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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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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1＇＇2＇＇3＇＇4＇＇6＇＇7＇＇8＇＇9＇＇10＇＇11＇＇12＇＇13＇＇15＇＇16＇＇17＇＇18＇＇20＇＇21＇＇23＇ ＇24＇＇25＇＇26＇＇27＇＇28＇＇32＇＇40＇＇41＇＇42＇＇44＇＇45＇＇46＇＇48＇＇49＇＇51＇＇54＇＇55＇＇61＇＇63＇ ＇64＇＇65＇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
＇5＇＇14＇＇33＇＇6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南京：2001），页365，365，368，380。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884。
＇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社，1997）页57。
＇29＇＇34＇＇6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369…370、368、38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872；另参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页450。
＇31＇中共中共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65。
＇3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202。
＇36＇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页458。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页327。
＇38＇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95。
＇39＇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86。
＇43＇＇60＇邓自力（邓小平族弟）：《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页156，157。
＇47＇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409…410。
＇50＇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197。
＇52＇丁学良：＜革命回忆录之五。我最早遇到的“持不同政见者”＞，载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01年2月13日，第24页。
＇53＇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426。
＇56＇＇59＇韶华：《说假话年代》（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页60，61。
＇57＇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页116。
＇58＇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70。
＇6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89。
＇68＇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页23…25；另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页304、307；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页295…302。
12．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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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着，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它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6＇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8＇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着，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它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幺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国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幺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1961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搞救灾，恢复生产，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八届九中全会后，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大抓阶级斗争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1961年12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二、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幺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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