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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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各位官员
　　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李格斯先生在汉口路二十九号发现一些日本兵，并听到一位妇女哭叫。这位年纪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妇女用顿足和打手势示意要李格斯先生过去。一个日本兵正拽着她，其余的士兵则在房子里。她抓着李格斯的手。其余的日本兵从房子里跑出来。他们跑了，只留下李格斯和这位妇女。这位妇女是出来买东西时被日本兵抓住的。她丈夫四天前就被抓走了，至今还没回来。她请求李格斯先生护送她回汉口路陆军大学的难民营。李格斯先生就护送她由汉口路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他们遇到一名稽查官，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个稽查官将李格斯先生的手从口袋里拽出来，扒下他的由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臂章。李格斯把手放回口袋里，稽查官又重击他的手。他问李格斯是谁，但双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稽查官就在李格斯的胸前猛击一拳。李格斯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下激怒了该官员。他向李格斯要通行证，但是李格斯忘记带了。他问李格斯在干什么。李格斯说正在送这位妇女回家。稽查官又给了李格斯一下。李格斯想看看这个稽查官戴的是什么臂章，他却给了李格斯一记耳光。稽查官指指地下，抢走了李格斯的帽子。李格斯猜想这是要自己给他磕头。李格斯不干。因而又挨了一巴掌。然而翻译解释说，稽查官想要一张名片。
　　李格斯说，他要护送这位妇女回去，因为她害怕。该官员命令士兵走到李格斯两旁用枪对着他。翻译说，该官员要求李格斯给他鞠躬。李格斯先生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人。该官员最后要李格斯先生回家去。
　　这位妇女看到李格斯受到这样的对待，吓得朝汉口路跑了。李格斯先生说，他没有招惹这位官员，只不过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没拿出来。而这位妇女是在他前面走，中间隔一段距离。
　　我们希望日军士兵的秩序和纪律能很快得到恢复，使外国人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不再为会受到骚扰而担心。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字）刘易斯·C·史密斯
　　

圣诞之歌（3）
（Lewiss·c·smyths）
　　于南京平仓巷三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件件的不愉快的事件使笃信基督教的西洋人大为遗憾。晚餐后，拉贝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委员们请到他的家里，没有电，只好点蜡烛和煤油灯。今晚，他在大厅中装饰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圣诞树最早出现在德国。后来，德国人马丁·路德把蜡烛放在树枝上，然后点燃，使它看起来像是引导人们到伯利恒的星光。到了近代，蜡烛已被小灯泡替代。红红绿绿的小灯泡在不停地闪烁。墙上还挂满了他年轻时在南非的森林中猎获的兽角、鸟羽和漂亮而珍贵的皮毛。六十多岁的胖老头拉贝穿上了红色大袍，嘴边还粘上了棉花，扮成了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给每个人送了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年片，上面是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
　　望着这个徽章，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都停止了欢笑。拉贝第一个在自己的贺年片上签名，杭立武博士因押运文物去重庆了。二十二个委员一个一个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为了人道，为了博爱，为了正义，为了和平！
　　

血似江水水似血
铅灰色的登陆艇在雾茫茫的长江上缓缓航行。我站在甲板上，两眼凝望着岸边的一景一物。我的心是沉重的。沧桑变迁，人事代谢，这一段弯弯曲曲的江岸，沉淀着一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江、夹江、秦淮河汇合处的三汊河江潮湍急。中山码头江轮云集。大桥脚下，像黑色火柴盒般的南京肉联厂，当年是英国人的和记洋行。下关电厂的那只高烟囱，矗立有七十多年了。前面那个陈旧的码头叫煤炭港。再向东，是与八卦洲隔水相望的上元门和幕府山，山下长长的江滩叫草鞋峡。芦苇丛生的草鞋峡下游，是惊涛拍岸的燕子矶！
　　灰蒙蒙的江雾给这片苦难的山川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
　　三十里的江边，洒下了十多万人的鲜血！
　　血似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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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1）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
　　“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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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2）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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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1）
日本《扬子江在哭——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之记录》：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
　　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
　　幸存者说——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
　　十三日上午###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碰上三个日本兵。他们把我带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约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
　　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
　　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
　　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
　　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里面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时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
　　“没有。”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穿着大皮靴在前面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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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2）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
　　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
　　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
　　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幸存者说——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三千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
　　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二百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
　　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
　　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
　　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的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就来回开动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他们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的给了我一枪。我屈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乎乎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兵抓了人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人四十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3）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
　　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
　　我从中山码头走到煤炭港，走到当年英商和记洋行的旧址。我极力地想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用的东西。
　　我望着电厂那只高烟囱出神。下关电厂大门口用砖石和水泥修筑的“死难工人纪念碑”深深地吸引了我，碑上记述着五十年前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像电，它像火，照亮了人们的心。
　　电厂厂史编写组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碑上的往事。他是遇难者们的代言人。
　　代言人说——
　　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前清宣统元年用二十万两白银建的，七八十年了，机器都是德国、美国造的。解放前改名扬子电器公司，成了宋子文的官僚资本企业。日本人来的时候，先是挨飞机的炸弹，但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一直亮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当时厂里有五十三个人留守。日本兵进城时，工人都躲到旁边的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被赶到洋行旁边江汊子车站的一排货房里，就是以前火车过江的地方，又叫煤炭港。
　　电厂的五十三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人配汽车钥匙了。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早些时候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里做过工，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兵拉去烧饭了。这个人聪明，他知道拉出去的人生命有危险，就对日本兵说烧饭的人不够，把厂里的周根荣、薛和福、孙有发和李金山四个人喊出来了。他本来还要喊，但被日本兵制止了。
　　这几个人死里逃生留了活命。其他四十几个工人和三千多难民一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被押出去赶到江边枪杀了。只有一个叫作崔省福的，他押出去时已是傍晚了，听见枪响，他一头栽倒在死人堆里，一发子弹从他的肩上打进，从腰背穿出来，过了好久才醒来，终于九死一生地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船工也侥幸活命。失散的两个工人后来才知道，一个躲在朋友家中没有遇害，另一个被日本兵杀死了。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有四十四个工人遇难。为了纪念和安慰死去的工人兄弟，解放初，我们在厂门口修了这座纪念碑。全厂工人天天见到它，它天天在和我们说话，述说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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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1）
【访问记】
　　他出席过国际法庭
　　我在繁华而又嘈杂的闹市区找到了他的家。这里是靠近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的糖坊桥。一块“佳乐小吃”的招牌和我笔记本中记下的门牌号码对上了。大铁锅上热气腾腾，饺子的香味阵阵扑来。
　　“伍长德？你找他干啥？”店主人问。
　　我递过介绍信。
　　“在里面，请。我是他的儿子。”他伸出沾满面粉的手引我穿过店堂，进入了南京市常见的木结构的老式旧屋。
　　屋里很暗。一个瘦削的高个子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双手抱着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身边靠着一根长长的白木拐棍。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发，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
　　他向我述说了他的苦难和仇恨：
　　“俺是徐州邳县人，十七岁来南京做小工，后来当交通警，也做豆腐，一直住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攻南京，俺把家眷送到淮安丈母娘家去了，当时大儿子才三岁（就是门口那位“佳乐小吃”店的主人）。俺一个人躲进了中山路司法院的难民区，里面有好几百人，有两个人俺认识，也是交通警，都换了便衣。俺住小楼房。第二天进来躲避的人多了。
　　十五日早饭吃过的时候，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日本话乱叫了一通，俺也听不懂，不知说啥。后来就用刺刀赶大家出去，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
　　大门不开，日本兵把俺从侧门赶出来，赶到了马路上，有好几千人，都叫大家坐下，不知他们要把俺们怎么的，心里很害怕。日本兵还在大声地叫喊，反正俺听不懂。
　　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又叫俺们都坐下。不知搞啥名堂？
　　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
　　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
　　坏了！四周都有端枪的日本兵看着俺们。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
　　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
　　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发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
　　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
　　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