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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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它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
（2）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
（3）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
（4）党应该领导教育。
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它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它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它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本文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香港）会议论文，香港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1＇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页95。
＇3＇＇4＇＇5＇＇6＇〈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101。
＇7＇〈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育资料》（一），页18…19。
＇9＇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3年2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5日。
＇17＇　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4月7日。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97。
＇28＇〈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03。
＇29＇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41…142。
＇30＇〈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6月12日。

8。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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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指控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反苏分子，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纷纷跟上，齐声谴责南斯拉夫和铁托，不久也纷纷挖出本国领导集团中的“铁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断头台，个别“铁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尔卡则被打入黑牢。远在东方的中共，虽没有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中共党内大挖“铁托分子”，但也对斯大林作出了回应。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并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于具体行动的。1948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采访，在情报局决定颁布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并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于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于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并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年的情况已大不同于1942…1945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并不像他在1959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布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复杂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并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于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