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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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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已经开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一个春天里，约翰·肯尼迪向全世界发表演说，宣布人类开始了征服月球的挑战。事情仅仅隔了９年，阿波罗１１号就载着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可尔·柯林斯中校、埃德温·奥尔德林上校于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６日发射升空。５天之后的７月２１日，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３点５６分，阿姆斯特朗从鹰号登月车上走下来，登上了月球：“我当时真正地感觉到，从视觉上感觉到，月球确实是一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圆盘。看上去几乎让人感到，月球正在向我们展示它的圆满，展示它与地球相似的形状以示欢迎呢！我当时确信，她会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它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着第一批客人……”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８日，另一位美国总统——擅吹萨克斯的克林顿先生同他的前辈总统一样，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向艾滋病发起挑战。克林顿反复强调，这是与当年征服月球的挑战一样对人类具有深远意义的挑战！ 这次挑战的具体目标是：１０年内在美国制造出抗艾滋病的疫苗。 自１９８１年６月５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次用４６行文字向全世界宣告最早发现艾滋病这种新的传染疾病以来，人类已经与艾滋恶魔抗争了２０多年了。２０多年里，有成功，有喜悦，但是更多的却是无休止的烦恼和接踵而至的失败。 在征服艾滋病恶魔的漫漫征途中，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极为稀罕极为珍贵的成功与喜悦—— １９８３年：艾滋病病毒分离成功。 艾滋病病毒分离成功是在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两年后完成的。１９８６年，国际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分类学会将这一病毒统一命名为——ＨＩＶ。 １９８４年：早期ＨＩＶ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重大突破之一就是发现ＨＩＶ首先要与人体细胞表面受体ＣＤ４分子相互作用，ＨＩＶ的核酸（ＲＮＡ）才能穿过人体细胞膜进入细胞。后又发现其他一些帮助ＨＩＶ进入人体细胞的辅助受体。这些基础研究和突破阐明了ＨＩＶ的致病机制和流行规律，为今后研究免疫重建和阻断手段包括治疗药物和治疗性药物的研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９８５年：第一个艾滋病诊断试剂药盒问世。 我们知道，ＨＩＶ抗体一般在感染后４周逐渐出现，可延至终身，是人类感染的重要指标。最早用于检测ＨＩＶ抗体的方法是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酶联免疫吸附实验（ＥＬＩＳＡ）和免疫印迹法（ＷＢ）。这种新型试剂盒的诞生使确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上ＨＩＶ有了依据，尤其在控制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对献血人员献血前进行筛选，可以保证用血安全。现在，试剂盒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已大为改进。ＥＬＩＳＡ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其敏感度几乎１００％，特异度也在９９．７％以上。在方法学上，不但检测血液，也可以检测唾液和尿液，有常规的方法也有快速的方法，可以一滴血一分钟即出现反应。 １９８６年：第一种艾滋病药物问世。 在认识到逆转录病毒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因以后，研究人员立即着手对终止病毒的复制周期进行研究。在体外研究证明了第一个药物ＡＺＴ具有抑制逆转录酶作用之后，立即进行临床评价，并证明它能有效地阻止发病。虽然后来发现单独长期使用会导致严重的副反应，也不能延长ＨＩＶ感染者生存时间和延缓发病时间，容易发生耐药情况，但它为后来大规模研制和评估各种抗病毒药物打开了治疗大门。 １９８８年：确定世界艾滋病日。 短短６年半时间，艾滋病已蔓延到１２３个国家和地区，从５例病例发展到６万病例。为了减缓艾滋病流行的速度，推动全球与艾滋病作斗争，１９８８年１月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在伦敦召开了由各国卫生部长参加的世界卫生大会。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确定一个全世界共同行动的日子，以形成全球范围内控制艾滋病的声势，并决定将每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并相约在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宣传活动，而每一年的活动都有一个主题，１９８８年的主题是：全球共讨，征服有期！ １９８９年：开始研究艾滋病疫苗。 随着单个抗病毒药的深入研究——早期多数研究是以猴免疫缺陷病毒（ＳＩＶ）在灵长类动物中进行——十余年来先后对灭活的全病毒疫苗、活载体疫苗和ＤＮＡ疫苗进行研究。其中ＧＰ１２０蛋白类疫苗在泰国正在进行人体第三期临床试验。迄今，有关研究疫苗的动物模型的评估的方法相继确立，但由于ＨＩＶ变异性很大，技术难度比以往任何一种疫苗要高，因此，要真正成为人类常规疫苗还需要一段时间。 同年，在我国云南边境瑞丽地区成批吸毒者中检查出ＨＩＶ感染者，共报告１４６例，这标志着我国原以国外传入为主的局面已经改变。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成立。 这一年，全世界都发现，艾滋病流行已经不仅仅是卫生和健康问题，它已经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卫生部门的权限，而必须全社会的参与，才能够挑战艾滋病。于是联合国下属的６个国际组织，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发起组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这是联合国针对一种疾病以全新合作方式建立的组织。在中国也设立了ＵＮＡＩＤＳ的办事处。 １９９８年：人类在与艾滋病作殊死搏斗中应该记住这一年。 北美和西欧、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艾滋病流行势头得到控制，并总结出６条经验，即：要保证安全供血，开展健康教育，加强高危人群的干预力度，减少人类受毒品的危害，改善性病治疗和护理，大力推广避孕套的宣传、使用及抗病毒药物用作治疗和预防。 同年６月２８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１２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以核甘类转录酶抑制剂、非核甘类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联合抗病毒疗法为基础的ＨＡＡＲＴ治疗。这种疗法使艾滋病患者的症状得到了控制，生命质量提高，寿命延长，还可减少传染性，打破艾滋病是“不治之症”的观念。 正是这一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与会者一致呼吁人们高度注意发展中国家中艾滋病的发展趋势，强调发展中国家要立即采取行动，从加强预防着手，不要坐等药物的治疗；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以制止艾滋病的广泛蔓延。 这届大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了在发展中国家延缓艾滋病扩散和改善治疗条件的一项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世界最贫穷的１１个发展中国家实施防止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将病毒传染给胎儿的措施。根据计划，３万名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将得到产前护理、咨询和医疗等一系列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约有２５％到３０％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时或通过哺乳将病毒传染给胎儿，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只有５％。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是人类对付艾滋病征途中的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美国首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开始，３０多个城市５０００多名志愿者接种了“艾滋瓦克斯疫苗”，这种疫苗是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瓦克斯全生物技术公司研制，当月初获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人体试验许可的。如果这一试验成功，人类将在战胜艾滋病的奋斗中大大前进一步。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进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彼得·皮奥特说，已经看到了治愈艾滋病的曙光在闪动。 ２０００年：“打破沉默”。 ７月９日至１４日，第１３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占全球ＨＩＶ／ＡＩＤＳ人数７０％的非洲召开这一会议，说明要控制这个疾病，应该首先着眼于发展中国家。 大会的主题是“打破沉默”，其目的是希望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全世界、全社会、配偶之间、伙伴之间、父母之间以及孩子之间都应该正视并公开讨论艾滋病的危害。 当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的门槛时，反击艾滋病的号角再一次被嘹亮地吹响。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至２７日，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就健康问题举行的特别联大——关于艾滋病问题的特别联大，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 这次会议在联合国每年举行的３５００多次会议中最为沉重，最为撼人心旌，因为这是自人类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联合国举行的最大规模的讨论艾滋病问题的国际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将决定未来世纪里人类向何处去。 这样一次触动人类每一根神经的会议，有２４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其他１５０多个联合国成员都派出卫生部长率代表团出席。此外，非政府组织代表、科研专家、企业界人士及艾滋病患者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举行了分组会议，讨论预防与关怀、艾滋病与人权、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国际筹款与合作等四大问题。 艾滋病感染与传播是无国界的。 反击艾滋病感染与传播也应是无国界的。 地球村中的每一个村民，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是老是少，不管肤色如何，也不管信仰如何，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携起手来，投入到面前这场关系整个人类命运的无国界战争中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黎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
英国作家笛福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最想躲避的坏事，我们最害怕的坏事，往往是我们获得释放的门径，是我们脱离苦恼的惟一门径。” 人类与最害怕的坏事、最想躲避的坏事的抗争与反击中，非常渴望获得释放的门径，梦寐以求盼望找到脱离苦恼的门径。但是付出很多很多，收获很小很小，小到在与艾滋病恶魔抗争的砝码上忽略不计。 何以如此？ 其根本点在于人类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治疗艾滋病的方法的同时，艾滋病病毒也在磨刀霍霍，它的快速变异能力总会给ＨＩＶ留下余地使之逃出药力所及的范围。 为了尽快地让人类走出黑暗，逃离艾滋病的威胁，医学家和药剂师们已经制定出两种策略对付这潜在的灾难。第一种方法是以各种方式扰乱病毒的繁殖过程，在各种不受病毒过剩变异影响的层次上进行。其构思精妙处在于使ＨＩＶ永远不能完成抗药性变异。第二种似乎更近一些，更简捷一些，那就是包括在几个层次上同时用几种药物攻击病毒，八面埋伏，仅求一逞。 设想很好，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最大的麻烦在于两种方法都有激发抗药性病毒从未完成的ＨＩＶ副本的碎片中出现的风险，这种风险和ＨＩＶ一样可怕！ 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 正当全世界医学家、药物学家走投无路时，旅居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鸡尾酒”疗法，一下子耀亮了许多僵直的目光。 “鸡尾酒”疗法是在新思路指导之下的联合用药，被誉为艾滋病治疗中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它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治疗艾滋病的最好方案。《南方周末》记者李虎军引用北京地坛医院张福杰教授的介绍说，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由于普遍实施这一疗法，美国的艾滋病死亡率下降了４４％。 但是“鸡尾酒”疗法既无法彻底治愈艾滋病，又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强烈的消化道反应，有人甚至因为无法忍受而拒绝服药；非但如此，它还能产生抗药性的隐患等。 不过，“鸡尾酒”疗法的最大障碍还在于其药价昂贵，严重地超过了普通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为用这种方法治疗，一年花费当在１０万元以上！ 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其费用也是高得惊人，例如一种目前使用有一定效果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ＡＺＴ的年人均治疗费用约为２２００～６０００美元，比１９８７年时的年均８０００美元已有所下降。供不能服用ＡＺＴ的患者使用的第二种抗艾滋病的药物ＤＤＩ，估计它的年治疗费用约为８５０～２３００美元。显然，对这么高的费用，发展中国家是负担不起的，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每年人均保健费用往往不超过５美元。联合国的材料表明，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为治疗艾滋病的支出总额超过２０亿美元，每个美国艾滋病患者一生的治疗费用约为５～６万美元。再以美国的旧金山市为例，过去１０年花在艾滋病防治上的费用高达２．８８６亿美元。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只花了１８万美元在艾滋病的防治上，但到了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度用了７３３０万美元，增加了４００倍还多。旧金山市政府所花的每一元钱中，有三角半是用在艾滋病上面。在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防治费用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实在是不堪负担的。 一边是贫穷，一边是死亡，两军对垒，各不相让。今天，如何降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价格，不仅是各国政府相关部门考虑的迫切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争端。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在多哈结束的ＷＴＯ第四届部长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花了整整６天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以印度、巴西为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ＷＴＯ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允许各成员国在发生大众健康危机时采取特殊措施，比如允许本国企业仿制外国专利药。而美国和欧盟则担心类似的特殊措施被滥用，从而影响本国制药业的利润和研发积极性。 正当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相持不下时，另一个怪物闯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之中，这怪物就是炭疽热，炭疽热帮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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