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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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引言（2）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1）
从朱常洛到朱由校
　　朱由检，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钧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继位（明光宗）。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
　　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登上皇位，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的父皇朱翊钧，晚年为疾病所困扰，很少临朝听政，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摆脱困境，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一旦超负荷运转，身体难以承受。父皇的###郑贵妃，颇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后的夜宴，宫女奏乐，翩翩起舞。就寝时，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御幸”。本来单薄的身体，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朱常洛终于病倒了。
　　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大黄，致使病情加剧，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进入虚脱状态。以后，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呜呼。这位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
　　郑贵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再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谋求帝位。然而，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九月初六，朱由校仓促继位，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
　　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父亲虽然是皇太子，却连遭厄运，作为皇长孙的他，当然没有可能接受良好的“豫教”——执政前的系统训练，学识才干比父亲大为逊色，说他不学无术，似乎也毫不为过。明清史专家孟森说，朱由校是一个“至愚至昧之童蒙”——愚蠢之极蒙昧之极的儿童。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说得更加彻底：朱由校是朱常洛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如此看来，难道朱由校是一个白痴？
　　其实倒也未必。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颇有创造能力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当时的野史，如李逊之《三朝野记》，这样描写心目中的皇帝：除了喜欢骑马看戏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盖房屋，亲自操作斧头、锯子，加工木材，技艺之精湛，能工巧匠都望尘莫及。他使用的一些器具，都自己制作；而且性情急躁，早晨开工，晚上一定要完工。当时的宫内太监刘若愚耳闻目睹这一切，在回忆录《酌中志》中说得更为具体：朱由校制作了一种以水为动力的大型玩具，构思与造型都精美无比：“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
　　你看，此人的创造发明，思路多么机智，手艺多么精巧，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位能工巧匠相媲美。但是，他作为皇帝是极不称职的，忽略了皇帝的首要职责——统驭群臣、治理国家。这是典型的“玩物丧志”。每当他埋头制造器物时，斧砍刀削，衣冠不正，任何人不得窥视，只有一二亲信太监可以例外，那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他们二人深知皇上的癖性，专门在皇上专心致志干手艺活时，从旁报告紧急公文，请求指示。朱由校一面继续干他的手艺活，一面不耐烦地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用心去办吧！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听任大权旁落。王体乾虽然地位在魏忠贤之上，却听命于魏忠贤，昏庸的皇帝为魏忠贤专擅朝政大开方便之门。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2）
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
　　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今属河北省）人。据佚名《魏阉全传》说，他生于隆庆二年（1568），那一年是戊辰年，所以小名叫做“辰生”，长大以后，大名叫做“进忠”。此人没有上过学，是个文盲，却口齿伶俐，性情狡诈，随机应变，与地痞流氓混得很熟，精通黑道手腕。
　　朱长祚《玉镜新谭》如此写道：“肃宁人魏忠贤，初名进忠，市井一无赖耳。形质丰伟，言辞佞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然有胆气，日务樗蒲（赌博）为计，家无担石而一掷百万。若起歌曲弦索、弹棋蹴鞠，事事胜人，里中少年竞相与狎。迷恋青楼翠袖之间，落魄无行，依人醉醒，不问妻子饔餐韦布（吃饭穿衣），游手好闲以穷日月。”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魏进忠长得一表人才，高大伟岸，能说会道，胆识过人，聪明能干，唱歌奏乐、下棋踢球，样样胜人一筹。这和他的家庭背景很有关系。他的父亲魏云卿是一个戏曲演员，母亲侯一娘是一个杂耍艺人。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小混混，沉迷于赌博、嫖娼，因为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而倾家荡产。走投无路之际，买通宫中太监，自己阉割后，改名为李进忠（因继父姓李），混入宫中，当上“小太监”。
　　这里所说的“小太监”，并不是指年龄小（当时他已经二三十岁了），而是指地位低下，做些打杂的事。为了向上爬，他结识了司礼监太监王安名下的魏朝。魏朝是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近侍太监，以后升任乾清宫管事太监。经过魏朝推荐，他被破格提拔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监；王才人死后，他又成为朱由校庶母李选侍的近侍太监。由于这样的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近年幼的朱由校，成为朱由校可以依赖的心腹。朱由校当上皇帝以后，为了嘉奖魏忠贤多年来的忠心耿耿，破格提升他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登上了太监权力的顶峰。他的官衔有一长串，皇帝的正式公文中是这样写的：“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提督礼仪房、兼管惜薪司内府治用库印务、司礼监秉笔太监。”声势显赫以后，他恢复自己的原姓，皇帝亲自给他改名为“忠贤”，于是李进忠一变而为魏忠贤。
　　明朝太监机构庞大，可以与外朝的中央政府相比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以司礼监权力最大，它的职责是代替皇帝处理公文，必须有相当文化学识的人才能担当。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实在是破例之举。之所以能够破例，朱由校的乳母（奶妈）客氏起了很大的作用。《明史·魏忠贤传》说：“（魏）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监），以客氏故，得之。”很显然，是客氏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魏忠贤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才得以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
　　那么，魏忠贤是如何与客氏搭上关系的呢？他是由魏朝介绍，认识了司礼监太监王安，进而巴结上客氏的。
　　客氏，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了儿子侯国兴不久，就被选入宫中充当朱由校的乳母。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为人妖艳，宫中常有她的秽闻传出。最大的秽闻，就是在朱由校大婚以前，就已勾引皇上对她“淫宠”。由乳母一手带大的朱由校，在大婚之前，居然和乳母乱伦，不能不说是宫内最大的秽闻。因为这种特殊关系，朱由校即位不过十天，就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到了朱由校完婚，册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忙于和后妃交往，引起客氏不悦，朱由校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待遇相当于皇帝的母亲（号称“熹宗八母”之一），提升她的儿子为锦衣卫指挥。
　　魏忠贤对此当然了如指掌。为了控制内宫，他千方百计巴结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沆瀣一气，关系非同一般。当时的名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客氏与魏忠贤“私为夫妇”，利用皇帝不理政务之便，把持宫内大权。夏允彝所说魏、客二人“私为夫妇”，并没有丝毫夸张，当时宫内太监与宫女私下相好，结为夫妇，称为“对食”，已经蔚然成风。不过魏忠贤的“对食”者并非一般宫女，而是“熹宗八母”之一的奉圣夫人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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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3）
所谓“对食”，是宫中特殊环境中形成的非典型夫妻关系。客氏是一个淫荡妇女，原先与太监魏朝结为“对食”，后来喜新厌旧，与仪表不凡的魏忠贤结为“对食”。这在《明史·魏忠贤传》中有明确记载：“长孙（朱由校）乳媪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魏）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魏）朝，而爱（魏）忠贤，两人深相结。”
　　从此，魏、客二人配合默契，轮流休假，不使大全旁落。朱由校就在这两个人的包围之下，成为傀儡。正如计六奇《明季北略》所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早晚形影不离；外有魏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魏忠贤与客氏，表里为奸，完全操纵宫内事权。《明史·魏忠贤传》说：“客氏阴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为了爬上权力的顶峰，扫除障碍，二人先后对恩人魏朝、王安下毒手，把他们杀死。利用皇帝的信任，这两个心狠手辣的宵小之徒，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所谓“阉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而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帮派。魏忠贤这个太监头目，掌控宫廷内外大权，利用皇帝的昏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网罗亲信，结帮拉派。《明史·魏忠贤传》说，太监中除了王体乾以外，还有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文臣中有政府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有掌管锦衣卫等特务部门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级要害部门。从内阁、六部到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有魏忠贤的死党。这个死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阉党”，以专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
　　朝廷中的正直官员，不畏强暴，和“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
　　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反驳“阉党”分子朱童蒙对北京首善书院的无端攻击——提倡门户之见。邹、冯二人指出，书院讲学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用学术来端正人心，把朱童蒙之流驳得哑口无言。其实，“阉党”之所以反对书院，根本目的是禁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既然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暴力镇压。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
　　就在同一年，刚刚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上疏弹劾魏忠贤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犹如“傀儡登场”。魏忠贤机敏地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文震孟因此遭到革职处分。这种过于露骨的打击报复，激起同僚的不满。同科进士、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在奏疏中抨击魏忠贤“窃弄”权柄，“内降”圣旨，拉大旗当虎皮，打着“圣旨”的幌子，排斥异己势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也遭到“圣旨”的斥责：“党护同乡，窥探上意。”遭到严厉的处分。
　　此后，魏忠贤进一步网罗党羽，把言听计从的大臣如朱国祚、顾秉谦、魏广微之流，引进内阁，控制中央政府的大权；并且指使亲信，攻击正直官员，陷人于法，政坛上一派恐怖肃杀之气。
　　天启四年（162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掀起了声势汹涌的“倒魏”风潮。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人，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由此而腐败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前仆后继，成为历史的亮色。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4）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出任常熟知县，清正廉明，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以敢于抨击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语，他是当之无愧的。“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东林点将录》，给他的名号是“大刀手”，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
　　杨涟果然是一个“大刀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他的长篇弹劾奏疏，尖锐泼辣，无所顾忌，指责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幸，作威作福，专权乱政，希望皇上立刻予以查办。为此，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例如：
　　——假传圣旨，三五成群勒逼喧嚷，致使朝堂成为喧闹的集市，败坏了祖宗二百余年的政体；
　　——不容正直大臣在朝廷有立足之地，不是指使亲信在朝堂上喧嚷侮辱，便是交构诬陷，迫使他们罢官而去。对于柔媚附和的小人，则破格起用。凡是赞成他的就是好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
　　——一手操纵朝廷头等大事——增补内阁成员，排斥先进分子，安插亲信，企图形成“门生宰相”的局面；
　　——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长子，假传圣旨勒令怀孕的妃子自尽，致使皇上无嗣绝后；
　　——东厂原本用来侦查奸细缉拿人犯，魏忠贤利用它来扰民，搞得鸡犬不宁，假公济私，陷害忠良，网罗密布，官民如有片言违忤，立即逮捕，比当年权阉汪直的西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祖宗法制，宫内不许屯驻军队，原有深意。魏忠贤在宫内擅自组建称为“内操”的军队，由亲信党羽操纵，究竟意欲何为？
　　——近日魏忠贤前往涿州进香，一路上骑兵簇拥如云，蟒袍玉带的官僚追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皇上驾临。魏忠贤把自己看作什么人？
　　在奏疏的最后，杨涟写下了这样的警策之句：“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丑？”有鉴于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把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朝廷上下正直官员的斗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魏”风潮，接二连三地弹劾魏忠贤。不可一世的魏忠贤毕竟心虚，不得不以退为进，向皇帝提出，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然后示意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代皇帝草拟一道圣旨，予以挽留。风声一过，他立即疯狂反扑。先是迫使主张魏忠贤自动辞职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在魏广微的策划下，把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大臣罢官、革职，使得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落入“阉党”控制之下。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
　　所谓“六君子之狱”，是假借圣旨名义，逮捕杨涟以及支持杨涟的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追赃”为借口，严刑拷打。
　　杨涟首当其冲。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对杨涟进行残酷折磨。遭受多次酷刑，杨涟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依然坚贞不屈。许显纯使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肤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的名义，下令许显纯严厉“追比”，并且要五天报告一次。许显纯见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严厉谴责，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最后索性用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颅，活活把杨涟折磨至死。而凶手许显纯向朝廷的报告，公然写着：杨涟“病故”。这也叫“病故”！简直是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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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5）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一个刚直不阿的心灵的最后呼喊，令人震撼。他的绝笔写道：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据说这篇二千余字的绝笔写成后，杨涟托付给难友顾大章，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大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藏于监狱的墙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子易手上。
　　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一百二十八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人们从血书中看到了一位忠义之士抨击权奸引来杀身之祸而无怨无悔的心态，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请看：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字字血，声声泪，读来令人心酸，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作为正义的喉舌，声讨邪恶势力，居然死得如此之惨。人们在感慨唏嘘之余，似乎可以感受到“阉党”专政的淫威，使人心悸，使人透不过气来，更使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六君子之狱”以及后来的“七君子之狱”，遭到迫害的诸君子，都和杨涟一样被折磨至死，遗体被家属领回时，已经皮肉腐烂，面目全非，生前所受酷刑，依稀可见。
　　所谓“七君子之狱”，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异己势力的既定步骤，用“欺君蔑旨”的借口，把支持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
　　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早在天启四年（1624）二月就向皇帝上疏，议论时政十大失误，锋芒毕露地谴责“阉党”专政。他如此写道：执政者不顾国家安危，误国者护掩政治腐败，不及时提拔贤能辞退不肖之徒，继续把正直之士看作仇敌，陛下难道不为国家担忧吗？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使魏忠贤暴跳如雷，企图假借皇帝名义，对黄尊素施加廷杖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