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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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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泄笠硪衾止ぷ髡吡恕⒅泄笠砻朗跫伊恕⑹澜缬镄∽榈劝烁鲎笠砦幕盘濉！拔淖堋被勾窗炝恕段幕氛贰ⅰ段幕卤ā返瓤铩�1935年夏，胡乔木出任“文总”的宣传部长。
胡乔木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即周扬，比胡乔木年长四岁，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文总”。胡乔木是通过王中民，跟周扬结识。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当“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的书记，而陈延庆则担任“文总”的组织部长，邓洁为宣传部长。
方铭记得，那时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写及：
“据我记忆，‘左联’党团书记仍为周扬，行政书记是徐懋庸；‘社联’党团书记仍为钱亦万，行政书记是李凡夫（王翰、陈家康为党团成员）；‘剧联’党团书记是于伶（张庆、章泯等是党团成员）；电影小组照旧。由于戏剧、电影方面的党组织除了赵铭彝被捕之外，骨干没有受到损失，于伶、张康、石凌鹤、司徒慧敏、吕骥、张曙这几个人可以担当起实际工作，所以周扬要我分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胡乔木、邓洁取得了联系。”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2…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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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1）
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布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颇久，这位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里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著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里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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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2）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峰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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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胡乔木初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他是中###员，这当然确实无疑，李凡夫、邓洁都能为他证明。然而，他的党龄从何时算起呢？
胡乔木是在1932年加入中共。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后来被捕、叛变，带人前来抓他。他在仓促之中逃离盐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在上海，1935年5月，由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胡乔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说明了以上情况。由于他在盐城入党没有人证，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对他说，那就只能写1935年入党了。
从此，胡乔木填履历表，一直写“1935年在上海入党”。
在他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他的简历上仍写“1935年入党”。
后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这才确认他是在1932年入党。这样，盐城党史上的“悬案”，也随之解决了：因为胡乔木在盐城发展了邱剑鸣入党，倘若他那时还不是中###员，邱剑鸣入党又从何谈起？
二十五岁的胡乔木来到红都延安，他对这里一往情深。这里是他走向成熟的地方，这里是他一生中黄金岁月的所在。正因为这样，他死后，他的骨灰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刚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擅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
那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选出冯文彬、胡耀邦、刘英等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冯文彬致开幕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以冯文彬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汉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胡乔木进入延安时，由原名胡鼎新改为“乔木”。改称“胡乔木”是后来的事。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用“胡乔木”。
胡乔木进入延安之后，写信给尚在上海的大妹胡穗新、二妹胡文新。由于二妹患伤寒，延至1937年10月才离沪前往延安。她俩到延安，分别改名夏青和方铭。
在西北青救会成立之后，1937年9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兼西北青救会主任的冯文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即关烽）的支持下，决定开设“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陕西泾阳县，那里属国民党统治区、离西安、咸阳很近。训练班为了便于接纳来自国民党地区的大批青年，于1937年10月11日在泾阳的邻县——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开办训练班。这个农场原是国民党###于右任创办的。一个月后，训练班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又过了一个多月，迁至云阳镇之北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内，安定下来。从此，人们也就称之为“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以朱德为名誉主任，最初只有四名工作人员，以冯文彬为主任，乐少华为大队长。训练班办第二期时，胡乔木从延安调到那里，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刘瑞龙为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设在西安的“门口”。西北青救会又派出黄华到西安招生。这样，大批学员涌来。1938年，“安吴青训班”开办了十期之多。每期的学员原定一百名，很快就被突破了，以至发展到每期三百多名。这些青年经过学习，分送到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成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初级班”。
胡乔木变得异常忙碌。好在他原先当过语文教员、英语教员，有教学经验，只是此刻改教抗战理论课程，又要负责安排整个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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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1）
就在胡乔木异常忙碌的时刻，两位姑娘从延安前来找他。
她俩刚从延安的陕北公学毕业。内中的一位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另一位却是分配到武汉工作，顺道去安吴堡探望胡乔木。
这两位姑娘，一位十九岁，安徽省天长县人氏，在北平女一中上高中，投奔延安。她一头短发，眉目清秀，姓李名桂英。另一位则是方铭，胡乔木的二妹。
真巧，方铭进入延安，来到陕北公学学习，与李桂英正好同班，住同一间房。不过，方铭那时并未说及她有个哥哥在安吴青训班。
1938年1月，她俩从陕北公学毕业了，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当李桂英从延安搭上一辆卡车南行时，方铭也上了车，也说要去安吴——虽然方铭被分配到武汉工作。问起方铭为什么去安吴，李桂英才知道方铭去安吴探望哥哥乔木。大抵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李桂英在未见到胡乔木之前，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卡车上坐满了人。那时，在延安、西安之间，能搭上卡车，算是很幸运的了。通常，要靠步行，走一个来星期。
卡车经过三原县时，她俩下了车，改为骑马，前往泾阳县安吴堡。
这位李桂英，也就是如今的谷羽。笔者请她回忆对胡乔木的第一印象，她这么叙述道：
那时，安吴青训班来了许多女学员，成立女生分队，我被分配到那里，担任女生队指导员。
我到了安吴堡，到了青训班的“班部”，见到了主任冯文彬。
冯文彬带我们去见副主任胡乔木。胡乔木不在“班部”，在一片小松林里，正在那儿招待外国记者——他能讲英语，所以这类外事活动由他主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乔木，他瘦得很，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他在陕北多半穿这件大褂，留着小分头。他不习惯于穿军装，嫌裹绑腿太麻烦。
他跟我第一次谈话，介绍女生连的情况，说明指导员的工作职责……
记得，那时人们对胡乔木的习惯称呼是“乔主任”。就这样，谷羽在“乔主任”手下工作。
安吴青训班在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有围墙。这里的学生，按照军事编制，以连为单位。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后来又增设协理员一人。
青训班的影响日渐扩大。有一回，谷羽要带领宣传队，到北面的邻县——耀县去。记得，胡乔木到女生连办公室，跟她谈话，教她如何做宣传，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最初，“乔主任”跟“指导员”之间，谈的都是工作。
后来，有一回进行野营拉练，记得已是晚上，谷羽正在女生连召开小组会，胡乔木忽地来了。谷羽觉得奇怪，因为她以为他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而“乔主任”则只是说来看看她。沉缅于往事的回忆的谷羽对笔者说：“在结婚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已爱上了我，而我并不知道。”
他和她的一次倾心长谈，是谷羽向“乔主任”谈自己的入党经过，他才第一次详细知道她的身世……
她的故乡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在安徽东北部，与江苏省相邻（天长县曾一度划属江苏省），跟盐城相距不远。她生于1918年12月，比他小六岁。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
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1933年夏，李桂英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进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1934年暑假，李桂英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当时，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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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2）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把李桂英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这年秋天，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桂英的组织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员。
1936年底，由于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
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救亡，谷羽也离开北平。离开前夕，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吴德关照谷羽，如果她进入延安，可去泾阳找###联系，并告知了联络暗号。
谷羽化装成做买卖的妇女，和平津学生们一起，从北平到了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到烟台。他们搭乘的是一艘运煤的船，上面装煤，人住在阴湿的底舱。在烟台上岸，前往济南，再搭军运卡车来到南京。在南京，学生们分为三路：一路到北方打游击，一路前往大后方武汉，一路奔向延安。谷羽决定前往延安。
她从南京来到西安，在西安青联办事处做青年统战工作。
不久，她与七、八个青年一起从西安步行，走了十来天，这才于1937年9月抵达延安……
胡乔木曾写过一首题为《凤凰》的诗：
谁最早画出凤凰的形象？
谁最早唱出凤凰的诗章？
不知道。多谢往古的巨匠，
让多情的仙鸟歌舞在穹苍。
飞下去，你五彩缤纷的翅膀！
向天高地远，地久天长。
相互的了解，两颗心迅速贴近了。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谷羽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1938年7月里的一天，胡乔木和谷羽把他俩的事，向主任冯文彬说了一声，那就算是向组织报告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俩就结婚了，住在一起了。
后来，过了快一年——1939年4月，他俩在延安，请了李昌、黄华等吃了一包花生米，再吃碗面条，那就算是补办的“婚礼”，如此而已。
前文已经叙及，在结婚的时候，胡乔木咬文嚼字，依照《诗经》中那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把李桂英改名为“谷羽”谷羽在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党支部书记。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1994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没有披婚纱，没有戴金戒指，他俩在黄土地上的简朴的结合，此后倒是同甘共苦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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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1）
胡乔木在安吴堡跟谷羽结合后不久，被调回延安。他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谷羽则去西安工作，然后又回安吴青训班，直至1939年春，他俩才在延安重逢。正因为这样，他俩才在延安补办“婚礼”。
此后，胡乔木被派往西南大后方，做青年工作。他来到桂林，来到重庆，来到昆明，风尘仆仆，行程千里。
他与谷羽失去了联系。此行是秘密的，谷羽只知他要远行，不知他的行踪。直至1939年底，胡乔木从西南返回延安，他与谷羽重逢，这才发觉，谷羽的听力骤衰。一问，原来谷羽差一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是1939年9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那时，谷羽住在延安城的招待所——很坚实的石头窑洞。那里也住了四、五十个从前方回来的将领。将领们是从弥漫的硝烟中走过来的，对那翅膀上漆着红日的轰炸机不在意。飞机来了，他们躲进窑洞；飞机刚走，他们就出来了。飞机发现了目标，掷下了一批炸弹。炸弹命中窑洞，墙坍了，压死了不少人。谷羽不省人事。她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了，才知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受伤，头也破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这才康复……
回到延安，胡乔木担任了《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当年，他听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恽代英的报告。那时，《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自1927年11月起，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字秘密出版，至1932年停刊。
1939年4月，为迎接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延安复刊，仍用《中国青年》作刊名，改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胡乔木，从当年《中国青年》的一位热心读者，此时成为主编。至1941年3月出版了第三卷第五期，《中国青年》又休刊，直到1948年12月重新又复刊。办刊物，写文章，胡乔木此时已是“内行”。他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颇有独特的见解。
1941年２月５日《中国青年》第三卷第四期发表胡乔木（署名乔木）的《小品三题》，这样是散文诗，颇有趣味，又富有哲理，照录于下：
猫和刺猬多叫人羡慕的猫！它一会儿走着，攀登着，侦伺和捕捉着，睡着，……而且玩着。它可以跟自己的尾巴玩上一小时。
不懂得寂寞的小老虎呵！除了叫春的日子，对于它的邻人它是永远无所求的。
但是“一个冬天有一群刺猬挤在一起”，索本蒙如是说，“为的彼此可以温暖一些，免得冻死了。但是一会儿彼此又觉得刺刺得不舒服，于是又分散了。冷起来了又聚拢，刺得痛了又分散，这样一聚一散闹了许久，直到彼此间相隔，恰恰合式。”
聪明的人呵，你自许有万物之灵的，你从猫与刺猬将何所取舍？你爱我吗，我友？如果人间也是有刺的，我也不会是猫的弟子。是的，我常常寂寞，但愈是寂寞的时候我就愈恨猫，我用荆棘的鞭子打它，因它在寂寞中快乐，它不是我的同类。
火我不会抽纸烟，但是我却知道在一个沉默的黑屋中独自抽着纸烟的意味。火向你眨眼呢，火跟你谈心呢。这宗秘密你坐在炉边也可以看透一半。火，你会相信我，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最准确的墓穴，如果你想一想那熊熊的火焰……在辽阔的海面上，在狼群出没的荒原上，看见了豆大的灯光哪一颗夜行人的心能够不跳跃？哪一双眼睛记起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能够不感激流泪？恒星就是火，所以恒星无火；没有空气的行星上不能有火；不曾有人的地球上只有偶然的自然火；但有人才有意识的创造了火并由是创造了自己，所以发现了火的人也就发现了自己，他的快乐不是徒然的。
但是，我如是赞美了火，我的赞美却是徒然的哟。我不能够雪中送炭，却写下了这些愚蠢的文字——请告诉我，它们也能够变成火么？
水凡物有三态，思想也有三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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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2）
气体的思想是风。它是人脑中自由的过客，它自由地来而且自由地去，不着一点痕迹也不留一点痕迹。
固体的思想是石块。它在人脑中建筑堂堂的金字塔，堂堂的积蓄着和保护着几千年不变的尸体。
惟有液体的思想它在人脑中开阔有定而无定的河流。它是运转不息万古常新的，从它的不舍昼夜的奔驰中，人是不能和它有两度相识的，所以流水不腐；它的运转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纪律和一定的方向的，它永远向前看，永远要冲决网罗和荡涤瑕秽，所以流水无情。
东方的哲人说：智者乐水。西方的哲人说：水生万物。水乎，水乎！既然人类也是你的婴儿，就让人人常能沐浴在你的怀抱中，从你的乳房吸取无穷的睿智吧。
1940年5月3日，一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在延安城北大砭沟（又称文化沟）诞生。这所学校的特殊，在于头一回以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加剧###，“安吴青训班”不得不北撤，于1940年4月13日回到延安，改办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胡乔木为教务长。
5月3日下午，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张闻天前来祝贺。会上，师生们高唱着《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这首歌的歌词，出自胡乔木笔下，由冼星海谱曲：
生在英雄的时代，
长在人民的旗下，
毛泽东的双手，
抚育我们长大，
坚定意志，艰苦传统，
革命精神、民主作风，
我们学习虚怀若谷，
我们奋斗浩气如虹，
我们奋斗浩气如虹。
记住仇敌未平，
破碎河山未整，
同胞正在呻吟，
天下尚待澄清，
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
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
愿将热血灌溉人间，
结成自由春花一片，
结成自由春花一片。
在中###史上，这是一首很早的毛泽东颂歌。胡乔木写此歌时，离遵义会议不过五年。
此时毛泽东虽已是中共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尚是张闻天。直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在组织上确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在写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时，胡乔木尚未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据谷羽回忆，那时胡乔木跟陈云的接触比较多，因为陈云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然而，连胡乔木本人都未曾想到，毛泽东已经注意“乔木”其人了——此事直至将近一年之后，胡乔木才知道……
据林默涵回忆，胡乔木在担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时，曾去找他，请他去该校讲课。那时，林默涵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他答应了，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采用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的思路，穿插很多事例，讲得生动活泼——虽说这是林默涵平生头一回开课。胡乔木告诉他，学员反映不错，又请他继续开讲。
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此前，胡乔木已经调离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1）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他。胡乔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
“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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