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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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苏北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　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年　3月　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　议精神19，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同旋余地。　
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　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　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　20。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历动游击战的方　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　3万发展到　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年　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21。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　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一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成了合法政　党，1937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　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　3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　是，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　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　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　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　而无以自拔。　
（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　5一6月，毛惜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22，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　行猛烈地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一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己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　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沽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谐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　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　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缘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23。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　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一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　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慧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己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　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人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竞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城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　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24（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人《毛泽东选集》）。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　政治局起草25，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　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　
其实，1938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黎平（即昊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　审阅批准26，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　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　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亳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　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38一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27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　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编篡〃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　为中心的中共新党准平备理论依据。28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年12月　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线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29尽管王明只是重　复其1933一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亳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杨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　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　大的理论家〃30。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竞也亳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　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颇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　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　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　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I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模方面　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嬴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　与导师于一身——　〃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　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　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7。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吸取了什么
——延安教育的价值及其局限
//gdsz/paper/sociology/004/6939。html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它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4＇。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着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