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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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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做父亲的看出破绽,急忙温和地给安赫尔作了一番讲述,并说孩子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安赫尔立即相信了她的话,认为孩子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父亲安赫尔走后,安赫利塔写了一封信,打算将在这里所受的饥饿生活告诉母亲丽娜。但是,被欧弗拉西塔发现了,她果断地阻止了这件事。
饥饿和无聊的日子仍在延续着。卡斯特罗感到无聊的时候,便在阳台上看大街上来往的行人。这天,他突然看见母亲丽娜带着弟弟劳尔从出租车上走下来。他心里不由地一阵惊喜,是母亲来看望他们了。
丽娜从比兰带来的甜食和芒果,被卡斯特罗和哥哥姐姐们抢吃一空。他们贪吃和饥饿的表情,使丽娜立即意识到孩子们在这里受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随即,丽娜就此事与欧弗拉西塔发生了争执。欧弗拉西塔一个劲儿地解释着,但丽娜面对眼前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根本不相信。
另外,从比兰来的佣人埃斯梅里达与丽娜单独在一起时,也将卡斯特罗和他的哥姐在这里所过的饥饿生活告诉了她。丽娜听到这种情况后,顿时感到十分生气。她立即决定带孩子们离开圣地亚哥,回比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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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圣地亚哥上学(1)
就这样,卡斯特罗随母亲丽娜坐火车离开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庄园。一回到比兰庄园,他就上厨房饱吃了一顿牛排,因为他离开比兰已有数月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回到比兰,他变成了一只自由的海鸥,其心情立即高兴起来。
与此同时,丽娜一回到比兰庄园,就将孩子们在圣地亚哥所经受的饥饿情况告诉了安赫尔。安赫尔听了十分生气,决定要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欧弗拉西塔教师休假后回到比兰时,他立即让人把欧弗拉西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安赫尔一见到欧弗拉西塔教师,如果不是强压着内心的怒火,他会作出将她赶出比兰庄园的决定。安赫尔劈头就责备说孩子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照应,而且在那里忍饥挨饿。接着,他要她说明有关每月生活费的支出情况。
女教师静静地听着。当她听完安赫尔一顿责备后,十分坦率地说出了原因。她说大姐去世后,一切债务压在她身上,而公立学校的微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紧接着,她向安赫尔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并说孩子们的学业不能中断。
安赫尔听完欧弗拉西塔的讲述后,知道了这户人家的境遇确实很糟,于是心中的怒火消除了很多,他的同情心使他原谅了这位女老师。但是,卡斯特罗和哥哥拉蒙却计划好了报复女教师的行动,打算用石头砸小学校的屋顶。可由于父亲安赫尔原谅了她,他们只好放弃了原有的报复念头。
卡斯特罗回到比兰庄园后,立即变成了一匹野马,到处玩耍。他不是跑到田野上去玩,就是跑到农民家里去玩,再不就是和兄弟们一起玩多米诺牌、十五子棋及扑克。有一天,他和哥哥拉蒙拿自家的鸭子进行一场杀鸭的比赛,看谁杀死的鸭子多。他俩采用无头的钉子作为刺针,然后穿上一个软木塞,两端裹上羽毛,刺进去后再迅速拔出来。在杀鸭比赛中,他比拉蒙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百刺百中,不久便留下了一片血乎乎的鸭子尸体。
当母亲丽娜知得鸭子的情况后,十分生气,决定用腰带抽打他们。拉蒙和劳尔均逃跑了,而卡斯特罗却像往常一样,撅起屁股等待着挨打。
不久,安赫尔与女教师欧弗拉西塔恢复了原来的关系,言归于好。安赫尔和丽娜终于又同意孩子们返回圣地亚哥继续上学。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虽然在圣地亚哥所受的饥饿生活使他终生无法忘怀,但他并没有反对返回圣地亚哥,没有对女教师过分怨恨。多年以后,当他想起这段往事时,尽管那位女教师努力说服他父亲把孩子们送到圣地亚哥,有其自己的利益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没有必要怨恨女教师。
当暑假过完的时候,根据卡斯特罗的母亲丽娜和女教师欧弗拉西塔的安排,卡斯特罗将返回圣地亚哥,继续准备进入教会学校,而姐姐安赫利塔则将在修女学校继续上学并结束学业。但拉蒙宣布说他不再返回圣地亚哥,认为那是座折磨人的“地狱”。
就这样,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返回了圣地亚哥。到达圣地亚哥后,他很快结识了一个叫加夫列利托的同年伙伴,这位伙伴是一位出租人的儿子,他俩经常来到山坡上的居民区玩游戏,以此度过那些多余的时间。
另外,在卡斯特罗返回圣地亚哥之前,女教师欧弗拉希塔的父亲内斯托尔裁缝已经死去了,只剩下钢琴家贝伦一人在家中,整天寂寞地呆在房间里。卡斯特罗的到来,使她的寂寞生活有所改变。而且,卡斯特罗很快就学会了与贝伦一起相处。从这时开始,贝伦便每天指导他学习,并规定了学习时间表。她教他掌握书写规则,如何提高书法水平,同时还教他演算练习。他在这方面提高得很快。另外,贝伦还教安赫利塔弹钢琴,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
贝伦是个大龄姑娘,除了会弹钢琴,没有其他特长,另外长得也不算漂亮,是个很平常的姑娘。但是,海地驻圣地亚哥的领事路易斯·阿尔西德斯·希尔伯特却看上了她。在欧弗拉西塔的允许下,他们开始恋爱。如此一来,在希尔伯特的帮助下,费利乌一家的贫困情况有了根本好转。
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后来女教师的妹妹和海地驻古巴圣地亚哥的领事结婚了。我在那里,但我的阔教父没有出现,也没有举行洗礼仪式,而我已经5岁(应为6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洗礼,人们都叫我‘犹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我。为此,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给我洗礼了,我的教父是那位娶了女教师妹妹的海地领事。女教师的妹妹叫贝伦,一个高尚的好人,她是钢琴教师,尽管她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学生。”
就在卡斯特罗准备进教会学校期间,他进圣地亚哥教堂接受了洗礼,这样他不会再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有关这时候的一些情形,他日后对此回忆说:“那时,一天下午,她们把我带到古巴圣地亚哥的教堂,现在我记不起具体的日期了。我受洗礼可能是6岁,因为他们把我带进古巴圣地亚哥教堂时,已经经历了一年四季的变化。她们向我洒水,给我施洗礼,我有教父和教母。但是我的教父不是先前的那位百万富翁,而是叫圣菲德尔·皮诺桑托斯。确实,他的一个侄子是我们革命的真诚的战友,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劳动者、很有能力的同志;他是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者;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者,尽管他是那个要当我教父的很有钱的人的侄子。但最终他没有当成,尽管他把他的名字留给了我……他给我留下了他的名字,因为考虑到他叫菲德尔,会成为我教父,所以给我起名菲德尔……帮助一个人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完全是巧合。这就是我在整个那段时期得到的惟一公正的东西。”
返圣地亚哥上学(2)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他们可以等六年再给我洗礼,但不能等六年才给我起名。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它真是来自一个富人的名字,但它不是《圣经》里的富人埃普龙,因为我可以说出真情:谈论逝去多年的人是很悲伤的,但是我那位富有的教父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极其吝啬。我认为他和《圣经》里的那位先人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那位有钱的百万富翁始终未能当成卡斯特罗的教父,于是与贝伦结婚的海地领事做了他的教父。他回忆说:“如果一开始就指定那位领事当我教父的话,那可以叫我路易斯·卡斯特罗。是的,在人类史上有很多叫路易斯的人很有威望。”
以前被指定为卡斯特罗教父的皮诺·桑托斯,是个专门放高利贷的投机商,他从未履行过的教父义务,甚至从来没有送过卡斯特罗任何礼物。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之所以与桑托斯是要好的朋友,主要是以前安赫尔帮助过他摆脱了破产。但是,后来当安赫尔需要贷款求助于皮诺·桑托斯时,皮诺虽然答应贷款,但条件则是以比兰的庄园作抵押,并收取20%的年息。后来由于安赫尔还债及时,皮诺才将利息下调到8%。但据卡斯特罗对此回忆说:“他借给过我父亲钱,但要收取相应的利息,那时的利息比现在的低,我记得我父亲支付的实际利息约为6%。”
除此之外,当皮诺·桑托斯被提名为议员时,卡斯特罗的父亲积极帮助了他,在四处拉选票的同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赞助。有关这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但是每次开展选举运动时,我记得我父亲都支持他竞选……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吸取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教训?竞选期间从我家周转的钱很多,与其说是周转,倒不如说从我家流出很多钱来帮助我父亲的朋友参加每次选举。也就是说,我父亲花他自己的很多钱来帮助候选人。那时候的政治就是如此。”
卡斯特罗还对此回忆说:“作为土地的主人,我父亲理所当然地控制着大部分的选票,因为很多人都是文盲。那时,在农村跟谁干活,就会被认为是给了他工作,而对他是一大恩施;同样,在谁的庄园里生活也被看作是一大恩惠。因此,那些农民,那些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必定会感谢他们的主人,并投主人支持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有所谓政治经纪人的因素。谁是政治经纪人呢?政治专家!我不认为他们会是精通社会学、法律学或经济学的顾问,他们是在政府中谋到一份职业的当地机灵的农民。竞选时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为某个市议员候选人买选票,花钱为市长买选票,花钱为省长买选票,花钱为众议员买选票,花钱为参议员买选票,花钱为总统买选票。那时还没有通过电台或电视的竞选运动,我认为那样做花费会更大。”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对人讲述时说:“我还记得,在我放假回家时——因为我从5岁起就被送到外面上学——正赶上一场政治运动,结果放在我卧室的钱箱成了问题……男孩喜欢上午睡懒觉,但我不能,因为竞选期间每天很早,几乎是清晨五点半就开始活动了。政治经纪人早早就来了,因为他们必须管理钱财,他们不停地开关箱子,不可避免发出金属的撞击声……这是世界上最利他主义的做法,因为我父亲完全出于对那个人的友谊而这么做的。除了借钱外,我不记得那位先生曾为我父亲解决过任何问题,也没有因政治运动而给过我父亲什么钱,那么多开支全是我父亲自掏腰包的。搞政治就是这样,这是我从小看到的,确实如此。”
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选举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完全是靠作弊当选,这在卡斯特罗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政治有了最初模糊的认识。
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准备进教会中学期间,即1935年初春时节,丽娜在比兰生下了卡斯特罗的妹妹埃玛。他在圣地亚哥得知后,心里非常高兴。另外,在这期间贝伦与海地领事也结了婚。在过圣诞节时,贝伦送给了他一个很漂亮的喇叭号,希望他对音乐发生兴趣。但是,他始终对音乐没有特别的兴趣。
除此之外,由于卡斯特罗已经举行了洗礼,并拿到了洗礼证,于是在拉萨列教会中学进行了注册,准备到这所教会学校上学。这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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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寄宿生(1)
卡斯特罗手持冲锋枪
1935年5月底,在雨季和夏季已经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圣地亚哥拉萨列教会中学,从此开始了他新的求学道路。但是,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只能做个插班生。
卡斯特罗进入教会中学上学后,每天清晨就得离开贝伦家去上学,他从不迟到。另外,他每天上学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而且白衬衫领子上也被贝伦绣上了好看的花,一眼看去像个十足的富家子弟。不过,没过多久,他便对教会学校单调乏味的课程失去了兴趣。
卡斯特罗上学后,衣袋里虽然没有零花钱,但他和伙伴们一起玩得很开心。放学后,他经常同好友加夫列利托在空地上玩球,他满头大汗,却仍然拼命地踢着球,总是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意志。有时,他还与伙伴迭哥·巴克、潘齐托、蒂托等一起到坡底的河水中游泳,并在河中打起水仗来。尤其是下雨天的傍晚,他们冒雨来到河中游泳,任凭风吹雨打,从不退缩。卡斯特罗在他们当中显得更有顽强的精神。
卡斯特罗尽管成绩很优异,但必须从初级班上起,这是教会学校的规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对这所学校感到失望,因为他认为在课堂上根本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尤其是能够对他产生影响的知识。另外,回到家中,贝伦也不准他大声说话,不准他宣泄不满情绪,还经常打他的屁股,这使他更加感到憋气。同时,贝伦还是个小气鬼,在金钱方面对他卡得很死,而且借她的每一文钱都必须还她。正如他日后回忆说:“我向教母借钱,欠她82分,我再一次向她借钱时,她提醒我这笔账。”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对贝伦产生了不满,甚至感到愤怒。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这时候,卡斯特罗产生了要离开贝伦家到学校寄宿的念头。恰在此时,在父亲安赫尔安排下,哥哥拉蒙从比兰来到圣地亚哥。这样,他就离开了贝伦家,与哥哥一起到学校寄宿,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由于哥哥拉蒙的到来,卡斯特罗的心情愉快起来,除了学习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他不是打棒球,就是当投球手,成了体育场上的多面手,而且十分活跃。不过,他最为迷恋,最感兴趣的还是游泳,他喜欢在水中搏击,尤其喜欢在湍急的河流中搏击。有一天,他和几个伙伴们一起去莫诺水潭郊游,由于河水湍急,禁止游人游泳。然而,他却游兴大发,同行的伙伴们没有一个人敢下去游泳,而他却突然跳进湍急的洪流中,奋力在水中搏击,这无不令同伴们感到万分吃惊。这时候的卡斯特罗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征服欲,越是不容易做的事他越要去做,去冒险,这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坚定性格。同时,也为他日后多次冒险领导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之后,拉萨列教会中学在周四至周日组织学生到圣地亚哥湾旅行,并在伦特租了一个宿营地。卡斯特罗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在这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钓鱼、跑步外,进行最多的活动就是游泳,他喜欢在水中搏击。然而,有一次,当他与同学们一起回宿营地时,爬到一个山坡上,他摁响了几户居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的门铃,被一个叫贝尔纳多的学监发现后,用粗暴的方式抽了卡斯特罗几耳光。卡斯特罗对这个学监十分憎恨,很想与他打一架。
在这次难忘的旅行中,卡斯特罗和同学们一起在阿拉梅达码头乘坐游艇游览美丽的海湾。当游艇穿越海湾时,他站在游艇前面的甲板上,迎着从海上吹来的风,无不感到心旷神怡。然而,他看到不远的码头上,有许多海地人在那里等待返回故乡的轮船,因为古巴现政府出台了一项保护古巴人就业的法律条文,海地人将被一一驱除出古巴。
海地人被驱赶出古巴的情景,给卡斯特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也无法忘怀。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1933年的一天,古巴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革命取得了胜利——1933年我7岁——在反对马查多的那场革命中产生了最早的几项民族主义法律。例如,那时很多人没有工作,承受饥饿的煎熬,但在哈瓦那很多西班牙商店只招聘西班牙人,于是有人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要求:把一定比例的就业机会留给古巴人。原则上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了一些残酷的措施,使一些人,包括外国人失业了,他们很穷,没有其他生计。”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1933年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对不公正和各种陋习的斗争,是起义,还要求把电力公司和其他外资公司收归国有,要求实现劳动力本国化,并以劳动力本国化的名义冷酷无情地把几万名海地人赶回了海地。按照我们革命者的观念,这确实是不人道的。他们怎么了!他们中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由于古巴政府和海地政府撕破了脸,海地驻圣地亚哥的领事馆不复存在,并从圣地亚哥撤出。这样一来,贝伦的丈夫,即海地领事,也必须离开古巴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的教母贝伦不想随丈夫离开古巴去海地,再加上她也舍不得离开姐姐,于是同海地领事离了婚。关于这个时候的一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我记得那时我教父还是驻古巴圣地亚哥的领事,一天来了一条双烟囱的名叫‘拉萨列’的大船。双烟囱的大船进入古巴圣地亚哥港是很少见的事,他们带我去看过一次,船舱里挤满了海地人,船载着被古巴驱赶的海地人回海地。”
教会学校寄宿生(2)
有关卡斯特罗教母日后的命运,他回忆说:“后来领事馆关闭了,我教父也失业了。我想他没有了收入,失去了一切,也回海地去了。这样,我的教母一个人过了很多年。后来,很多年以后,他又回到古巴——那时我已经长大——在比兰避难,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无法维持生计。”
自从卡斯特罗寄宿在拉萨列教会学校后,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令他感兴趣的知识,但他与伙伴们在一起开展了体育锻炼,这些时光都很愉快,令他终身难忘。另外,在物质生活上也有了很大改善,自己想吃什么可以买,不再像住在贝伦家中那样清苦,他在她家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光,因为除了学会一些最简单的基础知识外,基本上一无所获。正如他日后所回忆说:“没有书,只有笔记本和做听写练习。当然我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学会了朗读、做听写练习和写字。我的拼写应该是好了一些,书写也有所改进,但是我在那里过了两年,我认为是浪费时间。惟一有用的是,那段难以忍受的艰辛贫穷以及付出牺牲的生活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我是某种剥削的牺牲品,因为我的父母亲为我们支付的膳食费变成了他们家的收入。”
但是,当卡斯特罗离开教母贝伦家后,一切都改变了,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正如他日后所说:“于是我改变了这一切。我在学校寄宿后,物质生活有了改善。课余我可以和我的同学们在学校的院子里玩,我不再孤单,每周两次我们去田园和海滩,或去古巴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小岛,那里有一座炼油厂和其他一些工厂。拉萨列的修士们在离海边很近的地方租用了一块地,那里有一个浴场和一些体育设施;他们每周四带我们去,因为那天他们没有课,星期天也没有课;那时他们把一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三天课,第二阶段上二天课。对于我来说,在学校寄宿真是快乐无比,每个星期四都去海边,那里生活很自在,钓鱼、游泳、散步和参加体育活动,星期天也是这么过。我对这类活动更感兴趣,也更为关注。”
卡斯特罗在拉萨列教会学校主要接受的是宗教教育、教义问答、做弥撒和其他宗教活动。由于他缺乏判断能力,对宗教这方面的东西并不是很懂,再加上他对学这些东西本无兴趣,他渴望的是一种新的知识,也就是一种能激发他梦想的知识,对他日后的远大抱负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关于这时的一些学习情况和兴趣,他日后对此回忆说:“在第一阶段,我学习《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就像学古巴历史一样。世界最初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给我们讲述世界上有什么,这不会引起我们的思考。我更关心体育、大海、大自然、各科目的学习,更关心这类事情。真的,我对宗教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和倾向,这是事实。”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虽然在拉萨列教会学校的时光过得很愉快,但他对这里的学业却十分厌倦,因此他喜欢读些杂书来充实自己,如历史书和一些有关英雄的故事书。这时候,他往往十分向往比兰的生活,因为他在比兰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他可以骑马、去河中游泳,还可以在田野上奔跑。想到这里,他急切盼望着圣诞节的来临,这样学校就会放假,他也就可以回到比兰过圣诞节了。
好在这个学期到了最后阶段,圣诞节一天天在临近,卡斯特罗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愉快起来。
冒险乃创造之母(1)
1936年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拉萨列教会学校给学生们放了15天假,归心似箭的卡斯特罗不由为之欢呼不已,终于可以回比兰过圣诞节了。
回比兰先要从圣地亚哥坐火车,下了火车,再改成骑马,穿过泥泞的地区,这样才到了比兰。比兰是一个充满大自然美的神奇地方,因为这里正在孕育着一个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
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当然也包括卡斯特罗,圣诞之夜是最美的时刻,因为有吃不完的好东西。多年以后,记忆力惊人的卡斯特罗也未能忘记这时的情形,他日后回忆说:“……圣诞之夜是很美的,因为这意味着有15天的假期,不仅有长达15天的假期,而且还是充满节日气氛和美味食品的假期,我记得有好吃的点心、糖果、密饯、果仁糖,当然我们家吃的东西很多;此外,还经常买圣诞用品,买传统的西班牙产品。当假期到来时,我们每个人从一坐上回家的火车起就变得快乐起来,下了火车,还要骑马。我们回家要先坐火车,再骑马,用两种交通工具。路途泥泞,那时我们家乡还没有汽车,连电灯都没有。过后不久我们家才有了电灯,此前在农村我们都用蜡烛照明。”
卡斯特罗回到比兰后,没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而第二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孩子们在这期间可以得到东方三王的圣诞礼物,实际上都是自己的父母送的。关于过圣诞节的一些情形,他后来回忆说:“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经历过挨饿的滋味和城市的封闭,就更感到农村天地的自由自在。那时食品充足,并充满了圣诞节、圣诞之夜、新年、东方三王节的节日气氛,这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嗳,但是孩子很快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东方三王,这是首先引起他们怀疑的事情之一。孩子开始发现,没有东方三王,给他们放礼物的是他们的父母,正是这些成年人使孩子过早地摆脱了天真。我不是反对这一习俗,不是的,我不是在对此事发表见解,但是孩子们很快就开始知道,这是某种欺骗。”
有关过复活节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在农村,复活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是默祷的日子,也就是说,有一个长长的默祷。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耶稣死于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一天不能说话、不能开玩笑、不能有任何喜悦的表示,因为耶稣死了,犹太人每年都来杀他。这又回到了归罪或民众信仰的问题,它应该是造成历史悲剧和历史成见的原因。”卡斯特罗还回忆说:“那天必须吃鱼,不能吃肉。第二天就是天堂的星期六,这是一个节日,尽管我的理解是耶稣没有在天堂的星期六复活,但大家都说,天堂的星期六是节日,而耶稣受难日则是沉默和痛苦的日子。在农村,在天堂的星期六这天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商店、人们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还有斗鸡,一直持续到耶稣复活的星期天。”
对卡斯特罗来说,无论是圣诞节还是复活节都是快乐的节日,因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可以融入到美丽的大自然中。正如他以后对此回忆说:“圣诞节的假期是很快乐的,复活节(圣周)也很美好,因为我们又可以有一周的假期回家了。当然,暑假也很好。可以在河里洗澡,沿着森林跑来跑去,用弹弓打小动物、骑马等,完全融入大自然,生活得自由自在。”
然而,卡斯特罗在拉萨列教会学校上学期间,古巴国内和国际形势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巨变。新当权的巴蒂斯塔决定改组政府,撤换了大部分以前的政府要员。早在1934年间,在拉蒙·格劳·圣马丁的发起下,成立了“真正党”,该“党”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1935年,“青年古巴”武装组织成立,它的领导人是安东尼奥·吉特拉斯。而这时的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并得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指示。指示要求古共建立广泛阵线,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深入到政府机构中,以此作为反对日渐上升的法西斯主义的战略。在德国,希特勒已经完全掌握了政权,并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准备。
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国内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肃反运动,并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苏联的行为引起了真正党新领导人爱德华多·奇瓦斯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侵略行径。多年以后,卡斯特罗分析当时的苏联情况时回忆说:“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使用一种剖腹自杀的方式捍卫苏联。当然,尽管它犯有错误,但不能抛弃它。他们被迫维护那些不得人心的观点,如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占领部分波兰领土、对芬兰战争……苏联执行的政策使它有土壤犯各种错误和罪行……实际上,他们葬送了党和武装力量……在战争时刻,他们为制造最不幸的条约起了推动作用,将工业化的巨大努力排除在外。”
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出台对拉美的新政策,竭力推动这个地区的选举和放弃独裁统治的工作,以此实现民主共和国。尤其是对于古巴,美国更进一步加紧渗透。
不过,这时候的卡斯特罗还没有完全关注到时势和政治,而只是对历史和英雄人物十分感兴趣。在圣诞节期间,他除了骑马、跑步等户外活动外,有时躺在房间里专心读着一部十卷本的法国革命史。这部书深深地吸引他,他从中似乎得到了某种新的启示。
冒险乃创造之母(2)
从他所读的书里他似乎懂得了人是权力的动物。权力是政治的根本和本质;权力是政治家的力量和护身符。
除此之外,这时候的卡斯特罗已经有了一种超人的冒险精神和超人的意志,他是个从不向危险和困难屈服的人。有一天,他骑上一匹名叫“卡雷托”的马,像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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