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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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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孔祥熙在上海对其财产作认真清理，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他到了北平，与昔日的亲朋好友一一作别。然后，在这一年夏天，回到了他的老家山西太谷。
太谷，地处太行山的西麓。是使他最为留恋的地方，这里的山水养育了他。1880年9月11日，孔祥熙出生在县城西郊的程家庄，而离县城西南15华里的南张村，则是他童年生活的所在地。几十年挥手过去，故乡依然是古槐挺拔葱郁、绿水绕村环流，俨然一幅“长夏乡村事事悠”的画图。孔祥熙故地重游，颇多感慨。当他走进孔家大院，望着大厅上悬挂的一副对联，长久沉思。这是他祖父留下的家训，联曰：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孔祥熙回首过去，检点平生，觉得实在是有悖祖训，如今面对先祖遗训，有何面目。他不禁长叹一声，大院中的其他地方，也无心思看了，赶紧离开了孔家大院。
在太谷，孔祥熙隆重宴请了各亲戚本家，与他们畅述别情，回顾往昔，忙了几天，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待一切准备充分后，他先让夫人宋蔼龄赴美，自己则于这一年秋天来到上海。几天后，孔祥熙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请假赴美。不等蒋介石批准，他随即匆匆买了飞机票，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此时的孔祥熙，虽然有些许离国的哀愁，但更多的则是离开了舆论漩涡的超脱与轻松，他长长嘘了口气。
美国到了，孔祥熙虽多次到过这个国家，但长时间居住，一切都使人感到无比陌生。他必须慢慢熟悉，慢慢适应。
孔祥熙到美国后，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佛代尔一幢豪华的别墅。这是他早先花巨资买下的，他与夫人宋蔼龄将长期住在这儿。另外，他们还在纽约郊区花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幢高级住宅，同时，为了有时到纽约方便起见，孔祥熙还在纽约最繁华的闹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一家星级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租金150美元。如此高昂的消费，连美国富翁也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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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爷孔祥熙（2）
来到国外，孔祥熙已没有很多事可干了，除了陪他的夫人宋蔼龄看病外，隔一天，他得到纽约去照看他的中国银行。1950年，台湾的蒋介石“总统府”聘他为“资政”，但他远在美国，是不可能跑到台湾去“资政”的，这仅仅只是个荣誉性的头衔而已。孔祥熙觉得自己“无官一身轻”，悠哉游哉，他要在这所谓的“自由乐土”上无忧无虑地度过晚年。
然而，美国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是块安定的“绿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于是，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对此，孔祥熙做贼心虚，待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孔祥熙找到一位美国的朋友，请他帮忙，这个朋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首先，孔祥熙与这位朋友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终于打通关节，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及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类似“证明”的材料，说什么在美国的全部华侨连同中国银行在内，所有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就从侧面否认了杜鲁门关于10亿美金的猜测。然后，孔祥熙破例接见记者，编造了一些谎话。他说：“我家祖辈父辈，历来经营票号、商号，家产总算是富有的，不过，这几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战乱频繁，祖产大部分都损失了。本人投资于国内各工商事业的资本，这次大陆沦陷，也整个荡然无存。民国以来的内战，和大陆的沦陷，孔家损失惨重，目下生活所需，不过是剩下的一点积蓄而已。”言罢神情感伤，似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这一着果然奏效，虽然人们都知道孔祥熙财产数量之巨是无疑的，仅从他在美国的开销便可略见一斑，但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与财政部的证明材料及孔祥熙对记者的谈话，却使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也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调查不了了之，孔祥熙的危机也随之而解。度过这一难关后，孔祥熙似乎对自己重新崛起树立了信心，他不甘寂寞，还想奋争，以求回到台湾政界，东山再起。
孔祥熙虽然年过七旬，但对自己昔日当行政院长时的威风还记忆犹新，他总是沉
湎于往日的怀念中，他不想在美国长期做寓公，仍然梦想重返政坛。
1954年，蒋介石在台湾召开第二届所谓国民大会。孔祥熙得知消息后，认为重温
旧梦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心中泯灭已久的从政欲火再度燃烧，便突发奇想，回台湾去参加竞选副总统。但他长期寓美，对台湾的政局还不清楚，也不知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何，为了谨慎起见，便派曾任过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先到台北去探察行情。
此时的蒋介石对孔祥熙已不感兴趣，他早把这位亡命美国的连襟忘到九霄云外。为了在台湾重建蒋家王朝，蒋介石把希望放在了太子蒋经国的身上，为了培植蒋经国的势力，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国民党进行改造，重新进行人事安排，重用陈诚等人，让他们辅佐太子。这种格局逐渐形成，不可能让孔祥熙插上一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魏道明一到台湾，蒋介石就深知其意，连忙授意陈诚、蒋经国将孔祥熙的代表挡回去。于是，陈诚、蒋经国便命一家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矛头直指孔祥熙，连魏道明也当作豪门走狗一并痛骂。魏道明自知不妙，灰溜溜返回美国向孔祥熙复命。
孔祥熙的复出希望彻底破灭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想到过去随蒋介石鞍前马后，拼死效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现在蒋介石六亲不认，只认亲儿子，回首过去，自己实在荒唐。这以后，孔祥熙不再与闻政治，心中的政治欲火已如死灰一般，不再复燃。平时，他只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如为慈善机构捐款，在大学设立奖学金等等，他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过去那种雄心全然没有了，给人的印象，是老气横秋的面貌与万般无奈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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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爷孔祥熙（3）
但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大，呆在异国的时间一天天增长，孔祥熙思旧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每当他一人静下来的时候，思绪就回到了他的山西。太谷程家庄村头的那棵老槐树，那民风淳朴的村庄，那秉性和善的村民，都令他回味无穷，可如今那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是回不去了。在思考很久后，他决计回台湾，虽然台湾不是他的家乡，但那毕竟是中国啊，语言、习俗、生活等都会使他感到亲切。至于蒋介石是否欢迎他回去，他认为回台湾去当个普遍的平民，应该不会成问题的。
1962年10月，也是一个秋雨霏霏的天气，孔祥熙从美国飞回台湾，他准备在台湾
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到来不冷不热，虽然此时他儿子蒋经国的势力已大，年迈的孔祥熙已不能构成其威胁了，但孔祥熙毕竟是经国的长辈，多一个这样的人，对经国总是不太方便。因此，蒋介石只是对孔祥熙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和谈话，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的虚职，就不再理睬他了。
蒋介石的态度，令孔祥熙大失所望，他内心十分不满，但台湾毕竟是蒋的天下，孔祥熙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好忍气吞声、暂且住下再说。他觉得台湾的生活环境十分亲切，但生活在其中，又感到并不比在美国自由自在和心情舒畅。因此，祥熙在台湾勉强过了三年四个月后，便以赴美治病为借口，于1966年2日28日再度离开台湾，而且决心不再回来。当孔祥熙与一些故旧戚友握手道别时，忍不住老泪纵横，他这一生，不仅不能回家乡山西太谷，甚至连中国也不能回了。他像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无所终止。
到美国后，孔祥熙没有再去里弗代尔，而是与宋蔼龄一道搬进了长岛洛卡斯特谷菲克斯巷的一幢新别墅，他绝了一切幻想，死心塌地地住在那儿，边看病，边休养，生活过得幽闲而平静。
1967年7月22日，天气晴好，阳光艳丽，孔祥熙起床后，躺在软靠背椅上，漫不经
心地看报。突然，他感到身体极不舒服，随即，脸色苍白，头上直冒冷汗，家人急忙把他送往纽约的医院诊治。医生们采取了许多现代化的先进治疗手段，曾一度稳住了病情。但8月10日又开始恶化，医生再度抢救，而终于不能奏效。孔祥熙因年龄太大，病入膏肓，于8月16日死于纽约医院，时年88岁。
孔祥熙死后，蒋介石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的祭文，将孔祥熙表彰一番，宋美龄与蒋纬国匆匆从台湾赶来，参加了在纽约第五街马布尔联合教堂举行的葬礼。但住在美国的宋子文却没有来，据说，晚年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关系一直不好。
隆重的葬礼后，孔祥熙的灵柩被安葬在纽约市北郊哈兹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墓园。这位旧中国政治、金融界风云一时的人物，生前曾八面威风，不可一世，死后却只能葬身异域，遗恨千秋。
山西王阎锡山（1）
1949年12月7日，这是成都一个少有的寒冷天，空旷的成都机场上更是冷风如刀，严寒逼人。本来，这几个月中，机场上总是人声鼎沸，拥挤不堪，机场跑道边、航站楼旁、指挥塔下，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此等候飞机去台湾，但由于机少人多，常常是飞机还没起飞，便发生好几次斗打和骚动。可是今天，机场上却不同往日，从清晨起，机场各处戒备森严，秩序井然。早晨10点钟左右，几辆小车先后驶进机场，从车上下来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个中等身材、有点肥胖的老人，这老人身穿黑色披风，头戴礼帽，眼中闪出威严的光芒，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山西王，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
阎锡山自从在广州组阁、取代何应钦后，率领他的政府内阁从广州移重庆，从重庆迁成都，发誓要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可是时运不济，西南地区卢汉、刘文辉发动起义，倒戈投向共产党，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兵临成都城下，再要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阎锡山也顾不得当初的誓言，不再坚持死守成都，尽快逃往台湾，他终于面临了别离大陆的时刻。
六十七岁的阎锡山家乡观念很重，在别离大陆之际，他想多看看大陆的一切，但处于如此危急时刻，他不仅不能去老家山西五台县去看看，甚至连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望江亭也没有时间去观赏了。他到飞机场后，急急与送行的官员告别，匆匆钻进了机舱，飞机很快起飞，阎锡山只能在机舱俯视眼底山河，一种悲怆的情感油然而生。他，一个乱世的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匆匆如漏网之鱼，此去台湾，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
此时的台湾，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处于严重的危机与混乱之中。阎锡山到了台湾后，仍想作拼死挣扎。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建议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培训“革命种能干部”，以作为“收复大陆”的骨干。但阎锡山的这一套方案却被蒋介石束之高阁。特别是阎锡山还想重温大陆的旧梦，他写信要李宗仁回台湾继续当总统，他好继续当行政院长。这就为蒋介石所嫉恨，决心将他赶下政治舞台。
此时，蒋介石正着力于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独揽手中，而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本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矛盾的产物，现在蒋氏父子在台湾一手遮天，台湾的政治舞台既不能容忍李宗仁，阎锡山岂有立脚之地。
1950年1月，蒋介石一手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把阎锡山排除在外，这就说明阎锡山将被挤出台湾的权力中心。
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一年又两个月后，复行“总统”职权，宣布将重组政府，这无疑是向阎锡山发出了要其下台的敦促令。作为李宗仁代总统时代的行政院将被新政府所取代而成为历史，行政院长的宝座将易人。于是，识时务的阎锡山只好率全体行院“阁员”向蒋介石提出总辞职，当即获得批准。
阎锡山辞职不久，蒋介石对人事安排作了重大调整。蒋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取代阎锡山；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亲美派军人孙立人当上了陆军总司令；周至柔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桂永清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蒋介石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所有一切重要部门的职务，都与阎锡山无关，这样，阎锡山就无声地从台湾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为了安抚阎锡山，不致引起国民党其他“###”太多的怨恨，1954年2月19日，在台湾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虚情假意地表彰了阎锡山，他以十分感激的腔调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说完这番话，蒋介石将眼光转向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阎锡山，频频微笑，向他表示致意。在蒋的示意下，台下也响起了一阵掌声。
山西王阎锡山（2）
听了蒋介石的这番恭维话，阎锡山不禁暗暗苦笑，何必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既然是功不可泯，为何要敦促下台，夺去职权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虽如此想，但阎锡山不敢表示丝毫的愤怒于形色，他知道，这里是台湾，不是山西，他岂能斗得过蒋介石呢？于是，他尽量装出笑脸，对蒋介石的表彰表示谢意。
阎锡山并非是目光短浅之人，他靠自己的深谋远虑统治山西几十年。1949年，他从太原逃到南京时，就已断定这个政权不会长久，因此，他给自己的未来做了精心安排，他先将他的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给他们一大笔钱，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继而，让他的第四个儿子阎志敏远走美国，并带走大宗财产，在那里买下高级别墅；然后，又派他的亲戚徐士珙到日本，也给其大量资金，让其在东京营建新的巢穴。三个地方都作了准备，真可谓“狡兔三窟”。现在，阎锡山被免职的下场确是应验了当初的预料，他本来是准备在台湾长住下去的，但免职后，他考虑了很多，蒋介石既然不容他，台湾也决非久居之地，不如远走他国，去了却人生的最后岁月。于是，阎锡山便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说他身体有病，想出
国治疗，提出了到日本或者美国的要求。
国民党一些###大凡要出国，多是以病为由，如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旦出去以后，便不再回来，且在洋外互相联络，独成一体，甚至有的人还写文章、发表谈话，攻击与谩骂台湾政权。这一点，蒋介石深为恼火。他不能放阎锡山出去，他知道阎锡山在罢免行政院长后满腹牢骚，只是在台湾不敢表露而已。一旦出去，又将是他的一个对头，这只虎不能放出去。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阎锡山的出国报告。
蒋介石大权在手，阎锡山不敢碰硬，只好乖乖留下来，在台湾消磨多余的岁月。阎锡山本来在台北闹市区准备有豪华的公馆，但他不愿住在这里。为了避免经常见到那些上台的新贵，惹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搬到了市郊阳明山的菁山居住。这里虽然风景如画，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气温凉爽；但地区偏僻，交通不便，而且连起码的现代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灯、电话都没有。但阎锡山却不管这些，硬是住了下来。为了适应环境，他叫人把房间用石头垒成西北地区的窑洞一样；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就像当地山民一样，到涧边取水。堂堂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在下台后，就住在这石头窑洞中，像古代人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的隐居生活。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中，他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时起床。早餐后便开始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然后会客、座谈、看书或思考；晚饭后，他喜欢一人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阳明山暮色中绮丽的风光；回来后，便拿出一部《易经》来，慢慢阅读。岁去年来，逝者如斯，他长住在此，怡然自乐。
十年时间中，阎锡山的主要工作是著书立说。这期间，他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人应当怎样》、《日本应当怎样》、《###为什么，凭什么###》、《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如何造成足够###的力量》、《共产党为何必败》、《###的哲学基础》、《###复国的的前途》、《共产党为何与中国文化为敌》等。纵观这些书的内容，纷纭复杂，但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便是###。阎锡
山并没有从大陆失败中找到人生的真谛，淡化其###的意识；相反，他从反面去总结教训，更加顽固地坚持其###立场，卖力地鼓吹###的陈词滥调，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阎锡山虽然隐居菁山、闭门写书，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远离尘世，实际上，他参与政治的欲火并没熄灭，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除了写书、在书中大谈政治外，他还常到台北一些机关、学校、团体，向公众发表###演讲。他虽然年迈体衰，但只要有人邀请，他必去无疑，几乎每月都有十几次演讲，有时一天讲几次，真可谓不辞劳苦。
山西王阎锡山（3）
在写作与演讲之余，阎锡山还在他的寓所里接待各类人物。这时期，常有很多人前来拜访，有亲朋故旧、政界显要、民意代表、军界首领、实业巨子、企业领袖、教授学者、神父牧师、新闻记者等。在与这些人的会谈中，他也不忘大搞###宣传，不厌其烦地劝导别人去###，企图以此博得蒋介石的好感。
阎锡山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先哲仁人，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联云：“造福世界，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是仁者责任；净清宇宙，为现世除冤，为往世鸣冤，替来世防冤，乃圣贤心怀。”他说，他如此精心于###事业，是为了“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但他不知道，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不过是一跳梁小丑。过度的劳累，使阎锡山的身体急剧垮了下来，体内各种疾病交替出现，而且日趋严重。他先患糖尿病，不久，又出现冠状动脉硬化，随后，又是心脏病，这诸多病症时刻困扰着他，威胁着他，使他不得安宁。再加年龄一天天增大，各种器官日趋老化，身体的抵抗能力逐渐减弱。阎锡山已是日薄西山，“昏惨惨黄泉路近”。
1960年5月初，阎锡山突然发生腹泄，不久，腿部和脸部出现浮肿，他气喘吁吁，
站立不稳，不能自持，常常要人扶着在沙发上坐一下，或者用小车推着在室外走一圈，自理能力一天天减弱。
阎锡山知道自己在这世上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了，他常常望着窗外的山峦和树木出神，随从人员问他想什么，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这阳明山比我们文山树多，风景好！”随从人员知道他说的文山，是他老家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的那个小山头，是啊，老人在想他的家乡，他已是十几年没再去老家了。
“我们没有到过文山，文山一定好玩吧？”随从人员好奇地问。
“嗯，很好玩，山上有很多树，山下，滹沱河水缓缓流过，山水相映，也是很美的，当然，跟阳明山比，就差些了。唉，现在不知是什么模样了。算了，不谈这些了。”阎锡山叹了口气，又不说话了，依旧望着窗外的山峦与树木出神。一会儿，他的老朋友贾景德进来，他儿子、儿媳也来了，望着亲人故旧，阎锡山情绪十分低落，他以悲哀的音调说：“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儿子、儿媳见此情状，都劝他安心养病，不必考虑太多，他说：“不是我考虑太多，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再活多久了。我死后，你们一定切记：第一，一切宜简，不宜奢；第二，收挽联不收挽幛；第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第四，出殡以早为好；第五，不要放声而哭；第六，在墓碑上刻我写的思想日记第一百段及一百二十八段；第七，每日早晚各读我写的《补心录》一遍。”家人含泪答应。
5月21日，阎锡山因感风寒，又患感冒，早晨便卧床不起，左右扶他起床时，发现他的腿已完全不能站立，口中不能言语，手已麻木，连衣扣也不能扣上，头低垂，不能抬起，与前判若两人。由于离市区远，便拖到了第二天。
5月22日，家人请来医生，经诊断后确定，阎锡山所患感冒已转成肺炎，情势严重，必须赶快送医院治疗。于是，家人迅速将阎锡山抬上救护车，准备送台北市台大医院诊治，但车行中途，阎锡山病情转危，不几分钟，便已昏迷。到台大医院后，虽经多方抢救，终因耽误太久，而无力回天，阎锡山于当天死于台大医院，终年78岁。
阎锡山本来已被蒋介石忘掉，但现在人已死了，蒋介石还得装模作样表示一下，他派人送来了“怆怀耆勋”的匾额，以示哀悼。5月29日，阎锡山入殓时，蒋介石亲自致祭，言语动情，让人感动，似乎他与阎锡山从来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他对阎锡山的死是真心痛悼。
阎锡山的灵柩埋葬在阳明山七星山南面一块坡地上，这里有山有水，绿树成荫，景色秀美，是山西五台县的文山所不及的。但阎锡山倘若地下有知，他还是不会满意，他倒是愿意长眠在他的家乡，与文山的轻风明月相伴，听滹沱河那潺潺的流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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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胆”陈布雷（1）
1947年初，南京城里，斜风细雨，春寒料峭。这时，在通往总统府的路上，一辆黑色轿车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布料长衫、个子瘦弱、面色枯黄的老头，一副落拓不羁的乡村教书先生的模样。此人却不是一介寒儒，他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大名鼎鼎的陈布雷。
陈布雷是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人，原名恩训，字彦及，生于1890年11月15日。辛亥革命时，他以布雷为笔名，写了很多反清文章，笔扫千军，震动一时，布雷之名为时人所知，而真名反被人所遗忘。1927年，他追随蒋介石，成为蒋的首席幕僚、国策顾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随国府还都，从重庆到了南京，但一直没有房子住，好长时期住在招待所内。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一些要员却利用职权，占了大量别墅、洋楼。他心中愤愤不平，常在家里发牢骚，对属下说：“我们都是澹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子和机器。”甚至对与他颇有交情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指责说：“现在党民要员都不能严于律己，像果夫与立夫兄弟，过去我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现在唯恐学不到孔、宋。”在家里发了牢骚，陈布雷还觉不解气，便去找蒋介石发泄。蒋介石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蒋介石对陈布雷总是温文尔雅、十分谦恭，见陈布雷面色不好，便关心地问：“布雷先生，你近来身体怎样？”
陈布雷声音低沉地回答：“身体还好，只是，我想辞职返乡。”这句话，陈布雷不知向蒋介石说了多少次，差不多成了见面的口头语。
“那为什么？我还想借重你负责一项重要工作。”蒋介石心里虽有所知晓，但仍然装模作样地问。
“今抗战胜利，大敌已除，当把握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但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党国要人因循苟安，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布雷触目伤心，心中郁抑，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已不堪工作，愧对国民……”
“布雷先生，这要不得，要不得！”不等陈布雷说完，蒋介石连忙好言抚慰，他知道，陈布雷对抗战胜利后一批党国要员搞“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的腐败情景深感不满，对自己弄到无房可住牢骚满腹，便不得不顺着他说几句：“你对党国的忠心，我是晓得的，有些人实在太不像话，我一定会采取办法制止这种现象的发展。”
蒋介石的几句虚言假语果然起作用，陈布雷话说完了，牢骚也烟消云散。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政权还是忠实的，他认为，国民党再腐败，至少20年的天下总是可以维持的。发发牢骚，只是恨铁不成钢而已。
见陈布雷精神状态转好，蒋介石便把话转入正题，说：“现在共产党方面鼓动###，反对制宪，制造事端。我准备召集重要人士会议，定期召开，就称为‘官邸会报’吧，会前需要进行各种宣传、准备工作，这就要成立一个‘宣传小组’，实际上是‘官邸会报’的秘书室，并兼管全国的宣传工作，由你来主持这个小组吧！”
陈布雷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我希望工作越少越好……”事实上，陈布雷说的也是实话，近来，他的身体极差，已不堪重负。但蒋介石却不听这些，他打断陈布雷的话，连连称赞说：“我知道你办事认真，而且文化宣传方面的人又熟悉，你一定会不负众望的。”顿了一下，蒋介石又接着说：“至于身体不好，可以到庐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好了，这就说定了。”
陈布雷再也不好推却，他忠于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任命，一方面他因身体原因不愿接受，另一方面又有“皇恩浩荡”之感，觉得蒋介石是信任他的，“士为知己者死”，为蒋介石效力，再苦再累，他也愿意。本来，陈布雷到蒋介石处是为了发发牢骚，希望得到、听到几句安慰的话，谁知却又揽上了新的事务，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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