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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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它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持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国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幺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幺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幺〃。＇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幺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的不紧…〃见事迟，抓的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国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那有这幺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那里是什幺天灾，是什幺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它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幺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　［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