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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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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与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由古巴代表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有利于波多黎各独立的决议案，并就议案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然而，美国国务院于9月通过照会，表明古巴的这一立场可能成为美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当他得知后，用强硬的口气回答说：“那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古巴政府的历史性立场。”但是，罗纳德·里根却猛烈抨击“缓和”方案，强烈呼吁重新恢复冷战格局。这样一来，美古关系将会重新陷入僵局。
11月间，根据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卡斯特罗通过记者琼斯向基辛格通告了探亲规定：允许有限数量的离散亲属探亲，设立特殊渠道进行组织；10个家庭最多70人可以得到在古巴停留10天的许可，但任何人不得借机卷入反政府活动。
这之后，古美之间又因非洲的安哥拉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使刚刚有了点“缓和”局面的古美之间又笼罩了新的阴影和危机。美国政府加紧对安哥拉进行军事渗透，以此支持安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消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武装组织。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向安哥拉派遣有重武器装备的军队，支持人民解放运动的游击队。因此，重新拉开了古美对抗的序幕。
1976年1月12日，在拉瓜尔迪亚机场，古巴代表内斯托尔·加西亚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举行会谈时，美国国务卿告知说：“派遣古巴军队参加安哥拉非洲之间的内部冲突是目前为解决我们的分歧而进行任何长远努力的主要障碍……”
1月16日，卡斯特罗得知美国在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后，立即发表声明说：“我们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侮辱性的条件，这正是美国要我们为改善关系付出的荒唐代价。”
虽然因安哥拉的战争问题使美古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但美国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并没有放弃与古巴“和解”的主张，如民主党竞选人詹姆斯·卡特请人带口信给卡斯特罗：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希望建立外交关系。
1976年10月6日，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诺埃尔参与策划下，在巴巴多斯机场制造了一起飞机爆炸事件，造成73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古巴运动员。卡斯特罗得知后，强烈谴责了这起事件及与此有关联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着，他以事实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古巴反革命组织间的联系情况。当他谈到反革命组织的“兀鹰行动”时，指出说：“网络存在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尼加拉瓜及智利独裁政权的秘密联合中……网络中的小组也被用来反对巴拿马、牙买加、圭亚那……和拉美其他进步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认为与美国签定的关于“海空强盗行径协议”将可能被废除。他对此指出说：“只要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或间接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仍在从事恐怖活动和攻击我们的船只……我们为结束劫持飞机所作的努力将不可能继续下去……”
卡斯特罗的讲话被美国电视现场实况转播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对美国新总统选举前夕的美国民众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对里根的谈话表示怀疑。
跟美国既谈又斗（3）
据调查，巴巴多斯爆炸事件是两名委内瑞拉人所为，他们将“两枚高效炸弹放在飞机货舱”，而他们的此次行动是受古巴老牌反革命分子的指使。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这些反革命分子正是9月21日在华盛顿暗杀智利前部长奥兰多·莱特列尔的主谋之一。委内瑞拉警察立即逮捕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然而，卡斯特罗对此揭露说：“这些小组不仅在美国自由活动并逍遥法外，而且他们的主要首领通过联合革命指挥部与口头上反对该组织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场合，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肮脏活动，而这些组织被用来向活动的主使提出抗议……”
1976年11月11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卡特，为兑现此前对卡斯特罗的许诺，公开宣布与古巴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但是，安哥拉问题仍是会谈的主要障碍，甚至是无法突破的障碍。由此可见，古美关系中仍然充满了风雨和矛盾，仍旧是在弯弯曲曲漫长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此前，在美国总统竞选进入高潮时，国务卿基辛格宣布出访非洲国家，公然加紧对非洲的渗透，这对古美之间的关系打了一场严霜。当卡斯特罗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愤怒，认为基辛格终于撕下了他假和谈的面具。他对此尖锐地揭露说：“基辛格用何种虚伪、卑鄙、奸诈的语言同非洲解放运动和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及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代表对话？福特和基辛格都有把讹诈和威胁当做对外政策工具的顽固的老毛病。”
卡斯特罗进一步揭露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都想恐吓古巴。只有那些缺乏尊严的人民才可能被镇压。美帝国主义在国外有成千上万的驻军，在所有大陆和海洋都有军事基地，在韩国、日本、菲律宾、土耳其、西欧、巴拿马和其他地方；军事设施成百上千……美国用于战争、侵略、间谍和贿赂方面的投入已超过1200亿美元。”
他在讲话中愤怒地指出说：“……当福特和基辛格想把古巴在安哥拉的支持行动归咎于苏联时，他们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撒了谎……当指责国会没有批准向雇佣匪徒继续提供资金而导致在安哥拉的失败时，他们也撒了谎……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我不想为福特的绰号加上一个形容词以揭露他在美国南部的政客行径及其他帝国主义政策的无耻事实。此刻，我只需回答说他是个庸俗的骗子就够了……安哥拉战争实际是基辛格战争！”
卡斯特罗还辛辣地指出说：“一场反对古巴的战争可以知道何时和如何开始，四个白痴便可做出决定；但是，无法知道的是何时和如何结束！我们永不改变革命至上的原则，为一碟小菜而丢弃这西半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不值得！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说人的生存不仅靠面包！”
由此可见，卡斯特罗绝不会拿国家原则做交易，绝不会为了个人的得失向美国屈服，他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反美斗士的角色和形象。因此，古美关系正常化只能成为一种遥远的梦想，是一个时常鼓起而又时常破灭的水泡。古美关系向何处去，这是个无人知道的谜底。但是，卡斯特罗并没有完全关闭与美国谈判的大门。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在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的同时，他在哈瓦那还先后接见了越南武装部队司令武元甲、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一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南斯拉夫总书记铁托元帅，以及流亡莫斯科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等，由此增进了信赖和友谊，扩大和巩固了外交影响。总之，在此期间，他用独特的策略和智慧开辟了古巴外交的新格局。
缓和局面的破灭（1）
卡斯特罗在积极致力于外交工作，并全力支持非洲一些国家，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的革命运动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治理国家的工作中，如：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制定并通过了古巴共和国宪法，同时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并为之奋斗的目标。除此之上，更加巩固了古巴共产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牢牢掌握了古巴政权。他在古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时，对此向全党指出说：“毫无疑问，我们的确拥有一个由纯粹的人组成的政党；毫无疑问，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是荣幸的，这个家庭就是我们的党，这是一个由具备诚实和坚定原则成员组成的家庭……在党内，每个人都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坚强战士……”
古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迈进新时代的大会，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形成了一系列新决议，其中最重要的决议是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具有古巴特色的复合议会制。人民代表任期五年，由选举产生；根据群众组织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人民代表作为最高政治代表机构的国务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策执行权力机构部长会议的主席。古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政府的领导核心，负责制定治国的政策方针，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针。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过程，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基本相似，即首先是各市举行代表大会确定候选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议员），随后通过间接方式产生省代表大会代表（省议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古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经讨论研究，决定取消总统制，因此自1959以来由奥斯瓦尔多·多尔蒂克斯担任总统的生涯已经成为历史。在此次党代会上，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同时兼任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然而，关于选举中的民主问题，他对此提出说：“我们希望这种民主是完善的，它确保了人们对公共责任的品德和责任，克服了特权……”
会后，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和加强管理，卡斯特罗决定对国家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设立14个省、169个市。为大力发展国民经济，还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努力，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成绩，1980年的社会总产值较1975年增加了34％。另外，在科技、教育、文化和生产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在外交上除了继续支持非洲一些国家的武装斗争、派兵到亚洲的南也门和中美洲的格林纳达等，尤其是全力支持安哥拉的武装斗争外，时刻关注着美古关系的动态，特别是美国对古巴的态度。
1977年1月，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的时候，美国总统詹姆斯·卡特决定重新开启古美谈判，尽管谈判的大门十分沉重，谈判过程十分艰难。由于古美之间恩恩怨怨太多，“死结”太多，谈判将面临新的风风雨雨。
卡斯特罗并不拒绝与美国重开谈判，但在谈判中他始终强调要坚持原则。此次谈判，美国派出的代表除前次参加谈判的中间人、记者弗兰克·曼基威茨外，还有政府执行秘书彼得·塔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拉美事务助理罗伯特·帕斯特、国务院古巴问题高级情报官韦恩·史密斯。古巴方面派出的代表为桑切斯·帕罗迪、何塞·路易斯·帕德龙及何塞·阿韦苏。
在谈判中，古美双方很快达成一些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海上边界和在美国经济专属区水域捕鱼的问题；停止美军在古巴领空的间谍飞行；取消对美国公民到古巴旅游的禁令和在双方国家设立“利益办事处”等。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要求美方进一步放开对古巴的封锁，并提议美国可以在旅游、镍的生产、烟草及其他农产品方面进行投资。这是他第一次设想引进外资。
根据达成的协议，第一批西方游客数百人于5月到达古巴旅游。另外，负责拉美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特伦斯·托德曼访问古巴，并正式签定渔业协议。与此同时，10名美国外交官也同机飞抵哈瓦那，积极筹建美国驻古巴办事处。在古巴方面，卡斯特罗决定派桑切斯·帕罗迪负责古巴驻华盛顿办事处的工作。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还接受了美国新闻媒体的采访，并与美国企业家、议员及民主党参议员弗雷德里克·里奇曼和理查德·诺兰举行会议。另外，他还接见了美国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同时交给对方一份绝密的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古巴和古巴领导人进行的各种行动的调查报告，以此作为美国国会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材料。
在古美双方办事处成立后，谈判有了新的深入，并先后进行多次接触，主要是讨论外交关系正常化中的最棘手的政治障碍，如：古巴与苏联的关系，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波多黎各问题；古巴政府对拉美颠覆活动的支持和古巴的人权及###问题等。
在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中，卡斯特罗开宗明义作了一些让步，首先释放了从事渗透和间谍活动的10名美国人。但是，他绝不拿国家利益原则做交易，在谈判中与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确地指出说：“我自问，为什么他们坚持要求我们撤回技术人员和教官，或者，甚至我们可能在某国的部队？真有意思……作为先决条件，他们要求我们从非洲撤回我们的军队，但同时，就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在关塔那摩基地，几千名美国士兵违背我们的意愿驻扎在那里！……难道在日本、在冲绳、在韩国和台湾没有美国军队吗？在土耳其、希腊和整个欧洲没有美国基地吗？在任何地方，我们也没有违背当地人民的意愿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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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局面的破灭（2）
当美古谈判正在深入进行的时候，安哥拉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因为位于扎伊尔、安哥拉和赞比亚边界的居民加丹加人爆发洪水般的流浪运动，有十余万人投奔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古巴军队。这使美国总统卡特感到万分震惊，认为与美国友好的扎伊尔国深受其害，于是将此事怪罪于古巴。卡特说卡斯特罗本来可以制止这次入侵，因为有2000名古巴士兵驻扎在安哥拉边境地带，但却没有行动。
卡斯特罗针对卡特的责怪作了说明，他说加丹加的###首领纳萨尔内·恩彭巴将军的确请求过帮助，而他得到的答案是古巴不能向他提供武器和参谋人员，其中的原因是不能对黑非洲人民的分裂火上浇油。当卡斯特罗听说加丹加人将大批越过边界涌入扎伊尔时，急忙与阿戈什蒂纽·内图取得联系，建议他出面控制。然而，他对此说：“但安哥拉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古巴人没有制止他们的权力。”
事件发生后，卡斯特罗希望通过新设立的“利益办事处”与美国政府就此问题进行磋商。但是，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强硬派企图借此事挑起事端。他对此指出说：“美国政府中有人试图挑起事端，为干涉非洲寻找借口，肇事者就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
卡斯特罗认为卡特被政府中的一些爱颠倒是非的人弄糊涂了，尤其是被国防部长布热津斯基这类人弄糊涂了。针对美国攻击古巴的人权问题，他猛烈地驳斥说：美国与智利、尼加拉瓜、巴西、扎伊尔和南非是“友好邻邦”，那里对人权的蔑视还包括“在古巴不存在的”拷打和政治暗杀。接着，他还列举了在美国被关押25年之久的波多黎各人洛利塔·莱夫龙，并向美国提出愿意用犯人进行交换，但洛利塔·莱夫龙说只有小组的成员全体获得自由他才肯接受。这使他更加为之钦佩。
1978年11月20日，卡斯特罗在与美国政府争吵时，还在哈瓦那第一次会见了古巴流亡团体中的一个小组，其中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朋友马克斯·莱斯尼克。他俩专门在政府大楼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使莱斯尼克日后成了卡斯特罗在古美问题上的特别顾问。
到了1979年下半年，随着卡特的总统生涯已快结束，古美谈判也日益陷入僵局，“缓和”的迹象再次变得遥远起来。美国政府中强硬派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古巴仍然存在米格飞机及一个旅的苏军。面对美国的指责，卡斯特罗反驳时说：“我不否认在我们的国家存在苏联军人。确切地说它已存在了17年……你们称做的‘旅’，我们叫它‘第十二培训中心’……如果我屈尊来解释我们的军事设施的性质，这又涉及古巴有权力采取它认为必要的防卫措施问题！”
然而，美国却把这看成是威胁美国的新的“俄国战斗力量”，而卡斯特罗将这一新冲突称为“10月小危机”。他还指出说：“有人说历史会重演。不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认为狡猾的美国政府的别有用心，旨在破坏即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会议，这也是美国政府惯用的伎俩。
这样，古美之间的谈判再次陷入了封闭状态，而且陷入了可怕的冷战对抗中，一种十分脆弱的“缓和”景象很快破灭消失了。由此可见，两国之间的敌视将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罗伯特·帕斯特向上司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报告时说：“既然我们进入了反卡斯特罗的新时期，谨请允许我指出：古巴是苏联傀儡的说法是虚伪的。”
由此可见，古美两国间的恩怨将继续在历史的风雨中进行下去。
在冷战中求发展（1）
1979年10月初，第六次不结盟会议在古巴哈瓦那顺利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参加会议的除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外，还有莫桑比克领导人莫拉·巴歇尔、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毕晓普等。总共有致力于改变国际关系秩序的94个国家和解放运动代表团。这是一次迎接新时代、迎接新历史的盛大会议，是一次使世界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会议。
在这次不结盟会议上，卡斯特罗发表了重要演说，他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与会者。在会上，他被选为下届不结盟运动会议主席。另外，他在讲话中猛烈揭露了美国政府的狼子之心。他还尖锐地指出说：“美帝国主义和它的新老同盟不希望在古巴举行这次会议。他们编造了可耻的谎言，说古巴将运动变作苏联的政治工具。我们过分清楚美国政府得到了古巴起草的最后文件的复印件，并掀起狂热的外交攻势，力图修改它。”
然而，不结盟内部也存在矛盾，一个是阿富汗问题，内战爆发在即：另一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边界附近集结反对派对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积极安排阿富汗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会谈，以此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但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柬埔寨代表席位保持空缺，以示抗议，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国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在会上，卡斯特罗还猛烈抨击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他高度赞扬以今年开始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人民革命，认为伊朗的教旨主义是美国渗透的障碍。
第六次不结盟会议结束后，即1979年10月10日，卡斯特罗以不结盟主席的身份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乘飞机离开哈瓦那飞往纽约途中，他在飞机上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当记者们问到美军最近在关塔那摩基地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时，卡斯特罗辛辣地嘲笑回答说：“很有趣……他们在糟蹋美国的纳税人……”
这时，有记者问起由于古巴搞国有化造成的对美国欠债的问题时，卡斯特罗对此用讽刺口吻指出说：“有一次，《国家地理》在哈瓦那给我拍照，付给了我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这不能扣除。那么，在美国，除了别的债务外，它还欠我100美元……”
当记者谈到他生命安全问题时，卡斯特罗坦然地回答说：“谁也不会提前死去。只是我们不知道死的时间。”
记者还问到他的衣服是否有某种保护作用，是否也穿防弹背心的问题。卡斯特罗听后，随即解开外套，向记者们露出胸脯，并用坦然的口气回答说：“我就这样下飞机。我的背心是道德，它在永远保护我。另外，我生活在一块热情的土地上……”
卡斯特罗这种无所畏惧的回答，使记者们很受感动。他的生命虽然时时受到威胁，但并没有因此而躲在国内惧怕踏出国门，他在外交和国内的活动仍然十分频繁，因为他不怕任何暗杀。
卡斯特罗的飞机到达美国纽约时，他的安全问题由联合国警察、骑兵、步兵和应急部队负责。当他在联合国警察和士兵的护送下前往下榻的旅馆途中，街道两旁站满了古巴和拉美的流亡者，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对立的旗帜高呼道：“欢迎菲德尔！”而另一面却叫喊：“滚出古巴！”这种歇斯底里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10月12日，卡斯特罗在联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被媒体认为在联合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发言中阐述了世界穷富差距、儿童、医疗和文明问题。他用有力的声调指出说：“……为什么一些人民不得不赤脚行路，而另一些乘豪华车旅行？我以世界上那些没有一片面包的儿童的名义发言……以那些无药治病的患者的名义，以那些失去生存和人类尊严权力的人的名义……他们的命运是什么？饿死？永恒的贫困？那么，文明的作用是什么？人们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联合国的作用是什么？不用再说了！缺少的是行动，抽象的概念够了！”
随后，卡斯特罗以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为依据，还阐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扼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手段，如保护主义、垄断、技术控制和富国提供资金的方式等，而这些是贫穷国家巨额外债的根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强烈呼吁全面延期还债。他对此指出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达到3350亿美元……这对发展规模较小、形势恶劣的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免除……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制止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货币的灾难性浮动，特别是美元……再也不要谈论无人能理解的投机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卡斯特罗在发言的最后，建议用平行的方程式，使所有国家的和平加以发展。接着，在他充满激情地结束发言时说：“我来此不是预言革命，我不是来请求和希望世界剧烈动荡。不能以世界各地每年死于饥饿和不可治愈疾病的千百万人的名义侈谈和平……永别吧，武器。让我们文明地致力于当代最令人痛苦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所有政治家的责任和最神圣的义务，这也是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卡斯特罗在联大第二十四会议上的发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给各国代表留下了美好而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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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中求发展（2）
会后，卡斯特罗以更加有力的姿态投入到致力于本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外交工作中。这时，由于加勒比局势和其他国际形势发生的激剧变化，他辞去了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职务。但是，他仍活跃于国际事务中，在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的斗争中，坚定支持塞浦路斯岛的合法主权要求，这同被美国政府当着“地中海的卡斯特罗”的马卡里奥斯的主张是一致的。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他积极派外长马尔米耶卡以特使身份前往德黑兰和巴格达，竭力为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革命政府与萨达姆·侯赛因间达成和平协议而进行卓有成效的斡旋。与此同时，他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建议，在亚非代表中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同该委员会一起为制止中东新的冲突而不懈努力。他始终站在巴勒斯坦一边，强烈谴责戴维营协议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利益在这一地区的工具。1982年以色列发动了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他为此猛烈抨击了以色列的侵略行经。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而做的巨大努力。
在1979年12月，当苏联军队进攻阿富汗时，卡斯特罗立即表示支持苏军的行动，与苏联保持一致。同时，他还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说苏联进攻阿富汗的行动是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坚持不懈地支持巴基斯坦边界反对派组织的一个有力回答。
在联大第二十四次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卡斯特罗出席了于哈瓦那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会议，即联合国不发达成员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拟定向最发达国家提交的发展计划，落实抽象的“南北对话”。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再次批评了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引起了不发达国家的共鸣。会议还决定将与发达国家代表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会议。然而，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古巴参加会议。因此，他通过电话告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决定放弃出席会议。
这之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一个世界经济学家研讨会，专门讨论发展的问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中，他第一次提出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摒弃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是技术、市场和资金的主人。他还指出说：“强权政治没有前途。更有效的是一个聪明的、外交的和经济合作的政策……我坚决反对沙文主义，因为它是国际主义的敌人。我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因为它不是教条，也不是灵丹妙药……”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还积极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支持拉美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哈瓦那举行活动和聚会。另外，他亲自参与扩大“拉美新电影节”和创立了拉美的电影发放机构，以冲破美国好莱坞大亨们的封杀。同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创建了“新电影基金会”，由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主持。他还亲自在古巴组建了“国际电影电视学校”，并培养了大批的艺术人才。
面对国内外危机（1）
1980年塞利娅的去世，对卡斯特罗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塞利娅是他最忠实的助手和像妻子般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生活的人。塞利娅的突然去世，使他的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和孤独，甚至感到失去了某种依靠。他突然感到精神十分疲惫，是一种不曾有过的疲惫。不过，这种孤独和疲惫的日子并不是长久的，因为他很快振作起来，适应了新的生活。当他被一群漂亮的女记者或从事艺术的美丽女士们所包围时，他变得是那样浪漫、多情和温柔。她们问他有关爱情的问题时，他无法拒绝回答。于是，他一边喝着白马丁尼酒，一边笑着回答说：“我所有的爱情都是柏拉图式的！我所有的爱情都是柏拉图式的！”
在美丽的女人面前，卡斯特罗就是这样一个浪漫而又感情丰富的魅力无穷的男人。可以说他在女人面前的确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不过，这种放纵自己形象的时候和美好浪漫的日子对国家的元首来说并不是很多，因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他指点江山，所以他很快又投入到日理万机的紧张的工作中。
塞利娅去世后，一个外号叫“乔米”的医生出任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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