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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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古本《竹书纪年》）。初婚的新鲜劲儿过去了，桀又开始四处猎艳，在岷山娶琬、琰二女为妃，虽然二女并未给桀生子，但旧人不如新欢，桀移情别恋，抛弃了元妃妹喜。
　　洛水岸边，风生水起，那一圈圈不知喜愁的涟漪兀自扩散着，扩散着，像轻轻地戏弄着妹喜那突然间空茫茫的一颗心。
　　女人被抛弃的那一刻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他姊妹两个一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红楼梦》第五十七回）。眼见着旧日恩爱转瞬成空，那莺啭燕语的倾宫瑶台之上顷刻换了新人，妹喜已经没有了爱情可恃，还有什么干不出来，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呢。
　　这时，传统故事中的情节果然应验了：奸诈小人出世，天将大乱。
　　这个奸诈小人就是伊尹。
　　伊尹，出身于有莘氏（今河南开封陈留），孟子说他“耕于有莘之野”，原是一介农夫，“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一个“干”字，就把伊尹的小人嘴脸暴露出来了：“干”即干谒，厚着脸皮去求，却没有门路。恰好成汤此时娶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就混进陪嫁的队伍里，做厨师。“媵臣”，即陪嫁之臣。伊尹用煮饭炒菜作比喻，说动了成汤。小人就是小人，伊尹无耻的是，“汤举任以国政”，让他主持国政后，伊尹看成汤只是一个诸侯国，遂离开成汤，投奔夏桀。过了一段时间得不到重用，又恬不知耻地回到了成汤这里（《史记·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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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妇】履癸（夏桀）和妹喜（2）
恰此时，妹喜失恋。伊尹趁虚而入，趁着妹喜心绪不宁，恨意难消的空当，使起了离间计———不消说，上有成汤的巨额贿赂，下辅之以美味佳肴的手艺。对妹喜来说，孤独寂寞，近似于流放的生涯里，有这么一位甜言蜜语的人儿相伴，也是一种安慰，哪管他口蜜之后藏着致命的腹剑。爱极生恨，此时的妹喜像极了后世大清帝国的慈禧太后———我的花花河山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古本《竹书纪年》载：“妹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吕氏春秋·慎大》载：“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妹喜。妹喜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于是，妹喜怀着报复的快意泄露了夏桀的军事机密：成汤遂从亳发兵，绕过夏的都城斟寻（今河南巩县），从西边进攻防守薄弱的夏朝，同时让奸细在都城里造谣，诅咒桀“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夏桀啊夏桀，你什么时候灭亡？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在这种内外交困、民心不稳的情势下，桀猝不及防，无力应战，“走鸣条，逐放而死”（《史记·殷本纪》）。鸣条，今山西夏县西北。古本《竹书纪年》载：“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帝王世纪》载：“汤追至大涉，遂擒桀于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史记·殷本纪》注引《淮南子》说：“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历山、南巢之山诸说纷纭，且不去管他。———总之，桀是一步一步撤退，最终被成汤所擒，流放历山。重要的是，这时，惊心动魄的爱情出现了：妹喜以商朝功臣的身份，居然视荣华富贵如粪土，不计前嫌，随桀一同赴死！当然，也可以说妹喜怕成汤和伊尹以正义之师的名义，打着“女人祸国”的招牌把自己杀掉；但是我相信，以妹喜和桀婚后的缠绵恩爱，此时，悔恨一定如同千万只虫子一样啮咬着妹喜的心。可惜，俱往矣，那无忧无虑、琴瑟和弦的日子已成想像，回望故国，而故国风景已不在。
　　失败的江山，胜利的爱情。暴君和怨妇，桀和妹喜就这样结束了罪恶而甜蜜的一生。
　　

【复仇】周幽王和褒姒（1）
周幽王十分为难：自己的这个宠妃褒姒，论容貌当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美女，可就是不爱笑，自打进宫之后，还没有见过她一展欢颜。
　　褒姒的身世，是中国史上第一部，也是第一流的荒诞派小说。
　　大概是夏朝的末代皇帝桀在位的时候，有一天有两条龙栖在院子里，说：“我们是褒国的先君。”夏桀赶紧让太史占卜，结果，杀、赶走、留下来都不吉利，吉利的是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这是龙的精气所在。于是夏桀“以简策之书告龙”，二龙离去，留下了唾液。夏桀把唾液装在匣子里，兢兢业业地珍藏起来。夏亡后，此器传给了殷；殷亡后，又传给了周。历经三代一千余年，皆视之为禁忌，无人敢打开。至周厉王末年，周厉王好奇地打开了这个匣子，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结果龙的唾液既没有蒸发，也没有凝固，遍流庭院，一发而不可收拾。周厉王万般无奈之下，找来一大群妇女裸体鼓噪，除魔驱邪。那唾液遂化作“玄鼋”（蜥蜴），潜入后宫。一个年轻的宫女劈面遇见了这只玄鼋，像所有圣人的母亲一样，心中感应，若有所动，长到出嫁的年龄就奇怪地怀了孕，因此被囚禁。
　　这一胎怀了四十年，直到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在位的时候，才生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婴。因为是“无夫而生子”，生得又旷日持久，宫女顶不住来自朝野的舆论压力，恐惧之下，把这个女婴随便扔到了路旁。周宣王时，国势已经衰落，国运相应地也就被奇异的事件所笼罩，甚至于有童女到处传唱着一首童谣：“　　　　　弧箕服，实亡周国。”———桑木做成强弓，细草编成箭袋，周王国不再存在（柏杨译文）。周宣王听到后，立刻下了不准贩卖“　　　　　弧箕服”的禁令。谁知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恰巧有一对夫妇在贩卖这两件东西，周宣王派人把他们抓起来，要砍他们的头。夫妇二人连夜逃亡，途中，恰巧在路旁看见那个宫女抛弃的女婴，正在夜啼，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二人动了怜悯之心，遂收留了这个弃婴。此后，夫妇二人一路逃亡到褒国，以卖饹为生，在褒国定居下来。那个弃婴也渐渐长大，出落得花容月貌，养父母给她取名叫褒姒———姓姒名褒。姓姒是追溯到夏朝褒国二君化龙吐涎之事，夏朝国姓为姒；名褒是为了纪念她在褒国保住了小命，获得了新生。
　　在《史记·周本纪》中，治史严谨的司马迁不仅罕见地记载了这件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之事，而且记载得非常详细，前因后果，不惜笔墨。此中心态大堪玩味。
　　此后，故事的进展迅速起来。
　　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继位，这位著名的亡国之君，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残暴，昏庸，淫荡，不顾百姓死活，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重用佞臣虢石甫。朝中大臣、褒国国君褒珦的劝谏之言非但不听，还将褒珦下狱治罪。褒国为了营救褒珦，遂进献美女褒姒，以赎其罪。果然，周幽王三年（前778），一见到褒姒的美色，周幽王就惊为天人，放了褒珦不说，还在褒姒生下儿子伯服之后，废掉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周幽王爱煞了褒姒，百般取悦美人。褒姒不爱笑，周幽王在佞臣虢石甫的撺掇之下，居然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著名“奇计”，在骊山大举烽火。待各路诸侯快马加鞭赶来勤王，才发现是一个骗局。看到诸侯们劳累、困惑继而愤怒的表情，看到山下万马奔腾、人仰马翻却无功而返的尴尬场景，褒姒毫无心肝地大笑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周幽王兀自陶醉在美人开颜的喜悦之中，哪里料得到“一笑倾国”啊———被废的申后的父亲申侯，联络缯国和西夷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再举烽火征兵的时候，屡屡受骗的诸侯再也不上当了。“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灭亡。
　　褒姒做了犬戎的俘虏，下落不明，但是她却替母亲，那个历周厉王、周宣王两朝，命运乖蹇的宫女复了仇，宣判了西周的死刑。褒姒不笑，并非生理性的毛病，也许是因为被弃的悲惨身世，也许是因为复仇之神的青眼相加———总之，这个故事以荒诞派小说起始，以正史记载的西周灭亡结束，真实与怪诞，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奇异的双重面貌。
　　

【复仇】周幽王和褒姒（2）
但是太史公司马迁，在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著作中，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记载明显怪诞的故事呢？综观《史记》全书，类似的情节可说绝无仅有。
　　天汉二年（前99）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迎击匈奴，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在蚕室里立下决心：忍辱完成《史记》。
　　前92或前93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可以想见，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辩护，必定抱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他自承的“发愤著书”，乃“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讲述往事是为了排解郁结，是为了抒发孤愤，那么，不厌其详地讲述褒姒循环复仇故事的奇异细节时，太史公一定也满怀着复仇的冲动和快意；只不过，褒姒的一笑倾国，是为了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旷世哀怨，而司马迁，是为了自己那羞耻的残疾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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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息】息侯和息妫
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写道：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余华把这句话改为：有何胜利可言？活着意味着一切。“挺住”和“活着”，是两种判若云泥的生存状态。而以道德高标自许的儒家正统价值观，只允许自己“活着”，却要求别人———特别是女人———“挺住”；挺不住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自裁，等着被儒生们上书表彰为节妇或烈女。所以在中国，女人挺住，男人活着才意味着一切，除此有何胜利可言？
　　所以清朝诗人邓汉仪咏息夫人的名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气味就大为可疑。不去追根溯源地搞清为什么“死是艰难的”，为什么不愿去死，而是人云亦云地叹息———美丽的息夫人啊，你为何如此怕死？为何空让千年之后活着的我辈伤心？———则简直毫无心肝。
　　《左传·庄公十年》载：“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蔡哀侯和息侯娶的是陈国（今河南淮阳）国君陈宣公的一对女儿。因为嫁到息国（今河南息县），所以息夫人叫息妫，妫是姓。息妫归宁路过蔡国（今河南上蔡），蔡哀侯没有以上宾之礼对待这位美若天仙的小姨子，甚至还因有非分之想，举止十分轻浮，有调戏之嫌。息侯听息妫一说，大怒，可他报仇的办法却是引狼入室：和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订立攻守同盟。楚国恰巧正雄心勃勃地想北上，吞并江汉一带的小国呢，这一来正中下怀，遂采用了息侯的计策。公元前684年，假装###息国，息侯求救于蔡哀侯，楚和蔡在莘地大战，以蔡哀侯的惨败而告终，连蔡哀侯本人都被俘虏了（后又被放还）。此战例亦为三十六计中“假道伐虢”的预演。
　　这件事对楚国意义重大。杜预《春秋》注说：“楚僻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自此，楚国方为诸侯侧目，也拉开了四方征伐、跻身大国的序幕。
　　

【沉江】范蠡和西施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是借指像西施这样的人。
　　越灭吴后，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传说和历史的真实相驳诘，千年之下，聚讼纷纭。但历史总是留有有意无意的后门，官方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那时正是春秋时期，诸国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动。吴越争战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国的两个帮派借着吴越泄私愤，两国的王们倒似乎是陪衬和布景了：吴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孙武和伯嚭，越国是文种和范蠡。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国语》、《史记》无载，直到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至于西施的结局，更晚至北齐的《修文殿御览》转引《吴越春秋》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里出现“鸱夷”这种东西。越王勾践仿照伍子胥之死，也把西施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但是奇怪的是，今传的《吴越春秋》却并无这段文字。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唯一的记载是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载：“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但是同样奇怪的是，今传的《越绝书》也并无这段文字———看来，几乎同时成书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都有佚文；史书的类似命运，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也是自孔子以降官方修史的罪恶宿命。
　　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人计”西施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抚慰了中国民间的好奇心。
　　但是“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的记载显然是有所本的。《墨子·亲士》篇中第一次提到西施之死：“西施之沈，其美也。”“沈”通“沉”。西施沉江而死，是由于她的美貌———墨子已然断言无疑。墨子出生并成长于春秋末期，即吴越故事的尾声阶段，又是紧邻吴越的鲁国人，或耳闻或目睹吴越故事的壮烈活剧，当是最权威的见证人。血腥的征伐之下，厚黑的阴谋之中，哪有什么大团圆的意淫乌托邦啊。
　　再看范蠡的结局。《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又一次出现了“鸱夷”！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前往齐国。“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难道复姓“鸱夷”，名“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西施鸱夷沉江，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这个名字不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践的残忍手段，公告了范蠡和西施的生死恋情，同时草蛇灰线，传递出范蠡和越王勾践的恩怨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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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万喜良和孟姜女
鲁迅是一切塔式、墙式地上建筑的仇恨者；如同欣幸于雷峰塔的倒掉一样，鲁迅于1925年间切齿地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八十年过去了，如今它仍然稳稳地矗立在北中国的苍茫暮色之中，龙脊龙脉，添砖加瓦，为GDP贡献百分点，为意淫者贡献“太空可见”的神话。
　　在一片“伟大”的赞誉声中，诅咒者的声音总是显得那么单薄，寂寥。两千多年前，第一位诅咒者现身了，她就是孟姜女。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从而使这一传奇成为中国史上最经典的传说之一。但是，传统语意中长城的功用乃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此一定位部分抵消了孟姜女对长城修建过程中劳民伤财的指控，国家安全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据顾颉刚考证，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伐莒国，大将杞梁被莒国俘获，“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杞梁又名杞殖。杞梁之妻义正词严地谴责齐侯在城外吊唁杞梁，不合礼节。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增添了“哭城”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而她亦“赴淄水而死”。
　　杞梁，就是后世“孟姜女哭长城”传说中孟姜女丈夫万喜良的姓名来源；而孟姜女，在任何一部史籍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之中。而且显然，孟姜女故事经过了一代一代的演化，才定型为今天耳熟能详的面貌。
　　民间传说为什么单单把孟姜女故事放置在秦始皇时期？权威的说法是民众无法忍受秦始皇为修建长城横征暴敛，遂虚构了一个丈夫被征为民工的民女，又把杞梁之妻哭城的情节移植过来，作为对秦始皇的血泪控诉。而在我看来，此说大为可疑，内中牵扯到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长城的修建及其功能。
　　《史记·匈奴列传》载：“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长城并非秦始皇始建，而是统一六国后，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了起来———是谓“可缮者治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是一句极其重要的记载。前此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又使蒙恬渡河……筑亭障以逐戎人”。蒙恬出兵的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长城，一直到达了阴山，而且设置了三十四个县，迁徙罪人驻守。在如此富有成效的占据之下，匈奴不堪压力，远远避让到了北边的蒙古高原。终秦一朝，匈奴始终被压缩在上述地域。而后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却又筑长城。值得注意的是，筑长城的主力军是“治狱吏不直者”———不公正的治狱的官吏们，而并非通常以为的从民间强行征召的民工！
　　如此，则孟姜女的身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孟姜女不可能是民女。
　　

【意淫】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昭君出塞。自此之后两千余年，王昭君在国家话语和民间传说中都被当作汉匈两族和好的象征，同时王昭君的个人遭际也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喟叹的对象。
　　正史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共有三处。
　　《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班固《汉书》乃客观纪事，到了范晔《后汉书》就有所铺陈，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小说。
　　汉元帝在位期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匈奴传》）。不仅属国都已背叛匈奴，而且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五个单于在互相攻伐！攻伐的结果，是剩下了两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此时，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的地步，呼韩邪单于遂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第一次入朝觐见宣帝，宣帝赐以厚礼。转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朝觐见。两年两次觐见，其频繁的程度可见一斑。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在表示臣服的同时，也和汉朝商定了对付郅支单于的策略。郅支单于自感无力对付汉朝和呼韩邪单于的联盟，遂转往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发展。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制”（伪造命令）出兵，在康居诛斩郅支单于，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二人喊出了既空前更绝后的划时代最强音：“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著名的豪言壮语，显示着汉朝的国力已达顶峰，连匈奴———这侵害中原二百余年的劲敌都告臣服。呼韩邪单于遂统治了匈奴全境。
　　然后，《汉书·匈奴传》生动地记载了呼韩邪单于此时的心情：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呼韩邪单于喜的是郅支单于已被诛杀，整个匈奴终于都归自己统辖了；惧的是汉朝国力如此强盛，哪一天自己难免不会重蹈郅支单于的覆辙。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觐见，并“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以汉朝的女婿自居，而以前双方的关系都是对等的，都是“约为兄弟”。这一年汉元帝44岁，呼韩邪单于也在40岁以上，两人年龄相当，而单于居然自居为婿，可见因为实力确实不济，才沦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然则，表示臣服的行为不是进贡，而是求赏（自居为婿在先），以单于如此年龄，则依赖心理已经重到了撒娇的程度。求赏就是当女婿的撒娇。不过也难免，依附汉朝十八年，任谁都会心理变态。“愿婿汉氏以自亲”，这句赔着小心，诚惶诚恐又撒娇的话，雄辩地表明了这次和亲迥异于此前的任何一次和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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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吕布和貂蝉
貂蝉，是中国民间评选的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中唯一于史无载，而仅见于小说家言的。于史无载，是指无论正史野史，都无貂蝉一鳞半爪的倩影；小说家言，是指罗贯中的巨著《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塑造的貂蝉形象，完全空穴来风，居然跻身于四大美女之列，在中国史上可谓孤例。
　　但“貂蝉”其名却并非凭空捏造。东汉应劭《汉官仪》载：“侍内金蝉左貂，金取刚固，蝉取高洁也。”侍内的帽子上装饰着“金蝉左貂”，是为“貂蝉”冠。因此山西社科院孟繁仁先生考证说貂蝉乃宫中掌“貂蝉”冠的宫女，发出宫后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此说虽有道理，但罗贯中却说“其女自幼进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明明是自幼入府的歌伎。因此，与其说貂蝉的命名从“貂蝉”冠而来，还不如说是罗贯中自己创造的呢。
　　貂蝉，一身而兼两种动物。貂，长于寒带，聪明伶俐，生性慈悲。貂蝉看到王允两眉紧缩，坐卧不安，马上毛遂自荐，说：“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正是貂的慈悲心的写照。貂蝉自愿献身，用连环计游刃于董卓和吕布之间，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而如同忘恩负义的猎人一样，诛杀董卓后，王允就再也不管貂蝉的死活了。
　　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北美洲有一种生命周期非常长的“十七年蝉”，要在地下潜伏十七年才能羽化。当貂蝉被送给董卓，她就变成了一枚诱饵，勾引得肥胖的董卓大闹凤仪亭。但螳螂捕蝉，吕布这只黄雀在后面紧盯着呢。不知貂蝉对吕布是否真心，董卓死后，貂蝉出污泥而不染，跟了吕布；但她仍然是被动的：“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一个“取”字，虽然命不由己，却也不屑之至。吕布殒命白门楼后，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显然只是妾，并非吕布的妻子，因此下落不明，即使在《三国演义》这座她唯一活动过的舞台上也失去了踪迹。但是蝉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把原有的外骨骼退去，是为“蝉蜕”。以貂蝉的智慧，要脱身想必不难。蝉蜕，也许罗贯中已经暗示了貂蝉的结局。
　　貂和蝉，两种动物的美德集于一身，貂蝉因此是两种动物的隐喻。
　　貂蝉，这个如貂似蝉的女人，这个无名无姓的女人，她命名的秘密被隐藏了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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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忌】·李亿和鱼玄机
关于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的这桩杀人案，唐人皇甫枚《三水小牍》一书记载得最为详尽：
　　有一天，鱼玄机外出，嘱咐婢女绿翘：“如果有熟客来，你就告诉他我去了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