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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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嵋蟆昂Ｏ苛桨丁本源司鲆椴莅副砻魈仁保ㄍ宸矫媪⒓幢硎玖恕凹峋龇炊浴保⒎⒍滋ㄎ蔽Чセ飨Ｌㄍ宸矫娴淖龇づ嘶簦炊偈顾戮鲂囊诘蹦�10月名古屋执委会上解决问题。
决战名古屋（1）
1979年10月23日至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我国席位的决议案。为了开展会前工作，由秘书长宋中率领由我和屠铭德、蔡季舟同志为团员的中国奥委会代表团于10月19日启程赴名古屋。我和屠铭德、蔡季舟同志除了分别担任法、英、日语翻译外，还作了详细分工。
我们搭乘的中国民航飞机经上海一路东行，倒还顺利。但我们快抵达东京时，飞机突然振动，猛起猛落。机上100多人大多数是美国的老年乘客，不少人惊叫，还有人在念念有词，不停在胸前画十字，脸色苍白。我下意识地望着窗外，大风夹着雨点敲打着机窗。直到临近着陆，飞机仍然东摇西摆，跌跌撞撞。不少人呕吐了起来。当飞机贴近跑道时，几乎所有人都把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只听见“轰、轰、轰”三声起落架撞地的巨响，飞机硬是来了个“三级跳”。先是飞机的左前轮单独着地，接着是右前轮单独着地，最后是三个轮子都着了地，滑行起来。机舱里顿时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不少人耸肩膀、摇头，又笑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赶在1979年第20号台风在东京登陆过后抵达东京机场的。本来日方是坚决不同意降落，经中方地面站和机长多次交涉，日方才勉强同意着陆。好在该机飞行员是101期的高手，技术好，我们算是平安着陆。但由于台风影响，飞机舱门不敢打开，怕飞机被大风兜翻。所以飞机在机场被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避风处让我们下机。这次出师算是有惊无险。
后来听说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也乘另一架飞机与我们同时抵达东京，但由于降落风险大，而不得不改降在附近风小的机场。
从下机开始，宋中秘书长就成了几十家日本媒体追逐的中心人物。日本奥委会的清川正二、村冈久平，日本体协的伊藤公、森本哲夫和名古屋市代表等二十多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才避开了媒体的围追堵截。
当晚我们在东京下榻新大谷饭店，晚9—11点我们出席了国际奥委会日本委员竹田恒德亲王的宴请并了解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的一些情况。
从1979年10月20日起到29日返京，日本朋友的热情加上我们做工作的需要，每天包括早餐在内的一日三餐，几乎顿顿是公关应酬。再加上我驻日外交人员和华侨华人的好客，使我们有点应酬不暇。
以下是我们10月20一天的日程安排，由此可见一斑。
8：00团内4人研究工作并进早餐。
9：00公使吴曙东夫妇看望宋中秘书长。
10：00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清川正二与我们交流情况。
12：00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土吾夫会长宴请。
14：00宋中举行记者招待会（10个通讯社30名左右记者）
16：00宋中分别接受共同社宫川毅、路透社电话采访。
17：00会见日本登山协会负责人等。
18：00会见日本体协饭前先生、会见日本奥委会主席柴田先生等。
晚上（时间待定）参加日体协和日奥委会宴请。竹田亲王、我使馆人员参加。
22：00内部研究工作会。
1979年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们一大早离开东京乘###赶往名古屋市。在名古屋火车站受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藤钾二一家和爱知工业大学几百名学生的夹道欢迎，我们感受到了后藤一家和当地日本青年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一抵达名古屋，草草用了午餐，宋中秘书长就带我们一行去了记者招待会现场。当时国内有关方面对记者招待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少人唯恐言多易失，犯政治错误。而宋中秘书长却有不同的看法，谈到言多易失时他总是拖着他那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跟记者还是要说，我们不宣传，人家怎么了解我们。不能怕说错了就不开口，那是因噎废食。要学会跟记者交朋友。”现场大多数记者都是日本人，新华社也有两名记者出席。宋中秘书长介绍了我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记者们随后发问。问题的重心还是围绕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能否保证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等，没有太刁钻的问题。
在名古屋市，我们和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们均下榻名古屋城堡饭店。饭店位于名古屋城堡的西侧，风景十分优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均住在九层，我们在六层，台湾同胞代表在四层。这是日本东道主的精心安排，避免我们住同一层造成的“不便”。因为当时台湾方面宣传我们仍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决战名古屋（2）
1979年10月，中国奥委会代表团拜访日本友人后藤淳家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们随宋中秘书长去拜访后藤钾二先生家，看望了后藤钾二先生的夫人及全家。宋中秘书长和后藤钾二老先生均是中日乒乓球交往的推动者，也是1971年在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开始的中美乒乓外交的见证人。他们曾结下深厚友谊。可惜后藤钾二老先生当时已仙逝，未能与我们分享恢复我席位的欢乐。宋中秘书长把在国内请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苏州费新我老先生创作的字画“子孙百代，友谊恒长”送给了老夫人。以表达对后藤钾二家人的敬意。我们在日本，特别是在名古屋逗留期间，得到了后藤一家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的代表小佃佑右先生从我们一踏上日本国土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一直到把我们送上返国的飞机，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一抵达名古屋市，我就与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建立了“热线联系”，先是了解执委们的抵达情况。当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组成除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爱尔兰）之外，我记得的还有萨马兰奇（西班牙）、姆扎里（突尼斯）、博蒙（法国）、斯米尔诺夫（苏联）、清川正二（日本）、沃拉尔（加拿大）、西贝尔科（罗马尼亚）、克劳斯（新西兰）和吉朗杜（象牙海岸）（现中文译名为科特迪瓦）等。到1979年10月21日晚，知道支持我方立场的姆扎里和法国的博蒙伯爵均因国内事务缠身而不能前来与会。我受命于当日夜12点与北京通了电话，告知国内二人缺席情况，请国内与他们联系，希望他们将自己支持恢复我国席位的立场迅速告知在名古屋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当晚，我们的台湾朋友也没有闲着。他们的代表分两批抵达名古屋。第一批由丁善理先生、徐享先生带队，早于我们抵达名古屋。但据日本朋友说，他们活动并不多。第二批由时任台湾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带队，1979年10月21日晚才抵达名古屋。与沈先生同来的成员是杨传广、纪政等大名鼎鼎的奥运奖牌选手，还有专程从东京赶来的辜宽敏为他们当日语翻译。沈先生一行一到名古屋，就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由纪政女士唱主角。她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应该让讲英语的记者感到满意。我国新华社记者刘文玉和小张也前往参加。我在会间曾进去坐了一会儿，看了看会场反应，由于在座的大部分是当地记者，能真听懂英语的似乎并不多，主要听辜宽敏的翻译。我回来向宋中秘书长介绍了台方记者招待会情况。
当夜，宋中秘书长又召集我们一行四人研究了工作，听日本朋友通报了情况，约定了第二天的工作日程，直到夜里两点才得以休息。
1979年10月22日是星期一，早餐时我再度与贝丽乌夫人确认会见时间。直到近11点她才抽时间与宋中秘书长晤谈，我和屠铭德一起参加。贝夫人表达的观点十分明确，宋中感到很满意。因为她向我们转达的基拉宁主席的观点和决议草案的基本内容，符合国内批准的精神。同时她还告诉我们，突尼斯的姆扎里先生发来了传真，旗帜鲜明地支持执委会的会议内容。但法国的博蒙先生却未回复。
中午12点30分，我们又按事前的约定去拜访了当时唯一一名来自黑非洲的执委、象牙海岸的吉朗杜先生。虽然当时我国与象牙海岸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但吉朗杜先生却很有正义感。由于他是位大使级高级外交官，讲话很有条理，也十分礼貌。他明确向我们表示：“支持恢复八亿中国人民参加奥运会的权利是我的职责，台湾应该改变名称和旗帜，不应成为障碍。”他的态度如此鲜明，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很是兴奋。但由于当时我国尚未与象牙海岸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希望他在执委会期间能有同样的态度。
下午，忙坏了蔡季舟同志。我们陪宋中秘书长先后拜访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他又要联络日方各界又要当翻译，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名古屋市与南京市是姊妹城市，又由于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始于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再加上对华友好的后藤钾二、石腾淳一家在当地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为我们在名古屋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特别是日本体育界和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都看到了台湾问题的实质，希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能创造出一个让台湾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奥运会的新模式来。 。 想看书来
决战名古屋（3）
晚上，台湾方面丁善理先生正式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但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倒是日本朋友传来了杨传广先生的岳父希望回大陆看看的话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杨传广是第一个在奥运会（1960，罗马）获得奖牌（银牌）的中国人，1954年第一届亚运会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被誉为“亚洲铁人”。如我们能为加强两岸体育界的交流做些工作，何乐而不为？
日本朋友的盛情实在难以推卸，晚上应朝日新闻电视台专务董事三浦先生之邀去吃日餐，自然又互通了些信息。宋中秘书长十分重视做新闻媒体的工作，在日本期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见记者和电视媒体的。正是由于他对媒体的积极态度，那几天，日本的电视台和报纸一直在播放和刊载我们活动的消息，而且态度都比较积极正面。可以说，日本当地的媒体在为恢复我国奥运会席位鸣锣开道。
我们深知，不管各界舆论多么热闹，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国际奥委会。1979年10月23日星期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开会。在当天的会议前后，宋中秘书长分别会见了萨马兰奇和西贝尔科先生。他们两人均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新情况，并分析了通过执委会决议的可能性。其实，在前一天晚上，西贝尔科先生就与宋中谈了很多话题，当时由于我要整理台方22日记者招待会的情况而未能参加谈话。后来据宋中同志告知，西向我方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我从贝丽乌夫人处了解到，执委会24日下午才讨论中国问题。我们四人未雨绸缪，先行研究了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准备了几套方案。大家详细讨论了通过第一方案后的表态中文稿，并分头翻译出英、法、日文稿。
那两天，新华社记者老刘和小张与台方沈君山先生有些接触。我们了解到沈先生的工作重点是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的权利。我知道沈先生下得一手好围棋，打得一手好桥牌。他提出要和我们谈谈相关问题并要下围棋。宋中同志认为他们的观点我们已清楚，暂不谈，待决议通过后再谈，以了解台方的新动向。
1979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认真讨论了恢复我国奥委会席位问题。据与会的执委朋友告知，会上绝大多数执委观点一致，只有新西兰的克劳斯发难。他以维护国际奥委会宪章为由，在责令台方改名、改旗、改歌等问题设置了许多障碍，企图为台方保住一些带有“国家”色彩的权利。但基拉宁主席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等执委力主通过业经我们首肯的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天没有作出结论。
当晚，贝丽乌夫人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和屠铭德同志前去听会。由于会议没有对中国问题作出决定，所以当有记者就此发问时，她只是简单地说“会议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原定如果这天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我将在会后直奔大阪总领馆，向国内报告消息。因为当时名古屋并没有我国领事馆，而向国内报告消息必须使用内部电话，最近的总领事馆在大阪。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中国重返奥运的决议。
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吉拉宁（左一）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左二）
向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表示祝贺
1979年10月25日，上午继续开会。据说新西兰执委克劳斯在某些环节上已开始作出妥协，但仍在旗、歌问题上进行纠缠。基拉宁主席则明确建议，台方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旗、歌最方便。执委们在细节问题上发表了各种意见。从会场传出来的信息使人感到执委会的讨论有点“超民主”。一早，宋中决定让屠铭德着手准备这次会议总结，让我准备写一篇公开报道，准备送中国体育报发表。当会议尚在进行中，宋中秘书长又指示我，带上新华社记者小张先期赴大阪总领馆，到那里等名古屋会议消息，通过内线直接报国内，以保证让国内在第一时间了解会议结果。
我们二人乘###，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关西重镇。我在总领馆碰到了在那里工作的老同学吴丛勇夫妇，当他们得知我们的任务时，十分兴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我先与国内联系并向总领事等汇报了前期主要工作和我们对会议结果的估计。不久，下午4点多钟，屠铭德同志从名古屋打来电话，用暗号告诉我，决议已通过，如我方所愿。我心中自然一块大石头落地，高兴之余，急忙向国内通报了会议结果，然后速返名古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4）
当我们抵达名古屋时，贝丽乌夫人已向新闻界公布了会议结果。经过执委会一天半的认真讨论，克劳斯先生看到大势已去，在最后时刻，他一一撤回了自己的提案。
最后执委会一致通过了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案，并决定当日将决议案寄送国际奥委会各委员，请他们在一个月内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将自己的态度反馈给国家奥委会。决议案由法、英两种文字写成，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
（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自从1958年我们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后，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问题一拖就是21年。21年来国际体育界一直维持着由中国的一个省代表整个中国的不正常局面。应该说，这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奥运会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我国几代体育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海峡两岸工作者为使全中国的运动员都有权参加包括奥运会在内的重大国际体育比赛而作出的合理妥协的产物，也是国际体育界的朋友们不懈努力的结晶。这一模式开启了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体育舞台的新时代。
1979年10月25日晚，我们参加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执委会成员们举行的招待晚宴。由于会议决议已公开，例行的告别晚宴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庆祝晚宴。宴会规模相当大，摆了二十多桌。日本当地名流请来不少，十分热闹。我们一行反客为主，找国际奥委会、日本体育界、新闻界朋友一一碰杯，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晚宴后，近10点钟，后藤淳先生、村冈久平先生和小田先生等又来到宋中同志房间。看我们几个都在，他们打开专程带来的日本清酒与我们一起小范围庆祝，一直畅谈到后半夜才离去。
1979年10月26日，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先后参观了后藤淳先生的爱知工业大学和爱知电气工业学校。中午应爱世克斯体育用品商老板之邀共进午餐。下午拜访了中日新闻社。
受宋中同志委托，由新华社刘文玉同志牵线和陪同，我在饭店内一个十分僻静的小房间内会见了中国台北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沈君山生于1932年，比我年长13岁。他是桥牌和围棋高手，也是台湾当局的政治谋士。他当时与连战、钱复、陈履安一起被台湾民间称为“四大公子”，是台湾有影响的人物。与之交谈，我自然不敢懈怠。我主要是听沈先生的表述。他告诉我们，今天台湾所有代表都回去了，名古屋只剩他一人。他想与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理台湾体育界用旗的问题。
从下午4点半我们一直谈到5点半，刘文玉同志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回答得很谨慎。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请宋中秘书长亲自与沈先生见见，待我上楼叫来宋中后，沈先生又把我们谈话的要点向宋中同志做了概述。宋中自然按我们的原则立场向他做了说明，关于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我们将积极配合国际奥委会进行妥善处理。沈先生的主要出发点还是希望能使台湾运动员顺利参加国际比赛，而不能因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而断送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相对于台湾政界领导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沈先生的想法更实际得多。
23年后，我又与沈君山先生和中华台北田径协会理事长纪政女士在北京相约而遇。我们一起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均感慨不已！
后来，沈君山先生在他的《浮生后记》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十多页详细描写了我们在北京见面时的对话。由于篇幅较长，这里我选择部分对话转载于此：
时间：2003年7月28日上午11时
地点：北京2008奥运会筹备委员会
对话人：沈君山、张清、纪政
张：欢迎你来北京。名古屋一别二十四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决战名古屋（5）
沈：是很久了，听说宋中先生已经过世了。
张：是的，宋中先生那时调来奥委会做秘书长，负责加入国际奥委会的事，已经交涉了很久，去名古屋要得个结果。听说你愿意出面，但不太清楚你的身份。那时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搞不好就戴个帽子，和特务分子来往。当时新华社记者也知道，我请他来旁听，宋中让我负责和你谈，后来主要就是咱们两个人谈的。我那时只有34岁。
沈：我47岁。
张：那是你少壮最红火的时候，看了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谈问题也很快直接切入主题。实际上，和你们一起参与奥运会是“一国两制”的一种实验，是邓小平亲自批的。
沈：我当时担任奥委会顾问，只是给###（时任台湾地区“外交部长”）和孙运璇（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长”）提些意见。和国际奥委会的交涉是由丁善理、徐亨等人在办。纪政还上过国际法庭和你们打过官司。
纪：那是代表田径协会，告的也是国际田径总会。
沈：那也是整个交涉的一部分。我1979年以前参与的交涉局限于学术界。当时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贼不两立”。对不起，把你们当贼，哈哈。具体规定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文告后，我感到你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后来7月间天文学会的交涉，更得到证明，就把这些看法给上面说了。
从八、九月起，他们就让我加入台湾的谈判队伍，但基本上是独立行事。来名古屋之前，我和###说，中共现在是汉贼可两立了，而且他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会籍问题得快点解决，快点解决对我们有利。
后来我们和更高层的领导谈了，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又得到默许可以见机行事。所以到名古屋，我就直接来找你们谈了。如按公开政策，是不能和你们直接谈的。所以不能被别人，尤其不能被记者看见。
那时我们住在三楼，记者多住在四楼，你们住在七楼。总之中间隔了几层楼，不能坐电梯，电梯会碰到人，只有走楼梯，还好你们住七楼，如住在十七楼就麻烦了。
张：当时听说你要来，我们都有点意外。宋中拍板，由我先见你。如必要，再由他出面和你谈。我记得约定的时间一到，你敲敲门就进来了。
沈：对，我很少那么准时的。
张：主要就咱们两个谈。
沈：当时我们判断你们的底线是三点：
1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最重要的是在奥委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台湾要让它进来，不进来就会跑掉了。
这是邓先生的意思，是1979年初才定的，是不是？
张：7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大部分比赛都由你们代表中国，你们在里面我们就不进来，也就是只要有台湾参加的，我们都不参加。后来觉得不对，1979年起就改了。
沈：是叶剑英的元旦讲话形成了基本政策的改变？
张：那也不是叶剑英委员长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议由叶出面来说。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开始。
沈：“一国两制”的词，1983年大陆才说呀！
张：但意思那时就产生了。要有个实践过程，奥委会就是第一个例子。在那个讲话之后，我们觉得对台湾那样搞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要变。
沈：我记得当时争的是NOC这个词儿。国际奥委会的会员都是NOC。台湾原来也是，假若大陆进来，两个NOC，不就是###吗？
张：我们有些部门也这么说。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这是底线，是原则，不能变。但具体解决办法总可以商量。
沈：我们也知道这是症结。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给上边说，在许多学术团体，也常出现Country、Nation等名词，但后来都注明，是泛指有独立学术活动的地区，并无政治意义。后来丁善理他们和国际奥委会交涉，国际奥委会说同意加注说明，但大陆最初还是不同意，说Nation就是国家，会引起误解，最后还是邓先生拍板的？
张：对，我们内部辩论得也很厉害，最后是小平同志拍的板。香港奥委会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则。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
沈：后来双方同意，两边同时以NOC参加国际奥委会。旗帜的问题比较麻烦，不能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那时你们建议用党旗。
决战名古屋（6）
张：我们的意思是可以接受党旗。
沈：国民党里有些人说可以用党旗。我说不能用，因为随时可以换执政党，那怎么办？而且，中共用五星国旗，我们用党旗不就矮了一截？所以后来就设计了梅花旗。参加奥林匹克有三种旗：国旗、会旗、队旗。大多数三种旗都一样，只有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那时有个七人小组，由政府高层人士组成，我虽然不是正式成员，也去开过两次会，他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非政府的独立人士。去名古屋的谈判队伍有七八个人，我是正式成员，包括杨传广，纪政是我们拉她去的。但和你们直接谈，只有在台湾的两三个人知道，后来我也没说。直到两个月前，纪政碰到你，回来告诉我你问起，才回想起来。
最后问题在名字上，你们坚持Republic of China和ROC都不能出现，我记得宋中只说了一句“1949年后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了”。只用台湾，我们政府也不愿意，你们似乎未置可否。
张：那是你们没有提，要提的话，后边就得加个China。
沈：对了，Taiwan，China中间一定要加个逗点。第一次谈完后有十几个可能的名字，各种Taiwan、Taipei、China、Chinese的排列组合都有。
第二次谈完还有四个：China Taipei、China Taiwan、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wan。我是觉得Chinese Taiwan最好，因为China有国家政府的概念，Chinese代表中国人、中华民族。台湾的运动员本来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的代表。但最初你们一定要China，台北的官员要Taipei，说Taiwan有###的味道。最后你们接受了Chinese，至于Taiwan或Taipei由我们挑。最后国际奥委会就用了Chinese Taipei。这就是奥运模式的由来。
很快，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倒是想知道你们最后是怎么接受Chinese的？
张：我们在奥委会内部讨论也觉得China是特定的名词，Chinese比较宽泛，比较适合。台湾有台湾的解释，大陆有大陆的解释，只要双方都能向各自的政府作说明，是中性的，比较容易。不能不给台湾留口气。
其实当时邓小平只是说香港必须回来，包括台湾也是。不过，港澳是第一步，因为“台湾块头大”——这是毛主席的话。事实上，小平临终时说过，台湾除了名字不能再叫中华民国之外，其他的事都好商量。但对外还是一家，不能说兄弟俩分家。
沈：Chinese Taipei的中文翻译始终都没搞清楚。
张：现在我们中国奥委会用的都是中华台北，在我们奥委会能控制的范围内，如开幕式、闭幕式、秩序册等都用中华台北。
沈：但别的方面还没弄清楚。
张：别的方面我们奥委会管不着。
在我们的对话中沈先生还回忆了他和清华大学的友谊，由于篇幅关系我就不引用了。
1979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一行出席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庆祝名古屋决议和欢迎以郑敏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而举行的晚宴。许绍发教练和郭跃华、张德英、倪夏莲等乒乓球运动员都参加了庆祝晚宴。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其他许多要人和乒乓球界及后藤一家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晚宴。中日朋友欢聚一堂，十分热闹。
随后两天我们在东京分别参加了“读卖新闻”社长正力亨、日本体育界老前辈城户先生、日本棒球杂志社、日本田协主席青木半治的宴请，并参加了日本体协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的招待会。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还分别拜会了我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日本奥委会前会长田佃政治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岛健藏夫人。
1979年10月29日我们告别日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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