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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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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胆”陈布雷（2）
这个宣传小组虽然只叫小组，级别却很高，其成员都是大人物，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等。陈布雷对工作确是认真负责，他接受任务后，亲自召集了好几次会，想了不少办法，但宣传方面仍无起色。他这才认识到，时代变了，不是北伐与抗战时那样的宣传，民众不但对宣传信服，而且深受鼓舞，往往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现在，有谁相信他们呢？陈布雷无法，只好再去找蒋介石。
蒋介石也知道其中的难处，也没有什么高招，只是硬着头皮给陈布雷鼓气说：“共产党现在宣传很厉害，他们有计划制造谣言，恶意中伤政府及负责官员，这样可以以讹传讹，一时有众口铄金之势。因此我们宣传小组要制定原则，建立社会声誉，坚定同志信心，巩固党和国家政府的地位。”
陈布雷口里答应着，心里思考着，他认为蒋介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便委婉地说：“蒋先生，实际情形与宣传不应有很大距离，竭诚盼望许多实际问题应有改善，实际问题改善后，宣传自易取信于人，否则，徒责宣传之不能尽责，而委过于宣传，是不公平的……”
听了陈布雷的话，蒋介石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个老实人内心也有诸多不满，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都如此想，难怪宣传工作搞不过共产党的。但细想一下，觉得也有道理，便连连点头说：“那当然，实际问题当然要改善，你放心，会改善的。”话虽如此说，但在当时，蒋介石要解决实际问题，却比登天还难。贪污腐败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诸多社会问题已是积重难返了，陈布雷的建议只能束之高阁。腐败现象继续发展，混乱局面越演越烈，陈布雷失望了。他向蒋介石请了假，于1947年7月上庐山休息，以逃避现实中无休无止地困扰他的烦恼。
前线是弹痕血雨，内地是民怨沸腾，只有庐山的风光依旧如画，陈布雷在这里看不到蚊蝇吮血的贪污腐败，听不到“反饥饿反内战”的阵阵呼声，似乎与世隔绝。早晨，他略微看看闲书，下午静静躺在床上休息，晚上才在习习夜风中散散步。身体的衰弱，局势的紧张，使陈布雷的思想越来越颓废。一天，他和夫人王允默散步，望着西沉的夕阳，凄然说道：“潮有涨落，日有升沉，人也有生死，道理亦然。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我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说罢眼圈红了。
几句话，说得王允默心中一震，不知丈夫怎么突然说出这种不祥之语来，便连忙安慰丈夫道：“你身体没大病，蒋先生又器重你，50多岁，才人到中年呢！”陈布雷苦笑了一下，抬起头来，望着远处那如黛的山峰和似血的晚霞，好半晌没有讲话，一直到天黑，才与夫人默默回到寓所。
庐山风光虽好，毕竟不是陈布雷久留之处，他还是下山了。此时，蒋介石正处于困难与危机时期，他要帮蒋介石度过难关，七天后，他又出现在蒋介石身边。
一到南京，各种不好的消息接踵而来。政治上，蒋介石改组政府，但引起的矛盾更多，蒋介石便更加独裁专制，在此情况下，各地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工人罢工、市民游行、商人罢市等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大中城市，军事上，各战场上传来的消息都是两个字“失败”，蒋介石精心组织的重点进攻计划已彻底破产，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反攻；经济上，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高涨。陈布雷刚坐进办公室，秘书蒋君章就向他报告各地物价上涨指数：汉口上涨21％，重庆上涨40％，广州上涨33％……随后，又有人向他报告：杭州、青岛、成都、无锡、北京等地同时出现“抢米风潮”……
陈布雷呆若木鸡，不断摇头，尽管如此，他还要支持下去。为了给宣传部门的人打气，他召开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宣传会议，凡党营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广播电台、电影厂等负责人，均通知前来参加。陈布雷要在会上统一思想，稳定人心，以在宣传上继续跟共产党较量。但会议刚开始，便乱了套，与会者心情沉重，大发牢骚，整个会场成了怨言与风凉话发泄的场所。
“文胆”陈布雷（3）
有的说：“大势日非，情势恶化，岂宣传所能为力？”有的说：“布雷先生统率宣传部队，苦心焦虑，何能见功？”有的说：“胜利后不到两年，国库9亿美金荡然无存，以致经济崩溃，危及国本，这些都成为共方宣传的把柄，如何能掩人耳目。”
一时，会场上慷慨激昂者有之，骂爹骂娘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潸然流泪者有之。陈布雷见此，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确实非宣传所能为力，预先准备好的一大篇演讲词，此刻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匆匆宣布散会。回到家里，陈布雷觉得心力交瘁，身心疲惫，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永远只是烦恼和痛苦，他仿佛掉进万劫难逃的苦海中，摸不清方向，看不见彼岸。
陈布雷尽管对一切已经灰心，但并没死心，他还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1948年10月，他与蒋介石私下作了一次长谈，他推心置腹地向蒋介石进言道：“蒋先生，胜利以还，我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使###得以宣传之把柄，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蒋介石一惊，他知道陈布雷所指老虎是谁，干脆把话挑明，便接过他的话说：“你是指孔、宋……”
“不，不！”陈布雷知道孔、宋是蒋介石的亲戚，他怎好直说呢，便缓和一下口气说，“布雷的意思是，庸之先生最好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要介入，免得先生为难。”
蒋介石会意，他也曾有意让孔祥熙离开中国，赴美游历，但对陈布雷居然敢当他的面说孔、宋等人，内心十分反感，想到社会上一些人借攻击孔、宋而将矛头指向他，陈布雷也可能是受了影响，便反唇相讥道：“布雷先生，你的小女儿……听说她参加了共产党？”
果然，陈布雷一听，急得满头大汗，讷讷地说：“蒋先生，小女是否参加共产党
我不知道，不过，听说她激进过。”
见陈布雷如此窘迫，蒋介石态度也缓和下来，亲切地说：“布雷先生，你不要紧
张，你可以把女儿管起来，叫她读一些曾文正公家书。”
“是，是！”陈布雷不敢再说别的什么，赶忙离开了蒋介石官邸。
回到家里，陈布雷唉声叹气，他知道蒋介石对自己产生反感，心想，自己不可能把女儿管起来，蒋介石也不可能拿孔、宋开刀，这个政府是无可救药的了。但蒋介石的话又不禁使他想起女儿来，小女儿陈琏是他与第一个夫人杨氏所生之女。杨氏秀丽温柔，婚后他们恩爱异常，但杨氏在生下陈琏后便去世，陈布雷十分喜爱陈琏，平时总是宠着她。但陈琏与他走了不同的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工作。陈布雷时常为女儿担心，他知道国民党特务的狠毒，怕什么时候落入他们之手。他想见见女儿，便给陈琏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很想念他们，让他们有时间就回南京来看看。陈琏接信后，与丈夫袁永熙很快来到南京，陈布雷十分高兴，他要陈琏夫妇陪他去中山陵。
冬天的紫金山草木摇落，松涛呼啸，陈布雷与女儿女婿沿着中山陵长长的台阶缓缓走上去，他在孙中山石像前沉思半晌，并默然行了三个鞠躬礼，回过头来，望着陈琏夫妇长叹一声说：“唉，气数已尽，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他咳嗽几声，接着又说道：“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
陈琏感到奇怪，父亲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呢？她不好说什么，便与丈夫扶着父亲
慢慢走下中山陵。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与父亲呆在一起。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注定。11月8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陈布雷也参加了。会上，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了八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一听，顿时愣住了，难道一定得八年才能取得胜利吗？现在战局如此不利，还能说这话吗？因此，他在整理蒋的讲话时，将这句话略去了。结果，在送审时，蒋介石第一次向陈布雷发火了，他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了，你一定要照我讲的写，不能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什么也没说，默默退出。回到家里，陈布雷没有吃饭，他的心如死灰一般，蒋介石如此固执，这个政权还能不灭亡吗？自己对蒋如此忠心，也被他猜疑，现在自己确实脑力疲劳，对蒋没有用处了，也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当然，他内心还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前不久，蒋介石派陈立夫到美国去了，如果美国能插手中国政局，肯帮助蒋介石，或许这个政权还能维持一些时日。虽然自己不想干了，但他希望蒋氏政权不垮台。
“文胆”陈布雷（4）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参加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会上传出不好的消息，陈立夫从美国来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援助国民党政府。这个消息犹如当头闷棍，彻底击碎了陈布雷仅存的一丝幻想，他的心也彻底地死了。陈布雷回到家里，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神情异常，话不及意，成天躲在房里，闭门谢客。
11月12日，陈布雷恢复了正常。他吃饭后，郑重其事地坐到了写字台前，他已经下最后决心，要离开这血火风雨的世界。他先是提笔写杂记，此时此刻，万语千言不知如何下笔，他一生写下了多少文章，却都不如这篇文章难写，他想了好久，才写了这样几句：
“人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是啊，自己不是因工作而死，因抗敌而死，现在自己是自杀，自杀总是不名誉之
事，为何要自杀呢？他想了想，执笔接着写下去：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思虑，则生命便失去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何况有形的身体……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写到这里，陈布雷忍不住凄然泪下，他给蒋介石卖命二十多年，现在已经是疲倦、衰老，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虽然如此，他对蒋介石仍怀有感情，他始终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在写完杂记后，他又给蒋介石留下了一纸情深意切的上书，说明自己的死是因为“身心毫无可效命之能力”，已经是“油尽灯枯”，不敢“偷生尸位”，“贻误公务”，因此请蒋介石能给予谅恕。写到这时，人已静，夜已深，寒气已悄然向陈布雷袭来。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望着昏黄的灯光，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于是含泪给妻子王允默写下了遗书，表示自己的死是无可奈何，虽然死了，但“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对爱妻的缕缕真情，跃然纸上。
随后，陈布雷又分别给自己的子女、兄弟留下了遗言，还给在京沪的几个挚友分别留函。待这一切完成时，已是残月西沉、五更将晓，他知道自己留在这世上只有几个小时了。于是，他去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衫，外面穿了一件棕黑色的呢长衫，然后又回到写字台前，审视这书房里的一切，房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那样熟悉、那样值得留恋。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又出现了家乡的慈湖，碧波荡漾，晓风残月，春柳夏荷，秋雨梧桐，冬雪霜桥……可现在，自己只能是魂归故里了。
远处传来阵阵晨钟，其声悠悠，有如仙乐一般，天快亮了，陈布雷不能再等了。他关好书房，回到卧室，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了一瓶，又吞下大半瓶，喝了一口水，环顾四周，惨然一笑，内心说道：“永别了！”便和衣躺在了床上，此时，天将露白。
11月13日上午9时，陈布雷寓所的电话响了，秘书急忙接电话，原来是中央党部催陈布雷去开会，秘书为了不影响陈的休息，便代为请了假。到了10点钟，还不见楼上有动静，秘书即上楼敲门，但不见响，便喊副官上来，喊了几声，仍不见回音。两人急了，便撞开房门，掀开蚊帐，只见陈布雷眼睛圆睁，嘴巴张开，脸色死灰，秘书用手一摸，全身冰凉，已死去多时，终年59岁。
陈布雷自杀身亡，他是在对蒋介石的忠心与认识到蒋氏王朝已处于穷途末路的矛盾中自杀的，他自身存在旧的文人习气与性格软弱的弱点，在封建意识的羁绊中不能自拔，他是在幻灭与悲哀中死去的。他的自杀为蒋家王朝的灭亡唱出了一声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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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陈果夫（1）
1948年的岁末，国民党统治区充满了阴冷、萧条的气氛。东方之都上海，表面上华灯彻夜，霓虹闪烁，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实际上，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在清理财产，准备逃往台湾，到处是乱糟糟的。
此时，在上海祁齐路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招待所的一套豪华公寓里，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他就是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掌CC系，中统特务的魁首陈果夫。此刻他正为自己的去留发愁。由于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大力培植私人势力，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他是蒋介石最贴心的亲信。随着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陈果夫的肺病也日益加重，他来上海养病已是一年多了。眼下，看到大多数国民党要员都纷纷逃往台湾，心里也动了去台的念头，但当着外人的面，却故作镇静，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之生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而逃。况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
话虽这么说，内心并不能安定下来，11月13日，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自杀，在
陈果夫心中投下了一道阴影，他心情更是沉重。加上，每天传来的消息都是国民党丢城弃地，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之类，他开始胆怯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命了。11月15日，陈果夫终于拿起笔，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的要求，蒋介石很快给予批准。
赴台之前，陈果夫很想回老家吴兴去看看。
他于1892年10月27日出生于那里。他对瑰丽挺拔的天目山，一碧万顷的太湖水充满留恋之情，但由于时间紧迫，他身体又不好，在家人的劝说下，只好作罢。
12月6日晚10时，陈果夫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前往台湾，他看着上海滩上高低明灭的霓虹灯，参差巍峨的楼宇，想到这一去，不知能否再返这十里洋场，再返这生他养他的大陆，头脑中不禁涌出了“一任朱帘闲不卷，终日谁来”的词句。轮船徐徐开动，陈果夫长长叹了一口气，一股无名的惆怅袭来。
12月7日下午，陈果夫抵达台湾基隆港口。上岸后，再坐上火车，8日到达台中市，住进双十路8号一间公寓。
陈果夫来台湾后，与他的兄弟陈立夫还想整理旧部，再张昔日的雄威。但CC派有的还留在大陆，有的逃亡海外，来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不想重理旧业，还有的刚从大陆逃来，余惊犹存，因此一时难成势力，陈果夫身体又每况愈下，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职，开始着手收拾残局。对于特务工作，蒋介石依然十分重视，复职后成立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规定“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规其管辖指挥”，只是这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不要陈果夫与陈立夫了，而由蒋经国、唐纵、周至柔具体领导。不但如此，在蒋介石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陈果夫的份。
随后，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陈果夫与陈立夫应对失败负主要责任。于是，在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陈果夫被排斥在权力之外。
陈果夫以###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在他的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想以后寻找机会。
受此打击，陈果夫病情愈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党魁陈果夫（2）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把名利看得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不免大发牢骚。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两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谈起台湾政局，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大发牢骚，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少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的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不同，他认为，台湾既然不容他，干脆远走高飞，他要离开台湾，远渡重洋。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不像当年留学美国，读几年书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弟弟到外国去，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不定什么时候拿谁开刀，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病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走了，陈果夫留在台湾，苟延残喘以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陈果夫内心极为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四十多年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陈果夫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有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看。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重。到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佶、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两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两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好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但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的。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当晚便在日记中写道：“###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这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不仅一年中所做的各种事浮现眼前，而且一生中的各种经历也涌上心头，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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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陈果夫（3）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幸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来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浓痰越来越多；心脏逐渐减弱，医生吴迪、林茅生商定用PAS，一面服用，一面由注射器输入，每针药水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注射约3刻钟后，咳嗽时感觉味苦，可见已入空洞；两天后，注射4cc，但10分钟后，引起剧烈咳嗽，吐出大量苦水苦痰，陈果夫几乎喘不过气来。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虽然他已走到死亡的边缘，但他依然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坐起来，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抢救，终不能使之好转，延至下午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享年60岁。
陈果夫年岁不高，便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了人世。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到台湾海岛的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期间，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尽心竭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这是陈果夫所未能预料的。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敷衍一下，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于是，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的“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是仁至义尽。
蒋介石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同时，对他生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懋绩”，特别刻意表彰他“对于###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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