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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情爱档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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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蒋彻夜难眠 医师代罪羔羊（1）
记得是1965年间，蒋经国因为政务繁重，工作过劳，导致长期严重失眠，精神不济。老先生知悉此事后极为关切。有天，蒋介石把蒋“太子”找到士林官邸，垂询他失眠的情况。他告诉老先生，为了睡眠问题，他吃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高了，可是吃再多的安眠药，仍然不能安然入睡。是时，蒋经国已经升任“国防部部长”，工作量较过去尤为吃重，任务繁重导致精神压力不堪负荷，是他失眠的重要肇因。
老先生告诉蒋经国，光是吃安眠药是不行的，心情一定要想办法放松，睡觉的时候不要再想事情，否则吃再多的安眠药都于事无补。蒋介石当场命令蒋经国，强制休假两个礼拜，交代他去日月潭涵碧楼度假，放空一切，什么事都不要想，在压力缓解的情况下，严重失眠应该会显著改善。为了强迫蒋经国休假，蒋介石特地指派了两位侍卫，名为陪同随护，实则要紧盯蒋经国，强制其寄情于山水之间，以放松心情。
日月潭假期，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改善了严重的失眠问题，但是，等到他回台北，隔不久，工作一忙，老毛病又犯了，睡不着的问题又继续困扰蒋经国。那段时期，因为失眠的缘故，蒋经国脾气很不好，竟把气全出在侍从医官的身上。
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何桡通医师，是蒋经国早期治疗糖尿病的侍从医师。蒋经国半夜睡不着觉，吃加倍剂量的安眠药也还不行，不耐翻来覆去的痛苦，他就打电话把当班的何桡通从睡梦中叫醒。何桡通被迫起床披衣，急往蒋经国房间，却见蒋经国满脸倦容，面露愁苦，枯坐在客厅发呆。蒋示意何桡通坐下，发了一大堆关于失眠的牢骚。无奈何桡通是糖尿病专家，不是睡眠问题专科医师，老实说从专业上帮不上蒋经国的忙，仅仅是义务性质帮蒋经国解决困扰。
何桡通耐心劝告蒋经国，自行加量安眠药，并无益于改善睡眠困扰。何医师建议，何妨试试别的办法，改善入睡。何医师提议，可以尝试暂时不服用安眠药，改在每晚睡前喝一小杯白兰地酒，喝完即上床就寝。蒋经国马上听何桡通的意见，停止服用安眠药，改喝白兰地。幺儿蒋孝勇得知老爸要喝白兰地助睡，随即到处去张罗各种品牌的白兰地，在蒋官邸囤存了几十瓶的白兰地。蒋经国试了几天睡前喝一小杯白兰地的方法，刚开始的确很有效，躺上床不多久就昏然入睡。谁晓得，喝白兰地喝不到一个礼拜，这方法又不灵了，蒋经国照旧睡不着，一气之下，不喝白兰地了。这下子，何桡通又得半夜披衣而起，陪蒋“太子”半夜聊天。
何桡通是一位很有耐心的医师，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劝告蒋经国，失眠问题绝对不能单靠安眠药解决。何桡通再三强调，患了失眠症的人，假如今天睡不着，明天睡不着，到后天，人实在太疲惫了，即使不吃安眠药，也会因为太疲倦而自然睡着，所以并不是绝对要借助安眠药才可入睡。关键是应该试着放松心情，不要翻来覆去想着某些没有结论的事，放下烦恼，才会容易睡着。如此这般的简单道理，何桡通总要好说歹说重复好几遍。
何桡通陪蒋经国枯坐在客厅直到凌晨两三点，蒋经国听烦了何桡通这套大道理，不但不听信何桡通的劝慰，反而以教训式的口气说：“我是你病人，到底是要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身体是我的，生了病你就有责任帮我治好它！”蒋经国这套歪理简直让何桡通哭笑不得，既然是治病，天底下哪有要医生听病人的话的道理呢？更哪有不配合医生的专业指示，却反而要求医师像神仙一样灵验呢？如此，将置医师专业于何地呢？
蒋经国大概因为长期失眠，情绪不好，何医师知道蒋经国的脾气，也只好忍住一口气，不与他争辩见识。哪知道，隔不了几天，蒋经国即交代荣民总医院，把何桡通换掉，换别的医师当他的侍从医官。蒋经国并未明讲撤换何桡通的具体理由，换言之，何医师是在未曾犯下任何错误的情况下，硬生生地被蒋经国排除于侍从医官之外。同仁之间只能猜测，毛病可能出在何大夫忠言直谏上，或许何桡通被蒋经国认定是“犯上”，触怒了蒋经国，但是，真相及细节外人均不得而知。
小蒋彻夜难眠 医师代罪羔羊（2）
在此之前，大约20世纪60年代，蒋经国固然有睡眠上的困扰，但精神和体力都相当正常。出现在士林官邸或者公众场合时，蒋经国总是生龙活虎，神采奕奕。虽然20世纪50年代，蒋“太子”即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症状，但经过妥善照料及胰岛素注射等药物控制，外表完全看不出身体有任何异状。也许就因为他的体能状况还不错，蒋经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直到他晚年，他一贯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地工作。尽管政府规定礼拜六下午、礼拜天全天是法定例假日（按：当时尚未实施现今施行之“周休二日制”），但是，从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以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礼拜六、礼拜天。即使是农历春节，他从山巅到海滨，从本岛到离岛，无分平常或例假照样到处跑，到处去视察。宵旰从公，不舍昼夜，分分秒秒专注于公事，所有的精神和体力都投入到政务上，认真尽职的程度，恐怕近代只有清朝的雍正皇帝能跟蒋经国比拟。
平常日子，蒋经国忙于处理政务；星期例假，基本上则是蒋经国微服出访的日子。蒋介石不论在大陆时期，或是撤守台湾以后，他极重视饮食卫生，故而从不在外面用餐。蒋经国不像蒋介石，他从不顾虑在外用餐的卫生问题，出外微服巡访时，遇到肚子饿了，总是随遇而安，有什么就吃什么。
有一回，我随侍蒋经国到台湾高雄县出巡，中午午餐时间抵达美浓，那里的猪脚驰名全台。蒋经国命令司机，在美浓一家当地还小有名气的乡间小店停车用餐。那家餐厅的卫生条件不太好，我观察到这家小店的饭碗和竹筷子，又脏又油，显然洗碗时并未处理干净。我马上走到蒋经国坐的桌前，用餐巾纸把蒋经国的碗、筷和汤瓢仔细地擦拭了一遍。
那天陪蒋经国出巡的，有“国策顾问”魏景蒙，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洲等人。魏景蒙只要随蒋经国出巡，一路上尽讲黄色笑话，逗蒋经国开心。魏景蒙曾经向我们出示一本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他平日有习惯将各种场合听来的笑话和典故，巨细靡遗，全记在小本子里。遇到陪蒋经国吃饭或是比较轻松的场合，他就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搬出来博君一笑。蒋经国非常喜欢和魏景蒙在一块儿，外出的时候，总爱邀约魏景蒙同行。我想，魏景蒙的笑话，应该是蒋经国处理紧张繁重公事之余，一种排忧解闷或者放松心情的催化剂吧。
蒋经国对那家乡野小店的猪脚，夸赞有加。那天他胃口特别好，一大碗猪脚大概不到十几二十分钟就全部吃完了，吃完之后，他抹抹嘴，问魏景蒙等人吃饱了没，魏景蒙吃东西速度也不慢，比蒋经国还早一步吃完，大家用餐完毕之后就随即走人，准备前往下一个巡视地点。因为时间很匆忙，我们全体随护人员那天完全没有空闲时间吃中饭，就跟着蒋经国匆匆上车，全体随员是饿着肚子，陪他赶下一个行程。为了公事，蒋经国一向贯彻他自己揭橥的主张——“享受牺牲，牺牲享受”。
虽然蒋经国来台早期，历经许多风花雪月、男欢女爱之事，也做了许多招人物议，类似白色恐怖的劣迹。除了这些缺憾，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他寿终正寝那一刻，依我的旁观，蒋经国从来没有享受过一点奢华的生活，不论是食、衣、住、行，各方面都是从不讲究，只求过得去就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政务，分分秒秒都把心思用在公事上，从早上一大早，忙到深夜。
我时常想，即使蒋经国的身体是铁打的，也经不起几十年来夜以继日的忧苦劳顿。为了台湾，蒋经国奉献了他的全部心力，更奉献了他的生命。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抹杀的。
有次随从蒋经国出巡高雄六龟，他特地交代司机顺道去探视当地的残障小朋友杨恩典，日后她成为台湾知名的口足画家，找到意中人之后也结婚成家了。早先，蒋经国在一家孤儿院里，发觉这位失去双手，无依无靠的残障小宝宝，蒋经国非常疼惜地抱起她，询问院方有关她的情况。杨恩典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蒋经国每回去高雄，都会命令司机专程到六龟那所孤儿院，去看看杨恩典，抱着她，逗弄着这个可爱亦复可怜的孩子。同时也顺道慰问院童，并且和孤儿院的牧师坐下来谈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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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蒋彻夜难眠 医师代罪羔羊（3）
那几年，台风特别多，位处山区的孤儿院，惟一对外联系的一条桥，毁于滚滚洪流，孤儿院对外联系的交通完全断绝。蒋经国得知消息，马上电令驻扎附近的部队，二十四小时连夜赶工，修复那条被大水冲走的桥梁。蒋经国还指示驻军，给予孤儿院院童及院方一切必要的食物补给及帮助。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中，可以看到蒋经国亲民爱民的另一面向。
1969年，蒋介石遭逢阳明山车祸，身体情况大不如前，老先生从这一年起，明显有意把大部分政务交给蒋经国全权处理，那时，他还是“行政院”副院长。名义上，在蒋经国之上，还有一位“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但是，所有明眼人一望即知，严氏不过是一只备位虚职的橡皮图章，即使老先生渐渐不过问公事，也轮不到严家淦独揽大权，真正说话算数的，仍是蒋经国这位在国民党中排名第3号的人物。
1969—1970年间，老先生头脑尚清晰阶段，蒋经国每天晚上下了班，都要到士林官邸（冬季）或阳明山宫邸（夏季）请安，形式上是晨昏定省，实则是向老先生请示政务大方向，并且随时向老先生报告他白天的行止和政务处理概况。
那阵子，蒋经国每天早上照例都有护士为他量测血糖值，并且注射胰岛素，控制一天的血糖。为了预防他的血糖过低，随从在蒋经国的床边抽屉里放了几块巧克力糖，只要他觉得血糖太低不舒服，就可以吃颗巧克力，只消一两分钟，马上就可以提升血糖浓度，让他恢复体能。
那阵子，蒋经国基本上除了糖尿病痼疾，没有其他的毛病，偶尔有些类似感冒的小病痛，则是在所难免。蒋经国的牙齿不好，主要是他的口腔卫生习惯不佳，他刷牙可能都只是虚应故事，刷牙总是刷个三两下草草了事，以致时常犯牙疼。盛年时期，蒋经国喜食肉类食品，肉质纤维比较粗糙的食物，很容易塞牙缝。他当然不像时下较注重牙齿清洁的朋友，餐后除了会刷牙，尚以牙线清理牙缝。蒋经国连刷牙都懒得刷了，还论用牙线，说不定连牙线是啥都不知道呢。日积月累，就成为蛀牙和牙周病的温床。
以蒋经国冷静处事的性格，最怕的人居然是牙医。早期，看蒋经国牙齿的大夫，是荣民总医院牙科部主任詹兆祥医师，詹大夫也当过阳明大学牙医系主任。俗话说，牙疼要人命。平日谁都不会想看牙医，可是一旦牙疼疼到痛不欲生时，还是得被迫去找牙医解决苦恼问题，蒋经国自不例外。但是，蒋经国每次看到詹大夫出现在他眼前，就好像撞见凶神恶煞似的，面露恐惧之色。
医护人员经常私下议论，蒋经国既然怕牙医，可是自己又不注重牙齿和口腔的清洁卫生，几乎每颗牙齿的周边都塞满了腐肉屑和食物残渣，这些腐肉和食物残渣，往往是他牙齿被蛀蚀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懒得刷牙和牙线清理牙缝的后果，就是要找牙医拔牙、补牙。
怕归怕，毕竟牙科大夫不是天天见面，所以，尚未听闻有任何牙科侍从医官开罪蒋经国的案例。
尽管蒋经国从早年至晚年，有过若干次开除医师的记录，例如他对待认真尽职的何桡通医师的方式，就让人觉得不够公道，但是，一般说来，蒋经国有一套“优待”军医及“御医”的方法，却普受当年服务蒋家“御医”们的感念。
根据现今台北“中心诊所医院”公开的正式资料，在叙述该院的起源时指出：“1949年3月，国防医学院师生及设施奉命由上海迁台，院址坐落于水源（思源）路现址。当时知名教授如外科张先林先生，妇产科李士伟先生和牙科黄子濂先生于任教之余，承租台北市杭州南路日式房舍，筹设中心诊所，服务民众。成立之初，除上述三位临床医师，应诊自诊外，另聘护士张宏如及药剂兼收发余雪侣协助，规模极小。经年，求诊者日众，临床医师渐增，应实际之需要，承当时陈‘副总统’首肯，允‘国防’医学院可成立民众服务处。乃迁小南门广州街（现市立和平医院旁）扩充设施， 增聘名医，并设有住院病房30床，仍命名为中心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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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蒋彻夜难眠 医师代罪羔羊（4）
但据我的了解，“中心诊所”的成立，和蒋经国想照顾早年医师福利及关照大陆来台的军医在台生活有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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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外科权威医师 为老蒋剪脚趾甲（1）
以“中心诊所”创办成员之一的张先林医师为例。1950年，有一回蒋介石突然感觉脚趾头有些不舒服，经随从人员低头检视，一看之下，发觉拇趾脚指甲因为长得太长竟然钳到趾头肉里去了，他叫副官想办法剪掉，副官怕剪伤蒋介石指甲肉闯祸惹麻烦，搞了半天副官不敢动刀剪。老先生坚持必须找一位有资历的外科医师来处理，有关方面就想到“国防”医学院张先林教授。当天，就找到张先林医师，到士林官邸，为蒋介石剪去那块钳进肉里的脚趾甲。
这消息刚一传出去，就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开玩笑，张先林是何许人也，他不仅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且是1929年毕业自美国纽约大学的医学博士，抗战前夕还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博士后外科医学研究，学成归国，曾经担任北平协和医院外科医师。
堂堂留美医学博士，来为蒋介石剪脚趾甲！真是杀鸡焉用牛刀。张先林是一位忠诚且尽职的外科医师，接到这项任务以后，他毫不迟疑地驰赴士林官邸，用一只小巧的手术用小剪刀，小心翼翼地剪除取出那片已经钳进趾头肉里的尖锐指甲，为蒋介石解决了苦恼好几天的脚趾头疼痛困扰。
蒋介石其实是个很讲人情味的人，张先林帮他动过脚拇指手术后，不到半年时光就要过旧历年了。过年前几天，老先生特地交代蒋经国，把大陆撤运来台，存放在“中央银行国库”的袁大头银元，提出一两箱来，趁过年之前，挨家挨户发给追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军医每人两枚银元，并顺道代表蒋介石向军医们拜个早年。
虽然台湾当时已经成功地完成币制改革，改用新台币，但银元依旧是人们最信赖、最有价值的货币，也最受大陆来台民众喜爱。更重要的，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湾的前面几个月当中，因为甫受战火波及，及刚刚迁到台湾的关系，建制混乱，中央到地方完全乱了套，几乎全部的国民党政府机关都发不出薪水来，眼看着就要过年，绝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家里已经穷到没米下锅的地步。这些医师们在过年前夕接到蒋介石交代赠送的两枚银元，见到蒋经国亲自登门拜年的殷殷诚意，深深感怀蒋氏父子的温暖人情味，莫不感戴莫名，甚至有人为此感动落泪。
因此，张先林博士为蒋介石剪脚趾甲，固然有“杀鸡焉用牛刀”之议，但张博士并不以此为忤。当时的台湾军医们还都以能为蒋介石及台湾服务为荣。张先林是国民党迁台初期台湾医界外科权威专家，早期“国防”医学院来台复校所需经费募款，都是张先林只身赴美国筹募来的。荣总自罗光瑞以下的第一代名医，几乎都是张先林亲手调教训练出来的。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随国民党来台的军、民营医院医师，生活和一般老百姓一样，非常艰难困苦。以名医俞瑞璋医师等人来讲，他们当时从医院下班回家，有时候还要帮太太生煤球烧饭。煤球炉是早期台湾家庭主要的炊爨方式，哪像现在，民众如果想煮点东西吃，打开瓦斯炉几分钟即可吃到可口的熟食。最初台湾生产的煤球湿气很重，不容易点燃，有时搞到整个院子里和家里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才生好煤球的火，可以烧一顿饭吃。生完火，不管你是名医，或是小老百姓，已经是满脸煤灰了。
历经多年努力耕耘，国民党军医院和“国防”医学院在台北建立了不错的知名度，但是，“国防”医学院的教授和医师，格于军方的规定，不能到院外兼差，单单靠着军医院或“国防”医学院那份微薄的薪水过日子，医师们的生活没法子改善。蒋经国时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以不成文的方式交代“国防”医学院的教授和医师，他们可以在外面集中成立一家诊所，在公余之暇，去诊所上班，以增加收入，贴补家用。
于是，“国防”医学院的教授和医师们，即承租位于台北市杭州南路的一幢日式房舍，筹设“中心诊所”，服务民众。不久，规模愈做愈大，当时“副总统”陈诚也顺着蒋经国的政策，允准“国防”医学院可成立民众服务处，中心诊所逐渐扩大服务范围。之后，有64位“国防”医学院、三军总医院及荣民总医院资深优良之临床医师，大家一起集资，于1971年，觅址于忠孝东路一块农地，兴建总建筑面积3600平方的12层现代化医院，此即为现在位于最繁华黄金地段之忠孝东路4段77号现址。蒋经国当年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无心插柳，却因而创办了一家造福台北市无数病患的优质医院。
台湾外科权威医师 为老蒋剪脚趾甲（2）
蒋经国固然是一个最不听话的病人，和医师们的互动情况很糟糕，曾经做出一些让主治医师很难接受的决定，但是，他却也曾经默默为医师们改善福利。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蒋经国可能是这句老话的例外者。蒋介石在世晚期，蒋经国也许是奔走国事太过劳累，从若干迹象观察，他的身体已经出现若干警讯，只是他自己始终不以为意。1975年4月5日，老先生过世，“国丧”期间，蒋介石的遗体灵柩暂时停放台北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祭吊，为期一个月。因为当时前往排队吊丧的民众数以百万计，台北国父纪念馆外面到处挤满了要祭奠蒋介石的人潮。后来，吊丧的人潮铺天盖地，蜂拥而至，最后被迫将开放“瞻仰”遗容的时间，再延长一个礼拜，最后更临时决定，延长的这一个礼拜改成二十四小时日夜开放“瞻仰”遗容。
时蒋经国已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年有奇，即使父制在身，心情沉痛，蒋经国墨绖从公，白天还去上班处理政务；晚上下班后，再回到台北国父纪念馆守灵尽孝道。那阵子，蒋经国晚上就住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一楼后侧的一间小房间里过夜。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守丧期间，他曾经连续好几天，因身体发着高烧，深夜咳嗽不停，严重干扰睡眠，辗转反侧睡不着，一个人拖着疲累的病体，走到排队谒灵的人群中，逐一和前来吊唁的民众亲自拱手道谢。再向在场我们这些不眠不休，彻夜守灵的官邸工作人员致谢。然后再到他父亲灵柩前沉痛默哀，一边守灵，一边咳嗽不止。医师当时也是二十四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蒋经国用他的意志力，硬是把这段最悲伤难受的时期艰苦地熬了过去。
我从旁亲身的观察，蒋经国那个阶段实在非常劳累疲乏，身体又生病，国民党政府工作繁重不能停歇，心理又因父丧哀伤难过。但是，从他向我们道谢时的行为举止，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诚恳及悲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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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与床跟着蒋经国到处跑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些他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场合的休息室里，有关方面都为他准备好一张病床，供他在公开露面之前，能先躺在病床上休息一阵子。等养足了精神，勉强可以让他出场了，再拖着几近虚脱休克的病体，坐着轮椅，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在公众面前露露脸，讲几句简短的话，昭告天下，蒋经国还“健在”如昔。
有数之不尽的具体事例，足以说明晚年蒋经国为了国政，真是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
1987年，国民党军方计划于该年10月12号，在台湾新竹陆军湖口基地实施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是项演习被定名为“侨泰演习”。这项由当时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主导规划的大规模战力展示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兵力和火器，均是历来最盛大的一次公开军事演习。国民党军方并邀请了出席当年几十国庆庆典的归国华侨及中外贵宾一万七千余人，到场参观，因以定名“侨泰演习”。
无论是参演官兵，抑或是参观贵宾，此项在陆军湖口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各方面的规模，均是蒋经国任上，前所未见的。因此，蒋经国也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为示慎重，郝总长早在这项演习实施前几个月，就向蒋经国报告演习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计划进度等等各项细节，并早在预定了演习时间之后，就请“总统”侍卫长预先将这项演习排入蒋经国的既定行程里边。至于蒋经国健康条件是否允许他亲自前往主持校阅，郝柏村认为，等到演习前夕再向蒋经国请示，再斟酌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作为最后定夺出席与否的根据。
众所周知，国民党之所以维持强大的军备力量，国防动机主要是要反制中共的武力解放台湾。然而，1987年10月，固然蒋经国已于稍早之前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大陆方面亦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不计其数地向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表达愿意和台湾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诚意。
但是，蒋经国即使到了1987年10月份，他依旧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其一贯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依旧坚持台湾保有坚强的国防武力，以对抗中共突如其来的武力攻击。
以笔者个人之见，邓小平领导的###，当年有诚意以和平方式，和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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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和邓小平和解失之交臂（1）
但是，蒋经国考虑的面向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蒋经国似乎顾虑，假如台湾一旦卸除了对大陆的实质与精神的武装，以台湾腹地之小，操之急切与中共谈判或过于盲动于开放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蒋经国尚需考虑到，始终虎视眈眈，芒刺在背的美国，将会如何设想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谈判和解呢？假如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和谈进程发生问题，两岸最后仍然必须回到武力对峙的老路，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这些都是蒋经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也是他对大陆和谈攻势迟疑不决的原因。
笔者认为，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烦恼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坐下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这一错失，也让台湾、大陆之间，迟至公元2000年初叶仍陷于扰攘不安、剑拔弩张之境。如今思之，能不令我们掷笔三叹吗？
故而，“侨泰”也者，就是要教中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安心”，等于是在告诉海内外各界和美国人，我蒋经国虽然对大陆开了一道门缝，然而我还是坚持###、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既定国策，没有任何动摇之意。至于当局下一着棋该怎么走，笔者相信，风中之烛的蒋经国恐怕已经没有精力深思及此。因此，对大陆开启的那道细细的门缝，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被动，出于走一步算一步的苟且心态。
体制上，蒋经国是“侨泰演习”总校阅官，郝柏村参谋总长很早就请示蒋经国。以蒋经国一贯力疾从公，无怨无悔的态度，自然是满口答应会去主持湖口演习。但是，1987年下半年以后的蒋经国，身体情况愈来愈不行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必须躺在寓所的病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只要他离开床上，坐在椅子上超过10分钟，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体力撑持不下去了。
我们曾经私底下帮他算过，情况比较糟糕的时候，蒋经国每天待在床上的时间，实际上已超过22小时。不在床上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为什么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呢？1986年、1987年之交，身体实在不舒服时，蒋经国通常会在寓所休息一天。所谓休息，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之后，蒋经国即觉得惴惴不安，他担心媒体又要拿他的健康亮起红灯做文章。流言四处散发之后，难免影响国民党的政权稳定。所以，休息一天的隔天无论身体是否好转，总是迫不及待又要撑着病体去“总统府”上班。而所谓上班，亦不过是在办公室待一个半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体力又吃不消了，总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必须赶紧返回七海寓所，宽衣之后即刻上床休息。
不上班的日子，在七海寓所休息，除了躺在床上，他根本哪儿都不会想去。
担任“行政院”院长乃至当选“总统”初期，一个礼拜七天当中，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台北上班处理政务；礼拜六和礼拜天从来也不休假，全部时间都在台湾中南部或是外岛巡视。一年365天里边，连农历新年都在思考大政方针、处理政务，再不就是到台湾最偏远的地方巡视，察访民隐。悲哀的是，到了风中残烛的最后一两年岁月，他却哪儿都去不了，也不想出门了。
身体健朗时，隔一阵子就会到圆山饭店附设的理发部理个发。行动不便之后，身体又虚弱，一天到晚只想往床上躺，甚至连理发也免了。但是，考虑到他时常得主持会议或出席公众场合，仪容修整还是不可免。蒋孝勇思虑细密，特意安排在七海寓所侍卫室旁，辟出一个房间作为理发室，如果蒋经国身体还可以，就请圆山饭店的理发师到七海官邸，为他理个发。他理发很简单，不要求什么发型，就是剪短之后，抹点油吹吹风，半个钟头搞定。理发大概隔一个礼拜理一次，有时候拖得久，一个月理一次也有。每次大概付给理发师300元费元，这说明蒋经国连理发都是很平民化的。
老实讲，蒋经国最不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他理完发大概只能撑一天，第一天最好看，等到隔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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