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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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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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北洋人（4）　　　　　　　　　

　　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想说：如果有，就可能是对中国的阴谋。　　　

　　“谁知道有什么事，一直没接到报告。如有大事，会报告的，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报告的，报告了也有对我隐瞒的。”　　　

　　“不，绝无此事。反正朴定阳是使用大清帝国的年号与美国政府往来函件，这事有过报告。”　　　

　　“大清的年号？”袁世凯苦笑了。　　　

　　原封不动地使用某国的年号、历法，就表示是那个国家的属国。“光绪”是清廷年号，使用它就证明服从清廷。朝鲜领议政沈舜泽致函俄国公使韦贝时，写的是“大朝鲜开国”，这就表明没有服从清廷的意思。　　　

　　不过，这种习惯只限于东亚。用清光绪年号，译成英文时便改成西历，所以用用无妨，这也许是朝鲜政府应付袁世凯的作战手段。　　　

　　朴定阳在美国滞留一年。这期间，袁世凯在汉城不断地施加压力，而朝鲜政府以美国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朴定阳却“因病”归国了。美国方面大为惊讶：“为什么全权公使才一年便归国？”　　　

　　而清廷则责备：“为什么竟停留一年多？”　　　

　　坚持一年，是朴定阳的功绩。除了公函上使用光绪年号之外，他在华盛顿完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官身份东奔西闯。　　　

　　对于三项附带条件，第一项硬着头皮不予理睬。第二项则自然解决，因为席次一般由美国方面安排，大都是按照英文字头或到美赴任的顺序，KOREA当然在CHINA之后，而且朴定阳比张荫桓晚到美国两年。第三项用没有重要事项一推了之。　　　

　　朴定阳有功劳！朝鲜各界对他的评价很高。　　　

　　1888年11月，整整一年之后，朴定阳才勉强离开华盛顿。回到本国，袁世凯会如何发怒，他心里一清二楚。　　　

　　朴定阳归途绕道日本，又停留四个月，才好不容易返回汉城。时为1889年3月。　　　

　　“应追究朴定阳的罪责！”袁世凯主张。　　　

　　朝鲜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朴定阳一年多的外交活动，功绩显著，本应给予奖赏，提升为外署督办（外交大臣），可袁世凯却坚持要惩处他。郑秉夏和闵种然两人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毫不退让。朝鲜方面哪里还敢提升朴定阳。　　　

　　清廷外交的真正实权者李鸿章主张解除朴定阳现职，而驻在朝鲜的袁世凯则主张重罚，想狠狠地整一整朝鲜，免得以后再搞“自主外交”。　　　

　　这时，朝鲜已不是十年前的朝鲜了。它已经看清，借助列强——日本、俄国之力，可以踢开清政府的压迫。不管袁世凯的眼睛瞪得多么圆，俯首听命是办不到了。朝鲜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积累自主的实绩，然后达到真正的独立。　　　

　　“要实现朝鲜的夙愿，完全独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免不了遭受苦难，必须有流血牺牲的决心才行。”　　　

　　说起来颇有讽刺性，李鸿章派去的外国顾问德尼一伙人，竟成了帮助朝鲜抵制清政府的参谋。　　　

　　“升他为外署督办，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清廷刺激太大。顶好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　　　

　　“什么呢？”　　　

　　“副提学之类。”　　　

　　“这怎么能算提升呢？”　　　

　　“总比撤职强吧！”　　　

　　在朝鲜宫廷里，这些参谋们面授机宜。　　　

　　关于朴定阳问题，袁世凯同主子李鸿章之间想法上多少有差别，德尼等人提醒在这里做文章。于是，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副提学。这是教育方面的官职，离政治外交的旋涡较远。让他暂居此位，以后再伺机提升。　　　

　　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东亚人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们仍未掌握。　　　

　　李鸿章的怒气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儒教体制下，教育方面的职位绝不是什么闲职，而是要职。一个必须惩办的人反而担任要职，这大大地损害了清廷的体面。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提出指责，回答是“不过循例而授，并非别有意见”。　　　

　　袁世凯不答应，要会见国王。国王以患病为由，不予接见。患病的不只是国王，当事人朴定阳也称病闭门不出，连赵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国王更有了借口。但是，长此下去，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国王接见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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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北洋人（5）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殿下听说了吗？”见面时，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听说过。”朝鲜国王李熙答道，“朴定阳没有按规矩办事，这很不好。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不过，非惩处不可吗？”　　　

　　“那三项附带条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确，可朴定阳到达华盛顿后根本没打算执行。我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过两年，仍不见解决。殿下也曾说过：待朴定阳归国后，一定给予处分。可是，朴定阳已经被授予都承旨品级，就任副提学要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级，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绝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　　　

　　“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　　　

　　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袁世凯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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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北洋人（6）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砸了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回到朝鲜任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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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山雨欲来（1）　　　　　　　　　

　　山雨欲来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①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哪个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东学党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比较难对付，所以才取得一点点胜利。而且，朝鲜政府军也太软弱了。一般说来，军队是打胜不打败……东学军败上一次，就将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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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山雨欲来（2）　　　　　　　　　

　　“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完蛋！”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打上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决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凯都已接到情报。杉村知道，朝鲜政府会采纳闵泳骏的主张，向袁世凯求援。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确信如此，前一天向东京发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这真是一个天下太平的轻松乐观的判断。　　　

　　东京。　　　

　　弹劾提案通过之后，或者伊藤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二者必选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最大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但陆奥外相读了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后，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议题。他一手拿着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阁僚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　　　

　　“……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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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山雨欲来（3）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