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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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州的无业游民与本地的无赖勾结，夷人以小惠结之，愚民贪其利而忘其害，都不是好人，咱们防不胜防啊。不是我吓唬皇上，我害怕广东不能制其不来，另生他变啊。　　　

　　其实吉尔杭阿也是天朝难得的一个明白人儿，他心里明白，面上装糊涂，矛盾上交罢了。问题是他的主子是真糊涂。看了吉尔杭阿的奏折，教育自己的奴才曰：要蛋定啊！夷人说要重回上海，不过唬人罢了。　　　

　　下面我们看看，夷人是不是唬人的。　　　

　　还是8月，麦莲、包令回到广东后，马上派代表给叶名琛送照会，提出修约之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跟在英美之后，也发出了类似的照会。英国的照会里特别注明，希望先在广州城内或者香港与叶名琛见面，然后再谈修约之事。广州城内，叶名琛是绝不会容许外国公使进入的，他现在的光荣全靠这一手呢。至于香港，叶名琛也是不愿意去的。他指定了两处：珠海炮台，或者广州城外的英国军舰上。但是他预先声明：他只按旧条约来，如果稍有更易，他就不当家了，得跟皇帝打报告。　　　

　　看了他的回复，包令很失望，和其他公使一商量，决定：这个叶名琛，咱就不见他了。咱直接跟北京的清政府打交道吧。于是一行人带领五艘军舰北上。9月期间，他们到达上海，并且表示要去天津。吉尔杭阿一看他们不是唬人的，马上拦，当然拦不住。10月份，一行人开到了大沽口（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没有船舰可派，就不亲自去了，只派哥士耆作自己的代表，蹭美国公使麦莲的船）。　　　

　　吉尔杭阿一看拦不住，再次给咸丰上奏。这次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了：夷人非要修约，若求之不得，恐另生他变；既然条约内有十二年变通之文，不如钦派重臣与两广总督会同商办，同意他们的请求算了。如若仍令他们回广东，恐怕他们心里不服，给咱找事啊。　　　

　　吉尔杭阿难得的具有了守约及理性意识，问题是这种意识在咸丰看来就是汉奸卖国精神，所以他一看就恼了，下密谕大骂吉尔杭阿：身为封疆大吏，安内攘外，责无旁贷。不会折夷以理，反而要求另派大臣，那我要你干吗？还说必答应夷人的条件，否则会别生事端！你是什么心肝啊，气死朕啦！①　　　　　　　　　

◇欢◇迎访◇问◇。◇　　

第52节：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5）　　　　　　　　　

　　以我们事后诸葛的视觉可以看出：咸丰期间的整个夷务，谁与外国人亲密接触多，对西方国家与西方外交有了一定的认识，谁就离近代外交与理性外交近了一步。吉尔杭阿的前任许乃钊就是因为与夷人亲密接触，惹恼了咸丰，被革职另换上吉尔杭阿的。而苏松太道吴健彰也在这年夏天以〃通夷养贼〃嫌疑被咸丰革职拿问了。现在，咸丰皇上发现，这个吉尔杭阿也危险了，跟夷人走到一块了。其实，咸丰若听了吉尔杭阿的另派重臣谈判的建议，那叶名琛就未必能引发战争了。　　　

　　当然了，这种设想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说了，中国政府不长记性，每隔十年八年就得揍它一顿，靠他们内部醒悟是不可能的。日本没有挨揍就醒了，原因很多，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因：地小人少，一叫唤就都醒了。而中国地大人多，叫着这边，那边就又睡着了。更何况，执政者是永远不会、也不愿意醒的。夷人叫醒一个中国大吏，中国皇帝就干掉一个。所以外国几次叩关，几次打进，中国该睡还睡。没办法，大一统的帝制和执拗的文明，铸就了这么一副欠揍的德性。如果不是近代史上一系列的挨揍，中国今天肯定还是三跪九叩高呼吾皇万岁呢。　　　

　　闲话少说，接着说咱的英明领袖咸丰。虽然叫唤说气死了，但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待英法联军火烧他寻欢作乐的总根据地……圆明园之后，他才真被气死。这会儿，他还想气夷人呢。夷人之所以北上要求修约，在于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认为：清政府内有太平军这等内忧，面对四强之外来压力，肯定会乖乖认同的。他们想错了……年轻的咸丰接了父亲道光的班之后，对外姿态越来越强硬。　　　

　　外国公使来到了大沽口外，算是把球踢到了天津。为了显示咱大国风范，咸丰仅派长芦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等低级官吏参与会谈。为了显示洋鬼子威风，英美公使也没露面，仅派伯驾与麦华陀出面。　　　

　　谈判一开始，英法美提出的要求是：第一，把三国公使到达白河口的事告知清朝皇帝；第二，英美使节想专程上京；第三，请清朝皇帝钦派全权大臣在京会谈。之后，咸丰帝加派前长芦盐政崇纶到大沽，专门负责谈判事务。并指示这三位，谈判时不得稍许退让。　　　

　　听说来了专使，麦莲与包令露面了，1854年11月3日，双方见了面。虽然崇纶拿不出全权御批，但英美公使还是把他当作了老大，各自亮出了自己的修约清折。英国18条，美国11条，法国代表没有递清折，反正英美获得的，就是它获得的，不递也无妨，在后面等着吃现成的。英国的18条清折，不外是前面所列克拉兰敦给包令的那九款修约训令。美国的11条清折，除了细节与某些具体条款外，与英国的18条差别不大。问题是，英美清折第一条就要了咸丰皇帝的小命：外国公使驻京？卖瓜的，太可怕了。咸丰从清折里挑出了最没劲的三条，算是对三国所施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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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6）　　　　　　　　　

　　民夷相争嘛，可以答应你们秉公办理；上海外商赔钱了？可以考虑免欠税；广东茶叶滥收内地税？也可以考虑由两广总督查办。同时他指示崇纶：这三条，你不要说是我的意思，就说是你的意思，你可以替他们向皇帝申请这三条；还有，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广东去，他们的清折，〃即行掷还〃。①　　　

　　我比较愚钝，想象不出〃即行掷还〃是怎么个掷还法，是潇洒地拍到外国公使桌子上，还是鄙夷地扔外国公使脚底下？反正，三国使者恼了，一恼之下，不谈判了，扬帆回到了广东。就在三国公使恼怒的当口，广东的守门员叶名琛正跟他的皇帝写密折呢：如果这帮鸟人到了天津，无论要求何事，都请直隶总督饬令他们回粤，由我来教训。这家伙，对自己的守门功夫很自信，要求咸丰教练示意天津场的球员们把球传广州呢！　　　

　　三国公使如果知道大清君臣是如此这般地玩他们，可能更恼怒了。不过，事实上的骨碌，已使他们痛感做球的辛酸。试举例说明：　　　

　　例一：1848年，美国公使戴维斯（John　W。Davis）几次要求会见两广总督徐广缙并呈递国书，被拒。后来终于同意会见了，中方却把地点选在了商馆附近的一个仓库。地点规格不够也就罢了，会见过程中，两广总督徐广缙一副不耐烦的神情，还跟广东巡抚叶名琛不断的自相交谈，被马士评价为　〃极端无礼〃。　　　

　　例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自1852年2月被任命，在澳门等候15个月，在1853年得到一次会见。　　　

　　例三：美国代办伯驾在1846…1848年及1850…1852年的两次任期内没有获得过接见。　　　

　　例四：美国公使马沙利1852年到广州上任，要求与两广总督叶名琛会见。叶的回复……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1854年，马沙利任期结束，要回国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叶总督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吉利的日子与人家相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老兄天天都是凶日！　　　

　　例五：1854年，美国新公使麦莲上任。人还没有到达中国，伯驾就跟叶总督写信，预约见面时间。叶钦差的回复还是……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　　　

　　所以，三国公使回广东后，不再向叶总督提出见面的要求。他们各向政府汇报，对清政府不用兵不行了。美国公使甚至提出三国联合用兵。对此，英国的回复是：咱们正跟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俄国为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开战。不久，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并于1854年对俄国宣战）呢，海军暂时不能挪用。美国的回复是：总统反对这等炮舰外交，再说战争权在国会手里，总统没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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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7）　　　　　　　　　

　　于是，1854的那场修约，以三国集体流产而告终。大清政府高兴坏了。　　　

　　崇纶说：虽然没有全满了他们的意，但看样子，衅端不致另起了。咸丰帝说：洋人就是图个利，今天稍有所应，他们就伏贴了。他指示怡良与吉尔杭阿说：要蛋定啊，不能任其要求，驭之以严，拒之以理，看他们，也没有什么伎俩吧？这个傻皇帝，说这么大的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也许，直到英法联军进北京，他仓皇出逃时，才知道什么叫大话吧？　　　

　　对于三国来讲，虽然修约失败，但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浑水中，还是摸到了一条鱼的。只不过站在大历史及近代化的角度，这鱼似乎更多的是摸给清政府与上海地方当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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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1）　　　　　　　　　

　　4．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　　　

　　前面说过，战后虽然开放了五口，但是除了上海，其他四口贸易都不理想。广州贸易在衰落；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与福州干脆不值一提，宁波1844年开口，当年贸易额50万元，五年之后，贸易额降为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以下，也就是不足5万元。1850年，清政府在宁波的海关收入是110余两。至于福州，前面已述，被大清两位地下爱国者搞得形开实未开，搞得英国都想放弃福州！　　　

　　由于诸多原因，五口中的上海却在中外贸易中一枝独开。以至于马克思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英国方面也认为，要不是上海的发展，则《南京条约》不外是一纸空文。　　　

　　上海之所以能一枝独开，除了地缘的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应该是人文的。在全国人民普遍敌视外夷的情况下，上海人民居然不排外，创造了华夷和平共处的奇迹。　　　

　　1843年11月，上海开口。外国领事相继上任，外国商人纷纷把屋租在了上海县城。由于上海人民不仇外，不反对入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入城了。相反，他们认为城里市容不好、气味不好，还不如住城外呢。于是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当局协议，外国人在城外租地建屋。于是，黄浦江与上海城墙外之间的荒凉城郊，出现了所谓的英国租界、法国租界、美国租界等。　　　

　　1845年，上海地方当局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第一次地皮章程。章程规定了获得土地的办法与规则，同时规定，外国人在租界内有义务修桥、补路、植树、安置路灯等等。英国人当然也不含糊，居民自治、共同协商、民主表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马上选出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在英国领事主持下，每年开个年会商量社区相关事宜。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占据一块地盘，过起了英国特色的小日子。至于中国人，还无权进入租界居住。　　　

　　1853年，上海刘丽川小刀会起义。大量中国人不得不进入租界寻求安全，出于人道考虑，外国人任中国人自由进入了。1854年，外国领事们与上海当局再签第二次地皮章程。这次章程，奠定了上海公共租界民主自治的基础，而且，租界也对中国人开放了。只不过需有人担保，需中国地方官盖印，更需外国领事批准罢了。中国人住租界，需要交税，但是没有投票权。没有就没有吧，反正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啥叫票，啥叫权，只要可以享受现成的文明与安全的生活，他们就很满意了。鉴于大清时代富裕起来的人也不少，所以租界内的房价被这些中国大款掀得很高很高，以至于外国人都租不起中心地带的房屋，到偏僻地方凉快去了。　　　

　　租界被我们称作国中之国。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讲，它当然是国中之国，因为它的居民自治模式绝对异与大清。中国那时候有乡绅治理，但绝对没有居民自治。中国式的专制与中国式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了百姓生活的每个层面与每处空间，居民自治对政府来讲，简直无异于谋反！另一方面，对外国人来讲，它又不是国中之国，因为英国佬美国佬的本土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国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层面，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所以自治对这些西方政府来讲，仅是现代化的一个元素，而不是国中之国的标志。　　　

　　所以，从权利上来讲，租界可能侵害了大清政府专制的权利，甚至更可能伤害了民族主义产生之后的国人的情绪。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海租界是多好的民主自治示范村啊，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发现不了，学习不了呢？时间走到了20世纪，广东出个陈炯民，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史学家对他怒目呢。　　　

　　1855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大约二百来人。但是上海贸易发展了，上海的生活比广州也满意得多：外商可以在当日能返还的路程内随意游历；外国传教士可以尽情地向中国兄弟们宣读他的福音；游历与宣教时还不用担心四肢与感情受到中国人的伤害。按马士的说法，传教士居然与上海官吏及上海人民建立了〃很大的友情〃。　　　

　　当然，和谐之中，偶尔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小刀会起义。刘丽川本就是浑水摸鱼，看太平天国打进了南京，他在上海才呼应的，也不管洪秀全是否承认他。这个编外的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于1853年9月7日攻占了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南海关监督吴健彰人被活捉，官印被没收，第二天，设置于外人居留区的海关关署也被人捣毁。　　　

　　英法美本来就对中国海关不能禁绝走私的落后管理心怀不满，比如中国官员喜欢中饱私囊，外国一些商人也就心照不宣的按中国规则行事，贪污贿赂与偷税漏税的风气渐炽。问题是英国在第一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海关细则中，有英国领事帮助中国防止英商偷税漏税的条款。　　　　　　　　　

BOOK。▲红桥▲书吧▲　　第56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2）　　　　　　　　　

　　这就出现一个怪现象，由英国领事来防止中国关税的偷漏，英国把它叫做领事监督制。但是这种监督很大程度上是虚的，因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官员的默契，导致大量税收流向了中国官员的口袋而不是中国国库。小刀会起义后，在上海海关办公室被毁，海关长、海关大印丢失的情况下，外国领事干脆直接狗拿耗子。他们亲自出面，一是积极行动营救吴健彰，二是制定一个领事代征制，替中国政府收税。　　　

　　前面这个好说，人道主义者也罢，私交友情也罢，救人一条活命，我们也没啥可说的。后面这个就难说了，中国海关暂时不存在了，按照我们中国的农民意识，中外商人正好乘机偷税漏税啊。但是驻上海的英法美傻鸟们和大部分习惯正常规则下贸易的商人严重缺少这种意识。特别是英国领事阿礼国，看到上海港口内有将近三十条船正准备起航，却没了收税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对这些船只应交的税款不予以核实并取得以后补交的保证便任其离去，那么我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英国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条约明文规定的。反之，如果我把船只扣留下来，等待海关重建起来并发给出港证后再放行，那么我就是为了维护一个已经不能履行条约义务而且可能不久就会覆亡的政府的利益而牺牲英国的财产和贸易，这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①　　　

　　最后他想到的可取的办法就是领事代征……外商出港前向本国领事开具票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对此的批复是：办法不错，如果中国政府重新建立起来，或者其他人另建立了政府，就把税款交还给他们；如果继续处在无政府状态，就把税款返还商人。阿礼国没有外相这么傻，他想得更远：领事代征既可以方便英国商人继续做生意，还给未来的安全做了担保……一旦有英商在中国的战事中受到损失，这税票正好用作向中国政府索赔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英国的良好信誉，英国领事与英国政府对中国关税承担了应尽的监督责任。　　　

　　效率还挺高，9月9日就开始执行了。尽管这一天他们已救出了吴健彰，但他们以吴健彰呆在外国人居留区影响自己的中立政策为由，把他撵回清营去了。出身十三行行商、天天与鬼打交道的吴健彰当然也不傻，镇压太平天国的江南大营及围剿上海小刀会的清军都需要上海关税作军饷，所以他照会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俺原先的官印没了，但俺借来了常州粮道的官印，用这个官印，恢复俺原先的办公收税，行不？阿礼国回说：不行，清军没有收复上海前，无权征税，否则就是对英国的敌对行为，俺们就会放弃中立给予中国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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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3）　　　　　　　　　

　　吴健彰无奈，只好弄了两条船开到浦东的陆家嘴作水上临时收税机关，并通知外国商人前来交税。美国一听，行，要求自己的商人前往交税。英法则不愿意，派军舰出队把吴氏的江上办公室给撵到苏州河。　　　

　　法国方面干脆宣布：中国海关之恢复没得到法国同意之前，法商可以免税出入。于是乎，法国和其他国的商船都不交税。美国一看，就我们傻？我们也不交了。于是就剩下英国傻了，继续执行自己的领事代征。英商当然没有政府代表这么傻，纷纷抗议。苏州河那边的吴健彰也不含糊，你们撵我到哪儿，我就在哪儿收税办公，他干脆在苏州河北岸建立了海上临时办公室。英国方面，受到了商人的抗议，就与法美联合宣布：只要有一个缔约国的商船不交税，那我们三国也都不交税。　　　

　　所以吴健彰坐镇苏州河的临时办公室，却待不上几只老实的兔子。无奈中把海关设到了内地：外商不给我交税，中国商人总得交吧。他们交，也就意味着外国商人交了。因为外商购买中国货物，中国商人总要把税收转嫁到外商身上。　　　

　　于是英法美领事又不愿意了，三国合兵380人，围攻上海县城的近万名清兵，清兵被打得溃不成军，营盘被烧毁三座。清方只好请求谈判，谈判的结果：上海海关权置于英法美三个缔约国控制之下。三国领事分别指派一个委员，由中国道台任命做司税（后改叫〃税务司〃）。海关中外属员的任免归司税，所有文件需司税签发才能生效。名义上是中国雇员，拿中国的薪水，但是不经过外国领事同意，不得随意任免他们。英方指派的是驻上海副领事威妥玛，由于只有他精通中文，所以他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实权，名义上，他是中国海关监督的助手，实际上是控制着所有行政大权。　　　

　　中国地方大员当然很少有经济头脑的。海关管理权归他们，他们也收不上来几个，收上来，贪污之后也剩不下几个。交给外方，税收反而大大增加，所以也没有把海关权的丧失当回事。两江总督怡良在给咸丰的汇报中，对于此事也是迷糊不报。总之，稀里糊涂中，上海海关权就被外国人摸走了。　　　

　　1855年6月，英国上海领事馆的翻译李泰国接替威妥玛做了上海海关的司税。小伙子厉害啊：1847年，15岁的李泰国因父亲李太郭的原因，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这年，他就是香港总督署里一个很好的翻译了。1854年4月，小伙子被派往上海任翻译。半年之后，另一位英国年轻人，19岁的驻中国编外译员、后来的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在上海见到了这位后来的前任。他对担任上海领事馆翻译的李泰国的印象是：〃据我所知他才22岁，而看上去不过19岁。他在中国已有七年半，身体差不多全垮了。〃虽然身体不好，但小伙子干劲儿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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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4）　　　　　　　　　

　　如果说威妥玛的成功在于创造这样的先例……海关税务司是中国的官员，不受本国领事的管辖。他在执行公务时，本国领事必得把他当作中国官员来对待；那么李泰国的成功则是……凭着他的厚脸皮与充沛的精力，恰如其分地给中国的皇室金库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三年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汇报中，李泰国治下的上海海关关税比中国人自己管理时增加了三四倍。其管理与成功足以让上海海关作为其他通商口岸的样板。这为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埋下了伏笔，更为清政府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我比较赞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历史的经度与纬度，构成的是博弈之局。不能用某一个棋子的得失，来衡量全局的成败。比如，刘丽川起义，导致清政府失掉上海海关权这粒棋子。但是这种丢失也是一种收获。因为海关权丢了，换来的却是关税的增加和海关的近代化。　　　

　　所以，明面上是外国方面摸了一条鱼，但是暗地里，这一条鱼却是献给上海当局和清政府的。　　　

　　浑水摸鱼的故事讲完，咱们接着看修约的故事。这次修约，又换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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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1）　　　　　　　　　

　　5．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　　　

　　大沽谈判失败，麦莲从白河回广东，路过上海时专门跟吉尔杭阿打过招呼：最迟不超过1856年，俺们还会再来的。　　　

　　是的，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也到修约之期了。美国当然会再来。　　　

　　不过，麦莲只说对了一半，美国会再来，但已不是麦莲本人了。1854年底，他请假回国，不久后辞职。代之而起的是伯驾。伯驾怎么说也是个中国通了，1834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医务传教士，还给林钦差看过疝气，当然林钦差这个病号没有直接见他，而是派人上他医务室要药来着。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人家伯驾一打疝气带……由于中国的钦差奉行人臣无外交、不敢贰君的传统，所以没法亲自找伯驾看病，但是戴多大号的疝气带，手下人弄不准，伯驾就把自己医院里所有的疝气带都给他了，希望林钦差选取合适的之后，剩下的带子派手下人再给自己送回来。问题是，咱这边一条也没给人家送回。1844年，伯驾作为美国顾盛使团的成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1845年，伯驾做了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驻华委员一旦不在岗，一般由他来做代办。1855年5月，伯驾也请假回国了。几个月后，政府就任命他接替麦莲，做真正的驻华委员。　　　

　　伯驾上任后接到的训令是：第一，可以用军事示威作为修约的后盾。第二，与英法两个国家协同合作。第三，外国公使进京。第四，无限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第五，取消对外国人一切人身自由的限制。伯驾赴任前，先是跑到伦敦，与英国外相克拉兰敦会晤，希望下次修约时，三国依然能联合出动。克拉兰敦完全同意，并且表示，一旦与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他会让英国驻华海军开到直隶以示支持。伯驾又跑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晤，后者表示，他无保留地赞同伯驾所提出的法国军舰开进直隶湾的建议。获得英法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后，伯驾于年底到达香港上任。　　　

　　伯驾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英法公使们碰头，交换修约意见。1856年1月19日，伯驾照会叶名琛，要求在省衙门会见总督，并且面递国书。十几天之后，也就是1月31日，叶名琛回复伯驾说，他没有时间。3月8日，伯驾再次照会叶名琛，请他再订个见面日期，声言除了呈递国书外，还要面商五口之事及其他要事，叶名琛不理睬他。5月2日，伯驾第三次照会叶名琛，提出修约上京等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叶名琛根本没理他，迟至6月30日才回复说：你的意思我转奏皇上，关于北京，劝您还是别去了。前年麦莲在大沽，不就被撵回来了嘛，你此时再去，更没用了。　　　

　　伯驾于是联系三国公使，希望一块儿带军舰前往直隶。法方回答说：一条船也没有。英方回答说：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说，他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命令使他能把任何海军力量提供给包令用。伯驾无奈，只好单独带两艘美国军舰前往直隶。途中，7月15日，他在福州会见了闽浙总督王懿德并递交国书。8月1日，他到达上海。此时太平军尚没有发生天京事变，战争上还取得一系列胜利。　　　

　　这种胜利使他认为，只要外国海军出现在白河口，清政府就会乖乖的同意修约。于是他给包令写信，希望他与法国公使可以马上带海军北上，三军会师于白河口。如果三国公使能亲临北京，那么就会有重要结果。还有，清政府说不定希望我们帮他助剿太平天国呢。包令的回复是：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中国是不会让步的；明年五、六月份，我们三国共同出兵到达天津，修约才可能成功；关于太平天国，我们不想干涉，只想中立。　　　

　　英法公使虽然拒绝同行，但是包令在给自己的外相克拉兰敦的回信中，初步汇总了三国的修约意见。并说此乃法国外长瓦尔斯基按重要性的次序排列下来的。这份意见太难得，有必要列举一下：第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第二，中国公使常驻英法美。第三，推广中外商业关系。第四，普遍的舆论自由。第五，一切法庭的改良。包令特别注明，最后两款是伯驾博士的最仁慈的建议。包令说得对，别说五个条款全执行了，就是光后两个条款执行了，中国就走向民主自由共和了。这得打死清政府它才能乐意啊。　　　

　　包令没有伯驾那种傻美国佬般的天真，他在信中说：用外交的方式达到伯驾的目标，难哪。而且这工作远非他的才智所能及。最后他建议英国政府，还是满足于比较实际和不抱奢望的谈判吧。①　　　

　　包令是明智的，伯驾所提的那目标，谁也玩不转。晚清玩了那么长时间，就玩了一个流产的走向共和。伯驾乃典型的美国佬，巴不得大清像他们美利坚那样，成为自由女神的第二故乡呢。想得太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