现我这辈子治水的念想，才使我这一生没有遗憾。”
　　说着，又吐出几口血来。
　　“我不行了。我们是在彩山见的面吧？我喜欢那地方。我死后，请求你把我葬在彩山之阳，以便我视汶水，看戴坝，望三湖……”
　　“放心吧，放心吧，本官一定照办！还要告诉你，本官早就想好啦，本官百年后要葬在南旺，葬在你的身边，和你做伴。你不寂寞，本官也不寂寞，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再……”
　　说到这里，宋礼停住了。他开见白英泛着紫色嘴唇合起了，握在自己手心里的手变冷了……
　　由于为会通河操劳过度，时年56岁、正值壮年的白英老人合上了他的双眼，永远地走了。
　　突然，大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没有任何预告地遮天盖地的卷来。雷在低低的云层间轰响着，震得人的耳朵嗡嗡作响。闪电，不时用它耀眼的蓝光，划破黑沉沉的天幕，照出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的田河。一刹那间，电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起，只有哗哗的豪雨在肆意倾泻……
　　得知白英仙逝晋京途中，永乐皇帝很是哀伤，他降旨工部尚书宋礼：朕封白英为“功漕神”。延迟回京复命，即刻扶柩南下，遂老人之遗愿，葬白英于彩山之阳。
　　宋礼换去官服，着素衣扶白英灵柩沿运河返回。
　　载着白英灵榇的官船缓行在运河上。得知消息的沿岸百姓、十里百里外的百姓，扶老携幼，披麻戴孝，自发地站在运河两岸，从德州桑园一直站到济宁，绵延400里，目送着灵船通过，送他们的亲人、大运河的儿子——白英老人的英灵归去。
　　灵船驶入会通河。每过白英生前设计修筑的坝闸，守坝官员和送灵百姓便燃起数千响的长鞭，告慰这位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功勋卓著的普通老人……
　　没有鸿篇巨著传世，所见者只有明清文献记载的83个字的“白英策”，但白英老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实践为中国水利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名字与会通河工程一起永留在青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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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四起战黄河（1）
永乐年间明王朝自迁都北京，并完成会通河等河段的改造和疏浚后，京杭运河成为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也从此开始，明王朝倾尽心力，维护着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无阻。
　　运河穿黄河南行，受黄河的影响最大。
　　在颤抖的悠悠岁月里，黄河赋予中华民族的一半是血泪，一半是黄金。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过大自然是“双面像”，这在黄河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表现得无以复加。翻开尘封的典籍，搜寻关于黄河的书页，每一页的正反面上写满的都是“水患”二字！更有甚者，黄河，稍有不快便更辙易道，随意夺口，时儿北走天津，时儿南下江淮，沿黄百姓痛苦不堪。
　　此时，有着三百万年河龄的黄河下游却十分紊乱，主流迁屣不定，或者北冲张秋（今属山东阳谷，明代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运道，或者南夺淮、泗入海。到了嘉靖前期，黄河下游走的主要是“南道”，即自今河南开封而东，到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南流到淮安汇淮河，流入黄海。而京杭大运河呈南北流向，在淮安一带黄、淮、运十字交会。这有有利的一面：徐州以南运河水量不足时，可以得到黄河水的补济；但不利的一面更大：黄河泛滥时，会立即造成运河淤塞，漕运中断。
　　一匹快马，奔驰在潼关至洛阳的驿道上，马背上的骑手不住地大声呐喊：“汛情——汛情——”
　　快马以一昼夜行500里的速度（快于洪水的推进速度），向下游接力传递水情。
　　快马越过洛阳，向开封、徐州、淮安、宿迁奔驰！
　　快马过处，响起一片报警的锣声：“黄河涨水啦！黄河涨水啦！”
　　仿照奏报边防军情的做法，自明朝开始，“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必先知之，而后血脉贯通”。（《明史·河渠志》）
　　此时的黄河、淮河与运河在黄河下游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要保运河畅通，必须治住不停摆尾、不时泛滥、桀骜不驯的黄河。
　　长期以来，明朝廷一直把保证大运河畅通作为治黄的主导方针。后来，又出现了“护陵”任务，即保护凤阳、泗州的祖陵不被侵灌。——祖陵高于运道，高于民生，这就是封建王朝“皇上”的心胸，就是“官”与“民”的关系。——提出了“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治黄方针，采取“北堵南疏”和传统的“分流杀势”治黄方略。
　　“北堵南疏”，就是修筑和加固皇家的朱氏祖坟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黄水来时向另一岸泛滥。
　　“分流杀势”，就是将泛滥的黄河水向多处分流，以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
　　无论是“北堵南疏”，还是“分流杀势”，都是消极的，种下了更大的祸根：嘉靖晚期，黄河在徐州以上河段一度分岔13股南下，河患十分严重。在黄患最严重的6年中，明朝政府因负责治河官员不力，接连换了6人，可是，只要治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换人又有什么用？灾害依然如故。
　　嘉靖四十四年（1565）7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大运河被泥沙淤塞达200余里，徐州以上纵横数百里间的中原大地成了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
　　这一年的11月，朝廷第一次任命佥都御史潘季驯总理河道，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畅通运道。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29岁中进士，入仕途，授九江推官，宦海沉浮，累官至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44岁的佥都御史潘季驯走马上任。
　　他深感责任重大，国家的安危在他心中，百姓的生死在他心中，自己上任之前一年换一人的教训也在他心中，他不想使自己成为被朝廷换掉的第7人！
　　生长在东海之滨，根本不了解黄河、淮河的潘季驯上任之后，立即带人到河患最严重的地方慰问百姓，实地查勘，沿河而上，访问有经验的当地乡官、老农和老河工，详细了解水情，征询治理意见。
　　

三落四起战黄河（2）
这天，潘季驯坐着一位老船工驾着的小船，再次深入灾区勘察。潘季驯坐在中舱，左右鼓棹，向中流进发。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河叠浪千层，一望无际，潘季驯乘坐的小船如一片飘在浪涛之上的树叶，被埋在浪里颠簸。突然，巨浪打来，小船被卷入旋涡，潘季驯和老船工都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潘季驯慢慢醒来。睁开眼一看，不幸中的万幸，自己和老船工都被挂在树梢上，幸免于难。
　　经过实地考察，潘季驯提出“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河方案。
　　很快，上报朝廷的方案批了回来，同意“疏浚下流”，而“开导上源”不在批准之列。
　　为什么？
　　没人告诉他。
　　潘季驯无力追问不予批准另一半的原因，治河要紧，他配合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指挥9万余民工，全力投入已批准的一半工程施工中。
　　此役开新河140里，修复旧河52里，建筑大堤3万多丈，石堤30里。
　　当治河大功快要告成时，黄河又来了一次大水，冲开了新修的大堤，河水漫入沛县。
　　消息传到京城，是为了证明朝廷一年换一年不是被换的人的无能，而是黄河实在难治，朱、潘也不例外，还是因为朝廷本身就阴暗，就诡诈？总之，一些朝臣闻讯幸灾乐祸，纷纷上折弹劾朱、潘，要求重惩二人。
　　老皇帝明世宗朱厚熜闻讯很是焦急。
　　就在世宗为要不要接受朝臣的要求，惩处朱、潘左右难夺时，灾区的喜讯传到了：在潘季驯的督导下，决口很快被堵塞，治河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闻讯，明世宗非常高兴，立即嘉奖这两位河总，并晋升潘季驯为右副都御史。
　　世宗皇帝的嘉奖令和擢升旨传来，潘季驯松了一口气，不为自己的擢升，而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1月，正在治黄一线的潘季驯接到了乌程老家传来的噩耗：母亲病逝。
　　泪湿衣襟的潘季驯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按照朝制回籍丁忧，为老母亲守陵去了。
　　话说到了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7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次年7月又决邳州（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运河100多里淤为平陆。
　　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将灾情奏报朝廷，登位第三年的穆宗朱载垕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中想到了先皇重用过的潘季驯。8月，第二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兼提督军务，速速赶往灾区，再次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
　　接到皇命，带着丧母的哀痛，丁忧尚未期满的潘季驯赶回赴任。
　　离任三年的潘季驯到任后，仔细地研究现状认为，根本之计在于“筑近堤以束水流，筑遥堤以防潰决，”提出“加堤修岸”和“塞决开渠”两种办法。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觉得此方案可行，决定着手实施。
　　潘季驯亲自督率民工5万余人，堵塞决口11处，解除了河患，徐州至邳州西岸修筑缕堤3万余丈，疏浚匙头湾（在古邳镇附近）以下淤河，并恢复旧堤，河水受束，急行正河，冲刷淤沙，使河道深广如前，漕运大为畅通。
　　像上次堵塞决口一样，就在工程快要完成时，突然，河水暴涨，堤防潰决，险恶万分。此时，潘季驯正患背疮，趴在床难以动弹。闻得险讯，潘季驯拨开劝阻他的人，披衣而起，忍着剧痛，直奔险地。
　　洪水滔滔不绝，肆意漫过堤顶。
　　“潘总，撤吧！危险！”
　　潘季驯沉着冷静：身为朝廷大员，怎可临危而惧，张慌退缩，置运河于不顾，置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下堤！
　　在潘季驯无惧无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已逃离大堤的民工又返了回来。他们按照潘季驯的指挥，将一筐筐装满石块的篾织条笼推下决口处……
　　经过几昼夜的奋战，终于度过了险情。
　　分流与筑堤，历来是治河争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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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四起战黄河（3）
黄河是条地上悬河，加之古有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因此，自古以来“分流杀势”之议就十分盛行。后来主张“分流”的人，虽然大都不排斥筑堤，但仅是用堤坝来约拦水势而已。在潘季驯治河之前，这种论点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们认为，黄河源远流长，洪水期间，波涛汹涌，下游河道过洪能力小，常常漫溢为患，“利不当与水争，智不当与水斗”，只有采取分流的办法，才能杀水势，除水患。这些分流论者，只知“分则势小，合则势大”，却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弱，从而导致泥沙沉积，河道淤塞。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河道的输沙能力与水流的流速成正比例关系，与清水河的分流是完全不同的。明代前200年中，过分分流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河患稍有停息，反尔造成了此冲彼淤、靡有定向的局面，灾害愈演愈烈，更加不可收拾。
　　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亲历的两次堵决的实践，潘季驯人认为，一味的“分流杀势”是行不通的。
　　人们对黄河泥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汉朝和宋朝已有不少人分析了泥沙淤淀与流速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河遇平壤滩漫，行流较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急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当朝人万恭也提出：“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缓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吾从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水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故曰黄河合流，国家之福也。”这正是对泥沙运行规律的初步认识。他还提出“堤以束水”的建议。然而，这只是泛泛而谈，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过像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样坚定而明确的治理意见。
　　所谓“束水攻沙”，就是根据河流底蚀原理，在黄河下游两岸修筑坚固的堤防，不让河水分流，束水以槽，加快流速，把泥沙夹送海里，减少河床沉积。
　　一言既出，石破天惊！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论一出，立时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围剿。许多人站出来竭力反对筑堤束水，他们怀疑黄、淮合流，水量增大，会使决口和泛滥更加严重，依然主张运用传统的“分流杀势”之法，开筑支河，分流防洪。
　　潘季驯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分流虽然能杀势，但这个办法只适用于水清河流，而对黄河则不适用。黄流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只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非极迅溜，必致停滞。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河饱则水溢，水溢则堤决，堤决则河为平陆，而民生之昏垫，国计之梗阻，皆由此矣。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而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旁溢则水散而浅，返正则水束而深……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如此而已。（参见潘季驯《河防一览》一书）
　　——在这里，潘季驯深刻地阐明了黄河的特性，以及水与沙、分与合、塞与导的辩证关系。“束水攻沙”的核心的突出治沙，从而实现治黄方略由分水到合水，由单纯治水到沙、水综合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这一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以前治黄时仅靠人力和工具来疏浚的传统方法。
　　然而，潘季驯不顾一切、大声疾呼他的“束水攻沙”理论，显然是书生气太重了。身为朝廷重臣应该懂得，朝廷的任何举动都是政治。“束水攻沙”自提出的第一天起就是极其敏感的###。###的本来法则在于执著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而当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激进的潘季驯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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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四起战黄河（4）
果不其然，隆庆五年（1571）12月，执意要将“束水攻沙”理论付诸实践的潘季驯遭到诬告，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官可以不当，志决可改！”
　　铁骨峥峥潘季驯掷下这句话后，踏上归乡之路。
　　眼前是寒冷的北方的兀自耸立。风像一群饥饿的狼在大平原上疯狂地嚎叫、奔逐，树抖动着干瘦的枝干发出尖利的呼啸，田野如同一只皲裂的手在默默地忍受着疼痛。太阳在天空中如一面铜镜，躲在云的后面，阳光的热量被过滤到大气层外，只将白晃晃的寒冷照耀到土地上，像久封初开的利刃散发出逼人的寒气，原野坚定而又倔强地裸露着它的胸膛，迎接风的利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没有横流的沧海，有些人总是要忽略、乃至迫害英雄的。
　　这是英雄的无奈。这也是英雄的宿命。这更是英雄之所以是英雄的原因。
　　5年之后，万历四年（1576）8月，黄河在徐州决口，次年又决崔镇（今江苏泗阳西北）等处，黄、淮交汇之地清口淤塞，黄水北流；淮决高家堰，全淮南徙，灾情严重异常。
　　面对黄、淮的恣意肆虐，朝廷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举望朝廷，官员济济一堂。可是，在这济济一堂的朝臣中，能说得头头是道的人很多、很多，能挑别人毛病直至陷害别人的人很多、很多，而能上马征战、杀敌御辱的人很少、很少，能治水有佳策、驭民有良方的人很少、很少。
　　多事之秋间、危难关头时，朝廷再次想到了因务实遭人诬告陷害而被撤职的潘季驯。
　　想到潘季驯的是大明朝力主改革的宰相张居正。
　　面对黄、淮巨灾，面对无数百姓命丧洪流、流离失所，张居正深以为忧。在一次接一次朝议灾情时，他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