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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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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五日，一位被刺刀刺伤的人来到金陵大学医院。他报告说，六个中国人被日本人从安全区带走，运送弹药到下关。到下关后，全挨了日本人的刺刀，他侥幸未被刺死。”
“十二月十五日，一名男子住进金陵大学医院。他带他六十岁的叔叔前往安全区时，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他叔叔，他也受了伤。”
“十二月十五日晚上，许多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宿舍，当场强奸妇女三十人，有的妇女被六人轮奸。”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医院。当麦卡勒姆医生和特里默院长叫他离开时，他开了枪，子弹从麦卡勒姆医生身边飞过去。”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左右，贝德士博士前往平仓巷十六号视察，那里的难民好几天前就被日本人赶走了，日本人抢完后在三楼放火。贝德士试图把火扑灭，但是太迟了，整个楼烧完了。”
“十二月十九日晚六点，贝德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和史密斯博士赶到汉口路十九号金陵大学职员宿舍，四个日本兵在强奸躲在地下室里的妇女。他们赶走日本兵后，把妇女和儿童送到金陵大学主楼。”
……
记述侵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档案文件很多很多。这是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耻辱，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休戚与共（2）
热心于人类正义事业的人们自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荣和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二十七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藏有一千多中国伤兵，便冒着枪林弹雨，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三十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悄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不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二十七个中国人！
李格斯教授会开汽车，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他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出热气。手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高兴地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饭碗。
李格斯的汽车开到司法院的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的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进院子。麦加伦牧师也在，他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一个矮个子军官解释。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逼李格斯离开。李格斯不走，还是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些人都是守秩序的难民。三个日军冲过来，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美国教授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
已经六十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十二月十一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三十多个中国人，住在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四年日本人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加入了拉贝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上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生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十五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四个日本兵，两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臂章。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
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他显得很激动。他有过当奴隶的屈辱。
华小姐——明尼·沃特琳（1）
被南京难民叫做“华小姐”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这段史料的时候，许多老人还念念不忘地赞颂她和怀念她。她是当时南京女同胞的保护神。
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避难所。它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给苦难的同胞带来生的希望。
绿洲上的羊群自然是饿狼般的兽兵掠夺和充饥的对象。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四千人。后来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七千多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金发碧眼的沃特琳教授，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华群是于一九一二年二十六岁时来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七年后至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受过她保护的金秀英、邵素珍、张镜轩等大娘向我描述了她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常常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不让无关的人员进来。有人说她腰上插着手枪。
她的学识、志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个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
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冲进校门。华群先是说理，后是阻挡。文明的教授哪里挡得住野蛮的日军？兽兵们得到了疯狂的满足。华群两眼泪汪汪，她只有报告和抗议！
一天上午，六个日军从五台山边的竹篱上爬进校园，她立即赶去抗议，被凶狠的兽兵打了几个耳光。她不屈。日军从校园里搜捕了几百个中国兵，华群小姐发动妇女们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和“丈夫”！七十三岁的金秀英对我说：“那天我认了三个，一个叫叔叔，一个叫大兄弟，还有一个叫侄子，日本人‘吐噜’一声，就放他们走了。那三个人朝我作揖。我说，快走！快走！”
女子文理学院是兽兵像兽类那样泄欲的地方。他们成群结队地乘黑夜爬墙挖洞进来，像小偷般地摸索进屋，又像猛虎般地发泄兽性！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美丽和善良被破坏和打碎了，伟大的母性遭到了凌辱！慈善的华群愤怒了！铁门紧闭着。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劫妇女。华群手握着星条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车拉开铁门，华群挺立在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怒吼着冲过来，华教授急中生智，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十二月十七日，是星期五。这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遭到了不幸。十五的月亮惨白地映照着飞檐彩绘的校门，二十几个妇女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群、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一起阻挡。这时，费吴生开着汽车送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教授来这儿值班，日军挥着刺刀不让他们进校。雪亮的手电光在美国人的蓝眼睛上扫来扫去。教授和牧师的说理换来的是搜身和掷掉他们的礼帽。一位操着蹩脚法语的日本军官抓住华群教授拖上卡车。愤怒地抗议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才恢复了自由。这天晚上，日本人还是抢去了十二名姑娘。她们秀发蓬乱，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花一样青春的脸色惨白了。
收容所里的妇女们都改变了她们本来的容貌。娇美的脸上抹了锅灰，柳丝般的秀发剪短了，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上了一顶礼帽或包了一块蓝头布，身上裹一件黑色的棉袍，富有曲线的苗条的身段消失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和保护自己的纯洁！年轻、活泼的姑娘都成了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她们愁容惨淡，泪痕斑斑，面颊上失去了平日的笑！
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爱美的天性诱惑了她们。有一天上午，十几个年轻的女郎洗净了脸上的锅灰，各人抱着一个包袱来到校园的假山上，山上有一片树林。她们脱掉黑色的棉衣棉裤，换上了红缎绿绸的旗袍。多日不见自己青春的容颜了，姑娘们你看看我笑，我逗着你乐，竹林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华小姐——明尼·沃特琳（2）
笑声招来了是非和横祸。竹篱外边开过了日军的汽车，车上的鬼子狂叫着：“花姑娘！花姑娘！”汽车冲进校园。华小姐赶来了，她一见十多个姑娘这一身美丽的打扮，气得流出了眼泪：“你们不听话！你们出去，都出去！”
姑娘们泪汪汪地走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她们落入了虎口！华小姐哭了。难民们有的哀叹，有的怒骂：“不要脸的臭货！”
华小姐是一位有血性的女性。她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一群身穿和服的日军妓女在日本兵的陪同下，恣笑着来参观妇女收容所。华小姐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突然，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糖果。像见了鱼的猫，无知的女性你争我夺地在地上又抢又捡！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出来。日本人高兴了，男男女女拍掌大笑。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收容所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给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捡？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失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华小姐在中国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情、刚毅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已经七十多岁的张镜轩老大娘告诉我：“华小姐会讲中国话。有一次我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我，她问我会不会写字，她对我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
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膏药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十四岁的小孩戴了膏药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年仅五十五岁的明尼·沃特琳在美国印地安那州自杀了，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在遗书里，她这样解释自己的身世：“与其因精神错乱而痛苦，不如死去更轻松。”这位坚强的女性在浩劫期间保护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但身为一个弱女子的她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更多女性在她面前被拖走、强奸、杀戮。她曾在日记中写道：“这种重担，我不知道还能承担多久，真是可怕得难以形容。”但她在选择离开人世的那一年，仍然对朋友们表示：“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同是天涯沦落人（1）
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
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已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住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被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
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四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下打了一个大洞，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诉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
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岐，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拴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发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
一些难民对郭岐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
“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岐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
“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
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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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沦落人（2）
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情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三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发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发五元或七元，多的发十元，每天发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发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
“请问你是朱先生？”
戴黑框眼镜的朱寿义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
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
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情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
“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发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
“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去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姓刘的说，‘装死！骗钱！走。’我心软，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刘云海点了点头，我才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
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发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捅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情：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
“走吧，快走吧！日本人发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
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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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之歌（1）
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
这是西方人的节日。这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之子诞生的日子。耶稣是神圣的，他给世界带来慈善、安宁、幸福与和平。他是善良的化身，为了洗刷别人的罪恶，心甘情愿地替世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人是值得纪念的。圣诞节前的一天，费吴生和费太太就忙开了。他们在准备圣餐。圣餐要有饼和酒，这是耶稣受难前与门徒吃的晚餐。吃了圣餐，人类会赎去原罪。人间的原罪太多了。南京在流血、在呻吟、在死亡。这是犹大们干的，这是罪恶。主啊，救救这些人吧！
中午，德国卡罗威治公司的代表克鲁治、史波林和金陵大学医院代理院长德利谟博士都来了。午餐不太丰盛，只有炸牛排和烤白薯。味道都不错，牛排很香，白薯很甜。可惜，拉贝没有来。他走不开，他在小桃源的家里躲避了三百多个妇女和老人。日本兵时常来抢劫和污辱妇女。昨天还从隔壁的围墙上翻过来。正好被拉贝撞见，靠了那面国社党黑字的旗子才把他们吓走。拉贝气极了，他不许爬进墙来的日军从他的大门出去。他要日本兵仍然爬墙出去。有的日本兵不愿意再爬墙，大胖子拉贝指指自己胸前戴的那枚国社党勋章，质问日军明白不明白这勋章的意义。这枚黑白图案的勋章让每一个日本兵都望而生畏。
晚上，他来了。他是走来的。因为拉贝又驱赶了几次日本人，所以晚了些时光。这位难民区最大的长者，他开朗而乐观，也很严厉，但人们都很尊敬他。他穿一身深色的西装，系紫红色的领带，样子显得年轻了许多。他带来了礼品，给每人送了一本精致的羊皮面子的西门子公司的日记本。
威尔逊医生弹起了钢琴。悠扬的琴声使人们忘却了外面不愉快和不安定的事情。这是节奏舒缓的《圣夜静歌》。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和着琴声放开了歌喉：
圣夜清，圣夜静，
明星灿烂天地宁。
水寂山眠万籁无声，
祥云缭绕，拥着伯利恒。
客店马槽，诞生天婴。
阿门！
圣夜清，圣夜静，
天使显现牧人惊。
金琴玉筝漫天歌韵。
哈里路亚，山海欲齐鸣。
传报佳音：救主降生！
圣夜清，圣夜静，
救主耶稣今降生。
博爱、牺牲、公义、和平，
圣容赫华犹如日初升。
恩光辉耀，照彻乾坤。
阿门！
一曲唱完，大家高兴地鼓掌。威尔逊激动地又奏了一曲《圣诞佳音歌》：
天使初报圣诞佳音，
先向田间贫苦牧人，
牧人正当看守羊群，
严冬方冷，长夜已深。
欢欣，欢欣，欢欣，欢欣，
天国君王今日降生。
阿门！
耶稣降生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光像一个金球在天空照耀，天气好极了。这一天，街上似乎也安宁了一些。
今天，费吴生邀请了几个女士来他的家中欢聚，明尼·沃特琳教授来了，她是和她的同事、中国讲师吴女士一起来的。金陵大学医院的鲍尔女士也来了。还有史密斯和李格斯教授，他们说好了也要来的，可已经十二点了，怎么还没有来？电话已经不通了，十三日起中断了服务。
他们可能有事。不等了，吃吧。中午吃烧鹅，鹅很肥，火候又好，红通通的烤鹅很脆也很香。费太太陪着女士们喝了点葡萄酒，费吴生劝女士们多吃点，她们都很兴奋。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地吃一餐饭了，她们都在各人负责的收容所里和难民们一起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正当大家在品评烤鹅味道很鲜美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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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之歌（2）
“喝完这一杯就走。”费太太说。
杯中的酒还没喝完，又来了两个报告紧急情况的人。
“走！”费吴生放下叉子，沃特琳教授和鲍尔女士也一起跟他出去了。
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他们一处又一处地驱逐和抗议。
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刺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威尔逊医生报告说，医院的二百四十名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是日本占领军的暴行造成的。对中国人的登记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开始了。日本人欺骗说，如果有军人主动站出来，就可以送到劳工队工作，性命也可保全。约有二百四十人站了出来。他们被集中起来带走了，两三个活下来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受伤后装死，然后逃到了医院）：一批人被机枪扫射而死，另一批人被士兵练习刺杀挑死了。也有很多人在行刑队的枪口下死里逃生，不过受了一两处伤。他们躺在同伴们的尸体下，从白天躺到晚上，然后逃到医院或朋友那里，全靠日本兵的疏忽拣了一条命。”
李格斯教授这天遇到了麻烦。他遭到了日军稽查官的抢劫和污辱。当费先生和女士们正在品尝烤鹅鲜美的滋味时，他气呼呼地来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博士的住宅，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要求向日军提出抗议。史密斯博士也愤慨了，他叫李格斯再说一遍，用钢笔当即写了一封向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
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各位官员
亲爱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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