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江山唱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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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段岁月，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吞噬高官的黑洞！　　　　　
　　贪官？有之！忠良？肯定亦有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帝国上层建筑如此飘摇不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翻手为云覆手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这段最为恐怖的朝堂暗战？汉民族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此时如何为自己开启了地狱之门？　　　　　
　　历史留下的只有叹息！　　　　　
　　在李自成的大军如摧枯拉朽般摧毁大明王朝的同时，崇祯皇帝确实也曾试图励精图治，改变帝国羸弱的景象。而此时在他的身边并非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只不过天生的狭隘让他不能相信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以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重新治理这片已经逐渐败坏的江山。在崇祯死去数百年后，无数史学专家为这位看似可怜的末代帝王找出各种各样的失败理由，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在崇祯接手帝国事业时，整个大明帝国已经积重难返，宦官当权、政令不通、天灾人祸、叛乱四起。但历史真的没有给朱由检任何机会和时间吗？十七年间他走马灯一般地更换高级官员，这种年平均接近于三的宰相更换率，莫说是一个已经初现败相的帝国，即便是盛世之下，恐怕也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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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奈何江山唱晚（24）　　　　　　　
　　在史料之中有关崇祯皇帝的勤政举措多有提及，《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即便后人看到也会心生感叹。　　　　　
　　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我们看上去非常勤勉的皇帝又如往常一样发出了《罪己诏》，其中痛心疾首地说道：“我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治国安民，但基层的官员贪赃枉法，搞得百姓生存困难……”这些话表面上做出了时刻自醒的样子，但其实却把所有毛病都推在了别人的身上，实在是不算厚道。由此我们联想到朱由检在上吊之前那番“奸臣误国”的言论，就更加容易看出，在这个“时刻自醒”的帝王内心之中“面子”真的很重要。在他看来，帝国之所以走向灭亡，百姓之所以水深火热完全是奸臣的缘故。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只是这些奸臣是哪来的呢？这些奸臣说白了还不都是你朱由检的马仔。现在我们打击黑社会，对头目的打击都是最为严厉的。作为帝国官宦集团的最高首长，手下如果全是奸佞之徒，那只能说明，他这个元首也不是什么好鸟。　　　　　
　　基本上无论是现代还是之前的历史书籍，大都说崇祯皇帝性格多疑。这一点是不错的，但这种多疑也有一些例外，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也给了一些人极长的政治生命。比如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人和良臣不靠边，但又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贪官奸佞，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是奇怪，几乎找不到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基本上这俩人就和浑球差不多少。在明朝最后的十七年中，这两个家伙占据内阁成员的位置达十三年，他们和崇祯一起，为大明王朝的覆灭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一　“周温”一并崛起　　　　　
　　入阁之战，联手狙击钱谦益　　　　　
　　在明朝的历史上，周延儒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在一部分人眼里，他有着忠臣的一面。特别是他第二次当政之后，确有些革敝出新的举措，甚至也有史书称赞他“中外翕然称贤”。但假如我们通观他的仕途生涯，就可以发现，这个“中外称贤”的人，骨子里实在攀不上那个贤字。玩起政治黑手来虽然不及另一个浑球温体仁，但也绝对是一把好手。特别是在他和温体仁进入明朝的政治决策层的初期，基本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　　　　　
　　（一）蛰伏不代表沉沦　　　　　
　　万历四十一年春天，北京城里比往时热闹了很多。此刻春闱大试刚落下帷幕，各地的学子们在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后，怀着各样的心情流连在京城繁华的街道上，他们或兴高采烈、夸夸其谈，或低眉搭眼、满腹惆怅。　　　　　
　　随着科举选拔的结束，这万千学子大都要返回原籍等待发榜，接着等待他们的就是那份属于各自的生活。而在全国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最幸运的要数来自江苏宜兴的才子周延儒，他不光在千生万儒中拔得大试的头筹，又在接下来的殿试中被钦点为头名状元。　　　　　
　　很显然，在这一年里，所有读书人的光环都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坐在高头大马上，周延儒一边接受着众人的祝福，同时也承担着更多人的嫉妒，但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此时的他志得意满，早就开始规划着自己即将开始的仕途生涯。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他的政治春天并没有早早到来。从万历皇帝四十一年中状元开始一直到天启七年，周延儒历经三代元首，从神宗到熹宗，他始终没能在政治权利的中心——北京获得一个差使。天启年间，他以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这是一个标准的闲差，官位不小却没有什么切实的权力。虽然如此，但在周延儒的心中并没有放弃的打算，而从他之后的大半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政治韧性之强实属惊人。　　　　　
　　在明朝末年的政局中，南京属于东林党人的政治范围，在这里做官，周延儒非常注意维护自己与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关系。但天启年间的政治大环境又对东林党人非常不利。魏忠贤和他所控制的政治黑手党犹如乌云一般，时刻都可能降临在南京的上空。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周延儒慢慢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一点点被切身的需要溶解，在斗争的泥潭中，他更像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在他的内心之中，轻裘白马、一尘不然的愿景早已化为泡影。他需要的是安定、从容、等待和一朝而发，他始终相信有那么一天，命运的红绸将把他和北京紧紧地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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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奈何江山唱晚（25）　　　　　　　
　　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当年二十岁的状元谨慎而小心地计算着自己的生命。1627年八月，三十四岁的周延儒在经过了十几年的等待之后终于等来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一年天下大变，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朱由校归天，三天后信王朱由检登基，定次年改元崇祯，是为明思宗。与他哥哥毫无止境的纵容不同，朱由检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一上台就开始了对魏忠贤势力的清算，到十一月六日，大势已去的九千岁自缢于河北阜城的一个小旅馆。而朱由检也拉开了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幕布。　　　　　
　　还是这一年，随着魏忠贤的倒掉，京城官员大批被牵连，各大部委出现了许多空缺，有衙门没官成了帝国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大笔一挥，下令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到副部级了，这也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权力野心。然而首都的官场毕竟要复杂很多，和周延儒一样充满信心的年轻官员还有很多。因此周延儒明白，此时韬光养晦是最好的办法。一来，低调行事有助于自己交朋结友；二来，沉默的观察也能让他从细节发现更多的问题。　　　　　
　　在经过一年多的察言观色之后，到了崇祯元年，属于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二）二人初露尖尖角　　　　　
　　崇祯元年（1628年）的冬季，锦州一带的边防守军发生变乱。朝廷派出抚臣袁崇焕调查此事。袁经过一番调查后得出结论，原因是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觉得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激烈的抗议行动，目的是以引起朝廷对边关将士的重视。事实上，这种事情之前在辽东守军中就发生过数次，例如宁远哗变，最后也都是朝廷做出了妥协。关宁铁骑的这种做法，朝廷中早就颇有微词。同样，对于新元首朱由检来说，这个消息也让他非常气愤，刚刚解决完讨厌的魏忠贤，边关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有心发作，但一想作为帝国屏障的关东要塞实在马虎不得，所以暂时按下了满腔的怒火。　　　　　
　　作为抚臣的袁崇焕查明原因之后，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这位帝国少有的贤臣，在奏章中言辞恳切、痛陈利弊。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对边关将士，尤其是辽东的守军必须好好安抚，因为他们是帝国最为关键的守护者。但是这个一生以精忠报国为人生理想的大忠臣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在皇帝眼中很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而最危险的就是，边境守军将领要挟朝廷。这样想并非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在此后的十数年中，朱由检对关宁军和袁崇焕一直就没什么好印象，更谈不上信任，而这一次也只不过是不得不妥协而已。　　　　　
　　袁崇焕的奏折一上来，朱由检便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商议解决的办法。此时的朱由检刚刚干掉阉党不久，怎么看都像一个有道的明君。但事实上呢，他除了刚愎自用、疑心大之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辽东守军的这种举动在他看来实在是讨厌至极。而如今面对边关变乱，大臣们又各个以为自己的元首会毫不犹豫地安抚边关将士，于是一个个毫不含糊，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关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心中立刻就上来一团火，先不说别的，单说这动用内帑，就是他无法容忍的，要知道这所谓的内帑就是指他朱由检的私房钱。作为当时帝国的第一大守财奴，在朱由检看来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捂出毛来也不愿意拿出来花，但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搞钱，只能不断地加重赋税，最后搞得民怨沸腾，四处造反。但如今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兜里确实也没多少钱，所以一听大臣们要他拿内帑，早就气得半死了。生气之余他便开始胡乱琢磨，最先想到的就是边防军闹事的原因，在他看来，边关之乱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本来他以为大臣们肯定也会这么想，但谁知一开会才发现，自己身边这群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儿，但自己又不好发火，于是只好装死，迟迟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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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奈何江山唱晚（26）　　　　　　　
　　一班大臣一看大佬阴沉着脸，也不说话，心中各个打起鼓来，但方才话都说了，此刻也没法再吞回去重说，只好傻乎乎地看着。就在这个时候周延儒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先是阴阳怪气地说了一番边关守军的重要性，接着又提出疑问说，之前宁远哗变，朝廷给钱，现在锦州闹事还给，给倒是可以给，可这口子一开，各处边境守军要是都来闹事都要钱怎么办？所以呢，虽然这粮饷不得不发，但必须想出一个从根本解决的办法来。　　　　　
　　事实上，如今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周延儒的这番表述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一番话基本就是废话。和别的大臣们也没有什么不同，最多就是提出了一个假设而已。但就是这个假设，给了朱由检极好的印象，觉得满朝大臣只有他周延儒才是真正的忠臣，只有他才是真正为自己的江山社稷着想。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朱由检把周延儒单独找到宫中密谈。在这次密谈中，周延儒人五人六地一通分析，虽然依旧没什么建设性，但对朱由检来说，此时的周延儒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元宝，是帝国的赤子。虽然表面上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事实上已经对周延儒很是信任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周延儒明白，自己的政治春天已经到来了，但自己来京不久，资力较浅，想要进入帝国的最高决策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恰巧此时朱由检正要选一批人组成内阁。这在周延儒看来，自然是一个大好机会，但问题是，其时周的政治资历很浅，内阁增补的预选名单里并没有他，所以要想进入帝国政治的最高层，他必须干掉前面的人，这次他选择的对手是钱谦益！　　　　　
　　（三）狙击钱谦益　　　　　
　　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文才风流自然一时无两，但对于政治斗争他却没什么手段。运气也差得很！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士及第，结果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父亲大人便病故，按照当时的规矩，必须回老家服丧守制。按照常理，这次服丧，三年即可，但钱大才子足足待了十年。1620年钱谦益官复原职，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倒了大霉。天启二年，钱谦益受命主持浙江乡试。考试和录取的工作非常顺利圆满，处理完相关事宜之后钱谦益便返回了北京。谁知，刚回来不久就有负责检查的官员检举说有举子舞弊。这个举子名叫钱千秋，本来在浙江也是有些名头的，但考试之前，有俩骗子跟他说自己和考官有关系，只要他在七份考卷上各写一个字，合起来组成“一朝平步上青天”，就能一举中的。这个钱千秋一琢磨，觉得人家说得很诚恳，当官之心也是急切得不得了，于是糊里糊涂就上了一当。钱谦益在北京知道此事大惊失色，也急忙上书检讨，请求查明实情。最后朝廷的处分结果是：骗子和钱千秋戍边，钱谦益罚俸。这样一来，钱谦益虽然没被罢官，但短期内获得提拔也成了泡影，于是只好继续等待。这一待又是三年，天启四年他抖擞精神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但厄运此时依然伴随着他。其时，阉党的骨干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党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也名列其中，他应的是天巧星浪子燕青的排位。于是乎，他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被革职回乡。　　　　　
　　时光流转，转眼就到了崇祯元年，皇帝朱由检大肆捕杀“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同时大面积为昔日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也跟着官复原职，为了表达自己得到召唤后的喜悦心情，文采卓然的钱谦益在上京的途中曾写下《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可见此时的钱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是多么的看重。入朝之后，钱谦益的行政工作算得上兢兢业业，并且很快升任礼部侍郎，于是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朱由检的感激涕零，直到崇祯元年。就这样，在不断的努力下，钱谦益小心翼翼地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崇祯二年，钱谦益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十月，朱由检增补内阁，钱谦益名列十一人的候选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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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奈何江山唱晚（27）　　　　　　　
　　对于这次内阁的增补，钱谦益的入选让周延儒非常不爽，同时不爽的还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二个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一个是厚脸皮，一个暗藏杀机。此时两个浑球更是一拍即合，结成了战时联盟，他们的目标就是倒霉蛋儿钱谦益。　　　　　
　　在《明史？温体仁传》中对他有这样的描述：“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这种评价自然不是什么好话，而在他日后飞黄腾达之后，也确实没有落下什么好名声。在《烈皇小识》中曾记载了这样一首流传京城的民谣：　　　　　
　　礼部重开天榜，　　　　　　
　　状元探花榜眼，　　　　　
　　有些惶恐。　　　　　
　　内阁翻成妓馆，　　　　　
　　乌龟王八篾片，　　　　　
　　总是遭瘟。　　　　　
　　这里面遭瘟的“瘟”指的就是温体仁，而“内阁翻成妓馆”这样的话也实在是有够刻薄。　　　　　
　　从温体仁后来的名声看，他的确不是什么好鸟，从他发迹的开端说，他也阴险得可怕。内阁增补名单一出，他便大为光火。于是立即和周延儒结成一党，翻出昔日的科场舞弊案，半路狙击钱谦益。朱由检此时刚刚干倒魏忠贤不久，开眼就是鬼，看谁都提吊三分。加之此时又对周延儒颇为赏识，一来二去自然对钱谦益起了疑心，立刻招他和温体仁当庭对质。钱谦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温周二人毫无办法，虽然极力分辩但却无济于事，更何况科场舞弊案多少和自己也有些联系。而恰恰此时其他内阁成员又都纷纷替钱谦益说好话，温体仁见状也是当仁不让，拐弯抹角地误导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这样一来，原本就时刻提防大臣结党营私的朱由检，立刻觉得现在的这批增补成员肯定串通一气、意图把持朝政，不由得大为光火，一生气，十一个人一个也没用，至于钱谦益这个倒霉蛋干脆罢官赶回了老家。　　　　　
　　从周温二人联手吃掉钱谦益这件事来看，我们基本上就能断定，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其政治智商实在有限。相比皇帝而言，更适合他的职位是个行刑官，或者干脆就是个刽子手。整件事他除了出手够辣、够独断之外，在别的地方都是被周延儒和温体仁牵着鼻子走。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他对政局毫无把握能力，对事件完全没有判断能力，在偏听偏信的基础上又独断专行。而只因钱谦益一人之事迁怒其他官员，这也直接说明朱由检的内心从一开始就盛开着狂暴之花。他是个昏君，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这并不能因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罪己诏》而改变！　　　　　
　　罢了钱谦益，又连累了另外十来个倒霉蛋，朱由检只好又重新选了另一批人。钱龙锡等人纷纷入阁，周延儒也在一年之后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而在狙击钱谦益一事上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温体仁却白忙了一气。如此结局自然让温体仁心有不甘，而为了达到个人权力的顶峰，他必须又一次重新寻找机会。　　　　　
　　二　不可谅解的悲剧　　　　　
　　杀“袁”退“钱”，温体仁初入内阁　　　　　
　　除了狙击钱谦益之外，在周温二人的发迹历史中，还有一件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冤杀袁崇焕，并借此收拾了钱龙锡等在朝中既有威望又有实力的对手。在这一役中，周温二人和昏君朱由检联手做下了大明朝最大的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冤狱。怨杀袁崇焕一案对后世的影响直逼秦侩杀岳飞，而这同样也是明朝末年的最大遗憾。杀掉袁崇焕对朝野人心的震动不可估量，从袁崇焕被杀那一刻开始，曾经英勇绝伦的关宁铁骑便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了……　　　　　
　　（一）袁公如此悲哀　　　　　
　　在赶跑了第一个绊脚石钱谦益之后，不到一年周延儒便被朱由检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最高统治层。但由于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周延儒是幕后推手，因此也为东林党人所看不起。环顾帝国的内阁之中，他的势力非常微弱，相比首辅而言，他还只是处在权力的边缘，而横在他面前的最大一只拦路虎就是钱龙锡。作为此时的内阁首辅，钱龙锡算得上非常称职，而在此之前，他也是讨伐魏忠贤的中坚力量，深得朱由检的赏识。有这样一个忠臣、良相可以说是社稷之福、江山之幸。但可惜的是耿直的个性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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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奈何江山唱晚（28）　　　　　　　
　　由于前面横着钱龙锡这样一个颇得人心的首辅，周延儒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权力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拍皇帝的马屁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找到一个、或者栽培一个重量级选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这个人在他而言自然是曾经和他共同进退的温体仁。在周延儒的大力举荐下，温体仁又充分调动了自己在朝中那一撮不大不小的势力，加之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温体仁伪装的孤鸟面目颇得朱由检的欢心，于是他的内阁之路也迅速平坦了许多。但让他们气愤的是，以钱龙锡为首的其他内阁成员却并不愿意与温体仁这样的人为伍。而就在此时，一件大事震惊了朝野，这就是袁崇焕的被捕。　　　　　
　　事实上，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在这件事背后有着诸多无法了解的历史谜团，我们也无法确切地描绘那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准确的或者不准确的史实尽量去还原这个历史悲剧。我们无法得知周、温二人在袁崇焕被捕这件事上到底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两个找到了整倒钱龙锡的大好时机。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在辽东防线领兵多年，可以说是功勋卓著，极具谋略与胆识。作为文官出身的武将，袁在政坛上与东林党人关系较为密切，对于帝国内部的败坏，袁崇焕有着知识分子似的愤怒，他总试图以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进入这个世界，凭着一腔爱国忠君的热血，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在对内无比忠贞的前提下，从战争策略的角度来说，知识层次较高的袁也显得比较灵活。　　　　　
　　事实上，在当时的明朝，出现秦侩式的叛臣非常难，出于对历史骂名的恐惧，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不大愿意被扣上卖国的帽子。所以在对待后金这样的外来民族侵略时，朝堂内外到处充斥着主战的声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明末的政治环境和南宋时期有着较大的不同，南宋时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再退就山河沦丧。而明朝末年呢，后金的冲击虽然是显著的，但在当时，它的实力还不足以完全征服明朝，在进攻与据守之间，它也处在一定的摇摆中。而作为综合实力占优一方的明帝国，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内已经激化的官民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边疆短期的稳定是很重要的，最起码这也可以有足够的战略准备时间。在袁崇焕守辽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所谓的几次大捷，但事实上这几场战役都是在防守的情况下完成的，并没有大兵团野外作战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明朝本身的战略准备是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盲目的主战策略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缺乏战略智慧的。　　　　　
　　在这种不利于盲目进攻的情况下，崇祯二年正月到十月间，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在战略上赢得了宝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袁修筑城池，整饬军备，加强了宁锦防线。可以说，这是袁作为指挥官的灵活之处，由于他善于选择谈判时间，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这件事却反遭崇祯帝的责备，并在最后成为他被残忍杀死的一大罪证。　　　　　
　　袁崇焕极富智慧的斗争策略，使皇太极没有办法在蓟辽防线取得战略主动和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取了大迂回的战术，绕道蒙古进攻。而面对袁崇焕这个对手，皇太极基本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交结，更谈不上里应外合地勾结。因为在知识分子出身的袁崇焕心里，与敌酋勾结乃是大逆不道。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的部队从大安口入关，直接威胁着都城北京的安全。此时远在边关的袁崇焕心急如焚，在接到入京勤王的命令后，仅仅携带不到万人便日夜兼程、千里驰援。在他和诸将领的努力下，北京的防守很快稳定了下来，面对明军的顽强抵抗，皇太极又一次在老对手面前一筹莫展。　　　　　
　　按照此时的情况来说，远道而来的皇太极面对着补给等诸多困难。只要明军守住，并在一定时间内进入战略僵持，那么当其他地区的勤王军队赶到以后，皇太极必然陷入重围。所以摆在皇太极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既然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北京，那么战争必然转向不利于自己的境地，而如果在久攻不下、士气低迷时撤退呢，又很可能陷入袁崇焕的追击陷阱。因此可以说，当袁崇焕等人稳定了京城的防守之后，皇太极已经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这种情况，对于明军来说，等待战机是最稳妥的选择，而袁崇焕的策略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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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奈何江山唱晚（29）　　　　　　　
　　对于袁崇焕的苦心，居住在城内的官员、民众和皇帝却并不领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庆幸于援军的迅速赶到，使他们免遭劫难。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的防守策略非常不满。而这里面主要有两层原因，一，是他们希望以大获全胜作为事件的结局，一雪围城之耻。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等勤王将士屯兵城下非常的不安。崇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之前辽东军队的数次哗变给他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同时对于袁的防守主张也充满疑窦。尤其是防守进入相持之后，袁崇焕要求进城补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觉得此中必然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由于战争进入了相持，有关城外的小道消息充斥着整个京城，说是袁崇焕故意纵敌，企图和皇太极结得城下之盟。天子脚下的民众向来就有议政和自以为是的坏毛病，但他们却不知道，这种谣言将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与明帝国昏庸的君主相比，白山黑水间成长起来的皇太极却非常懂得斗争的策略，而此时作为进攻者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袁崇焕并没有得到朱由检的真正信任。于是他一边令人在京城之中散布谣言，同时又让自己的军士在营中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故意让两个被俘的太监听到，然后再找个机会让他们安全而又不失惊险地逃走。这两太监逃回京城之后，自以为刺探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急急忙忙向崇祯作了汇报。借此机会，早就伺机而动的周延儒、温体仁立刻装出一副忠臣义士的嘴脸，操纵自己的党羽推波助澜，不断向本来智商就不高的朱由检施加影响。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在城外战事进入平稳期之后，多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下令袁崇焕单身进城，说要在平台召见他，商议粮草补给之事。由于此时辽东军队在城外已经月余，又无法进城休息，此时一听皇帝说要补给军队，袁崇焕立刻二话不说就进了城。赶到平台之后，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朱由检便大声斥责，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袁崇焕被捕之后，温体仁立刻继续施加压力，制造谣言。京城之中到处流言袁崇焕卖国投敌。温体仁的这种做法迅速在京城形成了强大的民间舆论，这也从侧面直接影响着朱由检的决定。　　　　　
　　袁崇焕被捕之后，辽东军队迅速陷入了混乱之中，士兵将士顿感无助，部将祖大寿更是一怒之下带兵离京出关。而此时尚在狱中的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