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情爱档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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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讲，蒋经国最不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他理完发大概只能撑一天，第一天最好看，等到隔天又是满头乱发。晚年时期，我们每天都要帮他梳头，甚至连胡子都要由我们帮他刮。他一向习惯用有刮胡刀片的老式刮胡刀刮胡须，而不用一般男士常用的电动刮胡刀。晚年身手不灵活，刮胡子经常有死角没刮着，所以我经常在他脸颊或是下颚靠近耳朵的部位，发现有些残余的胡须没刮着，对此他也不在乎，从这里可以理解到蒋经国实际上很不重视自己的观瞻容貌，更不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候甚至失之邋遢。
　　

蒋经国和邓小平和解失之交臂（2）
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蒋方良最抱怨蒋经国的事情，是怪他洗脸毛巾永远不把水拧干，水滴滴答答地滴在地上，洗手间毛巾架下方那块地毯永远是湿的，毛巾架下方的地毯甚至因此霉烂发臭。蒋方良屡屡唠叨劝说，蒋经国永远装做没听见，照旧不把毛巾水拧干，蒋方良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因为很少下床走动，连脸也由我们帮他洗了，自然也不用自己拧毛巾了。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没力气下床到饭厅吃饭了，一天三餐，都由我们喂他吃。我的感觉，他糖尿病并发症愈来愈明显之后，体力严重退化，人变得越来越懒。并不是他手没力，而是自然而然要我们喂饭，他手不伸出来拿托盘，只管把嘴巴张开，我们当然只好替他喂食。连水果也是我们副班同仁削好了，由我喂到他嘴巴里。
　　前面文章内容中，提过蒋经国视牙医为头疼人物。其实牙医为他检视牙齿时，也总是不断摇头，心里有话可又不敢直说。为什么呢？很简单，蒋经国每天刷牙根本是虚应故事，应付了事。我天天亲眼看他刷牙，他拿起牙刷，随意抹了点牙膏，把牙刷伸到嘴巴里稀里呼噜随便刷个两三下，再用水在嘴巴里漱几下，噗的一声把水吐出来，就算结束。全部刷牙时间加起来恐怕还不到半分钟。每回蒋经国因为牙疼去找牙医时，牙医必定会从他的牙缝里用夹子掏出不少已经腐败的食物残渣，这些早就腐臭的食物残渣，往往是他牙疼和牙齿蛀烂的元凶。牙医屡屡劝他刷牙要彻底，蒋经国从来置若罔闻，只当马耳东风。
　　刮胡子我们可以代劳，脸也可以由我们帮他洗，饭也能由我们喂给他吃，可是刷牙就很难帮上忙了，后来他没力气刷牙，我们只好请他含着李斯德霖漱口水漱一漱口，算是消毒了事。因为蛀牙烂牙太多，最后没办法救只好拔除以后再装假牙。假牙制作好了之后，经国先生试着戴了几次假牙，无奈怎么戴怎么不舒服，他一发起脾气，把假牙往旁边一扔，他不戴了，宁可用牙根肉勉强吃东西，也不戴让他不舒服的假牙。
　　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听信医师的专业意见，是蒋经国健康急速走下坡的重要关键。
　　我们早就觉察到蒋经国身体情况的每况愈下，只要他稍微动一下，哪怕是起来坐个片刻，从他脸部表情就看得出来，他经常处于虚脱无力、几近休克的地步。我们更亲眼目睹了糖尿病在蒋经国身上造成一连串的可怕后遗症，这些并发症包括严重的肠胃过敏症、神经病变、血液病变……这些病症都在蒋经国晚年一一迸发，成为他逐步走向人生尽头的催命撒旦。眼见他的生命光芒逐渐黯然失色，大家嘴巴上不敢讲，但是人人心里有数，蒋经国油尽灯也枯了，只是风中之烛不知何时熄灭而已啊！
　　

冒生命危险主持“侨泰演习”
蒋经国出席主持“侨泰演习”的决定，其实是在10月11日下午确认的。他之所以坚持决定亲自校阅湖口装甲兵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一方面显示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坚持党政军权力一把抓的强人性格。另一方面，这也是郝柏村总长不断从旁建议所致。郝先生从担任蒋介石侍卫长时期起，就和蒋经国培养了极为密切的默契。蒋经国晚年，对郝总长倚赖甚深，郝先生亦不断力求表现，以回报蒋经国对他的倚重。在病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蒋经国仍慨然应允郝柏村去校阅“侨泰演习”，和他前两天，亦即10月10日出席于“总统府”举行的“中枢庆祝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国庆大会”有关。蒋经国自忖既然能出席“国庆大会”，“侨泰演习”应该也不成问题。因此，他才会答应郝柏村之请。
　　但是，其实在我们眼里，蒋经国哪怕是出席“总统府”举行的“国庆日”大会，都是冒着性命交关的危险参加的。即使我们推着蒋经国的轮椅，坐在那个室内场合（按：在“总统府”介寿堂内举行）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也是以他坚强意志力，勉强撑着虚弱得不能再虚弱的病体。
　　为了在“国庆日”大会会场发表“国庆”文告，早在好几天前，蒋经国自己即席口述大意，由机要秘书王家骅负责草拟文告草稿，拟好稿子之后，王家骅先在蒋经国床前念一遍给他听，经蒋经国做出口头修改指示后，王家骅再拿回去修改重新誊写。王家骅把重新誊写过的那份仅约一百多字的文告稿，以正楷毛笔字，写成像电视台主播播报新闻的大字报，大字报每个字都有现在新台币十块钱硬币大。10月8日和9日，连续两天，王家骅把那份大字报拿到蒋经国面前，供他在床上背诵。
　　印象中，蒋介石时代，“国庆”文告的字数少说也有好几千字，这种只有一百多字的“国庆”文告，还是我毕生仅见。文告的大字报因为字号太大，尽管仅有一百来字，但仍要分成两三张才写得完，每张纸都有半张报纸大小。8日早上，王家骅到七海寓所，向蒋经国报到后，即从公事包里拿出那份文告稿，由王家骅和我，拿着大字报在他面前展开，蒋经国即利用早晨体力和精神状态勉强可以的时机，强记背诵。背演讲稿，是蒋经国从年轻时代就养成的本领，也是他早年讲演颇富煽动性的重要原因。
　　王家骅帮蒋经国解决了讲稿问题，孝勇则忙着安排另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计划。10月9日下午，在孝勇的指示下，从荣民总医院调来一张病床，搬到“总统府”办公室，让蒋经国在10月10日“总统府”“国庆”庆祝大会之前，可以利用会前空档时间，躺在床上略事休息，为稍后的庆祝大会养精蓄锐。
　　蒋经国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过程，“国庆”庆祝大会是在台北市区的“总统府”，但是，“侨泰演习”则还在新竹湖口，台北到湖口的车程需要四十分钟左右。坐在座车里的那四十分钟，可不像躺在寓所的病床上那般舒服。何况，不单是去新竹的那四十分钟，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演习时间，演习后一个多小时的聚餐时间，再加上回程的那四十分钟车程。加总起来，湖口之行要花费五六个小时，对健康时期的蒋经国来说，跑南走北，这五六个钟头算不了什么，然而在蒋经国生命最后几个月的“风中之烛”阶段，我事后想想，蒋经国那趟湖口之行简直就像在玩命。不出差错，安然北返，还真是托天之幸呢！
　　

蒋经国以婚外情回报蒋方良搭救之恩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易位，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蒋经国回到祖国，而且他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在俄国，蒋经国要依赖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逆转，蒋方良处处要依靠蒋经国。但是，我们倒要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报答过去蒋方良对他的“患难真情”。
　　为他生下一对子女——孝文、孝章之后，适值抗战爆发，蒋经国受父亲蒋介石之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江西。受父荫保护的蒋经国，初得官位，志得意满，风流好色的潜意识，却在此时逐渐高涨。章亚若适在蒋经国专员公署做文书工作，等于是蒋经国的秘书。近水楼台之便，蒋经国和章亚若从眉来眼去，发展成两性关系，进而珠胎暗结。高明的蒋经国，似乎深得“最危险之处即是最安全之处”的个中三昧。竟然还命章亚若担任蒋方良的中文教师，为太太恶补中国话和中文，忠厚老实的蒋方良完全被蒙在鼓里。
　　章亚若明地里是蒋方良的中文“启蒙师”，暗地里则是她的“情敌”。可怜方良竟然到了风烛残年，才得知“小老师”章亚若竟是蒋经国婚外情对象，还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蒋经国是以“劈腿”，来揭开回报昔日蒋方良对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从此之后，蒋方良即无日无之地生活在接二连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蒋经国夜夜笙歌　蒋方良苦守空闺（1）
胜利复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当年陪同甫自苏联归国的蒋经国夫妇，晋见父亲蒋介石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抗战结束之后，又重做冯妇，回锅当杭州市市长。杭州的两年放浪形骸岁月，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搭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太子”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淘，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蒋经国把“欢乐”留给自己，却将“孤独”送给蒋方良。这是青年蒋经国回到祖国之后，回报给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礼物”。
　　国民党大陆垮台之后，周象贤曾任第三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此时，侍候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边缘化，“局长”一职，是周象贤在台湾的最高头衔。
　　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是，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人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此姝曾经是丈夫密友。
　　从章亚若以来，这位杭州姑娘之后台湾时期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焦鸿英和丈夫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之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来台初期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的她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利用蒋方良的单纯，利用蒋方良的宽厚，是蒋经国得以恣意纵情的根本原因，讲得直接一点，蒋经国吃定了蒋方良对他无可奈何，吃定蒋方良必须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国异邦安稳过日子。
　　历经忧患和挫折，也历经了各种风雨飘摇，各种大风大浪、飞短流长，从未让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丝毫动摇。蒋方良虽为俄国籍，若论她对中国“三从四德”之服膺，则犹为中国妇女之所不及者。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蒋方良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纵使打翻醋坛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因为身处异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赖蒋经国，她的无奈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解决。她成长于典型东正教俄国农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精神特别注重家庭价值，所以她终生依附于蒋经国身边，过的生活即使再苦闷、再艰辛，亦从来没有一丝怨艾。
　　尽管生活在不断被背叛的阴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十三四年当中，毋宁亦是蒋方良生命最有光釆、最富活力的一段岁月。我相信认识蒋方良的官太太，应该都会认同，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其实才是真正开朗的、阳光的蒋方良。蒋经国自己忙着当花蝴蝶，他自然无暇对蒋方良多所干预。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近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最常到长安东路18号和蒋方良聚会的，包括了张师太太、王叔铭太太、赵聚钰太太、衣复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板的太太等人。还有少数几位住在台北的白俄妇女，他乡遇故知，和蒋方良偶有往还。基本上蒋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蒋经国亲朋旧部的太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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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夜夜笙歌　蒋方良苦守空闺（2）
长安东路房子比较窄狭，不适合打牌，不过偶尔有官太太起哄，凑够了牌搭子，还是可以在房里作方城之戏。
　　

锱铢必较　为打牌伤和气
大概因为不是出身富裕之家（按：蒋方良出身女工），先生收入又不高，生活拮据，蒋方良锱铢必较。输钱的时候，脾气很大，心情全写在脸上，时常气得把麻将牌往桌上甩，让另外三家不知如何是好。慢慢一些官太太们知道她牌品不是太好，也就自动把输赢弄小一点，而且偶尔放放炮，故意让方良赢点小钱，大家都高兴高兴，彼此玩得比较自在一些。
　　蒋经国偶尔手痒也爱方城之战，只是他牌技不佳，每打必输，影响他打牌兴致，所以他很少上场打。
　　除了打牌，蒋方良也爱看电影，有她喜欢的电影，即交代驾驶开Ausin小汽车，送她到西门町电影院附近。她也喜欢和三两官太太一块到衡阳路逛逛，上“华竹绸布庄”看看店里有没有进什么新的布料，买点适合替自己和家人做衣服的布料，挑好了布料再找裁缝师做衣服。
　　有段时期，蒋经国和蒋方良同时迷上学京戏，两个人经常在寓所吊嗓子。两夫妻一度也很爱跳舞，只要美军顾问团有娱兴节目，或是中外友人聚会场合，两夫妇经常是舞池中最受瞩目的一对。蒋经国和蒋方良跳舞，都是从苏联回到中国之后，在抗战时期才开始学会的。舞步不外乎探戈、吉路巴、华尔兹之类的。蒋经国舞技不算太好，但是，早期他真的乐此不疲，很爱找场合跳。蒋方良看丈夫跳，也爱凑热闹，和先生翩翩起舞，玩得十分开心。
　　台湾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美军顾问团人员在台北冠盖云集，蒋经国因为工作的关系，和美军顾问团、中央情报局、大使馆等美方人员接触日渐频繁，日益发觉英文的重要性。有段期间，蒋经国特地透过友人引介，延请美国驻华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长安东路寓所教两夫妻学英文。蒋经国学习英文能力很强，后来能很自如地和美国友人交谈沟通，几乎完全没有障碍：蒋方良后来也能阅读英文书报，和美国官太太时相往还，学习进步神速。
　　蒋经国不像蒋介石那么注重饮食健康，更不爱看重形式的大排场宴饮，口味上独沾一味，偏好品尝家常美食。蒋方良的家常餐饮，因为到中国多年，早已习惯中式菜肴，特别是清淡的浙江菜。住长安东路寓所时，偶犯思乡病，就交代厨房大师务做“俄国饺子”，让她和蒋经国解解馋。所谓的“俄国饺子”，饺子里头的馅，基本上和中国饺子包的馅差不多，也是放肉和葱蒜之类的食材，所不同者不过是饺子包法不太一样，外观有点不同，味道并无明显差异。“俄国饺子”的做法，是蒋方良教大师务做的，蒋方良自己很少下厨，她自己也不那么重吃，反正蒋经国吃什么，她就吃什么，蒋经国有什么，她也吃一模一样的食物。
　　1967年间，适逢长安东路进行拓宽工程。某日，老先生下班途中，临时交代侍卫长，转往长安东路18号看看儿子。于是，“总统”车队即从中山北路往“四条通”方向，直趋蒋经国寓所。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到了寓所门口，但见附近的马路正在施工，掘土挖坑，填沙石铺柏油，搞得尘土蔽空，脏乱不堪，总统车队出入寓所，竟连回车的空间都没有。老先生眼见长安东路一带，已经起了好几栋高楼，这些大楼居于置高点位置，居高临下可以尽览蒋经国寓所全貌，居所环境日趋复杂，老先生不免担忧爱儿一家住居安全，当即交代“总统府”，另外再替儿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寓所。未几，遂觅得大直七海寓所，蒋经国全家即奉父命举家搬至大直定居。
　　

蒋经国大夫无私交　蒋方良被禁锢高墙之内
七海寓所远离市区尘嚣，孤悬郊区大直，四面青山绿野，郁郁葱葱，隔老远难得看见一户人家。不像长安东路，出门就是繁华市街，不论是到衡阳路买布，西门町逛街，或者上某官太太家串门子，皆可信步而至。搬到七海寓所，上一趟台北，即使出门有司机开车迎送，也要二十几分钟才到得了市区。家居偏远，高墙环伺，久而久之，使得蒋方良处于半孤立状态。幸运的，此时的蒋经国，托庇于蒋介石传子不传贤的私心，步步高升。蒋经国尽管风华正茂，既不复有空暇时间去背叛蒋方良，亦不复有体力再去蝇营狗苟了。
　　刚去七海寓所不久，蒋方良身体尚称康健活跃，没有任何痼疾缠身。深居七海寓所，庭院深深，寂寥无奈，不免时时静极思动。此一阶段的蒋经国，官位愈做愈高，朋友却愈见稀少，门前车马稀，此与蒋经国为凸显清廉，凸显“大夫无私交”（按：意即当官的人没有私人交情），及他利用朋友用之即丢的个性都有关。昔年不论是留俄帮的朋友或是“国府”官场上的门生故旧，哪怕是所谓“###”的核心骨干，除了避嫌、亦逐渐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故而自动退避三舍，减少往还。如此一来，夫唱妇随的太太们自然也减少上蒋家串门子的机会。
　　姐妹淘和官夫人车马渐稀，百无聊赖，蒋方良只好去圆山保龄球馆打保龄球，追逐挑战自我的乐趣。圆山保龄球馆是日本爱国侨领刘天禄的产业。刘天禄台湾人，当过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是国民党忠贞党员，他的儿子刘介宙，也当过“国大”代表。搬到七海寓所之后，蒋方良偶尔在长媳徐乃锦陪同下，到圆山保龄球馆玩玩。沉迷保龄球几个月之后，她又爱上高尔夫球。但隔不了几个月，即因为蒋经国借故施压，蒋方良一气之下，既不玩保龄球也不打高尔夫了。
　　中国人可以懂什么是“大夫无私交”的道理，可蒋经国不知该如何跟蒋方良讲清楚“大夫无私交”的真义，只好从一些生活琐事之中，教蒋方良如何跟他配合，不与他的原则背道而驰。
　　蒋经国一路从“国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晋升至“行政院长”。以往和蒋家形同通家之好的若干故旧，诸如严灵峰、王新衡、赵聚钰、王叔铭，衣复恩、王永澍等辈，都因为“大夫无私交”的缘故，被蒋经国刻意排除于交往圈子之外。这些昔日老们，他们自己也明白“知所进退”，刻意不再和蒋家亲近往来，以免遭引不必要之麻烦。过去时相往还的官太太亦不复当年热络，惟一还往来的，只局限王永澍太太、赵聚钰太太等少数一两位官夫人。所谓大夫无私交，蒋经国彻底落实这一古训，他不但自己办到，也强制蒋方良办到。蒋方良的个性向来外向开朗，身处高墙之内，生活圈子愈来愈狭窄，形同半禁锢状态，待遇甚至还不如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圈禁的张学良、孙立人等高级“###”来得自由自在些。
　　此阶段后之蒋经国，深居简出，完全与过去杯觥交错、红男绿女时代告别，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似乎隐隐然让他有一种潜意识，既然自己不玩了，老婆也不该整天往外跑；自己不再背叛，亦无力背叛蒋方良，当然蒋方良也不能像长安东路时期，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外向好动，也应该“三从四德”，收敛行藏。之所以对蒋方良作各种压制，另外一个潜藏于蒋经国内心的因素，是由于蒋“太子”深深厌恶他“姆妈”宋美龄，无所不在地“干预”老先生的施政作为。蒋经国不会允许蒋方良成为另一个“蒋夫人”，更不会让蒋方良搞夫人政治。
　　蒋经国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摇”，有一阵子蒋方良真是动辄得疚，做什么都犯忌讳。蒋经国加诸于蒋方良的强大压力，再三压抑着她，迫使她逐步限缩自己的交际圈子，蒋方良遂渐渐将自己封闭在七海寓所的高墙之内，过着与世隔绝，半禁锢的日子。
　　

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1）
我们可以举一最明显事例，说明此论不虚。
　　某日，蒋经国据报蒋方良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座车之外，还有一部车的随扈人员跟班（按：连同蒋方良的座车，事实上一共只有两部车）。蒋经国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下班回家之后，就告诉蒋方良，以后打球不要这么招摇，还带随扈人员出去，阵仗摆得太大，太招摇了。
　　蒋方良当下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她不过是带着徐乃锦、王永澍太太三个人去打高尔夫，随扈人员不就那一两个人，加上两部车的司机，随员一共才三四个人，怎么称得上招摇？只是蒋经国气头上，蒋方良向来不敢缨其锋，一股怨气只好暂且隐忍未发。
　　隔一阵子，“总统府”恰巧依据年度预算计划，要为新上任的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更新座车。按规定，派给蒋经国的座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看了之后，认为这部大车太浪费太招摇了，当即指示侍从人员把它退回去，执意仍乘坐原来那部行政院长时期坐的别克五人座小轿车。“总统府”不敢违拗，只好照办。
　　但是“总统府”也给蒋方良配了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当时未留意，是故并不知情。“总统府”人员只是依规定，配送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到七海寓所车库，供蒋方良乘坐，蒋方良也不清楚丈夫有退新车的事。
　　某日，不明就里的她坐着凯迪拉克七人座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碰巧蒋经国瞅见老婆居然坐着七人座新座车从球场回寓所，不禁勃然大怒，对蒋方良当面发火，骂她如此不懂事，交代不准招摇就是不听，你居然胆敢坐新车去打球！蒋方良被骂得满头雾水，不知所措，蒋经国当场拿起电话又把“总统府”的人教训了一顿，马上要“总统府”把这部新车开回去。并命“总统府”第三局局长陈履元中将，安排一部国产五人座小轿车给蒋方良。
　　一部福特“千里马”新车，第二天就被开到七海寓所车库，蒋经国趁一个礼拜六上午，特地交代驾驶开着这部“千里马”，载他去桃园慈湖来回一趟，算是试车。试车回寓所之后，蒋经国告诉蒋方良：“方啊，这部国产车坐起来很舒服，很好！你坐坐看。”蒋方良心里一肚子恼火，勉强坐过一次“千里马”，小车的舒适度和宽敞度，简直和原来的大车不成比例。蒋方良决心即使不争回里子，也要争回面子。
　　于是，蒋方良坚持要“总统府”为她准备一部和蒋经国一模一样的别克五人座。蒋经国想一想，自己也是坐的别克车，怎好勉强老婆一定要坐国产车，只好同意让蒋方良和他一样，配置别克五人座座车一部。大家各自退让一步，也不好再发火，不再深究。如此，算是平息了蒋经国夫妇的“座车事件”。
　　然而，经过此次事件的刺激，蒋方良干脆不打高尔夫了，省得一再被蒋经国挑三拣四。如此一来刚好称了蒋经国“不要招摇”的心，也少招惹丈夫的责备。为了“不招摇”，她更落寞，更自我禁锢了。
　　不消多久，即传出蒋方良得了精神躁郁症。蒋方良之所以会犯精神躁郁症，应与蒋经国对她多方压抑限制有关。
　　蒋方良原本是一个很外向的妇女，长安东路时期，她的情绪有很多出口，她可以和官太太摆龙门阵，可以打打小牌，甚可以跳跳舞，参加各种交际聚会，即使没有游伴相随，也可以一个人去西门町看场电影。一言以蔽之，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有希望，有尊严。
　　搬到七海寓所的初期，尽管寓所四周有高墙围拱，她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那堵高墙，去郊区球场打高尔夫球、保龄球。零星也还有几位官太太往返七海，时相陪伴，以解聊寂。可是，一旦蒋经国荣登“总统”大位，一切都改变了。过去的生活希望，过去的生活动力，还有她应该拥有的作为人的尊严，像是春天的冰雪，正在急速消融。
　　蒋经国曾经半公开地宣示，七海不同于士林官邸，只能叫寓所，不可以称“官邸”。任何党政机关或是外人写到七海的信件，地址一律写“台北市大直北安路某号，蒋某某收”，不可使用“官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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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2）
蒋经国更公开宣布，以后任何人不得称蒋方良为“蒋夫人”，“蒋夫人”一词是老夫人宋美龄女士的专用尊称名词，称呼蒋方良用“蒋总统经国夫人”即可。
　　蒋方良固然不懂中国民情，话也不见得全懂，可是，这么明显的动作，蒋方良岂会视若无睹？但是，她隐忍，她默认，她无所求，更无所谓！或许她会暗想，早在四十年前，她不过是苏联一个籍籍无名的女工啊！七海寓所的高墙，和四十年前俄国工厂四周的高墙，不都同样是高墙吗？然而她也会前后对比，同样是高墙，在苏联，只要放了工她就得到该有的自由，她可以和青年蒋经国到河边戏水，她也可以在北国的冬阳下，和青年蒋经国互抛雪球打闹追逐，她可以去任何她去得了的地，做一切她想做的事。但是，七海的这堵高墙，竟然比俄国工厂的高墙更高更冷，它阻绝了她的行动，也阻绝了她的生命。
　　从1950—1987年间，这三十七年中，她是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头衔最少的一个，从头到尾，除了蒋经国太太这个众所皆知的身份，她只有一个早已被外界遗忘的名衔——“三军托儿所”创办人。除此之外，蒋方良完全没有任何名义去和外界互动。同样是蒋太太，宋美龄何其光彩夺目，何其雍容华贵，何其权倾八方，何其为所欲为；而蒋方良，却只能面对七海寓所那面冷冷的高墙，处处受限，事事难为。这是命运，还是人为？一言蔽之，蒋方良吃亏的是她是外国人，就因为她不是中国人，所以她一生都被吃定了！（按：“三军托儿所”现全名为“国光慈善事业基金会附设台北市私立三军托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