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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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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一时报国无门，满腔孤愤，不得不于1936年夏来到河南大学任教，在这里，他深受学生们的热情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文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编辑《风雨》周刊，主编《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持下，他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组织青年学习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还编辑了《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出版发行后，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还因此被人误认为是“游击专家”。 1938年6月，日寇进攻开封，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师生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他辞去了河南大学教授之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在河南信阳一带随部队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在桐柏山中，曾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到延安。第二年，范文澜历经艰险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党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他被委任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调中央宣传部工作。 范文澜来到延安，得以有机会和毛泽东经常交谈，接受毛泽东的教益良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他学识渊博，勤于思考，又有了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故能很快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的遗产。1940年5月，范文澜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他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9月，他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亲临党校听讲，又读了他的讲授提纲，专门写信给他： 。 想看书来
范文澜小传（2）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范文澜认为，“经”原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授课的课本，后来写成固定的书本，转化为经书。历代儒生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对经进行注解，后来形成经学。儒生们把经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目的是以经文来证明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与不可动摇性。于是作为传授知识文化的书本变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和理论武器。又由于对经的理解产生分歧，便形成了不同派别。各派之间发生论争，经学又与其他学派产生论争，不断发展，最终离开原书本义太远，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处于最受尊崇的地位。范文澜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的尊孔读经，全盘继承，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经书一概否定。他主张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经书进行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经中的优秀内容吸收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中来。基于他对中国经学的研究成就，他被誉为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的开创者。 在延安，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本课本也是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文澜、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见陈其泰的《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2001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范文澜对历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思想更加明晰。不久，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项任务，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 1940年8月，范文澜开始动手编写通史，当时拟定的写作原则，有“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在撰写过程中，毛泽东予以很大的关注。范文澜也专门请教毛泽东写这部史书如何行文，毛泽东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的历史著作就是依照毛泽东的意见完成的。 很快，中国通史写好了，1941年出版了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时，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引自佟冬的《我的历史》，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 中国通史的中册写了从宋辽到清中叶的历史，该书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了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后来将上、中册合称为《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书。以往的历史书，要么是官修史书，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要内容，要么是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用语体文表述旧史料内容的书，谈不上是科学的著作，要么是对唯物史观进行攻击，反对人民革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扫旧史学的陈腐反动史学观，以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部历史叙述之中，展现了新历史著作的强大生命力。该书首先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功绩，否定了旧史书中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史学观；其次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重点介绍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肯定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则是以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历史是缓慢而螺旋式发展的，并非停滞不前。第四，重视生产斗争和科学成就的描述，证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科学发明。第五，强调中国自秦以来长期统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起到的重大作用，指出汉族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此后，范文澜又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书，该书是当时我国历史学界难得的一部著作。旧中国的史学家大都致力于古代史的研究，治清史的不多，近代史更是无人问津。可以说那时近代史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范文澜的这部近代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系统叙述，展现了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范文澜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中国人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现在我们痛定思痛，回顾往事，仍然感到很愤慨。”范文澜指出，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突出了阶级斗争。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功绩，认为平英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光辉成就永不磨灭。他称赞林则徐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敢于依靠人民力量抵抗外国侵略，军事上没有败于英国侵略者，而在政治上被投降派的阴谋所败。范文澜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无情地批判了清代封建统治者们的反动路线和倒行逆施的行为，从而证明了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了解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原因，认清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信心。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部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范文澜小传（3）
这两部著作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语言通俗流畅，生动纯正，叙事要言不烦，条理清楚，写人形象感人，饶有兴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文澜调离延安。1946年他来到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在此期间，范文澜在为培养解放区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懈工作的同时，又认真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并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写有《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 1949年，华北大学迁至北京，范文澜随校进京。第二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为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 1950年，范文澜决定重写《中国通史简编》。直到1965年，他对这部通史作了全面的修改，但只修改到隋唐五代的第三编，工作就被迫停顿了。在修改中，他对旧书中的不足作了检讨，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和考古成果，使全书有了更全面客观的叙述。 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他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具体落实就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研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这个《丛刊》，并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既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的十年中，史学会先后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共2000余万字。每一种书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由于近代史资料十分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4年，范文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范文澜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毛泽东出面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庆祝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泽东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长期陷于郁闷无为的范文澜，一时获得巨大的鼓舞，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是，他当时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而不愿住院治病，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身后无一长物。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范文澜小传（4）
1979年，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同人选取录了他的17篇文章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表达对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深深的纪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作者点评
建国以后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者，都会知道范文澜先生，知道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这部通史，为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曾使新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范文澜先生最初并非从事历史的研究，而是从事古典文论、经学和音韵训诂学方面的研究。他的《文心雕龙注》问世时，在文论界获得好评，其中考据的味道尤其浓厚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时，他年仅30余岁，如果他一直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或许会成为龙学大家。我们知道，起初，范文澜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古文研究，所以连当时最为时髦的语体文他都还写不来，而在大学毕业后作蔡元培私人秘书时，范文澜因此而不得不辞职。后来，他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大转折，从研究古文转向了研究历史，这一重大转折，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其人格因素上的必然。“五卅”运动，是他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大转折点。他从书斋中走出的同时，就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顺应历史潮流，学写语体文，表现出他自觉学习新生事物的学术进取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且数次入狱，表明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觉悟、成熟和坚定不移。 他对历史学研究的最早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了一部前人所未有过的中国通史。这部通史，肯定了历史中的人民革命，辩证地评析了历史中帝王将相的作用，充分提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叙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历史。由于有了他的这部历史，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著作有了行文法则。 其实在范文澜的学术渊源中，有着浙东学派注重当代史、经世致用的观点的影响。早在抗战前夕他写的《大丈夫》一书，就已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他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都意味着他的学术品格中具有学问要与时俱进的精神。到延安之后，对范文澜学术研究转移有着进一步推动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整风运动结束之后，范文澜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就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重点。他的《中国近代史》不光是填补了当时史学著作的一项空白，也将离我们相去不远的近代历史研究提升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并使之纳入史学家严峻的眼光之中，而不再是前人的琐谈式或回忆录式的边缘知识。 范文澜对古典文学有着极深的素养，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又擅长古文，精研过群经，考证过古史，又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因而他的著作既有深沉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展示出历史大家所独有的厚重、洗炼、生动的文风，读其书使人感到内容上气势磅礴，语言上文采斐然，思想上新见迭出。 中国历史的撰写还在继续，但每有新著问世，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筚路蓝缕之功。
毛泽东评点胡适
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注：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启超。冯，是冯友兰。胡，就是胡适。）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胡适小传（1）
胡适原名洪，字适之，别号自胜生、藏晖室主人，笔名：铁、笑、天风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1881年，其父胡传北上到京，由张佩纶推荐到吉林办理对俄边务，深得上司的赏识。后来，胡传调往台湾任台东宜隶州知州等职。1893年，胡适3岁时，随母至台寻父。在其父的教育下，胡适4岁时已认得方块字七百多个了。1895年3月，胡适随母回老家绩溪，始进学堂。因他已有认识近千字的基础，故能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书，他的四叔胡介如就以其父所撰的《学为人诗》教他。不久，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望子成龙，居家守寡，教子极严，胡适做错了事时，她从不在别人面前打骂孩子，只用严厉的眼光瞅他，胡适就吓住了。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他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训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不要丢他的脸，出丑。”有时罚跪，或者是拧他身上的肉，无论打得怎么重，都不许他哭出声音来。胡适说：“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小时候，不知胡适感染了什么细菌，患了一年多的眼病，左治右治也治不好。有人说可以用舌头去舔好。他妈就用舌头去舔他的病眼。胡适长大成人后，每念此景此情，称赞他妈是慈母兼严父见白吉庵的《胡适传》第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ZW）〗。 9岁时，胡适开始看小说。小说是课外读物，但在那读经的时代，老师是不准读的，因此只得偷着看。当他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里的许多人物和故事情节时，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到各处寻找小说，相继又看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薛仁贵征东》、《七剑十三侠》等书。此外他还阅读了一部翻译小说——讲的是希腊爱国志士的故事。胡适前后共读了三十多部书，从此眼界大开，脑子里故事越来越多，因此家族中的姊妹们常聚在一起，要他讲书给她们听。胡适说，这样讲书，迫使他把古文翻译成绩溪本地话，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古文的文理，所以他14岁到上海读书时，就能作很像样的作文了。看小说还有一个好处，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这对他后来的教育、事业很有用，所以他说：“教育家要读小说。”在学堂里，胡适对“经书”不怎么感兴趣，而对《幼学琼林》、《小学》之类比较喜欢。 胡适在家乡读了九年私塾。这个学堂最早的老师是他的四叔——族叔“禹臣先生”。同学起初只有他四叔的儿子，后来才逐渐增加到十多个。胡适是其中最用功的一个学生。在母亲的督促下，他每天起得最早，总是第一个先到学校，到了便坐下念书，等老师来了，便回家吃早饭。胡适还说，九年的生活，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说是打下点底子。但别的方面没有发展的机会。因此性格爱静不爱动，总是文绉绉的，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糜先生”。 1904年1月，胡适14岁的时候，她母亲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为他订了一门亲事。三哥到上海去开办茶叶店，他母亲决定让胡适跟他三哥一块到上海去求学，以实现他父亲临终的遗言：“应该令他读书。” 胡适到上海后，进了他父亲的朋友办的一个私立学校——梅溪学堂。这学校的课程设有国文、英文、算学三科，但以国文科最为重要，也是分班的标准。胡适初分到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这年由于抗俄运动的发展，反对清廷的革命斗争也越来越深入，特别在上海，发生了革命党人刺杀清朝官吏联俄派分子王之春的事件。这件事使胡适的思想受到震动，因此增加了痛恨沙俄及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心理。这年新出的《时报》常有批评时政的短评，他喜欢看。此外，他又读了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及其他书刊，并传抄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这些书，胡适思想有很大进步，自命为新人物，于是与几个同学拒绝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他认为“新人物”是不应当到腐败的官厅接受考试的，所以不到考期就离开了学校。 翌年，胡适转入私立澄衷学堂。因该校是一个中小学混杂在一起的学校，学校教学较为混乱，一共有十二个班，大体说来高班相当于中学，低班相当于小学。课程除国文、英文、算学外，还设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课，比较注重英文。胡适因英文、算学成绩太低，被编在第五班。第二年胡适升入到第二班。他的考试成绩常在前列，所以一年升了四班。国文老师杨千里思想比较开明，用严复译的《天演论》为课本教学生。一次，他出的作文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胡适作此题时，老师给他的批语是“货利钱二百，以示奖励”。课下，胡适还读了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等书。由于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他的笔名就叫胡适，取其“适者生存”之意。适之是他二哥替他取的字。他二哥在上海主持店务，掌握经济大权，胡适一切都得听他的。由于他二哥的介绍，胡适读了朱子的《近思录》，甚觉有趣。后来他回忆说：“我思想走上赫胥黎和杜威的路，正是我从十几岁就十分着重思想的方法了。”见白吉庵的《胡适传》第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虽然如此，但胡适更喜欢读的还是梁启超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让人不得不跟着他走，也不能不跟着他想。这种魅力把他带到了新的境界，特别是梁启超著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对他影响更大。他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高等的民族；《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认为这是学界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学术思想。但梁启超做了几篇之后，忽然停止了，使他大失所望。在失望之余，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补全这部中国学术思想史。虽然他不敢将这个想法告诉别人，但主意已经打定。从此以后，他便开始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这就是他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出发点。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了一年半，后期当了班长，常登台演讲，改变了过去见人就面红耳赤，问一答一、问二答二的腼腆状况。
胡适小传（2）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了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是一部分留日学生因为日本政府公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认为这是侮辱中国而退学回国创办的。老师和学生大多是革命党人，有股新气象：穿洋装、剪辫子、用普通话教学，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当时马君武是总教习，他看了胡适的入学试卷后，甚为惊喜，拿去给别的老师传看，大家都说是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胡适入学时，年纪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大家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给他读《民报》，也不强迫他剪辫子，胡适在中国公学三年始终没有把头上的小辫剪掉，而且也没有人劝他加入同盟会。大家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要爱护他，所以不劝他参加革命。但是在第一学期，他就加入了学校里几个同学办的“竞业学会”。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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