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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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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艾滋斗士
第５５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曾经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过一位中国人，他说：“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让５５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钦佩不已的中国人名叫高耀洁，今年７５岁，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高教授不仅是卓有建树的妇产科专家，肿瘤科专家，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预防专家，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杰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特地将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ｍ健康奖”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人。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ｍ是全球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先驱者，曾担任过哈佛大学艾滋病中心主任，１９９８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空难中不幸遇难后，三个世界组织为纪念他而设立该奖，以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高耀洁是世界上第三位荣获此一殊荣的人。 在高耀洁教授名扬世界之前，她早就名扬中国了。 不过，前一次使她扬名的不是艾滋病恶魔而是性病游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游荡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庸医骗子，打着治疗性病的幌子到处张贴广告，蒙财害命，成了城市里一块横行无忌的顽症。在这些性病庸医的并不高明的欺骗之下，受骗人蚀财丧命，给社会带来隐患和不安。 １９９７年秋末，河南某大学一个四年级女生患了尿路感染，到一家性病治疗中心求治，庸医为捞钱财，不顾事实地说该女生得了淋病。该女生吓得不得了，向同学借了２０００多元，换回了三针普通抗生素“特效针”。三针之后仍不见好转，该女生无钱再治下去了，绝望之际准备跳楼自杀。自杀之前，这名女生想到了曾在他们学校讲过课的妇科专家高耀洁，便抱着最后的希望打电话询问高教授怎么办。高教授听了女生的陈述后，告诉她这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吃点红霉素就会好的。听了高教授的话，该女生花了很少一点儿钱就把庸医说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淋病”给彻底治好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让高耀洁心情沉重起来，一些庸医骗子正是利用人们难以启齿的心理和对性病的恐惧心理诈骗钱财的。单是诈骗钱财，也还罢了，庸医骗子们为了骗得更多的钱财，极力把白的说成黑的，延误了人们的正常治疗，甚至滥治乱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高耀洁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决定站出来，向性病游医庸医宣战。 为了挑战性病游医庸医的战斗取得胜利，高耀洁教授不顾七十高龄，乔装打扮成病人或病人家属，几个月时间，行程万里，对河南５０多家大小医院、性病诊所明查暗访，终于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表明：许多游医没有行医资格，甚至不少人连起码的医学知识都没有，他们利用骗来的钱收买某些医院、防疫站的人，承包租赁其性病科室，摇身一变成了治疗性病的专家，再用巨款收买一些吹鼓手帮其做广告，诱人上当。更有“高明者”花钱买一些现代化仪器作摆设，雇来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坐堂问诊，巧取豪夺，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猛敛钱财。这些游医庸医为了骗钱，往往声东击西，指鹿为马，没有病的说有病；不是性病的说成是性病；确有性病的，小的说大，大的说得人害怕。总而言之，让你掏不完的钱，直到榨干病人的油水为止。这些地方还大量存在无医疗条件、消毒不严密、患者交叉感染的情况。更为让人震惊的是，这些庸医游医们不做疫情报告，造成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与失控…… 高耀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送到省市有关领导的案前。 １９９８年３月，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整治医疗市场的电话会议，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紧接着在全省展开了一场整治假医假药的斗争。 此后一度泛滥成灾的假医假药现象有所收敛，游医庸医们的诈骗行为受到冲击。就在高教授的眉头开始舒展的时候，她意外地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中一个男子狠狠地说：“高耀洁，你要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老命！” 高耀洁教授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吓倒，这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了与性病游医庸医作斗争的决心。 事隔不久，她又上书中央领导，以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历数了游医庸医们谋财害命的恶劣行经。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发了高耀洁的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动。 针对全国各地的游医、非法医疗广告有所抬头的现状，高教授又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并且整理出一份更详实的调查报告，分印了数十份，其中１０份给中央领导，１０份给河南省领导，１０份给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这份报告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下午，河南省政府召集省公安厅、卫生厅、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再次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措施。 也就在这期间，高教授又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电话中恶狠狠的叫嚣声听了让人脊梁发麻：“高耀洁，你又出来胡闹，你要小心！如再胡闹，就杀了你全家，连亲戚都杀了！” 然而高耀洁听了电话中的狂嚣脊梁并没有发麻：“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我都一大把年纪了，如果我的死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游医，我情愿去死。我愿意用我的鲜血去唤醒更多的人……” 这就是高耀洁，这就是认定目标绝不回头的执着老人。 高耀洁教授关注艾滋病疫情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她真正地第一次面对艾滋病人，却是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那个令她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河南省一家部队医院接诊了一名疑难女患者，部队医院的领导为了对患者负责，邀请高耀洁前去会诊。高耀洁仔细查看了这位女病人的病历，查看了病人的身体有关部位，患者下腹一片暗紫色斑点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是不是艾滋病？” 经过血检，这名女病人果然是艾滋病人。 仅隔了２０天，这位艾滋病人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临死前，这位女患者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教授说：“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呀！” 然而，女患者还是心有不甘地死了。她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坟前整整哭了、睡了１０天！他深深地后悔当初不应该让妻子接受输血。 这一幕惨剧也深深地刺痛了高耀洁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这一情况在这一地区又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人中，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１５％，特别是对血液途径传播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地撞击着高教授的心胸。 也正是这样一次令她永生难忘的机遇，把高耀洁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推到了防艾第一线上。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１月，高耀洁教授自费印制了第一批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宣传资料。当时高耀洁教授经济较为拮据，竭尽全力也只能挤出５００元钱来，她任馆员的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共凑了１７００元，印了１．２万份资料。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教授顶着凛冽的寒风走遍了郑州市东南西北的５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８００多张宣传资料。 此后，高耀洁教授的足迹几乎遍布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５０多个县市，共编写、印刷、发放了９期３０多万份宣传资料，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所有积蓄１０万多元。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位世界知名的防艾斗士和她的老伴还生活在冬日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筒子楼里。家中所有家具无一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家具。尽管贫穷，但老人却很开朗豁达，客厅正中那幅“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对联正说明了高耀洁教授博大的心胸：“尽管目前我经济上比较困顿，但这不会让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中也曾遭遇到过尴尬难堪的场面。一次她手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们散发，小姐们以为什么好看的东西，拿过来一看，见是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资料，于是把这些资料扔在地上，还对高耀洁的宣传指三道四，进行辱骂：“老婆子，还不快滚！这东西客人们见了那还了得，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一样把高教授连推带搡轰了出去。 如果这些尴尬场面还不足以让高教授产生苦恼和不解的话，那么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防艾宣传的反常行为就让这位老人感到更为不解和苦恼了。 高耀洁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几乎每一个大奖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领奖，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这些机会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披露出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高耀洁教授外出，千方百计阻挠记者对高教授进行采访。对此，高耀洁教授颇感困惑和不解。 她说：“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十多万元付出去了，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么？可就算这样，一些领导却说我瞎折腾，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 当高教授的防艾之路受到越来越多高层人士的肯定和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欢迎时，一些人又开始拉拢她，甚至对她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 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高耀洁教授的严词拒绝。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２００１年５月中旬，一位领导亲自到高耀洁家里看望她，并给她带去了好消息，让她去泰国考察。 这位领导的用意高耀洁教授当然明白，她对这位“好心”的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钱，的确是高教授民间“防艾”宣传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无钱的窘境，高教授开始向社会募集“防艾”资金。她是一名妇科大夫，常给人治病，治好了人家会来感谢她，于是她便向有钱的人开口说钱。 一次，一位很有钱的电厂厂长来到了高家，对高耀洁教授说：“高大夫，冬天来了，我送给您一件皮衣吧！” 高耀洁教授却对这位厂长说：“你还是给艾滋病孤儿捐上几百块钱吧！” 高耀洁教授没想到这位厂长会当场拒绝。 不就是几百元钱嘛，一顿餐费足之够也，但这些人就是不肯为防艾掏腰包。 高耀洁为防艾而举行历时半年的募捐活动，一共才募集到２０００元钱，在中原重镇郑州市，在偌大一个河南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寒心的数字啊！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高耀洁教授仍不敢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对于河南上蔡文楼村这样的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高耀洁教授曾几进几出，每进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每进一次，都引起一次心灵的震撼。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文楼的艾滋病疫情还未在社会公开时，当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向高耀洁反映了这个村子的悲惨情况。高耀洁看了信，对信中反映的情况非常震惊，而且大哭一场。当年１２月，高耀洁给文楼的５个艾滋病患者每人寄去了２００元钱。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高教授又花了几百元租了一辆车，从郑州驱车来到上蔡，给文楼村带去了３００多元的药物，并为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义诊。 文楼的惨状的确让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高教授都收入眼底：一个３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不久叔父和婶母也查出了艾滋病，艾滋病已经夺去了她们父母的生命，现在又向她们的叔父、婶母扑来，小姐妹不知命运之舟在哪里泊岸？ 义诊结束后，高耀洁噙着热泪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百姓太可怜了，这次义诊，真叫我痛心终身！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能再让艾滋病恶魔侵扰和残害他们了。” ２０００年中秋节，高耀洁再次租车来到文楼，为文楼的艾滋病患者带去３２０００多份防艾宣传资料，还给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送去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月饼、饮料和服装等物，高教授说这是她送给文楼艾滋病患者的中秋礼物。 发放完宣传品和慰问品之后，高耀洁教授又进行了义诊。 在义诊中，一位年纪不到２０岁的男子饱含伤悲地对高耀洁教授说：“我爱人在县防疫站作了检查，医生说得了艾滋病，你看看我们刚生的一对双胞胎有病没有。” 高耀洁认真检查之后，脸色由晴转阴，显得十分沉重。 从病人家出来，高教授禁不住老泪纵横：“太可怜了！太惨了！好端端一对双胞胎却得了艾滋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痛。” 高耀洁教授记下了那名男子的家庭地址，对他说：“这个月工资此次来文楼已经花光了，下个月一发工资，我不吃不喝也要给你寄一点钱来。” 回来不久，高教授便给文楼那个不幸的家庭寄去了数百元钱。 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艾滋病村的上蔡文楼，高教授勇闯禁区，踏着死神的脊梁先后去了五次。她不仅给那里的患者送去了药品，送去了食品衣物，不仅给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多次义诊，还把她在文楼得到的艾滋病疫情状况进行整理，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扑灭文楼蔓延的艾滋病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耀洁教授的民间“防艾”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广泛欢迎，而她自己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女儿因受高教授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远走海外去了加拿大；大女儿现在重病在身，高教授却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只能把她托付给女儿她姨；目前，她老伴也有病在身，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既照顾好家人，又继续她的民间“防艾”工作。 当有记者问高教授付出与收获是否成正比时，高教授动情地说：“我至今已为防艾花去了十几万元钱，我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如果说有收获，我收获的是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变成钱，送给灾区，也救不了那么多艾滋病患者。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唤醒全社会都来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人！”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心声和愿望。 这也是一个防艾斗士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矢志不移的决心。 面对老人善良而细微的呼声，我们能不能携起手来，去圆老人一个梦呢
艾滋病人住进了教授家
如果说艾滋病有关事宜也能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话，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荣誉入选。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三年之内，他１１次自费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灾区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了解灾情，送医送药； 他第一个将自己收集整理的有关文楼疫情严重的报告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文楼“艾滋病村”羞羞答答的面纱从此褪去； 仅在文楼一处，他就为上百名艾滋病人作过血检，进行义诊…… １９９７年，他的学生、一位河南医生写信告诉他，说河南上蔡有一个村子过去是个有名的“卖血村”，不少青壮年得了“怪病”后不治而亡，可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希望老师能去那里看一看。 谁知这一看，桂教授便“看”出了“怪病”原来就是艾滋病。 当文楼的“怪病”是艾滋病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甚至对文楼的恐惧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 桂希恩教授记得有一次在上蔡县城乘车去文楼，司机似乎没听清楚桂教授要去的地方：“去哪里？” “文楼。” 桂教授平静地又说了一遍。 司机脸色突变，惊魂不定地忙说：“去不得去不得！那里有艾滋病！” 桂教授反复向司机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并一再强调到文楼兜一圈即使看见了艾滋病人甚至接触了艾滋病人也绝对不会传染上艾滋病，那位司机仍然一个劲地摆手不愿意去。 没有办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车费，这时司机口风才有了松动：“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吗？” “行！行！” 桂教授只好答应下来，不行又咋办？ 车刚到村口，司机立即催桂教授下车。 桂教授脚一落地，司机便轰响马达，掉头便逃。 到了文楼，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极其沉重，一是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以致引起极度的恐慌，二是文楼严重的疫情惨不忍睹，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任何回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职甚至犯罪。 在文楼，一位中年女性艾滋病患者对他说：“前几年，为了孩子上学，我和孩子他爹都去卖血。‘血头’不给我们体检，他们把抽出的血用分离机分离掉血浆后，再把剩下的东西兑生理盐水输回我们体内。谁知这几年，我和他爹常闹拉肚子、发烧，精神越来越差，我们怕是没救了……”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里两位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患者，这是一对出生九个月的双胞胎姐妹。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时，她的双胞胎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后来经过检测，这对姐妹也被传染上艾滋病，母亲知道结果后痛不欲生：“大人没活头也就算了，可说什么也得救救这双娃儿呀！”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得知一个女性艾滋病患者有了身孕，于是他赶到这名妇女的家中直言相劝：“你现在自身难保，还生小孩干什么？就算你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孩子，将来你死了，小孩谁来抚养？”这位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劝告下，终止了妊娠。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受到了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对待。 桂教授自费赴文楼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检，并给患者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还走上门去送医送药，文楼村的百姓称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欢迎他常去文楼。因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楼，都会为艾滋病患者带去新的希望和抚慰。 也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义举不赞成，说什么“查出了艾滋病，又无法治疗，反而会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地政府中的个别人便公开告诫他，“以后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不许再来” 对上述不欢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没有更多的在乎，他执着地认为，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查出艾滋病，不一定有治疗办法，但可以进行防病教育，避免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听之任之，甚至隐瞒疫情，只会造成疾病在无知和麻木中进一步蔓延。 桂希恩教授是传染病的专家，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调查研究，桂教授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我不去文楼又去哪儿？我不研究艾滋病又去研究啥？艾滋病在我国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进行控制和预防，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履行自己的天职，桂希恩教授经过多次调查走访，确定了五位艾滋病患者为自己的重点观察、医疗和研究对象，桂教授决心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尽可能的医疗手段为他们尽量减轻或解除痛苦。 这五位患者幸运儿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是： 程金，１９８８年为了用４００毫升鲜血换来４０元钱，程金加入了卖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楼村第一个被发现患有艾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绝症。妻子没有卖过血，因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儿子也没有艾滋病，但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程金最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 程雪梅，４６岁，她和丈夫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谈到艾滋病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苦命的女人已无泪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凄楚黯然地说，自己打从嫁到丈夫家就开始卖血，“比起丈夫来，我的‘资历’浅得多，丈夫从１７岁开始卖血，卖出的血可以用桶装” 夫妻双双染上绝症，这是人世间最为痛心的事，但是对于程雪梅来说，最让她刻骨铭心的痛却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不理解。 程雪梅自查出艾滋病后，娘家的人就再也没有来看过她，甚至就连她那８０多岁的老母亲也与她断了往来。原来只查出丈夫害了病，自己还可以卖粮食、卖菜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后来查出自己也得了艾滋病时，粮食卖不出去了，蔬菜也没人敢要了，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生活便成最现实的问题。 桂希恩教授确定的五名重点医疗对象中，有三人是来自一个家庭：丈夫###，妻子李琴，儿子马朝。 ###和李琴结婚后，因为结婚时欠下的一大笔债务要还，夫妻俩双双加入了卖血的队伍中。不久，妻子怀孕了，但是为了那可怜的４０元钱，当时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李琴也挽起了袖管，伸出了胳膊抽血卖。 祸事终于从天而降，１９９９年，夫妻俩被确诊患了艾滋病。医生对他们说，母亲是ＨＩＶ携带者，如果在此情况下再怀孩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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