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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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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很难过，这事对他有刺激 ，他叫我给他拉小提琴听，我拉了几首曲子，中外的都有。后来再去看他，感觉他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他说鲁迅是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日本医生又要害他。医生开药，他不吃，让下床活动，他说有意害他。他花钱自己增加营养，钱不够，他就卖掉一些衣服，甚至打算卖照相机。他整天躺在床上，经常两手比比划划，做各种姿势，有时自言自语，我也懒得跟他搭话，我一直未见他起来活动过。他常让警卫员把他从屋里抬到院子，从里屋抬到外屋，有时到深夜，才让把他抬进屋里，我也一起抬过。他整天疑神疑鬼，搞得两个警卫员没办法。组织照顾他，专门批雷米封给他吃。他当时有两支枪。
9月初我从石家庄到北京前，妈妈跟我说，司徒美堂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跟他是一个家族的，他跟你祖父认识，你爸爸也一直非常想见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他老人家。我去北京饭店看望美堂公，他的秘书司徒丙鹤也在，我说是沙飞的儿子，并详细介绍了爸爸的情况，抗战时到华北前线搞摄影，现在身体不好住院等。美堂公请我吃了一顿饭。
王笑利：1949年春学校放寒假，妈妈来信叫我去看有病住院的爸爸。我带了些好吃的到石家庄留营和平医院，爸爸躺在老乡的炕上，对好久没见面的我，不像过去那么热情，甚至好像不认识我，过了好一会，他才让我坐到他身边，摸摸我的脸，拉着我的手说，小力，我很想你们呀。他还让我从缸里拿梨吃，他很疲倦，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就告辞了。我回家告诉妈妈，她说他劳累过度，心情不好，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
王辉：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沙飞，他告诉我日本大夫要他照X光。我说可以去照，看看病情如何，我在重庆工作时，患过肺病，也是透视才发现的。他听了大发脾气，人家要害你老公，你还相信他，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鲁迅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又来害我。有一次护士送来口服药，护士一走，他就把药摔在地下。我问为什么，他向我发脾气，药里有毒，你是不是要我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因吃药问题又对我发过几次脾气，而且对我越来越不满。我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头，开始怀疑他精神是否正常，怕长此下去，会不会怀疑我也害他。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我到总行工作，临走前我抱着小女儿去看他，帮他整理东西，他的衣物破破烂烂的，他也随随便便，不怎么整理，他原来非常爱干净整洁，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他好好养病，准备到北京去。他眼睛老是直直地瞪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过去他很喜欢孩子，可是这次我要他抱抱亲亲孩子，他不理睬。到北京后我找石少华，要他向政治部反映，我觉得沙飞各方面都很反常，希望把他转到北京医治，他改变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些，而且我在北京照顾他也方便。
19兵团组织部长汪克明将军1981年回忆：我住院时与沙飞隔壁，我的双胞胎女儿也得肺结核住儿科，我爱人陪住。沙飞很喜欢小孩，两个小孩也特别爱去他那里玩，孩子哪天不去看他，他就生气。临出事前他擦枪，他对我说，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当时就认为他精神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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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
奚文斌：出事那天，我们准备走。沙飞让李有志叫津泽来，问他路上要带什么药，注意事项，如何安全。津泽给他开了两种药，说其他药不要吃，要养。津泽要出门时，我们二人在边上不注意，医生走了不到二三步，沙飞开了一枪，后又开了一枪。我出去叫人，李有志在房里照顾，叫人来看，李有志和沙飞都在。后来石家庄法院就把我们3人一块弄到法院。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沙飞认为，他在抗战中脚被冻伤，现在想报仇。小日本欺负咱们多年，想报仇。那时和平医院日本人多，他对日本人有仇。（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
张富云：出事那天，查房时，沙飞告诉主任：“查完房，津主任你来一下。”出事后，我推不开门，在门缝处看见津泽躺着，我用劲推开门，沙飞又从床那绕到津泽那又开了一枪，他跳窗户出去了。我赶紧抢救。以后沙飞被管起来了。听说沙飞态度挺自然的。当时管放射的就津泽一个人。在我经治沙飞期间，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待人和气有礼貌，没架子，容易接近，也能服从治疗。津泽工作勤恳，大家议论，他性情善良，不像日本军人。（1981年7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张富云回忆：出事前一天，沙飞叫警卫员擦枪，朝井里打了一枪。那天津泽主任带我们查房，还有林兆信等人，我们查完房，回办公室，我写医嘱，津泽洗完手，立即去沙飞那里。我刚写两行，就马上跟去，中间隔着两个病房，有十几米，沙飞的病房靠南边，我还没到拐弯的地方，就听到砰的一声，我也没想到是枪声，一直到沙飞病房，津泽横躺着，挡住了门，他个子不高，但很胖。沙飞第一枪伤了津泽胳膊的皮肉。我看见沙飞坐在床上，吃吃冷笑，他站起来，从床边走到津泽跟前，拿着枪对着津泽脑门又开了一枪，第二枪近距离打中脑门正中。我就说你干什么？沙飞当时表情无异常现象，他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我喊来人抢救津泽，抬担架去手术室时，他很清醒，他说慢一点，轻一点。子弹取不出来，往里滑，子弹越陷越深。赶快报告北京。第二天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泽召来，给津泽做手术，取出子弹，津泽脑水肿、昏迷，几天后正式死亡。津泽死后火化，非常隆重，在太平房外挖一个大坑，用很多柴，浇了煤油。津泽人不错，比较进步，靠近中国，老实、胆小、仁慈，没武士道精神。他医术好，诊断细，对医生、护士好，有威信，新来的大学生都佩服他。我当时不害怕，我知道沙飞不会打我，他恨日本人。出事后保卫部门马上就把他关禁闭了。日本人闹，他们说“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如何处理”。曹中南政委马上给日本人开会，叫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好的，安抚他们，日本人平静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卫校、医院的日本人没再闹事，津泽的老婆没有闹。大家都佩服曹中南处理的好。
原和平医院副院长姜杰2001年回忆：刚出事时，我在走廊看见沙飞，他好像没事一样，对我说，我打死的。满不在乎。开始他关在小礼堂后的化装室。
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时任华北军大行政处长的韩彬（原太原市园林局局长）1987年回忆：提起1949年12月沙飞在军法处关着的情形我就流泪。当时我和华北军大副校长打架，被关进军大军法处。沙飞一进我牢房，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打死日本鬼子了。我和他关在一起。后来因我和他研究对策，如何养病不着急，安慰他，人家发现后，把我分配到三号，他在二号房，但窗子还能看见，白天我给他们读报纸才见到他。他一会笑，一会不说话，但用手指他们，又用手指头，意思指他们要打死我。他失眠厉害，通夜不睡觉，天天看外面，站在窗前能看3小时，也不坐，双手拉窗，笑一笑，吹泡，吐舌头。连鞋也不穿，胡子很长，整天拔胡子，翻白眼，有时凝视一个东西长达30分钟，我们穿公家发的布袜、拖鞋，不让系裤腰带，扣子扭下，不让用筷子。他有病不能吃小米饭，我把我的大米饭给他，他喜欢吃鱼、狗肉，给了他一个锅，让他自己做，他几次自己做鱼，有人提意见，怎么他可以随便吃鱼。站岗的说，聂荣臻给军大打电报，沙飞虽然犯了法，但他有病，要好好照顾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吃，他要吃鱼就给他买。他生活待遇与一般人不一样，吃大米饭、小米饭、面条。沙飞与我说话，看守小刘同情他，扭头，不干涉我们。他多次用手比着拿照相机，让我拍他在窗前，站岗的不让，我也没拍。有一次他上厕所，我正好在，问照相什么意思，他说，这种生活我是第一次，希望拍下铁窗生活。他懂道理、萧洒。保卫部苟（纪明）部长、宋干事、王少斌常去禁闭室看他，山西人严大夫、张冲大夫去监房替他看过病。他走前二三天看到我，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不说话，头歪，意即没多少天。
我跟沙飞很熟。我俩1939年在易县认识，他到我部队采访、拍照片，我送他日本帽子、大衣、靴子、烟。我这里还有张家口时我与石少华、沙飞的合影，当时他给过我一部德国蔡司130照相机。1948年我们在军区政治部一块整党学习。
我1920年生，河北人，1931年8月刚11岁，我就跟着在湖北铁路当工人的父亲参加红军。抗战初我在129师385旅9团3营当排长，参加了1937年10月攻打阳明堡机场的战斗。当晚赵崇德营长率部队进入敌人机场，把哨兵搞掉了，我们有手榴弹、步枪，就用5个手榴弹一捆，放进飞机肚子里，飞机爆炸，火光冲天，我烧了4架飞机，打坏1架。敌人从梦中惊醒，双方进行面对面白刃格斗，激战1小时左右，敌人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营长和30名战士英勇牺牲。我在百团大战负伤，是一等残废。我不喜欢学习，就喜欢上前线打仗。曾参加打张家口、清风店、石家庄，负伤多次，受奖多次。
北京军区法院有3人找我写证明，以庭长赵保杰为首，他们听了我说的之后说，只有你的证明是你亲眼所见，更可靠。我一直跟石少华说，沙飞是错案。他说，你是真正坚持沙飞一案是错案的人。
韩彬1987年1月托王笑利带给石少华的信：除了和沙飞好，就是你一人了。咱们一天比一天离马克思近了，所以时间是宝贵，不白费光阴了，你问问笑利，我天天在想念我们按时完成，我对沙飞欠债，那就是老沙的归宿问题，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石少华说：韩彬是冀中军区主力团团长、老红军，很能打仗，性格直爽，天不怕、地不怕，勇敢、重义气，但文化低，解放后很坎坷。我俩是在冀中认识的。
原华北军大卫生所医生张冲2003年太原回忆：监狱就在军政大学内，全校就我一个党员医生，给犯人看病多是我去，他们穿的是军装。沙飞严重神经衰弱，经常开的药是氯丙秦。
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关于“对沙飞枪杀津泽胜被判处死刑的复查处理报告”中写道：
沙飞被捕后由原华北军大军法处负责关押。根据该处1950年3月4日所写的《关于沙飞的情况》材料记载：“（沙飞）自1949年12月15日关在这里起至执行的这天止，整个时间里他的表现是沉默的不爱讲话，每天吃了就躺，也表现了恐惧的样子，他没做检讨自己的错误的反省，只是写了几份所谓《控诉书》（已送军区保卫部），见到报纸上登载着惩办日本细菌战贩（犯）他就写惩办日本大夫的控诉书，说日本大夫用细菌害他”、“他在白天或晚上往往自己冷笑起来”、另据警卫排值班日记记载：“（沙飞）自入禁闭室以来，……每天晚上和白天自己来冷笑，给他送饭或送水时点火柴个人先做揖”、2月13日并明确记载沙飞“神经病前几天较重，自己说话，哈哈大笑！”等也证明其有精神病。特别是沙飞亲笔写的第一至五号《血的控诉书》中，第一号《血的控诉书》只“控告和平医院崔大夫（女 重庆西南医大毕业）与日本人津泽、水野等合流共同谋杀沙飞”，并“请组织上主持公道，将上列人证物证找出来，立即对杀害我的崔大夫以纪律制裁，我建议应让她服台湾药一百片（每天一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二号《血的控诉书》才“控告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津泽以化学药物、剧烈运动等毒物毒计来谋杀沙飞”，第三、四、五号《血的控诉书》“控诉日本细菌战犯高永信以化学药品、剧烈运动等方面使肺结核病菌在人身上迅速繁殖，伤害许多病员生命”、“控诉裕仁等以细菌化学战严重伤害华北人民生命”、“控诉和平医院干部病房主治大夫日本人华田，用重打诊（扣诊）及X光长时间透视以及化学药品杀伤沙飞”亦完全是病态反映。更为离奇的是沙飞于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在写给“邓颖超同志”并“问候周恩来同志好”（沙飞与爱人王辉1933年结婚。王1936年因做我党地下工作与沙飞离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从《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才知沙参加革命，经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关照，王与沙于1945年复婚，且夫妇感情较好，故沙飞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有较深的阶级感情）的一封信中，竟胡说什么“近二年来我在养病中，王辉同志坚决支持了津泽、高永信、崔大夫等对我的健康不断地严重伤害”、“她完全是津泽杀害我的帮凶”、“我决定要和她永远脱离关系”、“如果她坚决不答应离婚的话，就请她接受下列二个条件中之一个。A、到和平医院传染科当两年护士，去为兵服务为病员服务不要当官。B、把我吃过的毒药及X光试试看。三月八日作十分钟X光透视，八日开始服樟脑面每天三包，一个月。四月八日……五月八日……六月八日……如接受此条件，执行中死了，我也爱她，给她买副好棺材，天天去哭坟送花”，并写了与王辉“永远脱离夫妇关系”的离婚报告“请求组织批准”等语无伦次的话。
铁血将军为爱将洒泪（1）
李文图2002年回忆：我当时在华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当文书股长，后来在北京军区组织部。1949年12月一天中午我值班，石家庄和平医院来电话，这里出事了，画报社社长沙飞打伤一个日本医生，要求军区派飞机把日本医生接去北京治。我问为什么打？他说，沙飞怀疑日本医生害他，日本医生态度不好，好像武士道精神。我赶快报告秘书科长黄澍霖，他上报主任蔡树藩。我们在定府大街辅仁大学旁边的庆王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在一起。
沙飞事件办案人员徐桐岗：我任保卫部二科（侦察科）副科长。1949年12月15日下午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保卫部长叶运高派我去石家庄。我们星夜兼程，16号早天刚亮到。医院医生报告，津泽胜心脏停止跳动。我们将其翻身下趴，从脑门中央弹空处掉出一粒手枪弹头，记得是德国勃朗宁手枪。我调查一周，原因：沙飞认为津泽胜经常用X光，是杀人不用刀；他对日本人有刻骨的民族仇恨；他精神不太正常，有时一个人哈哈大笑。津泽胜在医务人员中、休养员中，有较高的威信，无故被杀，当时全体工作人员都不干了，说我们医务人员为伤病员服务，但是生命却没有安全保证，一致要求对沙飞严办。我调查回京后，立即向朱良才、张南生、张致祥、叶运高作了口头汇报，并有一份文字报告，汇报了沙枪杀津泽胜的原因、和平医院人员的反映及要求；也说明沙确实有些精神不正常。后经保卫部三科预审沙飞杀人属实，政治部做了研究（我未参加），报告聂司令员，经聂荣臻直接批准，对沙飞立即枪决。我认为枪毙沙飞原因：1。对沙飞的精神病未引起重视，那时也无精神病院，未做科学鉴定，总认为他虽精神有点不正常，但基本上正常。因此他要对杀人负责。2。 更主要原因，津泽胜不是战俘，而是国际友人，表现一直很好，加上医院工作人员都一致要求对沙飞要严办。当时医院有30多位日本医护人员。领导考虑为了保证搞好工、休人员的关系，保障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为了挽回对日本人的不良影响，决定对沙飞极刑。（1981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徐桐岗1986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回忆：张致祥派我去调查，还带个专家去抢救，他是聂荣臻的同学。当夜我们开着吉普车，路很难走，半路车又坏了，第二天早上到。刚坐下，听说津泽不行了，昏迷了，瞳孔扩大，这完全是死亡症状，专家便回北京了。沙飞出事前，我不认识他，当时没逮捕，他被关禁闭，是保护性的，还在医院，另找一间屋子，不能随便行动，是为了保证他不出事，后来他被关在华北军政大学。不久前发生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与保姆好、开枪打死妻子的事件。（黄寿发的女儿与笔者是八一学校同班同学，她十几岁从农村接来。）我接触沙飞三四次，原来不知道他带枪住院。我问他为什么打死日本医生？他不承认犯法，认为日本鬼子杀了不少中国人，他称呼津泽时不叫主任，叫日本鬼子，他强调津泽害他，很气愤，日本鬼子杀人不见血，枪毙一个日本鬼子是对的，他害我，我就报仇。每次谈话都这些，他讲话清楚正常，不是疯疯癫癫的。我没听说用X光杀人，我认为有些反常。我开了个病人座谈会，病人大部分同情他，小部分说不应该带枪，个别人反映他精神不正常。他们说沙飞人不错，病情有好转，准备出院，他出事，大家觉得很奇怪。他们还说，沙飞经常一个人在房间转圈，走来走去，哈哈大笑，觉得他莫名其妙。
我找了院长、经治医生、护士，还开了座谈会。院长张之及，政委曹中南，他们介绍情况，出事影响很坏，日中医护人员反映强烈，觉得生命没保证，都很生气，要求严肃处理。他们认为沙飞有贡献，但杀人不应该，他没精神病，很正常。以院长为首的，不承认沙飞精神不正常，认为他故意打的。那时刚解放，华北地区和平医院和北戴河疗养院日本人比较多。当时工作人员与休养员（病人）关系相当紧张。
我在医院呆了一周。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让再调查。我又回和平医院，还是这个情况。第三次有另一任务并有此事。虽然汇报了，但当时没办法，领导不重视。和平医院连续出3件事：沙飞打死医生、院长的老婆被打死、X光机房失火。3次都是我去调查。
我很尊敬沙飞。我回来后写了个报告，写经过、分析原因，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个人由于精神不正常出事。当时我的报告提出“沙飞有精神病”。朱良才接的报告。
医院另外有报告给军区，很关键，医生与病人的矛盾，对案子起作用。听说，聂荣臻很生气，说影响中日关系，考虑与日本关系，坚决主张严肃处理。津泽胜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友人。最后处决是聂荣臻批的。聂荣臻还下令，以后不许带枪住院。沙飞的遗物放画报社，没给家属，东西都扔、烧了，清单放档案里。80年代初法院找我调查时，还带了聂荣臻当时的批件给我看，意即为维护中日人民关系，为工作人员安全，必须这样处理。
政治部副主任、军法处代处长张致祥（原中联部副部长。）：当时我给聂总汇报怎么办，因为沙飞有功，创办第一家画报，但杀了人，有很强烈的反响。我当时打了招呼，要医院证明他有无精神病，承办的是后勤卫生部。当时群情激愤，加上没有精神病科。沙飞对医院起用日本人一直不满意。聂荣臻对沙飞很器重，当时我们为了开脱他，是注意了沙飞有没有精神病这点的，我是记忆很深刻的。沙飞杀人时是否是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当时我给聂荣臻汇报过，医院说沙飞无精神病（曲华明插话：间歇性没法证实，因为是缺席鉴定）。沙飞对我们用日本俘虏工作不满，是在他和平医院住院前就有。（1981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曲华明院长亲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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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将军为爱将洒泪（2）
张致祥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回忆：沙飞出事后，我与聂荣臻谈到他的功劳，他带许多摄影器材来抗日前线，办画报，的确是数一数二的特殊贡献。即使对他有成见也不能抹杀。我们想给他解脱，我让保卫部专门到石家庄和平医院调查，交代徐桐岗问主治医生，沙飞精神是否正常、神经有没有毛病。我希望大夫说他有毛病，就可以为他开脱，当时要有死缓就好了。和平医院的人愤愤不平，影响太坏。医院根据主治医生的意见写的报告，说沙飞精神正常。如果说有精神病，绝对不会执行死刑。保卫部长叶运高拿医院报告给我，没有给我看徐桐岗的报告，如果有两份报告，我不能藏起来。我拿医院报告到聂荣臻处请示处理意见。聂荣臻亲自说了一句“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说给他买楠木棺材，是否照办不清楚。当时大军区领导有权判沙飞（师级）的死刑。扪心而论，不是非要处死沙飞。我派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去石家庄执行。我们也反思，病人不能带枪住院就好了。
曹中南将军2001年回忆：我与沙飞是病友，还有蔺柳忌、汪克明、姚远方，经常在一起，谈的来。我1949年8月被就地任命为和平医院政委。休养员大部分是红军干部、抗战干部。医生一部分是城市来的学生，二三十岁，大部分医生是日本人，主要科室主任都是日本人。12月我刚上任，第二三天沙飞就出事，影响很大。津泽技术好，服务态度好，是医院主要人员。当时日本人不上班了，城市来的人也不上班了。我们每天开早会，稳定人心，讲事情发生经过、情况。卫校、和平医院共两百来日本人，怕引起他们###，开了很多早会，以后思想稳定，照常上班了。我的工作主要是稳定医院。沙飞刚出事，我见过他，以后没见过。后来说毛主席参加会议，决定了。当时医院也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沙飞是个好同志，但民族意识很厉害，另一些人认为他是否有精神病。但主要偏向民族意识这点，认为是否日本人服务上有什么问题，引起沙飞的民族意识。休养员对这样处理有意见，中方医生有意见，汪克明有意见，我不知道在他档案中记下来，说明当时对不同意见是很严肃的。（1997年4月汪克明将军的儿子汪国华接到北京军区政治部赵干事电话，问“沙飞是谁？”小赵受命为汪老写传，他翻阅档案时，发现几个字“同情沙飞”，他不知沙飞何许人。汪克明在沙飞出事后向上级反映，沙飞精神不正常。他不知道自己档案里有这么一条历史记录。）
原华北军区保卫部科长胡忠1981年回忆：徐桐岗汇报调查沙飞的案子，政治部朱良才主持，有张致祥，卫生部叶青山、殷希彭参加。徐桐岗说，沙飞说日本人谋杀我已久，用X光杀我。朱良才问殷希彭，X光能杀人吗？沙飞说日本人给我吃药害我，我不吃，你回去问问胡忠去。我当时说，他是跟我这么说。徐桐岗讲沙飞的历史。朱良才说，这些你别讲。徐桐岗提出沙飞精神不正常，朱良才说沙飞精神正常。正在讨论时，王辉去了。张致祥对她说，王辉，你要做好精神准备，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杀人要偿命。朱良才没主意。张致祥起草向中央写报告，让朱良才签字，他没签。张致祥签了字。上面批下来，处以极刑。聂荣臻当场哭，我在场，马上坐下动不了，不说话。沙飞死了立碑是我在会上提出，朱良才问有文件吗。我说有，犯错误的可买棺材、立碑。黄寿发打死老婆被枪毙，埋在阜平并立碑，只不过碑上未刻同志二字。朱良才说，就给沙飞买个好棺材吧。
李开芬（朱良才夫人）1997年回忆：沙飞平反，肯定他的功劳，大家都很高兴。但有人说，枪毙沙飞是朱良才下的命令，我正式告诉你，这完全是聂荣臻的意见。当然，聂荣臻对沙飞出事是很痛心的，但他当时考虑到与日本的关系。
周游1980年回忆：沙飞出事时，聂荣臻在北京当市长，我在新闻处，我到他那里，他说，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否则可不偿命，没办法，只好挥泪斩马谡。
顾棣1949年12月16日日记：石少华副主任召集我们开会。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沙主任用枪把白求恩和平医院里的主任医生津泽胜打伤了，头、左臂、右腰部中弹三枪，伤势严重，危在旦夕。当听到沙主任开枪打人的话，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事会是真的吗？石主任继续说下去，军区聂司令、朱主任、张部长等一致认为沙飞同志几年来为摄影工作不懈的奋斗，开创了解放区的画报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同时养病期间，上级对他物质上的照顾、精神上的安慰是不够的。但是今天一切都走上了正规，有了政府，一个革命军人拿枪打人，这是军纪所不允许的。不管他如何的有功劳，也决不能为此而姑息。如果采取宽恕、包庇的态度，马虎处理，这对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一种侮辱。他现在已被押往石家庄华北军大军法处，最后处理的办法尚未决定。按政府法令办事，打死人是应当偿命的。这点儿我们是应该有充分精神准备的。这一些动人魂魄的话，每一个字就像一粒粒的子弹射在我的心头上。啊！亲爱的沙主任啊！有什么恶魔在支使你吗？现在后悔是太晚了。可恶的肺菌（沙飞因肺结核病住院），让我们两年没有见面了，难道1948年5月我们在阜平南湾的分手就是最后的诀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也不敢再听下去了，我手中的报纸不知怎么掉到地上去了，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哭起来，画报社同志也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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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将军为爱将洒泪（3）
章文龙1980年回忆：事情出来后，邱岗曾写申述给聂荣臻，聂说，杀人要偿命。
张富云：我们刚来医院时，领导给我们做工作，这些日本人不是鬼子、不是敌人。日本医护人员在和平医院及医大有七八十人，连家属200人左右，他们服务好。我对日本人仇恨，不跟他们学日语。但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不好，日本人民好。说沙飞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明白他，我们小兵都理解党的政策，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当时医疗水平底，不注意人的心理状态，津泽也没感到沙飞有精神病，按结核治疗。沙飞出事后，没有任何人找我，问他有没有精神病。当时没精神病科，对不明显的精神病不懂，后来经验多了，他精神是不正常。
原和平医院检验科化验员王庭贵2001年回忆：审判沙飞时，军区来一个科长还带一个人，在军大小礼堂开庭，法官穿军装，当时每科抽一人去参加。在法庭上，沙飞穿军装，不戴胸章，没有带手铐。沙飞说津泽害他，老叫他脱衣服透视，让他感冒，他承认是有准备杀津泽的，好像杀一个日本人没什么。审判会时，沙飞满不在乎。
原内科实习医生武先民：当时结核病死亡率高，人都有恐怖感。当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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