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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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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大连湾的“济远”舰的损伤是人为制造的，对此，泰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毫无威信。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受到日本国民的绝对信任的。明治二十七年9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名义公布的大本营战报说：前16日午后五时，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赤城”、“西京”等十二舰，经海洋岛向大孤山海面进发。1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敌舰队“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等十二舰及水雷艇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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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下一个时代（2）
这项战报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敌舰队十四舰及水雷艇六艘”相比较，大本营发表的少了两艘，伊东电报中无舰名。实际上，这时北洋舰队堪称战舰的有十二艘，另有“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把炮舰也算在军舰里，确实是十四艘，但伊东把四艘水雷艇看成了六艘。如果大本营把炮舰当成水雷艇，数目就相符了。大本营公布的“威远”，这时并不在北洋舰队里，可能是把“济远”误认为“威远”。
此外，还有五艘运输船，也可能是把它们当中的几艘错认为军舰或水雷艇了。
不过，别的舰名都对，单单把“济远”搞错，很可能是“济远”在战场的时间不长，致使日方无法确认。
牺牲一人而救众生，佛教叫“一杀多生”，可以套用一句：一杀多戒。“广甲”的吴敬荣等人，按说也算是临阵脱逃，但有了方伯谦这个靶子，其他官兵引以为戒也就行了。怎奈他继丰岛海面战役之后再次脱逃，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者，实在是非君莫属。
“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呢！”袁世凯不由得摸了摸后脖颈。
这次战争责任最大的，岂不就是我！——想到这里，方伯谦的处死，与他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
黄海海战的次日，李鸿章写了一篇奏折，送往北京。他在奏折中说：
“北洋人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唯有严防渤海，力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请另简重臣，督办奉天军务。”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次战争简直不是日本对中国之战，而是日本对李鸿章之战。事实上，动员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出动的海军则是李鸿章一个人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只有他一个人在拼命战斗，别人都若无其事。奏折中充满了抱怨情绪。
返回旅顺的汉纳根来电报说：各舰或多或少都受了损伤，修理大约需要三十五天。就是说，自今而后的三十五天，北洋舰队的战斗能力等于零。究竟会怎么样呢？李鸿章陷入沉思。
武器弹药不足。光靠北洋一隅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全国之力。李鸿章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尽量多弄些武器送来。李鸿章觉得刘坤一比湖广总督张之洞通情理，当然也给他的胞兄——两广总督李瀚章打了电报。弟兄之间，遇到这种事就顾不上客气了，何况谁都知道李瀚章能当上总督是沾了弟弟的光。李鸿章要求哥哥给予报答也无不可，一开口就借用步枪六千支，随后又打电报，“希望尽可能多借一些”。
李瀚章确实为弟弟尽了最大努力，甚至做过了头，惹下祸患——为筹措军费，他竟想使用“闱姓捐”。
所谓“闱”，本是宫廷侧门之意，也指科举的考场。科举规定，乡试在各省会进行，合格者称“举人”，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会试。会试合格，便是进士。
会试，是从全国会聚而来的举人的考试，谁将怎么样，无从知晓。但以省为单位的乡试时，对参加考试的人几乎都熟悉。他是谁家的第几个儿子，能考得怎么样，等等，事先都有评议。于是，对谁能考上下赌注，这就是“闱姓捐”。
拿神圣庄严的国家考试赌博，成何体统，因此废止了。李瀚章想把它复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赌博，设赌抽头的人总能捞到一大笔钱。李瀚章打算用官办赌场的钱充当军费。
他本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民众对赌博的反感。是李鸿章的哥哥，这一点使他有所倚仗，但同时又是他的弱处所在。李鸿章的政敌很多，他们觉得攻击戒备森严的弟弟，不如攻击漏洞百出的哥哥。于是，恢复闱姓捐的提案遭到舆论的全面攻击，李瀚章竟被逼到辞官的边缘。反对者，确实是有的，但也不难推测有人从旁煽风点火。
九月二日（阳历9月30日），李鸿章坐在天津的公署里，整天思考着计策。这时，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访。翁在一个多月之后当上了军机大臣。十年前，他曾当过三年的军机大臣。现在，他侍从天子左右，成为朝廷的重臣，是人人皆知的反李鸿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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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下一个时代（3）
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物，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来，当然是为了公事。原来，他是奉西太后之命来会李鸿章的。
翁同龢时时提醒自己：这次是奉皇太后之命而来，将她的命令传达给李鸿章，再把李鸿章的答复转报太后，如此而已……
总共有几件事，其中之一是非常简单的。
“要严厉责问：这回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西太后说。
尽管这么问，实际上她比谁都相信李鸿章。翁同龢把西太后的这句叱责传达给李鸿章，心里感到很痛快。
清朝，把军机大臣当做天子的秘书来使用。到了清末，有实权的总督也参加进来。清朝的制度原来是把大学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不论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督，都兼任大学士，所以极有权势。大学士的定员是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各一名，协办大学士两名，计七名，也可以缺员。例如文渊阁大学士自光绪帝即位以来二十年间一直空缺。七名大学士中，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
李鸿章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已有二十年。在此之前，曾任协办大学士三年、武英殿大学士三年。
翁现在还不是大学士，他当上协办大学士是三年以后。
在朝廷的席次，翁同龢也很低。但这次是奉西太后的懿旨而来，所以进了天津的直隶总督公署，他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首。
李鸿章垂头听了西太后的叱责之词。
“水陆各军均遭惨败，臣无可辩白。”李鸿章说道，但心里却在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辅佐国政的并非我一个人！北洋军确实是我创建的，在我之外，又有谁创建过军队？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建军队。
“沈阳可是陪都！”翁同龢说道。
现在的国都是北京。满族人入关之前，有一个时期曾以沈阳做国都，顺治帝以前的太宗和太祖陵均在那里，因此，把沈阳视为陪都。
“臣知道。”李鸿章仍低着头回答。
“那是重要的地方，皇陵也在那里，一旦发生意外，你能担待得了？”
“老实说。奉天兵不足恃，臣没有把握。”
李鸿章口气生硬，翁同龢有点犹豫了。他预感到，再加申斥，李鸿章会提出共同责任的问题来。于是，他立刻改变话题。
“问问李鸿章：是否可以借助于俄国？”西太后曾说过。
她非常希望快一点结束战争，想同李鸿章商量，可否借助俄国的力量，促成议和。按照翁同龢个人的意见，在陆海失利的情况下，议和有失中国的脸面，又不能指望得到好处，所以不能同意。要等前线取得一些反攻胜利，再进行议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议和，就得不怕举世唾骂。
“这都是皇太后的懿旨，我只是传达一下。你的答复，我也将不置一词地照样转奏。”翁同龢故意添了这么一句。
“俄国公使因病回国尚未归任，同他们的参赞倒是不断来住。俄国对日本侵占朝鲜非常愤恨，喀西尼伯爵也经常提及。臣以为，往俄国派一特使也是个办法。”李鸿章答道。
“依靠俄国行是行，但很难说他们就没有阴谋。假装亲近，然后占领东三省……实际上，占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
“请圣上放心，我敢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李鸿章一贯是亲俄派。当他说保证俄国没有野心时，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
“总之，我是代表皇太后来办事的。刚才我已说过，我要把你的话，一字不差地上奏。”翁同龢说完，回北京去了。
这一天，朝廷任命了一个前线总帅——“命宋庆节制前敌各军”。
宋庆是七十五岁的老将，曾在袁甲三手下，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给“毅勇巴图鲁”称号。
巴图鲁，满语是“勇敢”之意。对军功显著者，授予这个称号。后来宋庆的军队被称为“毅军”，他的部将马玉昆已经率军出征朝鲜。
宋庆是山东人，既不属湘军，也不属淮军。最初，他给同乡前辈的安徽亳州知州宫国勋当仆从。那时正是镇压捻军之战最激烈的时期。捻军的一个将领孙之友前来诈降，计划在清军内部暴动。不知什么缘故，竟被宋庆看破了。得到主人宫国勋的许可，他杀死了孙之友，接管了孙之友的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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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下一个时代（4）
宋庆从一个仆从升为部队之长，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有趣的是，他所率领的部众绝大多数是安徽人，同淮军官兵同乡。宋庆虽然不属淮军，但常被看成淮军，像是淮军的一个旁系。
宋庆的毅军在光绪六年（1880年）由汉纳根指挥在旅顺构筑要塞，此后一直驻扎旅顺。由于离前线较近，十天前宋庆已接到开赴九连城的命令，军队正在移动中。
当时还没有电讯联络，宋庆到了九连城才接到让他统帅全军的命令。
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赶紧去九连城！你的任务不仅仅是补充给养！——阴历八月末，袁世凯接到李鸿章打来的如此含义的电报。
这时，袁世凯同周馥在沈阳，正派人去西北方的新民厅采购军粮。其实，采购军粮是他们滞留沈阳的借口，这种工作是完全可以委托给商人的。
“将军们太无情了！就这么去前线有多危险！”嘴上虽然不说，但袁世凯和周馥两人心照不宣，尽可能不往前线靠。
正在这时，主子李鸿章来了斥责电报。
他们的任务不单是给养补充，从天津出发时李鸿章就亲自叮嘱过。
“如果我军战事不利而退却时，你们要收容残兵，重新编制战斗单位。”这就是另一任务。
清军在平壤失败，纷纷向后撤退。这种时候，应该尽可能靠近前线，收容残兵，装备他们，使之再战。
“没法子。走吧！”周馥说道。
现在由于陆海军败战，北京和天津都处于激动之中。这是非常时期，违反命令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难以想象。被正法的方伯谦就是前车之鉴。
“脑袋被砍掉，那就什么都完了。”袁世凯答道。两个人的想法完全相同。
倘若被斩首，那就本利全丢，于是他们决定去九连城设立转运站。
此时宋庆正率领毅军向前线急奔。
宋庆从旅顺开拔时，向北京和天津发电报，预计九月十日（阳历10月8日）前进到九连城。
当时的日本报纸报道：“宋庆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大为愤怒。”
这段报道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任命全军统帅，原是李鸿章向北京朝廷请求的。现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没有理由发怒。
如果说近来李鸿章时常发怒，那可能是因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为首的三十五名翰林联名弹劾他。
文廷式，江西人，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的门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仅仅四年便升为侍读学士，确实是破格提拔。
中了进士，一般被叙为七品官。同为七品官，差的被派到地方去当知县，而好的将来当大官，便放到翰林院里进修。翰林院编修也是正七品，这是选拔人才必须经过的关口。中进士才四年，一般说来还应该在这个关口前徘徊，可文廷式已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了。这是与国子监祭酒①同格的从四品，晋升得太快，岂止是连升三级。
当然也因为文廷式是榜眼，成绩突出，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原先在广州将军长叙家里坐馆，教他两个女儿读书，后来这两个女儿都为光绪帝所爱，就是珍妃和瑾妃。光绪帝早就听二妃提过文廷式之名，所以公布进士及第时，他说：这个人很出名。
翁同龢为网罗反李鸿章势力，要把一些可以瞩望的年轻官僚拉到身边，便盯上了文廷式。
文廷式认为，现在正是驱逐李鸿章的绝好机会。
他对翰林院的新秀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决定联名弹劾李鸿章。年轻的新秀们都渴望脱颖而出，也许心里正想着“下一个时代即将来临”。
现在虽然还是李鸿章的时代，可是，他年事已高，霸者更迭的时代不远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由拉开时代序幕的集团主宰，新时代的明星宝座将由扯掉旧时代幕布的人占据。
“千万别落在后面……”这是新秀们普遍在思索的问题。不过，他们很谨慎。翰林院这个宝贵位置，得之不易，可不能因为一些微妙的举动而失掉它。若是集体行动，他们的胆量就稍稍大些，再有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采取行动了。现在，他们眼前正飘荡着一面大义凛然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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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下一个时代（5）
清军在朝鲜被东洋小岛国日本给打垮，陆、海军双双惨遭失败，弹劾使中国如此丢脸的人还怕谁谴责吗？他们的呼声出于爱国心，出于义愤。他们要站出来声讨败战的责任者，被声讨的正是旧时代的代表。
弹劾李鸿章能获得通向新时代权力宝座的通行证！文廷式抓住翰林院这群野心新秀们的心理，汇集了三十五人。
弹劾的内容不外是李鸿章疏于戒备，掣肘诸将，任用私人，不设粮台，删改电奏，欺瞒朝廷等。末尾下了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亡国，请予罢斥！
李鸿章对于弹劾他的事早有所知，因为翰林院里也有李鸿章的人。
历经权力之争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在弹劾者的背后，有翁同龢牵线操纵。
“黄口小儿！”李鸿章听到联名弹劾的消息，轻轻地啐了一口。黄口小儿当中竟有一个六十五岁的翁同龢，其实，李鸿章啐的是不靠实力、只靠皇帝恩宠得权得势的人。
领唱者文廷式当过光绪帝爱妃的老师，而幕后操纵的翁同龢又是光绪帝的师傅。
“皇上也太成问题了！”李鸿章自言自语。重臣们嘴里所说的皇上实际上指的是两个人，即皇帝和西太后。现在李鸿章是指前者。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燃烧着亲政的热情并非坏事。比起没有欲望的皇帝来，为国家着想，还是拥戴这样有欲望的皇帝要好些。然而，为亲政而网罗的人才，净是些无聊的家伙。看来问题出在网罗的面不广。自己的师傅，爱妃的老师……都是皇帝的私人。这些人是否有才干，值得怀疑。
前几天，翁同龢作为西太后的钦差来到天津，他提出的所谓自己的意见，在李鸿章看来，都不得要领，不符合现实。这是因为他缺少结合现实问题的经验。
李鸿章暗暗拿定主意，对弹劾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他闭上眼睛稳了稳情绪，从容不迫地拿起毛笔，开始起草电稿。书案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报告。
其中也有袁世凯来的电报：“已将九连城转运站迁至凤凰城，窃以为办事诸多方便。”这是把兵站基地后撤了。败兵陆续渡过鸭绿江，进入九连城。
李鸿章相信袁世凯的预测，可能九连城也要失守了。袁世凯这个人有特殊嗅觉，他的措施可能是正确的。
李鸿章想挥笔叱责败战之将，激励他们为挽回名誉而战。他首先给卫汝贵一纸电文：
“讲宫诸人（文廷式等）弹劾汝之军队，军心不稳，纪律紊乱，到处骚扰，平壤之役，不战而退。又同时弹劾我对汝等有所庇护。朝廷恨汝，几近切齿。兹命宋庆前往，严肃调查。此次宜火速集合败兵五千，整饬军令。如遇贼（日军），血战一场，或许能稍赎重罪。倘非如此，汝至危矣！在津将士均谓汝等临阵脱逃，痛骂盛军人数虽多，皆不能战，是否愿当此恶名？切记！”
好严厉的电文，而李鸿章仍觉得不够劲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李鸿章一边写着严厉的电文，一边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激动，以防失去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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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折断伐南旗（1）
折断伐南旗
朝鲜自古以来乡党意识就非常浓厚。在东学中，也有南接、北接之类的说法。“接”是什么意思呢？东学在1878年设立了门徒集会之所，当时称“接所”，就是教会。“接所”，简称为“接”。南接，是指南方的教会，北接，是指北方的教会。南接就是全罗道，北接就是忠清道。开始时只是划分地域之意，后来竟与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名词被赋予深刻的含义。
想把东学尽量限制在纯宗教活动的组织范围内，称做“北接”；要把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称做“南接”。
全罗道出身的人本应该都是南接，但其中也有人主张，东学是宗教团体，致力于大众精神方面的教化就够了，不要涉足政治。相反，本应该是北接的忠清道出身的人中也有人主张，东学钻在宗教的贝壳里实在可笑，如果有理想和抱负，就应当为实现它而倾注一切努力，不惜扩大到政治领域，诉诸武力，积极地行动起来。
本来朝鲜人当中好激动的人居多，组成集团斗争，就更是一往直前。
如果是因为地域闹口角，那么，双方按照习惯，互相吐唾沫，狠狠骂上一顿，也就完了。可是，像东学这样，在同一集团中路线不一致，问题就严重了。
就日本出兵之前的东学起义而论，因为北接派领导人崔时亨对军事行动消极，所以在忠清道南部缺乏号召力。这样分散了力量，对朝鲜政府军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的确，当时东学的举兵有些不够果断，后来在内部也作过总结。
南接派领袖是全琫准。他面对日本出兵的新事态，越发坚定了信念。他早有预料，不做出抵抗的姿势，敌人会毫不留情地长驱直入。敌人已经来到面前，能把自己锁在祈祷的世界里无动于衷吗？全琫准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
然而，东学这一宗教团体的上层却大都是北接系。南接的理论家们反复地鼓动武装斗争，但要使整个教团行动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你们没看见吗？倭兵（日本兵）在汉城到处都是！你们打算就这么置之不管吗？祈祷有什么用？除了拿起武器战斗，没有别的办法。你们还能算是东学信徒吗？不，还能算是人吗？”
嗓门高起来，议论升级了。
在宫廷内部，大院君同闵妃派有分歧有斗争，在朝鲜的其他领域里，各个派别的抗争也很激烈。这也许是儒教家长专制体系的影响，从一家一户开始，同塾、同乡等关系纠缠着，不管本人如何，都要依照所属集团的意志行动。
主战论的南接宣扬自己的主张。声调越来越高。尽管主张宗教纯化的北接反对举兵，但它也不是非暴力集团。为了打倒对立的南接，北接并不怕使用武力。南接方面大骂：
“你们算什么男子汉，一群窝囊废！”
越骂越凶。挨骂的一方不可能默不作声，结果不断地发生殴斗，甚至激化到出现伤亡。
“南接太蛮横了！”
“竟然动刀动枪威胁我们！”
“对于弓虽。暴，我们也得用武力相抗！”
北接方面开始集结兵力，不是为了同日军和朝鲜官军作战，而是要跟共同信奉东学的南接火拼。北接领导者金演局、孙秉熙、孙天民、黄河一等人组织了伐南军，揭起了伐南旗。
他们起草了檄文，准备发往北接各地。檄文说：“以道（东学）作乱，实属非是。全琫准、徐璋玉等辈乃国家之叛逆，师门之乱贼，吾等何不群起而攻之？”
这就是内部分裂。
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同日军作战，反而会使东学自我崩溃。南接方面在起兵之前也必须解决同北接的对立问题。
这期间，形势大为变化。成欢之役，清军大败，日军占领了牙山。清军向平壤退却而去，日军在后紧迫，朝鲜政府只有当日本的傀儡了。
日本侵略朝鲜，最强烈反对的是东学。同政府军讲和时，东学坚持加上一条：“严惩通倭者。”
如今，朝鲜政府自国王以下的要人全都通倭，虽然是迫于武力。
不，“通倭”一词表达得并不充分，实际是屈从于倭人。从此以后，朝鲜政府的意图，就是日本的意图。日本的意图是统治全朝鲜，而统治全朝鲜就必须消灭反对日本的东学。日本驱逐清军之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东学是看得很清楚的。
东学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力，但一直以朴素的方法维持的内部统一，目前到了极限。朴素的方法就是靠人事关系。组织扩大以后，人事关系也随着复杂起来。
东学第一代教主崔济愚遇难后，崔时亨成了第二代教主。本应该他一声令下，东学便齐声响应，但现在却做不到。其原因不只是组织的扩大，还在于教主崔时亨的观点是东学中的少数派。
要进行为第一代教主恢复名誉运动——“申冤运动”，崔时亨很谨慎。起初是反对，后来知道赞成者占多数，他才下定决心。他在统率教团的政治方面，并不出众，他超群之处是作为一个宗教家的才能。
崔时亨心里只希望把东学的活动限制在宗教方面，并使其纯化。可是，前来参加东学的，是些饱受压迫、对现有宗教已经失望的人，他们要越过阻碍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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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折断伐南旗（2）
显而易见，屈服于日本的朝鲜政府将同日本一起镇压东学，因此，武装暴动已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东学之所以出现南接和北接的分裂状态，说到底是教主崔时亨赞成少数人意见造成的。
在东学内部，一些有心人对这种状态也很忧虑。其实，这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武装暴动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北接的头面人物在内心也是赞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朝鲜式的家长制以及对上级的绝对忠诚，使许多人无法表态。而且，北接和南接的对抗，在感情上也产生了隔阂。不过，对抗只是数月以来的事，感情上的对立还不算深刻。双方都盼望早一天解决。
这时，出面调停的是吴知泳。
他是东学里为数甚少的知识阶层出身的人，他从孙和中那里接受了东学教义，其后又跟随金邦瑞学习。儒教作为一种体制，朝鲜比中国更严格。一旦拜人为师，就终生执弟子之礼。
事有凑巧，孙和中属南接，而金邦瑞属北接。当然，过去并没有南接、北接之分。如果说有这种称呼，那也只不过是表示出身地或居住地罢了。总之，孙和中与金邦瑞是后来才渐渐分属于南接和北接的。吴知泳与两方面的要人都有较深的渊源，作为调停人是最合适不过的。
吴知泳出任调停人，据他的著作中记载，时间在中秋节之后，正当清军从平壤败退、黄海制海权落到日本手里的时候。
“听说你们要举旗伐南，是吗？”吴知泳拜访北接的领导人，问道。其实，不问也能看出来，北接的司令部——报恩郡的大都所里充满了杀气。
“以道作乱者，依据东学精神，必须予以讨伐。这是我们的信念。”大都所长金演局答道。
“你们何必去讨伐呢？日本军和朝鲜傀儡军正在讨伐他们。南接同敌人打得不错，不过，我认为他们肯定打不赢，因为同属东学的北接也要出兵了……他们的命运会怎样呢？”
吴知泳扫视着金演局等北接领导人的脸，仿佛在向他们每个人发问，语调缓慢而柔和。
没人回答。孙秉熙似乎晃动了一下肩膀，吴知泳便盯住孙秉熙问道：
“不用各位回答，结果不是明摆着吗？南接军受到敌人和昔日伙伴的双重征讨，必败无疑。北接军一定能大获全胜。怎么样？你们高兴吧？”
依然没人回答。停了一会儿，吴知泳接着说：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将如何评论呢？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说辞吧？我想听一听，能说给我听听吗？”
金演局瘪着嘴，轻轻合上了眼睛。孙天民垂下视线。孙秉熙并不躲避吴知泳的目光，身子一动不动，脸上泛起红晕。
“因为我们再也忍不下南接那帮家伙的无理谩骂！”孙秉熙似乎终于按捺不住，首先开口了。说完，他的嘴唇颤抖着。
“噢，那就让他们来赔罪，事情不就完了吗？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就像兄弟之间吵架一样。兄弟吵得再凶，如果有人来欺侮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兄弟俩就会忘掉吵架，互相帮助，一致对外。这难道不是我们朝鲜人的人情吗？”
对吴知泳的话，孙秉熙深表同意。
“我们之间有南接、北接的问题，”吴知泳又说道，“但是，在日本军和京军①的眼里可没有南北的差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是整个东学。你们也是他们的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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