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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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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我们告别日本众友人顺利返回北京。
在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做了必要的工作。
1979年11月26日晚，领导指定由我和许德迁同志在国际司值班室值夜班，密切关注11月25日（瑞士时间）截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的结果。许德迁同志长期从事信息情报工作，经验很丰富，中英文都很考究准确。我们一起又一次分析预测了通讯表决结果。虽然我们感觉这次胜算较大，但在最后一刻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偏偏好事多磨，我们原来估计有可能提前揭晓表决结果，所以从下午6点一直等到夜里10点，4个小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由于不时要应付从领导到同事们和新闻界的不断询问，也忙得不亦乐乎。本来提前与国际奥委会贝丽乌夫人和阿迪达斯公司总裁达斯勒先生约好，不管是国际奥委会还是阿迪达斯公司，一旦获得通讯表决结果，就立即通过传真通知我们（因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子邮件）。贝利乌夫人原来估计最迟下午4点半（即北京时间晚10点半）通讯结果可揭晓，从北京时间10点半开始，我和许德迁同志寸步不离地守在传真机前，值班室的闹钟一秒一秒的滴答滴答响得令人心烦，颇有点高考开卷前的感觉。我们一直等到夜里12点，贝丽乌夫人和达斯勒先生才几乎同时发来传真告诉我们通讯结果。在89个委员中有81人参加了通讯表决，62人赞成名古屋决议，17人反对，1人弃权，还有一张票被视为无效。我和许德迁同志高兴地呼喊了起来“我们成功了，通过了！”在深夜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我们的喊声在回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7）
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了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中国奥委会以全国性组织的名义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同时我国台湾也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在改旗、改歌和改徽的前提下留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内。
回头去看，这个“奥运模式”是有关各方在若干年里，经过反复探讨、不断摸索、内外交流，在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个“奥运模式”的形成既受惠于诸如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霍英东、霍震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姆扎里以及贝丽乌夫人等一大批国际体育界朋友的推动，更受惠于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与指挥。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思想的雏形，是他“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践。
1979年11月27日下午5点，我们在工人体育场18号看台下大会议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1979年11月28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庆祝茶话会。我们邀请了邓小平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陈锡联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体育界领导及老体育工作者出席。邓颖超同志在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根据宋中同志的安排，我还分别去了著名画家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同志家请他们分别为庆祝恢复我国席位而作了字画。并请他们与肖芬、何岩、袁鹰等著名文化艺术大师一起出席了这个庆祝茶话会。在茶话会上，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国体育界的领导和代表们兴奋地谈起了我国体育的未来。当时谈到的最集中的话题是参加来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邓小平同志仍然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当承担起举办奥运会的义务。”
1979年1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了国家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恢复我国
重返奥运的茶话会，邓颖超副委员长（后左一）发表了讲话（前右二为作者）
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时，就曾提出条件成熟时，中国要举办奥运会。这个话对我们从事国际体育工作的同志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重要的国际体育组织先后按“奥运模式”解决了中国席位问题。许多体育之外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循着“奥运模式”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中国问题。
1983年3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彰为中国体育作出杰出贡献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国家体委3月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授奖庆功大会。国家体委在这个大会上除了对47名运动员和13名教练员进行了表彰之外，还专门向国际司的十名同志颁发了我国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他们是：宋中、何振梁、袁载钧、刘国常、张全德、张清、屠铭德、许德迁、魏纪中、楼大鹏。这个荣誉是对所有以各种形式参与恢复我国在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而不懈工作的同志们的一种表彰。这十位同志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而已。
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茶话会上向世人昭示：“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上了世界体育舞台。”由于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参与，国际体育赛场和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1）
中国体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不仅遭受到“文革”的破坏，使发展势头正旺的群众体育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而且由于国际体坛长期存在由台湾省占据中国席位的不正常现象，使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受到极大阻碍，优秀运动员长期无用武之地。
成功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和与之相关的领域有了较好的发展环境，硬件诸如运动设施、运动器材等，软件诸如体育科学、体育教育、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等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成功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也促使我们加入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工作快马加鞭、更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就我的亲历而言，1982年，在我方相关协会积极支持下，我们先后在印度和中国香港成立了亚洲赛艇联合会和亚洲皮划艇联合会。日本前外相樱内义雄先生和我国代表李甦光同志分别被选为亚洲皮划艇联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国香港的陈伟能先生任秘书长。我参加了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亚划联成立大会。亚洲赛艇联合会是在印度亚运会期间正式成立，亚赛联的主席是印度的辛格将军，我被推选为副主席，当时代表我国与会的是杨和华、苗淑宝二人。1985年，我方积极促成了在中国香港举办第一届亚洲赛艇锦标赛和在日本举办第一届亚洲皮划艇锦标赛。
其他一些没有亚洲组织的运动项目也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成立了相关联合会。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相关体育协会的推动，许多非奥林匹克竞技项目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亚洲组织；并开始在我国举办一些国际和亚洲竞赛活动。如1987年，亚洲国家在马耳他举行的世界潜水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亚洲潜水联合会。我和辛群英同志代表中国与会，我被推选为副主席。1988年，我们还在北京举办了国际蹼泳邀请赛，承担了一个会员应负的义务。
在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最初十年里，虽然当时国家体委两易领导班子；但体育事业后浪推前浪持续前进。先是王猛主任在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中“拨乱反正”，在一线指挥“乒乓外交”和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工作。王猛同志于1981年中离任。接着是李梦华主任，在荣高棠、何振梁、袁伟民、徐寅生等一大批体育精英的支持下，使我国的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恢复和提高。李梦华同志1988年底离任。接着是伍绍祖同志，1988年底从国防科工委调来国家体委担任主任，把中国体育推向更加开放、更国际化的高度。
我个人在此期间也几易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国际体育方面。从1982年中开始，我从原国际综合组织处副处长调任一处担任副处长；和潘志杰同志协助王亦洲同志负责足球、射击、射箭、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帆船、航空运动及模型运动等运动项目和财务司的外事活动。1985年3月，又由王正夫同志和我及宋兆荣同志组成新的一处领导班子。两年后，为准备亚运会，王正夫同志调任亚运会组委会任集资部副部长，我接任一处处长。由于当时各运动队的外语水平尚不如现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懂外语的人就要身兼数职，出国比赛时经常既是领队又是翻译。这也逼着我们接触和学习了许多训练和竞赛组织等方面的知识，为后来我们参与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奠定了体育业务基础。
那些年，我先后率队参加或参与组织了在国内外举行的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射击、射箭、足球、蹼泳、无线电测向等十几个运动项目的上百次比赛。并以不同身份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结交了不少国际朋友，为后来开展申办奥运会的工作做了一些铺垫。
由于国际大学生体联早于国际奥委会解决了我方代表权问题，所以我们较早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参与了国际大学生体联组织的多项赛事和会议。
1977年我国第一次派出66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召开各高层会议之前，我们利用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接触了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当时代表团的团长是蔚继统同志。分管国际会议的副团长是李甦光同志，我和王正夫、王露仙同志陪同他先后拜会了墨西哥的两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时参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际奥委会匈牙利委员蔡纳迪、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克鲁迪尔、罗马尼亚委员西贝尔克以及新西兰委员克劳斯等。他们为恢复我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代表权做了不少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2）
1979年9月，在墨西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
作者（旗手右）率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入场
在竞赛方面我国优秀运动员也初露头角，女子跳水运动员陈肖霞独揽跳板和跳台两枚金牌。史美琴和陈欣各获一枚铜牌。男子跳水运动员李孔政和李宏平亦获铜牌。其他一些运动员也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如余丽桥获女子网球单打第四名，梁伟芬获女子100米蛙泳第七名，我国水球队也先后以大比分战胜英国队和巴西队，等等。虽然许多国家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是业余、半业余选手，但也有许多世界顶尖选手参与较量。对久违多年国际赛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说，能在这个等级的运动会上检验自己的实力，获得好成绩也是一种激励。
1980年由于我国未能派团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对1981年的布加勒斯特第十一届大运会格外重视，派出了由荣高棠同志为团长、陈先等同志为副团长，由203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原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我国优秀运动员大都参加了第十一届大运会。
在运动会开幕前两天，我先陪何振梁同志参加了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表大会。我兼任我国体操队的翻译，因为当时体操项目赛时主要用法语。体操竞技场上运动员们争夺激烈，竞技场下裁判员、官员争吵更激烈。有时为了裁定一个动作，可以吵上半个小时。当时的国际体操裁判界主要还是前苏联、东欧集团把持。虽然我队当时派出的国手如李月久、李宁、李小平等技术水平相当高，高新动作多、难度大。但仍被场上欧洲裁判压分压得令人不能接受。我单枪匹马与众国际裁判争论；争得口干舌燥。好在有时何振梁同志不顾自己司长的身份，下场地来与我一起和对方理论；争回了正当的权益。最终我国男队获五枚金牌，创造了当时中国体操史上最辉煌的成绩，占整个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金牌总数的一半。
除了体操外，我国田径队的跳跃项目、女排、跳水、女篮等也都有上乘的表现。最后我团以10金、6银和5铜的成绩位于苏、罗、美之后，排在该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榜的第4位。我们心里明白，大运会是个业余与专业选手混合比赛的运动会，竞技水平是无法与奥运会相比的，但参加这种水平的比赛对提高我运动员的自信力有益处。
在1993年我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我们不但每年在国内举办越来越多的奥运项目的比赛，而且还承办了许多非奥运项目的比赛。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我们举办了跳伞、航空模型和船海模型等许多非奥运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并史无前例地于1987年举办了有17架小型飞机54名驾驶员参加的巴黎至北京飞机拉力赛。
1985年7—8月间，我们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四个城市举办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比赛——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等七人代表团在华停留17天，参加了柯达杯世锦赛的全过程。那也是我第三次接待阿维兰热主席访华。
1985年，作者（左）与国家体委路金栋副主任和国际航海模型
联合会主席参观世界金牌船模
1985年7月26日下午，我陪徐寅生副主任到机场迎接阿维兰热一行。他一下飞机就感慨地说：“足球起源于中国，今年又回到了中国！中国在重返国际足联仅仅五年后，就能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世界比赛，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足球的热爱和中国足球界的组织水平。”我陪阿维兰热主席一行先后到上海、天津、大连等赛区观看了比赛，并参观了古都西安。阿对各地体育的发展印象深刻。出于对足球的喜爱，不少领导人提出希望了解在中国办世界杯的可行性。国家体委一领导在一次宴请时问阿维兰热主席：“你认为2002年在中国举办足球世界杯如何？”阿答道：“中国还是首先把这次比赛办好，取得经验，创造一种将来举办世界杯的氛围。”他似乎觉得中国现在就考虑申办足球世界杯还早了点。
正是在这次比赛期间，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收看了几场柯达杯足球赛的实况转播，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天委托当时的###副总理向阿维兰热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并发表了他关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著名谈话。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3）
1985年8月12日晚餐后，我陪同阿维兰热主席在柯达杯决赛开始前20分钟抵达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他在主席台上看到八万人体育场内熙熙攘攘，十分高兴。我想当然地认为，###同志会在看比赛时转达小平同志讲话，就提前将身上揣的中、法文稿放到了主席台我的席位前桌内。###同志提前10分钟抵达了主席台小休息室，阿得知后也赶往小休息室，我就忘了带小平同志讲话的法文翻译稿件。当###同志与阿维兰热等一行问候过后，就开始正式转达小平同志的讲话。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满屋都是大领导，又来不及派人出去拿，好在给国际足联副主席卡万先生（英国人）当翻译的张吉龙同志带来了中、英文稿，我急忙借过来中文稿，尽力将法文译得准确些，但仍然后悔没把法文稿带在身上。因为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后来证明是对中国足球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一次讲话，对我国竞技体育的三线建设也是一次纲领性的谈话，应当字斟句酌。而我的现场口译自然不如事先准备的文字稿那么准确和考究。在场的何振梁同志下来就批评了我工作的粗心，我至今记忆犹新。外事无小事，后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教育我身边的年轻人。
1985年7月，###副总理向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介绍
邓小平关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讲话，作者（中）时任翻译
当我们来到主席台后，我把法文稿给了阿维兰热主席并解释说，邓的谈话以这篇文字稿为准。
小平同志关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看到各个队无论在技术方面、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他们踢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国际足联把这次世界锦标赛安排在中国举办，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帮助。要感谢你们。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及其他领导人的眼光看得远，从青少年抓起，举办这类的世界锦标赛，是个很好的创举。”
阿维兰热主席十分高兴地对我说：“邓对足球这么关心，中国足球有希望。可考虑派些青少年到巴西或阿根廷的足球学校去学习。”后来，中国足协落实了他老人家的这个建议。我国竞技体育界也从小平同志的讲话中悟出：各运动项目要想持续发展，有所作为，必须建立实力雄厚的青少年队伍，必须从娃娃抓起。从此，三线队伍建设受到了中国体育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不少运动项目引进了一批国外强项的教练、专家来华讲学或执教，促进了国际技术的交流。有些在我国新开展的运动项目在短时间内有了较明显的进步。如我国的赛艇女运动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首次获得银牌和铜牌，我国女子帆板运动员张小冬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勇夺银牌。除了我国教练、运动员的努力外，这些成绩也受惠于国际交流的加强。
中国体育代表团后来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以16枚金牌合计5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排名第4位，跃居第二集团的前列，显示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但已经复苏，而且进步势头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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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走向奥运（1）
1979年名古屋会议推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后，台湾当局和台北奥委会内的部分领导不愿接受这个决议，并于当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地方法院提出申诉和指控。他们想“借法律力量推翻国际奥委会的通讯表决”，控告国际奥委会违反自己的章程。我们在得知此消息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并直接与国际奥委会交涉。洛桑地方法院在1980年初两度驳回了台湾方面的起诉。
在台方死硬派无计可施之后，力主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权利的台方现实派领导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接近或基本符合名古屋决议的解决旗、歌、徽的方案。直到1981年初才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最终方案。
关于台方用“旗”的方案是我们内部讨论最激烈的方案。中国台北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供的旗样是现在他们使用的白底、梅花加国民党党徽和奥林匹克五环会旗，但花内是大红底。经我们认真研究，最终大家还是达成了一致，并争得了大多数相关部门的赞同。最后方案除了花内颜色由红底变白底外，我们同意了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建议。当我们的请示报到邓小平同志处后，小平同志于1981年3月19日批示：“可以同意体委意见。”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对台方使用旗、徽的事，还是歌的问题，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萨马兰奇（1980年7月当选）都与我方保持“热线”联系。
当时负责我们国际组织工作的司领导是何振梁同志。宋中同志由于操劳过度，1980年患了脑血栓，在医院恢复了半年多。后来又多次住院治疗，再没有正常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实际领导工作，1985年离休。四年后1989年9月21日这位早年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文革”中到国家体委参加军管，后来将全部精力注入到国际体育工作中的领导同志因病去世。
萨马兰奇主席很敬佩和借重何振梁同志的能力与经验。我在国际奥委会的朋友，特别是担任过执委的朋友，不少人对我说过，萨马兰奇在重大问题拍板前，往往都要咨询一下何振梁同志的意见。当萨马兰奇了解到我方原则同意台方关于“名称、旗、歌、徽”的态度后，十分高兴。他于1981年3月23日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与当时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先生签订了有关协议。这份协议原件之一就陈列在台北市朱仑街20号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大会议室中。2006年我第三次访台北时，蔡辰威主席还专门请我去看了这个文件的原件，并就此谈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协议“主要是为台湾的运动员着想”。
1980年2月，中国在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首次派团参加了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奥会。当时，我国的冰雪运动项目尚未完全起步，所以那届冬奥会是以参与和学习为主。
解决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海峡两岸问题，就是为了使两岸运动员都能参加重大国际比赛。但由于国际政治问题，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把原计划于1980年参加夏季奥运会的想法推迟了整整四年才实现。
名古屋决议的通讯表决是1979年11月26日通过的，当时我们兴奋不已。但仅仅过了一个月，12月27日，苏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参加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的工作团队也都为苏联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和愕然。因为当时根据莫斯科奥组委的第26号通报，我方已将报名参加的十五个运动项目的粗略人数告知苏方；已向苏方提供了我国旗、国歌样本；已指派我驻苏使馆二秘为中国奥委会联络员；已告知苏方我团的赛前训练要求；等等。对有关奥运会资格赛，我方也分别与国际游联、国际箭联、国际手球联合会等进行了交涉，并征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同意。因我方刚刚解决代表权问题，所以需相应国际单项体联对我方参加资格赛作出安排。对内，更是做了大量工作，许多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已经等了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参加奥运会了，当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980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要求推迟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或易地举行，并向世界各国首脑发函，希获支持。1月25日，王猛主任等听取我们汇报。荣高棠、徐寅生、黄中、路金栋、陈先和宋中同志等都参加了讨论。王猛同志最后拍板，他认为苏联不会在短期内撤兵，美国卡特总统也不会只说大话、放空炮，而想把莫斯科奥运会推迟或易地举行时间来不及也不可能。他说：“苏联侵略阿富汗一是不正义的，二是对中国边境的威胁，最好的办法是不去。”但王猛主任仍留有余地地交代我们，“当然参加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还要做好，但拖一下再表态。要认真研究形势，你们要及时向我们提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
蹒跚走向奥运（2）
当时，我们从多种渠道获悉，许多国家政府和本国奥委会对是否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态度也不尽一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政府均表示抵制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但美、英的国家奥委会却公开表示要派队参加。美国奥委会理事、普林斯顿大学行政校长、蒙特利尔奥运会赛艇铜牌获得者阿尼塔？德？弗兰茨女士还为此事向美国法院起诉卡特总统，指责他违背奥林匹克宪章。但在本国政府的劝说下，美国和英国等奥委会最终还是采取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态度。一些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等也站到了美国一边。
国际奥委会极力反对“政治干预体育”，不管是基拉宁主席，还是即将参与竞选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以及执行主任贝丽乌夫人等都态度鲜明地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经过我们慎重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中国奥委会还是从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反对侵略，维护正义出发，决定不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并于1980年4月发表了声明。
同时，为了使我国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得到锻炼，中国奥委会经多方联系，确定在奥运会前后参与在美国和欧洲举行的替代国际比赛。到1980年1月底，已确定了十八项二十三次国际比赛作为替代赛事。
后来，第22届奥运会如期在莫斯科举行，88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派团参加，抵制的国家达65个。这届奥运会成了一届不完全的奥运会。
四年后，1984年，为了报复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为，苏联、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赴美没有安全保证为由而刮起了抵制风。
虽然萨马兰奇主席四处游说，仍有十多个国家坚决抵制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特别是体育强国苏联、民主德国和古巴等国运动员的缺席，大大降低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竞赛水平。
经过多年的等待，1984年7月，中国运动员终于重返夏季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国运动员在五星红旗下健步入场时，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起立欢呼。22年后，在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同志会见原洛杉矶奥组委主席、现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德？尤伯罗斯先生时，尤伯罗斯先生问了刘淇同志一个问题。他问道：“你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会受到当地人民那么热烈的欢迎吗？”刘淇主席笑了笑，以问代答道：“因为中国是时隔多年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吧？”尤伯罗斯说：“对，也不全对，美国人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强大代表团当然会感到高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从内心感谢中国，感谢中国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所以，他们又是鼓掌，又是欢呼。”我们在场参加会见的中、美人士均会心地笑了起来。
后来，为了防止以任何理由抵制奥运会的现象再次发生，国际奥委会通过了相应规定，才保证最近二十多年来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节节攀升。但政治影响奥运会的隐患并未根本铲除。
正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首枚金牌。从此，中国和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彼得？尤伯罗斯先生在商业赞助奥运会方面开了先河。他使奥运会史无前例地扭亏为盈，把奥运会从像被人推来推去的排球变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
如果说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由于65个国家的缺席而不完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由于苏联、民主德国、古巴等体育强国的缺席而大失水准。那么，1988年汉城奥运会则成了世界体育强国较劲的擂台。苏联、民主德国一鼓作气，再振雄风，分别以55枚和37枚金牌，132枚和102枚奖牌荣登金牌、奖牌榜前两名。在苏联、民主德国缺席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稳坐老大的美国，在汉城奥运会上只得了个“小三”，而韩国则挟东道主之利跃进到第4位。
第二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金牌数排到了第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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