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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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序
沙飞的名字我知道的并不早，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的沙飞，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名字。
　　经过了80年代初期的艺术迷狂阶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摄影青年很快就陷入困惑。对摄影的本体认识不断地引起我们怀疑当时关于摄影的社会功能的理解。许多人意识到如果只把摄影框定在艺术范畴，并拼命将其附会于绘画图像学阐释的话，摄影似乎真是一门提不起来的伪艺术了。从有限的渠道看到的西方摄影，反而都是强调瞬间感的以人文态度为主要诉求的，现在称为纪实摄影而当时称为“新闻摄影”的照片。于是，我们慢慢知道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芝等等名字。不过这些洋名字生僻难记，所以张冠李戴难免发生。我有一段时间就总是将卡帕《西班牙共和军士兵之死》的照片安在布列松头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被子弹击中的士兵动作照片开始深深地影响我的摄影观念。每次看它时都彷佛被子弹击中。这才是摄影！大约在此时，蒋齐生老先生为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大声呐喊。蒋老先生的理论缺少相关的社会学、传播学和艺术哲学的基础性支持，因而显得苍白，但他强调摄影的瞬间性、纪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在当时摄影界集体性地追求泛艺术化的氛围中，还真是卓尔不群和振聋发聩的。也就是在他不厌其烦地的呼喊中，沙飞的名字渐渐被我们年轻一代的摄影人知晓。与沙飞一起渐渐凸显的名字还有石少华、罗光达、孟昭瑞、雷烨、徐肖冰等一大批拍摄民族革命斗争的摄影家。在这一群名字中，沙飞和石少华最具光彩。
　　沙飞早在1936年就明确指出，“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门。然而多数人还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这根本忽略了艺术的意义，而使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　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在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屠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材料。”沙飞70年前的这些话语，如果放在他所处时代的语境中去考察的话，实在是了不得的真知灼见。
　　沙飞不但有先进的思想，还有卓绝的实践。从1937年的太行山投笔从戎，到1950年被不公正的枪决，他一直是一个胸挎照相机的战士，投身在我们民族的解放战争中。沙飞的战争不是射击和肉搏，而是用照相机和胶卷制造的影像来鼓舞射击和肉搏的战士更勇敢地投入战争。沙飞的照片往往比一粒子弹和一把大刀更有威力，因为他的照片指引的是成连营、成旅团的士兵。这些士兵战士是呼啸推进的不可阻挡的洪流。他们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敌人，将前面的碉堡、坦克和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战争机器压成齑粉。沙飞是这场民族现代史诗的吟唱者和见证人。他的照片，既发挥了战争路标的作用，又成了这一史诗完成乐章中的重要的部分。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有无数光彩照人的人物，以鲜明的个性、传奇般的经历与火炬般的思想，照亮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沙飞，一个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无疑是我们民族现代史诗中的英雄。
　　2005年4月25日
　　鲍昆
　　

父亲对我是永恒的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亲沙飞在石家庄被处以极刑时，他未满38周岁。那年，母亲38岁，我们五个孩子，大哥17岁，大姐15岁，我4岁，弟弟3岁，小妹1岁。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分离了8年的父母亲在河北阜平坊里村团圆了。1946年5月我出生在河北张家口，我是他们破镜重圆后的第一个孩子，父亲亲自给我起名为王小辉，以表示对改名为王辉的妻子的爱，父亲当时还说，将来全国和平了，几个孩子还是要改回他的姓——司徒。上大学时我自作主张，改为现在的名。生不逢时的我面临着内战即将爆发，我只当了父母亲几天的掌上明珠，还未满月就被送到怀安县柴沟堡一个老乡家。9月父母撤离张垣时把我留下。
　　1950年春天孟昭瑞奉石少华之命将我接到北京、送进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时，父亲已去世一个月了。我的记忆从那时开始，校长老师及小朋友的父母几乎都知道关于父亲的事，他们经常爱怜地抚摸着我的脸说，你爸爸太可惜了……因此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叫沙飞，他原来在部队里专门照相，由于他开枪打死了一个日本医生被枪毙了。
　　不久，母亲被人民银行派往香港接收中国银行，后来她在广州工作，把小妹接去了。
　　每逢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我羡慕极了，而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
　　母亲到北京开会时来看我们，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来看我们，石少华和夫人连斐娥来看我们。八十年代初，有一次连阿姨对我说：“你们小时候我们去八一学校看你们，你抱着我问：‘阿姨，你是不是我妈妈？’我说不是。你又问我，‘哪个阿姨是我妈妈呀？’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的我真是太小、太小了。
　　当时的八一学校是极特殊的环境，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子女很多，被留用的日本人的子女、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的子女也不乏其人，后者并未归
　　为另类，还被归入“烈士子女”的行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人的子女、侄、孙，大多在这里读书。因为是在八一学校，所以父亲的死没有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太大的创伤，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友爱中，我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保送到北大附中。
　　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的身边。在家里她从不提起父亲，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人认真地告诉过我关于父亲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了解自己的父亲。
　　196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前夕，趁母亲出差时，偷偷打开了一只从未见她开过的旧木箱。在一个黄色的牛皮包里有个小铁盒，里面果然有我坚信应该有的东西：父亲年轻时穿西装的照片，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合影，父亲在广州、桂林影展的会刊，父亲未写完的自传，1950年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关于判处沙飞极刑的判决书等文件。
　　我受到强烈的震撼。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父亲的生与死！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发现自己长得那么像他！我感觉到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血缘把我和他紧紧地连在一起。我把照片拿去照相馆翻拍，把文件都抄下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把照片、判决书拿出来，看着，吻着，流着泪，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秘密。我还把全家合影送给北京的儿时知心朋友汪兴华，让她与我分享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她的父亲汪克明将军和那时才三岁的她及同胞姐姐建华都曾是父亲的病友，在父亲狂癫的日子里，他们给过他友谊与欢乐。
　　岁月匆匆流逝，几十年过去了。
　　从知天命之年起，我开始一点点寻觅父亲的踪影，一步步走近遥远、陌生的父亲……
　　父亲，对我是永恒的。
　　王　　雁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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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住在郊区留营村农民的房子，1949年春他随大部分病人迁到医院现址，部分病人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城角庄。
　　时和平医院医生李蕴兰2003年回忆：我在张家口医科大学毕业，到医院时19岁。医院是1942年日本人盖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3军接管；石家庄解放后，我军接管医院及医护人员。日本人津泽胜是内科主任，王玉景是总住院医生，林兆信是主治医生。有的医生是满洲医大毕业的，华西医大刚毕业的崔吉君在传染科，奥地利人傅莱在传染科兼医科大学教员，姚远方的爱人刘志是实习大夫，张荣志在妇产科，李富锁当护士。医院不少日本人，白求恩医科大学也好多日本人，他们都住在和平医院宿舍，禆田宪太郎是医科大学病理专家，他们是反战同盟的，单独一个支部。津泽技术好，工作负责，对我们这些土八路的孩子要求严、教的细心，我们对他很敬佩，他手把手教我们学看显微镜，他要求医生必须亲自给自己病人化验，他很敬业，很善。
　　传染科在城角庄，离医院很近。我是蔺柳忌的经治医生，他是结核病，还严重失眠，10天10夜不睡觉，给他用最厉害的麻醉药，他只打哈欠，仍睡不着。当时药少，后来才有链霉素，结核病死亡率高，有一晚死了7个人，大家都很紧张。高干们大多在农村城角庄住院，带炊事员、马、马夫、警卫员、老婆、孩子。他们不愿搬到高干病房，不方便。
　　我们医生3个月一轮换到高干病房，我们年龄小，一到高干病房就紧张，老红军居功，他们脾气不好，我们常被病人打、骂、罚立正，或被踢一脚，很受气。首长们带枪，我们都害怕，有一人拿枪把姜杰副院长吓得从窗口跑掉。当时是解放战争，战争很残酷，受伤人多，很重的伤员都要到院子自己打饭吃，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情绪特激烈、不稳定，抬来的伤员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骂，老子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后方吃小米。我当时觉得自己都要不正常了。一次有个团长一把抓住我，揪下我的口罩说，你长这么漂亮，让我娱乐一下。我说，你讲什么，老革命？有的病人战争歇斯底里，冬天晚上光着身子到处跑，有个女指导员跳井，没死，有个精神病人，天天要吃两个麻雀，两个精神病人住内科，如果犯病厉害，就捆在礼堂。医务人员与病人（休养员）矛盾大。华北军区专门来人给休养员做工作。
　　沙飞不是我的病人，他住内科高干病房，在二排东头。内科8个医生轮流值夜班，有一次，我值夜班，沙飞失眠，睡不着，叫我去。我们经常跟津泽一起去各病房查房，沙飞说话随和，有礼貌，给人印象很好。我不觉得他怪，挺尊重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艺术家，他从没有纠缠姑娘。他的病房墙上挂着枪，放在木头壳里，床头柜上放着杯子、药瓶，输药液瓶放几支野花。
　　沙飞经治医生张富云1998年、2001年、2003年回忆：我在北方大学医学院毕业，当时19岁。沙飞因肺结核住院，我们都知道他是画报社主任，高干、有名，很照顾他，伙房专门煮饭。他与贺绿汀、蔺柳杞、汪克明、曹中南等人先住农村留营农民房，贺绿汀也患肺结核，我是他和沙飞的经治医生，贺绿汀自己做棒子面糊糊，他较早出院。首长们是一家一家住，他们互相串门、打扑克，沙飞会打桥牌。钟元昌团长是长征干部，强渡大渡河时是机枪排长，他肝浓肿。有十几个高干，后来陆续出院，剩不多了。有个穿小花褂子的小姑娘来看沙飞，我正好在，他说这是我姑娘。
　　后来搬到现在的医院，沙飞一人住一间大房，他走后住6至8人，他的病房在第二排中间，房子向阳、落地玻璃，阳光充沛。警卫员白天陪他，晚上在招待所住。干部有病都是津泽主任亲自看，出院也要主任批准。为了让首长多休养，他们自己不要求出院，我们不会提出。沙飞幽默逗乐，叫服药就服药。
　　医生管的病人都要自己亲自透视，2至4周一次，津泽给沙飞透视，我都跟去。沙飞的肺已钙化，结核治好了，他心脏没杂音，胃有时不舒服。他病好了，特别高兴，有两次说要出院，我给他办手续，他都说叫津泽来。津泽中国话讲的不太好，我怕主任说话不清，病人难以理解，主任去沙飞那，我都跟着去，在旁边。沙飞说我的病好了，能出院吗？主任说能出院了。接着就没话说了，主任就走了。过了几天，沙飞又说要主任来一下，津泽拿了拍的胸透的片子给沙飞看，他也没说什么，主任又走了。
　　原医院护士李富锁：一般来的首长都是我们护理。沙飞患肺结核，病较重，卧床不起，他住单间，津泽亲自给他看病。那时9个较重的肺结核病号，大部分都死了，就沙飞的病治好了，对他的治疗和护理都是比较精心的。搬到医院后，他的病情好多了，能起床出来转了。（1981年7　月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刘志1980年回忆：一次我随津泽胜查房，见到沙飞，他当时表情抑郁、沉闷，眉头紧锁，不讲话，对查房的人冷淡。我们离开病房后，主任介绍说，这个病人神经衰弱很厉害。
　　冀连波1981年回忆：1948年夏，抽战争空隙，我去医院看沙飞，很突出的感觉就是，他瘦了很多，幽默、风趣的风度不见了，两个多小时见面，除谈前线作战采访情况，他还谈他的肺病，缺少必要的药物治疗，短时间内治不好。我发现他眼神有时呆痴，临走时，我安慰他几句，并把我的一支派克笔送给他。
　　

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2）
李遇寅1981年回忆：1948年夏我去医院看沙飞，拿去几本《晋察冀画报》，他给我看，说画报有政治问题，文字说明都有政治问题，他一页一页给我分析，说明问题严重性，说了很长时间，他说章文龙、赵启贤二人都有政治问题。画报编辑出版，首先经沙飞审，再经宣传部审。1948年冬我去看他，他面色憔悴，呼吸短促，说话上气不接下气，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要在这里吃一顿饭。看样子他很困。
　　胡忠1981年回忆：1948年我和沙飞都住医院。他看英文杂志，说得肺病的人露宿可以吸收新鲜空气，对肺有好处，冬天下大雪，他在院子里睡觉，把头藏在被窝里。院长、政委劝他回屋，他不理睬，他们让我劝，说他冻坏了我们受不了。我去找他，他说我估计你会来，你是混蛋。我说你顽固，是混蛋。好几次，都是我叫我的和他的警卫员，把他抬进屋。他告诉我的警卫员，医院政治情况复杂，你要提高警惕，保卫好首长的安全。一天沙飞告诉我，日本人开会说了，要杀我和你。我问你从哪里获得的情报？他哈哈大笑，可惜你还是做保卫工作出身的，真是个混蛋。他说完，挥着棍子大笑而去。一次他到我病房看我，说你还敢吃日本人开的药？我问为什么不敢？他说日本人开的药我不敢吃。我去问司药，她说，不论中国医生或日本医生开药，一般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药、用量过度的药，我们就不拿，你们放心吃我们的药。我告诉沙飞放心，他表示仍不敢吃。后来我从他床铺底下翻出不少药。当时缴获了一台X光机，我们透了两次视，他对我说，津泽借透视之名，实为对我们的杀害。我出院后，在北京跟领导说好，在颐和园找房子，让沙飞来休养。我写信给他，说有治病的好药链霉素，不管多贵，一定要治好你的病。
　　晋察冀日报记者姚远方（原解放军报副总编）：抗战时沙飞当了参议员后，经常闭门苦思苦想，如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献计献策。他有时钻到房子不出来，最后想了个办法，他对我说，为了给抗日多做贡献，我想用印刷画报的机器印制敌人的钞票，搞乱敌人的经济，你看如何？我说，这不行，我们的技术有限，根本印刷不了敌人的钞票，不可能。（1980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姚远方1999年回忆：1948年初冬，我与沙飞同住一个村疗养，一向热情、健谈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有时问一句，答一句，整天耷拉着脑袋，像得了忧郁症，天很冷时他还睡在院子里。我向他讲四野进关、平津解放，全国即将胜利、形势大好，这也是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他木然、没反映，一言不发、无动于衷，无任何表示。他过去一贯政治热情很高，但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却如此沉默，使我感到非常反常。我出院时向他告别，他连送都不送。
　　罗光达：沙飞考虑问题，经常好钻牛角尖，想入非非，常常一个人在房间，我进去，他很久没发现，他精神过于集中。他对某些与他工作无关、却使他有兴趣的事，也可以想个没完没了，甚至躺在床上也长期想。我跟他住在一屋好多年，他的思想问题、神态我最了解，他经常小声自言自语，手在不停地动作，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头晚跟马夫说好第二天早出发，第二天起来也不跟马夫说是否有变动，就干自己的，马夫喂马一遍又一遍，他也不理人家，直到下午3点后才走。他多疑，看问题好钻牛角尖。他看到地方民兵制作草人，穿上衣帽以吸引子弹。他想这种草人可以大大推广，大批制扎，甚至想到这些草人活动起来，以便更多吸引迷惑敌人、消灭敌人。他看到游击区民兵利用风筝向敌占区散发宣传品，他就想利用带炸弹，轰炸敌占区，甚至轰炸敌人的重要城市等奇怪想法。他多疑，一次军区政治部破获了一个敌人派送我区的特务后，他就怀疑敌占区来的都有问题。他健忘。（1980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和平医院医生张荣志1981年回忆：我常去看沙飞，他有时也找人叫我去看他，谈抗日战争他很健谈，一谈到他的病不重，他就带怒气，尤其是劝他下地稍稍活动一下，他就大发脾气，护士说他体温正常，他非说他体温高。1949年3月沙飞的妻子在妇产科生孩子，他的病已好，能活动，但不去看妻子。王辉心里很苦闷，说他过去不这样，她常让我们去劝劝他来看她，不要那么冷漠。全国解放，按沙飞原来对工作的热情，应主动要求出院，但他老说自己病不好。
　　白田野1999年回忆：沙飞住院我常去看他，他叫我好好学习，以后干事业。1949年我们到北京后，上面给他发的东西带去，他就送给医院其他病人吃。
　　画报社记者林扬（原民族画报》总编）1980年回忆：1949年北平解放前，我们去看沙飞，他摆弄相机，说相机早就准备好了，希望拍解放北平的照片。我走前，跟他要鲁迅的底片，说拿来放大，好办展览。他不同意，说等自己去了再说。他拿出白求恩送他的像册给我看，第一页是白求恩用英文写的，沙飞给我翻译出来，是白求恩写明给他的。里面有一张是聂荣臻、白求恩及翻译的合影，是沙飞照的。这像册好像也随遗物到了画报社。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说话颠三倒四，一会说我马上走，去拍北平解放的照片，一会说我不走了，好好住院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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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3）
杨瑞生1980年回忆：1949年5月我去看沙飞，他拿出一本第一期华北画报，指着封底深墨绿色的画，直着眼睛对我说，你看这些人都没有脑袋，画画的人有问题，是特务。我们当场看，都有头，这是画家徐灵画的解放军攻城的画。他又说，你在石家庄给我找间房，我去那养病，我不在这住了。我给他找好了房子，去信叫他来。他说不来了，军区要来人接他去北平养病。
　　赵银德1981年、1999年回忆：1949年9月初我和爱人到北平前最后一次去探望沙飞，他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对我十分冷淡，他在走廊搭的一块门板上躺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空气好。我问您的病好些吗？他摇摇头不说话。我说我的事办完了，准备到北平去，您有什么事要办吗？一会他低声说，医院住不了，有特务，给我治病的大夫是日本人，他经常换医生给我检查，换一个，一个说法，有的说病已经基本好了，可以下床到户外活动，有的却说病情还不稳定，没有脱离危险期，必须卧床休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折腾我，这不是要整死我吗？你们到北平后，立即找到我大儿子，告诉石副主任，让画报社赶紧来接我，到白洋淀找个医院休养，那里空气好，不然11天后我就要死了。我和他呆了一个多小时，他车轱辘话没完没了地说。当时是供给制，什么都发，他对我说，小鬼有钱吗？我说有，就给了他。
　　蔺柳杞2002年回忆：1949年春以后，我与沙飞一起住院，在城角庄天主教堂，我俩都是师级干部，后来他搬到医院本部住，他丢下一张X光胸透诊断书，写明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即他的肺病已治好了。当时和医生病友谈及此事，认为他害了结核恐惧症。汪克明1949年春住院，他3岁的双胞胎女儿兴华、建华得肺结核住小儿科，两女孩打链霉素又哭又闹。我与沙飞都属内二科，二科办公室在小儿科东边，是干部病房，一个大走廊，20多间房，南北向都有。沙飞对我说，他不能到外面，出去就病。他命令警卫员密闭门窗，说不能见天，否则就感冒，肺结核不能感冒。我的警卫员李洛琪说，沙飞两个警卫员对他很有意见，沙飞说，喝鸡汤治疗肺结核，但要求煮一周的鸡不许散架等。我时常当作笑话听，以解病房寂寞。1949年初秋我远方亲友寄来一信，误送到沙飞手中，李洛琪从他处取回信件，信封上写着，里边有只小白兔。我不理解这种玩笑，很不高兴。一天上午，我躺在帆布椅上，例行室外大气疗法，沙飞走来，我好久没见他了，他胖了，他见到我，在10步以外停下，用手指口、摆手，一句话未说，扭头而去。他曾给毛主席写信，说津泽给他透视，损害他的生理机能，信转到军区卫生部，大家认为是笑话。津泽胜也是我的主治医生，经常去城角庄给我检查，###医生给他记录，护士端个大盘子，给我注射葡萄糖钙，他一米七左右，壮实，待人和气，工作认真，对中国人友好。
　　李洛琪2002年在保定回忆　：我曾在画报社工作，听说沙主任住院，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我问他，沙主任好些了吗？他说好些了。在路上遇到他，我问他，沙主任转转？他说转转。我与奚文斌、李有志熟，他们说沙主任很怪，认为他住的房子不好，想换个房子，给他找好了，他去看过，开始同意，后来又说，这个房子绝对不能住。
　　沙飞通讯员奚文斌（原山西运城地区发电厂行政科长）：结核难治，沙飞思想比较紧张。开始我就觉得他的脾气挺怪，每天要我们（一警卫员、一通讯员）给他买鸡炖鸡汤，喝汤，不加作料，肉也不吃，光喝汤，一天要给他买一只鸡，做不好，他就不吃了。他白天、晚上吐痰，要我们给他接痰，他翻身，我们抬着翻身。在留营时他住里外间，我们俩人住外边铺草，他在里面住钢丝床。他看了外国书后，大冬天把窗户打开。1948年12月下大雪，他要我们把他抬到院内，说冻着，病好得快。买鸡吃没钱了，后来叫我们逮蛤蟆吃，有时他还打野兔子吃。他脾气不好，没人敢接触他，他不高兴就说要枪毙你们，我俩吓得不行。我找他老婆商量把枪收回保存，王辉把他的枪保存起来。后来他要，他说不安全，一个多月后，他又把枪要过来。还有件事，就是查体温、切脉、过大称，体温要高点，他就不动了，要低，还出来活动活动，脉快慢也有影响，不定时地让我们从农村借大称称他有多重，少了，就躺着不动，翻身要我们帮，重了，他就高兴起来活动。后来他病好了，我回北京东四六条陆军医院联系北京治疗，一个礼拜就办好手续，回石家庄后给他收拾好，准备回北京。那时他已搬到医院病房，我们住招待所。他脾气比较暴，要提些什么我们赶紧办，有办不了的，就赶紧去市里找他老婆。（1981年7月28日，“沙飞案卷”摘抄）
　　石少华：1949年11月我接他的信，这是沙飞写给毛主席和聂司令员的：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一个日本特务，他要害我……我一看不对头，就派人接他出院。可他在出院前，亲自和警卫员擦三次枪。（1981年，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时《华北画报》、原《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2002年回忆：我第一次见沙飞是1946年底联中和抗敌剧社联欢会上，沙飞挎个照相机，个子比较高、魁梧，给我印象平易近人、开朗、能说。我很羡慕他的工作。我搞摄影同见他第一面有关系，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到华北画报时，他已住院。1949年12月初石少华派我去石家庄接沙飞出院，这是第二次见他，我当时不到20岁。医院对面是炮校、医学院，我与奚文斌、李有志一起吃、住在医院后的农村，离沙飞住处几里路。沙飞与石少华一样高，1米8左右，沙飞没架子，开朗、健谈，说话很痛快，直爽、随便，什么都敢说，不隐瞒观点，不装腔作势，好接触。他不像一般当官的说话谨慎、注意影响，他性格跟别人不一样，属于见面就熟，他跟我什么都聊，从生活到各方面，一谈就投机，还问我有对象没有，说医院护士多，给我在这里找一个。北平解放，每个人都着急快点去，他不肯去，他对北京淡漠，不向往、不羡慕、不感兴趣，没急迫的要求，没问开国大典的情况。他问画报社情况，我不理解，他事业心强，可不着急回画报社，他病好了，还不出院。我说北京条件好，石少华在协和医院已安排好他住院。他恨日本帝国主义，恨日本医生害他。我看见他擦枪，他说，枪还能用，我已试好枪，打死他，反正也死不了。这时津泽胜进来，沙飞对我说，就是他，我要打死他，他差点没把我害死，我肺病最严重的时候，他不给我吃药，叫我每天走10里路，运动疗法，我没听他的，要不早死了，我按我的方法治。我怕完不成任务，每天劝他走，他说我还有事，你先走。他从没拿出照相机。我在石家庄一星期，没给他照相，很遗憾。我回京向石少华汇报，他说过一段再说。没几天就出事了，我不敢跟人说，沙飞曾提出要打死日本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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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4）
陈正湘中将1983年回忆：沙飞在石家庄住院时，我和爱人走了8里路，专程去医院看望他。
　　方林1999年回忆：沙飞住院常写信给我，说他病长期不见疗效，心情焦急、极端苦闷，认为日本大夫不好好给他治病，对他有恶意，要害他。我托人从敌占区买些营养食品、药品给他送去，常写信安慰他。
　　王达理：1949年5月至8月，我多次去医院看爸爸。第一次我去看他时，他精神还好，他和一个病友一起下象棋。第二次去时爸爸告诉我，那个病友已经死了，死的很突然。爸爸很难过，这事对他有刺激　，他叫我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