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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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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自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来，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便是“毛主席”。尽管他后来的职务不断变化着，“毛主席”的称呼沿用下来。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初叫书记）。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
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据说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此，故原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当夜便从城内凤凰山麓迁入这个小山村，从此改名“杨家岭”。
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胡乔木从来没有干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闲坐。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干些什么。
如此这般，胡乔木心里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干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
毛泽东笑道：“好呀！”
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
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清样。《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五百五十七篇，分上、下集出版。此书是供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大部头”在正式出书之前，先是把文件印成活页文选分发。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正是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经他校对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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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
校对《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那五百多篇文件，使胡乔木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共“六大”以来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第一次系统地读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因此，协助毛泽东编《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他在毛泽东身边所上的“第一课”。
后来，胡乔木回忆说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1）
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
《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达四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所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陆定一：《关于延安改版》，载《万众瞩目清凉山》第1集（内部资料）。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陪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四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五十八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确实已成为中共高层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乔木所言：“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胡乔木文集》第1卷，《本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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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放日报》写社论（2）
他写的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的，有的是他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而发表的。
胡乔木写的社论，既有阐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关于边区政治的，还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方方面面，无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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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上面印着几行字，算是当年延安的“豪华型”请帖了：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后来闻名于世，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
胡乔木曾回忆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52…25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在粉红色的请帖上，跟毛泽东一起署名的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5月2日下午一时多，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
“飞机楼”，是杨家岭这小山村里当年的一幢“现代化”建筑。砖石结构，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飞机”，人称“飞机楼”。“飞机楼”乃中共中央办公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乔木也参加过建楼劳动。
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时，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放上一张办公桌，就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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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
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不过一分钟，就到了。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毛泽东的一侧，坐着速记员。毛泽东讲话时，手中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速记员记录着他的讲话，胡乔木也拿出笔记本，作详尽的记录。
毛泽东出语幽默，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那“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胡乔木回忆说，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54…25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那天，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思想混乱情况，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以期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之后，大家就展开讨论。
林默涵是会议的出席者之一，据他对笔者说，那天有一位作家的发言口气很大，颇为出格。林默涵和许多出席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这时，见胡乔木霍地站了起来发言，对那位作家当场加以批驳。全场的目光，都投向胡乔木。林默涵记得，胡乔木的发言，很尖锐、很明朗也很坚决，尽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气。平素，胡乔木言语不多，然而，这一次发言，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他在关键的时候，是要说话的。
作家刘白羽的回忆，把这一情况说得更加清楚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2002年5月17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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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他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与我遥遥相对的墙下有人大吼一声：“我要发言！”
只见站起来的是胡乔木。他对萧军的意见作了尖锐的反驳，萧军就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非常激烈。
据胡乔木同志回忆，毛主席对他的发言非常高兴，开完会后让乔木去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16日，继续讨论，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据何其芳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钉”！
经过讨论，以至经过争论，座谈会在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会议干脆在“飞机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合影。
晚饭后，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广场上点起了汽灯。据胡乔木对他的一位友人说：“主席讲话时，手中拿着一份毛笔写的提纲。他即兴而讲，讲得很风趣，很深刻，对许多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结论。”
胡乔木回忆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60…26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在毛泽东讲话时，速记员作了速记。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也在汽灯下仔细作了笔记。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己亲笔写就。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于是，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任务，便落到胡乔木头上。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毛泽东的著述态度甚为严谨。除了那些命令、电报、声明要马上发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于赶时间的著作，他总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将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五十来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翌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
“《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通知》要求把《讲话》“尽量印成小册子”，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共中央还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在《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时，胡乔木是这样评价《讲话》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68…26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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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未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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