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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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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时候的卡斯特罗已经有了一种超人的冒险精神和超人的意志，他是个从不向危险和困难屈服的人。有一天，他骑上一匹名叫“卡雷托”的马，像箭一样在旷野上奔驰，随后他勇猛地向尼佩河口冲去，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危险，他必须冲进河水里。还有一次，他同样骑着这匹马，去挑战水流汹涌的尼佩河，他迅猛地冲进激流中。然而，一股巨大的激流卷走了他和马，并将马抛向大坝水闸处。幸亏闸门大开着，马被侥幸地冲了回来。他被汹涌的河水淹没了几分钟，然后挣扎着浮出了水面。他大口喘着粗气，并迅速抓住了一根木头。随后，他骑在马背上，开始奋力向岸边游去。不一会儿，他和马终于上了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极有刺激意义的冒险体验，也是考验意志的重要行为。
这时，圣诞节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卡斯特罗和哥哥拉蒙离开比兰，乘火车返回圣地亚哥，继续在拉萨列教会学校上学。他和哥哥拉蒙返回圣地亚哥时，还给在贝伦中学就读的姐姐安赫利塔带来了甜食，随后他们一起分享了这份甜食。有时星期天，他和哥哥拉蒙经常去看望安赫利塔，并到伦特海滨看海景。他们乘坐租来的游艇，穿过圣地亚哥湾来到深海之角，这里的海浪特别汹涌，游艇被海浪撞击得摇晃着。这时，卡斯特罗会突然跳进汹涌的海水中，奋力在海浪中搏击。他一会儿落进海谷，一会儿又被抛向浪尖。姐姐安赫利塔看见这种骇人的情景，为他担心不已。而他却把这当做一种征服艰难险阻的乐趣。
1938年这年，卡斯特罗虽然对拉萨列教会学校的课程没多大兴趣，甚至感到厌烦，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从四年级跳到五年级。实际上该学校的修士都不是什么神甫，而是产生于中世纪法国经院学派的一个团体，他们崇尚苛刻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这些修士，包括修士中的负责人都很粗暴，他们经常无端惩罚和辱骂学生，尤其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学生。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经常受到一个叫贝尔纳多的修士的欺负。这个修士身上有许多让人恶心的陋习，他十分看不惯这个可恶的家伙，而这家伙也经常有事无事找他兄弟俩的麻烦。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贝尔纳多修士总是不怀好意地监视寄宿生，尤其特别注意拉蒙的一举一动，课余活动不允许拉蒙打棒球，甚至不让他参加其他活动。另外，贝尔纳多修士曾两次殴打过卡斯特罗。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越发恶化，以至到了大干一场的时候。有一天，卡斯特罗正在投球，贝尔纳多修士朝他大声喊道：“喂！你这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本来爱好冒险、胆大和不惧怕任何挑战的卡斯特罗，听了贝尔纳多修士挑战般的叫喊声，再也无法容忍了。于是，他主动出击，迅猛地扑到对方身上，并狠狠咬住了贝尔纳多的右臂。
贝尔纳多修士疼得一面乱叫着，一面用拳头击打卡斯特罗，企图让卡斯特罗松口。但卡斯特罗紧紧地咬住，就是不松开扎进肉里的牙齿，险些咬下修士身上的一块血肉。
关于这次冲突，多年以后卡斯特罗仍然记忆犹新，他对此回忆说：“实际上拉萨列的修士不是牧师，没有接受过牧师的培训，他们属于一个远没有耶稣会那么严厉和那么刻板的教团，后来在我转入耶稣会学校时，我发现了这一点。”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他们没有接受过像耶稣会教徒那样的训练。另外，有时他们的教育方法也是该受指责的，学校有些老师或领导不时体罚学生，我和学校的冲突也因此产生，起因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发生了争吵，这种事在那个年龄的学生间经常发生。这使我看到了今天可以说是很坏的教育方法，对学生使用暴力。我第一次被由学生担任的训导员殴打，打得相当厉害。他粗暴地打我耳光，这是无耻的、不法的行为。我已经三年级了，他把我关在里面。后来我读五年级时，他又两次打我头部。他最后一次打我时，我再也无法忍耐，终于和那个训导员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此后我决定不再回那所学校。”
这些修士不但粗暴，还是势利眼。卡斯特罗回忆说：“在那所学校，我还看到他们有时对某些同学表现出的偏袒和对钱的兴趣。我完全清楚，由于我家地产多，是富裕家庭，有些训导员对我们、对我们家庭表现出很大的关心，表现出明显的关心和特殊的对待。也就是说，我看到了物质的重要，以及那种尊重与金钱有关。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
对于那些修士的品德，多年以后卡斯特罗仍愤愤不平地说：“修士不具备耶稣会教徒的纪律，我说过他们不像耶稣会教徒那么严厉、道德那么坚定。可以说这是我对他们的批评，但同时我也承认他们有正面的东西，让学生接触农村，组织学生的活动和生活、教育质量好等一系列事情，但打学生的方法是无耻的、不能接受的。要守纪律，我不是反对为我们制定纪律，应该为我们制定纪律。但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年龄也不小了，他有他个人的尊严感，粗暴的方法、体罚的方法我觉得是不可理解的。”
由于饱受拉萨列教会学校的粗暴对待，又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已经忍无可忍的卡斯特罗决定永远离开这所充满恐惧和暴力的教会学校。另外，他的父亲安赫尔也决定停止对这家教会学校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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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乃创造之母（3）
不久，卡斯特罗离开圣地亚哥，又回到了比兰庄园。
神圣庄严的举动（1）
卡斯特罗（后排右二）参加他姐姐的婚礼
卡斯特罗带着一种伤痛的心情离开了圣地亚哥城。一回到比兰庄园，父亲安赫尔就生气地对他说：“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就呆在比兰吧！”
卡斯特罗听了父亲的话，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之后，他开始在比兰庄园做些具体的事，如一连很多天都在办公室帮父亲算账，有时也帮助母亲丽娜管理商店。在比兰，他每天都看到许多生计毫无着落的穷人，心里十分同情他们。
除了帮助家里干干活外，卡斯特罗便骑马驰骋，或则做些别人不敢做的冒险事。有时，他还驰马来到农民家中，与农民们长时间聊天，以此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从这时起，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不合理的和黑暗的，必须要改变。这是他头脑中第一次产生的政治思想。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有时躲在房间里长时间埋头读书，他狂热地读着那些自己喜爱读的书，希望从中获得能震撼自己心灵的新东西。这时候他的心里产生了强烈重新回到学堂的愿望，他绝对不想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商人，在比兰度过一生，他渴望新的天地，他有求知若渴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向母亲丽娜表白了自己要重新上学的愿望，但母亲没有理会。
卡斯特罗见母亲丽娜不支持他继续求学的想法，心里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打算继续给母亲施压，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他绝不会放弃做争取母亲的工作。他希望通过先说服母亲，再由母亲去说服父亲。但在几次说服母亲无结果时，他便威胁说若不让他去圣地亚哥上学，他就要在家中放火。母亲丽娜听了吓了一大跳，于是同意送他继续上学，并答应去说服安赫尔。在丽娜的耐心说服和强调利害关系的攻势下，安赫尔终于同意送他去圣地亚哥继续上学。这样，他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成功。
关于卡斯特罗此次争取父母要求继续上学的一些情形，许多年过去后他也无法忘记，并对此回忆说：“……假期中，我也在家里进行了艰苦的争辩。我必须进行争辩，要求送我上学。那次我为上学而开战，我必须开战，因为我在前一所学校时有人告诉我父母，说我的表现不好，用这种专横的小报告影响我们家的态度。那时我说：我不同意不让我上学。我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这一冲突的起因，这完全是胡作非为和对学生施以暴力和体罚所引起的，我认为我的想法十分明确。无论是出于本能或是出于我对司法和尊严的某些认识，也许是因为从小我就看到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而我又是这种不合理的牺牲品，因此我开始有了一定的勇气，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勇气，我必须向家里要求，坚决地要求上学。我这么要求，也许并不是因为我爱学习或是我坚信他们对我的不公正。最终我上学了，我母亲支持我，我首先说服了她，后来她又说服了我父亲，我又去了圣地亚哥，但是他们让我走读。我一到学校，就碰到了种种困难。”
1938年夏天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来到圣地亚哥，住进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家里，准备在新学期来临时进入新的学校上学。对于这时的一些情形，他后来回忆说：“把我送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商人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不得不再经历一次换学校，新学校更严格。然而，尤其是我，经常感到照管我的大人们对我的不理解。他们是因为友谊而接受某个不是他们孩子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是什么关系，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是出于善良，而是为了经济利益。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可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
卡斯特罗父亲的这个商人朋友，名叫马索拉，他家的房子十分宽敞，卡斯特罗住在这里十分惬意。在此之前，他曾在拉萨列教会学校上学时，有几次到过这家做过客。另外，马索拉的女儿里塞特和姐姐安赫利塔是同学。
卡斯特罗住进马索拉家里时，这家的家庭女教师名叫埃米利亚娜·丹赫尔·阿米尼安，她的课讲得极好，安赫利塔也跑来听她讲课。这时，卡斯特罗出于好奇，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也参加进来听课，这位女教师的讲课很快吸引了他。与此同时，他对这位女教师产生了好感。而女教师也认为他很聪明，她提出的问题他都能回答出来。因此，她主动表示帮助他准备进入多洛雷斯中学的入学考试。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形，他日后回忆说：“夏天来临了，他们让我留在那里过夏天，因为我有一个姐姐也在那里学习，给她上课的教师是古巴圣地亚哥的一个黑人，很有教养，叫丹杰老师。丹杰老师很兴奋，我因为在假期中无事可做便也去听我姐姐准备考中学的课。由于我能回答出教师对各学科提出的问题，激起了她真诚的热情。那时我还不到上中学的年龄，她开始为我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我一到考试年龄就考中学，同时为我准备中学一年级的学习。她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激励我的人，她为我制定目标和目的，从而使我产生动力，她使我对那一时期的学习充满热情，因为我认为：有一定的目标，会使那一年龄的人充满激情。那时我几岁呢？10岁，也许11岁。”
当时节进入9月间，新的学期开始了。然而，卡斯特罗却突然病倒了，他需要做阑尾炎的切除手术。随后，他住进了“西班牙科洛尼亚”医院，并做了手术。但是，由于伤口受到感染，直到三个月后才痊愈。在病中，他不但中断了学习，而且病人的呻吟声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刺心的痛苦。他日后回忆说：“假期中我们跟这位女老师学习。但是，新学年开始时我不得不去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那时人人都做阑尾切除手术，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然而，伤口感染了，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老师为我制定的计划被遗忘了，几乎到第一季度末我才开始上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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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庄严的举动（2）
卡斯特罗痊愈出院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更瘦、更高了，再加上整天闷闷不乐，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十分忧伤的人，那生龙活虎的身影仿佛消失了。有时他莫名其妙地想跳到马路上去，这让大家感到惊吓不已。终于到了1939年春夏之交的时节，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多洛雷斯中学。
多洛雷斯中学是一所耶稣教徒管理的学校，该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圣地亚哥的上层阶级，其中也有没有社会地位的富商子弟，也有居住在比斯塔阿莱戈雷区的政治巨头的子弟，不过也有几个贫穷的学生。关于这所中学的一些情况，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我进入了一所其员工更为严厉、水准更高和宗教使命感更强的学校，实际上它比原来那所学校更神化、更有权能、更有纪律，原来那所学校无法和它相提并论，我认为我还是进入这所学校好。我遇到了另一风格的人，遇到了注重培养学生性格的教职员工。此外，他们是西班牙人。我认为，耶稣会教徒军人般的精神风貌和组织，是和西班牙人的特点相吻合的。他们在严格要求的基础上，更关注学生、关注学生的性格和表现。”
卡斯特罗还回忆说：“也就是说，学生逐渐接受的是某种伦理和准则，不仅仅是宗教的伦理和准则，还有人的影响力、教师的权威和他们对事物作出的评价。他们鼓励体育，鼓励爬山，而我又喜欢体育、喜欢郊游，走路和爬山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有时我甚至因去爬山而让全班等我两个小时，每当发生这种事情时，他们没有批评我。因为虽然我迟到了，但我的迟到是因为我在努力爬山，他们认为这正是我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的体现。当然，如果是危险的、难度很大的活动，他们也不鼓励。”
卡斯特罗只是多洛雷斯中学的一个半寄宿生，因为他一个星期有一半的时间住在马索拉家里。父亲安赫尔对他花钱方面管得较严，一般不给他零花钱，这样他不能去买冰淇淋吃，不能上电影院看电影，甚至不能买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因此他非常不高兴。但是，家里的理由是他没有在所有科目中达到最高分。
卡斯特罗进入多洛雷斯中学后，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了体育锻炼中，如跑步、爬山、郊游，有时还到拉奇维拉海滩捉螃蟹，但他最感兴趣的是到海浪中去搏击，这为铸就他毫不屈服的性格打下了重要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打棒球、篮球和踢美式足球。总之，他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人物。
有一天，胡利安·莱昂神甫带领全班同学去西沃内海边旅游，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而，有两位同学因违反校规而正在忏悔，因此禁止他俩下水与大家同乐。卡斯特罗认为他俩是无辜的，不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他决定帮他俩解脱这种忏悔。于是，他心里顿生一计，对胡利安·莱昂神甫说：“若我能从顶上跳下来，先生能让他们下水吗？”
神甫看了一眼岸边高高的跳板，认为卡斯特罗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就同意他提出的这个建议。
这时，卡斯特罗登上了高高的跳板，同学们的目光全都注视着他，神甫的目光也盯在他身上，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时刻。而他在跳板上跳了两下，随后他弹跳起整个身子，并在空中勾勒出一个弧形，接着头部朝下勇猛地落入海水里。他在海水里沉没一分钟后，才露出水面，迅速游到岸上。他的这一惊人的举动，引起了同学们的一片惊呼和赞叹，神甫也认为他是最有胆量和智慧的一个学生。于是，神甫解除了对那两个学生惩罚。当然，这两个学生也十分佩服卡斯特罗慷慨助人的行为。
卡斯特罗平时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体育锻炼上，只是到了临近考试时，才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由于他十分聪明，再加上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对所学的课程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看过就会，而且背诵课文也是倒背如流。因此，他往往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有一天，卡斯特罗在学校里吃惊地发现了一张不同颜色的世界地图，他长久地立在地图前观看，那些红色的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这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1985年3月29日，他在会见美国学者时说：“我吃惊地发现世界地图的每个地区都有不同颜色。我清楚地记得红色属于所有英国在非洲、中东、亚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我曾见过一张几乎全部是红色的地图，它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展示给学生的。”
在多洛雷斯中学除了学习必要的课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耶稣教徒鼓励锻炼和发展个性，并谴责懦弱与疏忽，奖励积极和专注。学校提倡的这种学风，正是卡斯特罗十分赞同的学风，并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实际上也是他所追求的。
在卡斯特罗的骨子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反叛精神，他从不向人屈服。有一天，在课堂上，神甫要他背诵他不喜欢的诗句，他坚决拒绝背诵，当神甫宣布要惩罚他时，他感到十分气愤，随即掀翻了桌椅，并说服和组织其他同学罢课一起离开教室。
矮小的萨尔盖罗神甫见状，几乎气得发了疯，骂了卡斯特罗。但是，他很快又作出了妥协让步，还露出友好的表情。
卡斯特罗的反抗取得了胜利。在这次反抗斗争中，最初显露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演讲能力，为他日后成为一名震撼世界的鼓动家和演说家打下了重要基础。不过，以后他从比兰带回一只鹦鹉送给酷爱鸟类的萨尔盖罗神甫，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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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庄严的举动（3）
多洛雷斯中学对学生提倡的体育锻炼和发展个性的学风，确实对卡斯特罗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日后能率领起义部队上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游击，正是源自这时候的磨砺。正如他日后对此回忆时总结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正是游击队员的自我培养。但是，每当我看到山峰时，我就会认为是一种挑战，我就会想登上顶峰征服它。他们用什么方法鼓励我做这些呢？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给我设置过障碍，有时其他同学在汽车里等了两个小时，我还没有回去；有时是因为碰上大雨，河水猛涨，我不得不冒一定风险游水过去。他们等着我，从来没有因此而批评我。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的学生身上看到了某些特点——冒险、牺牲和努力的精神——他们赞成这些特点，鼓励学生发扬这些特点，不想把学生变成懦夫。对此我不再多说了，就这些，耶稣会教徒更关心他们学生的刚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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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斯福开玩笑（1）
1959年4月23日，美国纽约，在一次新闻界的舞会上，卡斯特罗主席
已进入少年时代的卡斯特罗，完全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坚毅性格，并在学校里崭露头角。除此之外，他不安分的心里正在悄悄孕育着远大的信仰，不过离萌芽还有些距离。他认为：“我觉得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一样，必须建立在讲理、建立在思想和情感的发展之中，两者不可分割。”
这个时期的卡斯特罗已经模糊树立起了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尽管这种信仰并不十分明确。总之，他有了一种为目标而牺牲的精神。日后他与人谈到那时候的信仰和牺牲问题时，说道：“我认为，教会的所有殉教者肯定是为了踏实的情感，为了他们坚信不疑的某种信仰而去牺牲的。当然，他们因殉教而将在来生得到奖励的想###帮助他们，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一般说来，因为害怕而做某些事的人更害怕火烤，害怕拷打和牺牲，他们不敢向火烤、拷打和牺牲发起挑战，而为获得物质财富、享乐和奖励而操心的人总是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不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认为，长期以来教会的殉教者应该不光是从害怕或惩罚中得到灵感，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那时的情形说：“我认为，正是这种信仰造就了殉教者。我不认为有谁会单纯为等待奖励或因为害怕惩罚而去牺牲，我也不认为有谁会因此而表现英勇。”
卡斯特罗还说：“我们也要求做出牺牲、甚至牺牲生命，要求英雄主义和对生活的贡献。我认为，一个人为革命理想、为斗争而献出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尽管他知道死亡会来临，知道牺牲后什么也没有了，他仍是如此珍惜他的理想和道德价值，并奋不顾身地誓死捍卫它，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什么奖励或惩罚。”
由此可见，那时卡斯特罗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初步认识，明白了要干成一件事必须要有一种牺牲精神，这一点对人的成功十分重要。
有一次，多洛雷斯中学放短假，卡斯特罗同一位神甫一起回到比兰。这时，他的父亲安赫尔正在帮助一些政治家，其中包括好友皮诺·桑托斯在竞选议员。安赫尔不图任何回报地投入了7万比索，帮助这些人拉选票，要求他的雇工们将票投到指定的候选人头上。不难看出，这种投票法充满了舞弊行为。
少年卡斯特罗也看出了这点，认为这种选举完全是一种欺骗行为，是当局者设下的圈套和骗局。他日后对此说：“那时，奥连特的候选人是42名，我让大家选佩德罗·埃米利奥。我走访比兰的茅屋和每一家，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打‘×’（即表示同意）。我哥哥给我一匹马，或许他能选上……选举那一天，来了农村卫队，不让任何人投票。士兵把选民分成两个队列，支持政府的一边，反对的另一边。支持政府的投了票，反对的没投票。士兵还殴打了一些人。这样我第一次目睹了政治大骗局。佩德罗·埃米利奥落了个后补。后来，死了一个议员，他才进入议会，兑现了一匹马的允诺。对于乡间人来说，这种允诺意义重大……”
这时，在古巴最高政治舞台上，正面临着谁当选总统的局面，实际上是处在一种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在这种复杂的明争暗斗之中，具有野心的而又掌握军权的巴蒂斯塔在公众面前装出一副要实行民主的架势，允许民众有充分的自由，并宣称要召开议会，以此来取得多数派别的信任并支持他当选总统。
1939年初，巴蒂斯塔主动与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并答应由该党控制的古巴劳动者中心的要求，还达成了合作协议。随后，古共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推行“一个民主资产阶级的纲领”，但也不放弃苏联那样的“最高革命目的”。会议还选举胡安·马里内略为党的总书记。会上总书记建议：组织“进步力量惟一政党”，以及制定既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宪法。但是，以奇瓦斯为首的真正党，却主张建立一种只排斥共产党的联合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古共立即决定：公开加入支持巴蒂斯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联盟。这样一来，巴蒂斯塔巩固了自己在工会中的地位。因此，在1940年举行的大选中，巴蒂斯塔被选为古巴总统，成为古巴的最高统治者。在随后的立宪议会中，真正党获得多数席位。接着，制定了新的宪法，该宪法宣布废除庄园制，因此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宪法。多年以后，卡斯特罗对此评价说：当时共产党被迫“成为政府同盟，矛盾自然使很多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及左派人士不再以同情眼光看待古巴马列主义党”。
就在卡斯特罗回比兰度假期间，父亲安赫尔与前妻解除了婚姻关系，并正式同丽娜结婚。为了庆祝这件事，安赫尔决定全家到尼佩海湾度假。在皮纳雷斯的拉卡辛巴山附近，卡斯特罗认识了一个原籍德国人的女儿，名叫德茜。他经常与她到海边散步，有时一起爬山。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在比兰度假时，还迷恋上了拳击。他让父亲安赫尔给他买回几副手套，同时让庄园附近的青年在原先斗鸡的地方建起一个拳击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去拳击台练拳击。他像一个拳击手一样，打得十分勇猛，往往一打几小时，浑身大汗淋漓。
同罗斯福开玩笑（2）
另外，在比兰庄园，卡斯特罗还学会了打步枪。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拆装武器，为的是防止土匪武装来打劫庄园。在当地活动的有两股土匪：一股是阿萨夫兰的匪队；另一股是梅希卡诺的匪队。有一天，卡斯特罗得到土匪要抢劫庄园的情报，便立即组织雇工们在庄园里的凉台处设下埋伏，打算给来犯的土匪以猛烈伏击。他还让人将院门半开着，用护院犬监视远处的动静。但是，土匪并没有来抢劫庄园，这使坚守了很久的卡斯特罗感到有几分失望，因为他指望这天同土匪大干一场以显身手。
当卡斯特罗从比兰返回圣地亚哥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不过世界的战火不会将古巴卷入战争，对古巴并没有带来多大影响。这时，一个美国学生篮球队乘船到达圣地亚哥，准备与多洛雷斯中学的篮球队进行比赛。
在这种情况下，篮球打得很棒的卡斯特罗加入了学校的主力队，并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骨干队员。另外，在他的提议下，校园里夜晚不关灯，球队不分白天黑夜地抓紧训练，争取打败美国学生篮球队，赢得这场球赛。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与美国学生篮球队的队员之间有了很深的交往，在友好的气氛中，他用刚掌握的英语与他们交谈。他认为这些美国学生都很热情、很好客。这时，他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奇妙的想法，他决定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希望总统能给他寄10美元钱来，因为在此之前他没有见过美元。
信心十足的卡斯特罗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首先向他在1940年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表示祝贺。接着，他在信中这样写道：“美国总统……如果您愿意，请在回信中给我放上一张10美元的绿色票子，因为我从未见过一张10美元的绿色票子，而我想获得一张。我的地址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多洛雷斯中学，古巴圣地亚哥，奥连特省，古巴……我不懂很多英文，但西班牙文很好，我猜想先生您一定不会西班牙文，但英文一定很好，因为先生是美国人，而我不是美国人……”
过了不久，罗斯福给卡斯特罗发来了一封回信。罗斯福在回信中虽然婉转拒绝了卡斯特罗的要求，但这封来自美国白宫的信，却在多洛雷斯中学引起了很大轰动，同学们十分佩服卡斯特罗的胆识和勇气，使他成了全校备受关注的人物。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交了一个名叫雷内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去爬山或是到乡下旅行，同去的还有同学马斯特拉帕、普拉达、马丁内斯和《迷人》杂志老板的儿子巴尔维诺等。雷内十分佩服卡斯特罗的胆识和勇气，知道他对爬山和野营有极大兴趣。于是，他们先后攀登了波尔托博尼亚托山、埃尔科夫雷山和埃尔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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