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天不冷-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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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动颤连颤连的，用手一摸，像两个大面团宣腾腾的。别看我没捞着，可我摸着了，她那块鼓鼓包包软绵绵的，用手一攥，能攥出水来。”“你连那块都摸着啦？”

　　　　“摸着啦。就在我家里摸的呀。如果她不让摸我能去脱衣裳吗。她妈的这个东西把我逗了。”

　　　　孙金山哈哈地笑起来。

　　　　大巴掌嘻嘻地笑着说：“我想得挺美，那四川姑娘像个小孩子，没啥心眼儿，我想，一哄就行了，没想到让她把我逗了。王庆峰早把我的魂勾去了，你可不知道她有多大的吸引力呀，她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嗖的一下就把我贴住了，让我的全身都麻动不得。我用特异功能看王庆峰好几次了，每次看完，我的身子都不会动了。第一次看她，她正在走路，没看太清楚。第二次看她，她正坐在那里，也没看清楚。第三次看她，哎，这下看清楚了，她正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你是没看见哪，那真是美不胜收。”

　　　　“我得回家了，不跟你闲扯了，你这家伙越扯越没边了。竟胡说。”孙金山起身要了。

　　　　大巴掌拉住孙金山，说：“不说不笑不热闹，哪有那么些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看点，看见真事你不能把它当真，看见假事你不能把它当假，这就是当今的哲学······哎，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不听你胡说了，你还要把那个四川姑娘扔进松花江去，你也不怕公安局杀了你！我要回家了。家里有人等着我呢。”

　　　　“胆小鬼，怕它干啥，你不会干得干净些。一个四川姑娘有啥怕的，死就死了！”

　　　　“啊！死就死了？！”

　　　　“不说了，不说了！你就快回家吧，小心点儿，别忘了，拉上窗帘儿，别让人家看见。”大巴掌又哈哈地笑起来。

　　　　王庆峰被大巴掌装进脑海里再也逃不掉了。副局长每天都以到医院看望夫人为名，与王庆峰唠上一会儿。她对大巴掌那勾魂的眼神，那饱含挑逗的语言，那轻佻的举动竟无动于衷。但她对大巴掌粘粘乎乎没完没了地缠着她很有反感。她向副局长汇报完他老婆的病情就说：“我要上手术台啦。”她起身便走，大巴掌无奈，也只好离开医院。



………【第63章　落榜】………

　　　　1953年考初中没考上，我憋了一肚子气。说来似乎可笑，一个15岁的孩子有什么气可憋的。不，我是憋了一肚子气，因为我怕别人嘲笑我，让我抬不起头来，就一直不敢说。

　　　　那年头，去德惠县县城参加升学考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我家住在德惠县菜园子区大泡秀村谷家坨子屯，可我在达家沟镇完全小学校读书，如果走，到德惠县县城七十多里路，坐火车走还有五十多里路。听去过县城的人说，县城如何如何的好，好得不得了。那真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叫卖的人声高声低，尖声憨声此起彼伏，声声不绝。街面上那些铺子的门脸儿，花花绿绿，美不胜收。卖食品的，有麻花、杠头、烧饼、还有炸大果子的，卖羔点的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各种艳色都有，真叫人眼馋。但是，据说县城里的孩子很难逗，在你找不着路的时候，不能问他们，一问他们准指错，他们竞往反方向指。

　　　　我从来没去过德惠县县城，一想到要去参加升学考试，又没人送我，心理可打憷了，那可真是牛犊子叫街，蒙门啊！打憷也得去，全县报考初中的学生都得去县城，在那里参加升学考试。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得提前去，最晚得考试的头一天到县城。我们是考试的前一天去的，到了县城天己经黑了，街灯亮了，街道上空空的，没有那种繁华的景象了。

　　　　和我一起到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的同学们一共不到二十人，男同学只有十来个人。可我们是两个班的，因为我在达家沟小学只读半年多，不到五个月，我在一班，二班的同学我不认识，叫不出名字。在去县城考试的同学中，我只认识我们班几名女生和四个男同学，谭道奇，司连中，李学忠和孟庆康。转眼功夫，有的同学跟着老师去找饭店，吃饭去了；有的跟着家长，去找亲戚家借宿去了；还有的同学去找旅店了。都各奔他乡了。可我，年龄小，个子也小（一米四四），他们都比我大。我比不上比我大两三岁的同学，他们都有主意，眼看着他们都走了，谁也不领我。就是去找旅店的那四个同学中有三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叫谭道奇。谭道奇回头对我说：

　　　　“谷永秀，你跟我们干啥去？旅店我们都找好了，多一个人也放不下了。你自己去找吧，你到三道街去看看，不知道住满没有。你自己不要瞎跑啊，快找旅店吧。”

　　　　三道街在哪儿啊？这是几道街呀？我边琢磨边看，他们四个人已经走远了。

　　　　我在达家沟小学读了六年级第一学期一个多月和第二学期，一共不到五个月，再加上毕业复习，一天忙得不可开交，不认识几个同学。我认识的来参加考试的那三个男同学谭道奇，司连中，李学忠都走了，我和这三个男同学也只是认识，见面打个招呼，没什么交情。只有一个叫孟庆康的和我最好，在学校里形影不离，一起上课，一起玩儿，放学回家一起走，无话不讲。可是今天，一眼没照到他也走了。说实在的，我这回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找旅店、找饭店就指望他了，他说他哪儿都能找到，没想到，他也走了！到后来才知道，他背着老师回家了，没参加升学考试。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哪里去呀？找饭店去吧？我不饿，再说兜里的钱不多，能省就得省，还不想找。找旅店去吧？两眼墨黑，没认识人怕上当受骗，还不敢去。多想能看到一位认识的人，我东张张西望望，也没看见个认识人，在那儿转了几圈，没办法，只好坐在路灯下面拿出“算数”，把那些难题一个一个地算了一遍。等我想到要睡觉了，天己经亮了！这时我想起了，考场在哪儿呢？还没去找考场呢！我赶紧从衣兜里掏出包书的那块白布，因为我没有书包，从我1949年8月上学直到1953年去考初中一直用这块白布包书了，白布己经成了黑布，两个对角己经磨出了窟窿。我胡乱地把书包起来，拎着书要走，可是，往哪儿走啊？我只知道考场在德惠镇第五小学，第五小学在哪儿啊？我站在那里东西南北看了个遍，突然想起来，从达家沟小学走的时候，爹告诉我：

　　　　“德惠镇第五小学在德惠镇中央街的西侧，院子破破乱乱的，没几间好房子，是个破乱大院。院子四周是用榆树墙圈的，榆树长得老高也没人收拾。在院外看，看不到房子，好像一片榆树林子。”

　　　　于是我就向中央街的西侧跑去，跑了半天没找到。打听了几个人，有的说，在中央街的西面有个第五小学，那榆树墙长的乌雅乌雅的，校门都快被档住了，前几天我还看见了呢，在几道街来着？在三道街？还是在四道街？在几道街我记不清了。有的说，你就往西走吧，找呗，总会找到的，豁出工夫还能找不到。还有的人，将手一扬往西一指，什么也没说。德惠镇太大了，比达家沟大多了！上哪儿去找第五小学啊！

　　　　此时，街面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铺子门前开始打扫卫生了，看样子快到开业的时候了。我在达家沟听人家说，德惠镇里早晨开业开得比较晚，早晨八点才开业，七点半钟打扫卫生。八点！现在几点了？打扫卫生是七点半，还有半个小时就八点了。八点是我们考试开始的时间啊！我心急火燎，像热锅上的蚂蚁，站不安立不稳。我想起了妈常说的一句话：

　　　　“听事儿不能一知半解，听话要听明白。”

　　　　为啥事先不打听明白？爹还说了第五小学的榆树墙长得老高了，我为啥不问问第五小学在几道街呀？我的心里像着了火，想走，往哪儿走？第五小学在哪儿啊？这德惠镇咋这么大呀？比达家沟大多啦！我被急得眼前直冒金星。我哇哇地哭起来，我扬着脸向四周边看边哭！哭得那样伤心、那样悲哀！一位老大爷在那打量我半天了，走过来问：

　　　　“你是乡下来的吧？大人呢？大人到哪去了？你要上哪儿去呀？”

　　　　我瞅瞅他，没回答他的问题，急忙问：“第五小学在哪儿？你知道不？”

　　　　“哎呀！你是考中学的吧？”那人突然问。

　　　　“是啊。第五小学在哪儿？我找不到啊！”我抽抽哒哒地说着，两只眼睛紧盯着他，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别哭，别哭！我领你去，能找着。快走，快走，时间来不及了。你是哪儿的人啊，怎么才来呀？来得这么晚啊。还差2分钟就到八点了，现在考场里可能己经发卷子了。”

　　　　那位老大爷开始时是大步溜星往前走，后来他就一溜小跑。我紧紧地跟着他，拐弯磨角不知跑了多长时间，总算到了第五小学的操场。等我们找到考场，一位戴眼镜的老师不让进屋了，他看着我说：

　　　　“你己经晚了34分钟了，不能进去了，来晚不超过15分钟还可以进屋，这是纪律。回去吧，明年再考。明年早点来。”

　　　　那位老大爷也帮我说情，可是那位戴眼镜的老师就是不让进屋。我问：“这语文不让考了，下堂算数让不让考？”

　　　　“让啊。只要你有准考证不来晚，哪堂都让你考啊。”老师说完就进屋了。

　　　　我心里这个委屈啊，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还晚了！我又哭了！这一年的工夫不是白费了吗！家里穷到这个份上，明年让不让我考？我一边哭一边想。

　　　　考完试，等着发榜。少考一科，又不能说，说了怕挨骂，怕别人笑话，我这心里每天都七上八下的。那年考试五科，有语文、算数、地理、历史和常识。我多么希望能考上，可是，我少考一科，五科500分，可语文得0分能考上吗？我把报考号写在手上，这2963号能出现奇迹吗？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开学了，也没有音信！这样丢脸的事，能向别人说吗！只有埋在肚子里。



………【第64章　子弹和烟土】………

　　　　我是个内向的人，说我内向也不全是，有时还很活泼。

　　　　谷家坨子有座学校，叫大泡秀第二小学，校址在谷家坨子东头最高处，面向南。这个学校当时就两名老师，龙云天和谷永谦（我大哥）。学生不多，有一、二、三年级。这两位老师任劳任怨，教学非常认真。

　　　　学校操场虽然不太大，但也够用，为了能让学生充分锻炼身体，他们在江下坎（操场在最高处，出了校门步步下坡，下到大道就是江下坎）南面的大柳树上打了主意。这棵大柳树有百十来年了，它已经向东倒了，有一根一尺多粗的大杈子也倒向东面，平行于地面。学校就利用这根大树杈子做秋迁架子，把大树杈子上下锥两个透眼儿，用两根粗铁筋，每根套上一个大铁圈子，再把铁筋弄成u字形，由下而上穿入大树杈子的孔中把它固定坚实，这就成了两个环。在环中拴上绳子，底下连上一块木板，就成了一幅秋迁架子。每天学生下课后都跑到这里来打秋迁。

　　　　1952年的一天早晨，我们己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我和杨勤、张殿森等人来到大树下，张殿森说：

　　　　“打一会儿秋迁呗。”

　　　　我说：“别迟到了，迟到又该挨批评了。这几天总挨批评。”

　　　　张殿森说：“不能，玩儿一会儿吧。咱们看着小学屋里的钟玩。”

　　　　杨勤说：“打就打呗。”

　　　　我说：“来，我先打。一悠就起来了。”

　　　　张殿森说：“你悠不起来，来，咱俩悠。两人总比一个人劲儿大。”

　　　　杨勤说：“你们俩净瞎整，还用俩人，我一个人就悠起来了。”

　　　　杨勤说着把秋迁绳子抢到手，说：“看我的。”

　　　　蹬了几下，秋迁就呼悠呼悠的起来了。随着杨勤使劲地蹬踏板，大树也嘎吱嘎吱地响，这根大树杈子也随着颤抖。杨勤边蹬边喊：

　　　　“怎么样，悠起来了吧。我要再蹬个十下八下的就能悠平。”

　　　　杨勤干啥像啥，秋迁都打得那么好看。我在一边减：

　　　　“你这家伙真行，连打秋迁都打得那么好。”

　　　　杨勤说：“那是啊，你说咱们干啥不行！来，你试试，我来悠你。”

　　　　杨勤逐渐停下了，我接过来秋迁绳子，张殿森说：“来，咱两打，有个三、四下就蹬起来了。”

　　　　我们俩刚蹬了两三下，就觉得头上嘎噔一下，我刚一台头，啪嚓一下什么东西打在我的脑袋上。我只觉得头嗡地一下，眼前冒金星，耳朵也像不好使了嗡嗡乱叫，里倒外斜靠在树上。

　　　　张殿森弯腰拣起大铁环，说：“秋迁架子上头的大铁环掉下来了，打在谷永秀的头上了，可能打坏了。真***倒霉！它还坏了！”

　　　　杨勤台头看了看，说：“***，上头磨豁了，铁环掉下来了。”

　　　　我用手捂住头上挨打的部位，觉得有个包往起鼓，越来越疼了。杨勤问我：

　　　　“打坏没有？来，我看看。”

　　　　我把手拿开，看了看手，手上没有血，说：“没破皮，是不是把骨头砸坏了？”

　　　　杨勤看了看，用手摸了摸，说：“没有。只是起了个大包。”

　　　　张殿森喊起来：“起这么大个大包，找你大哥去看看吧，看看骨头砸坏没有？”

　　　　杨勤也这么说。我觉得脑袋里面不疼只是起包的地方疼，我说：“不要紧，咱们上学去吧，走吧。”

　　　　张殿森说：“能行啊？”

　　　　我说：“我只觉得头昏沉沉的，脑袋里昏浆浆的，大包还在往起鼓，这要是让我妈知道了，那上得了，还不得揍我呀！”

　　　　最后鼓到像半拉鹅蛋那么大。兴亏当时头长得长，不然被妈妈看见可不得了。后来，被砸的地方头掉光了，到1974年才长出头，但那是白的。到198o年才变黑。

　　　　过了一周，我和杨勤、张殿森，还有四五个孩子去挖曲蛇（蚯蚓），把曲蛇挖回来好去下没钩（一根一尺多长的由子拴上一把小钩，另一端拴在一根长纳底绳子上，这一根纳底绳子每隔一尺多远拴一把，一根纳底绳子上能拴百十把钩子，在钩子钩上曲蛇，扔到松花江里，这就叫做没钩）。一条船一次能下5－－8条没钩。当时一天能钩鱼2o多斤。

　　　　我们几个跑到村子东头的王八口子沿上去挖曲蛇，王八口子离当时村子有二里来路，挖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挖着。杨勤说：

　　　　“不挖了，回家吧。”

　　　　张殿森说：“咋能回家呢，今天怎么也得把曲蛇挖够，不然我爹又该骂我了。”

　　　　我抬头看看天，快到中午了。我说：“天还没到中午，回家干啥呀。咱们到小王八坑去挖吧，前天我看见有人在那挖曲蛇呢。”

　　　　小王八坑在王八口子的西面，离王八口子很近，没有半里路，它距原先的村子不到一里路。这里有水，水很深，没人敢进去洗澡，但水面积不大，园形，直径只有2o多米。四周生长些柳条子和小榆树，最大的榆树有大碗中粗。小王八坑不大，是多少年前涨水时冲出来的。

　　　　这里在解放战争时期备受观注，我们家乡当时有土匪，有降大赶子，有八路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再说，王八口子往东由长沟子连接松花江。王八口子往西由柳条通连接不到半里路就是小王八坑。我们家乡在中央军占领时期，为了防备八路军，在谷家坨子的最高处修建了炮台（谷家坨子的后沙坨子上）如果八路军从松花江过到西岸，就可以顺着长沟子一直到小王八坑。这个炮台向四周看一目了然，尤其是看王八口子和小王八坑就更清楚了。

　　　　听我爷爷说，土匪和降大赶子往小王八坑里扔过快枪和刺刀，他们是要把快枪和刺刀藏在水里，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们就将枪和刺刀取走。

　　　　我们来到小王八坑，先到了西岸，挖了一气没挖多少，我们又一窝蜂似的跑到东岸。他们在离水边不远的地方挖，我跑到东岸的中部一根碗口粗的榆树下挖。我挖了几锹，似乎下面有啥东西。我就往深挖，一下挖出麻袋片子，再一挖就挖出来一个用麻袋包的小包。这个小包就像在土改第二年，我们一帮小孩子在农会大门外的碾房里玩。我很陶气，蹭巴蹭巴就上了樑坨，在樑坨的东头，一个很黑的地方，摸到一个用麻袋片子包的小包。打开一看，里面还包着一层油纸，把油纸打开，里面是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给爷爷看，爷爷说，这是一块大烟土，给农会送去吧。

　　　　我这挖出这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七链步枪子弹（35）。张殿森拿去一，剩下的我把它好，交给我大哥了（我大哥是大泡秀第二小学的教员）。

　　　　我大哥看了看，就把基干民兵连长找来，把子弹都交给了他。他说：

　　　　“我得试试，看看好不好使了。”

　　　　他从身上摘下枪，拿出一子弹推上堂，对准天空一叩板机，啪的一声响。他哈哈地笑了：

　　　　“谷永秀，你可为咱们做了贡献！这子弹可能是土匪埋的。”

　　　　提起大烟土，我可看见过。那是我在三年级读书时看到的。那是夏初，我和一些同学捉迷藏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跑到碾房里去了。我们俩进到碾房里，东瞅瞅西望望没地方藏，突然現碾盘底下有个小空。我对他说：“史连生，就藏在这吧。”他说：“这空太小，藏不下两个人。”我说：“你先藏在这里，我再找找。”史连生钻进小空里。我站起来东瞅西望，史连生说：“你上房吧。”我说：“那明晃晃的，不叫人家看见了。”他说：“我没叫你到外面去，我是说，让你上梁柁。”我一看这是个好地方，黑得呼的，看不清楚。我就上了碾盘，蹬着碾框和中心轴就够着梁柁了，我搬着粱柁一窜就上了梁柁。梁柁上有大钱厚的灰尘，把我衣裳弄得不成样子了，我骑着梁柁，用手一拍，嚇！我全身都被灰尘包围了。我在粱柁上，一点一点向一头挪动，挪了老半天才挪到头，我就挤到那个小旮旯，感觉坐在那里不得劲，用手一摸，摸到一个用麻袋片子包的布包，我就把它拿起来了。喊：“史连生，我捡到一个布包，你快出来，看看这里面包的是什么？”他从碾盘底下钻出来，接住布包打开一看，说：“是一块黑泥。”这时我也从梁柁上下来了，一看，是一块黑泥，一闻，还有点味。史连生说：“扔它吧。”我说：“不，拿回家给我爷爷看看。”史连生没跟我去，我拿着跑回家。我爷爷一看，说：“这是一块大烟土，足有二斤半，你把它交给史大老板子吧。以免招来麻烦。”



………【第65章　宋晓红的历史】………

　　　　宋晓红的父亲病了，病得很重，三天没吃东西了，病情越来越重。年岁大了，没抗劲儿了，一生病就血呼大掌的，真让人担心。宋晓红和爱人急得团团转，没什么好办吧。院长得知后，急急忙忙到家里来看望宋大伯。院长说：

　　　　“宋大伯不要动，躺着说话也一样。”

　　　　宋晓红给院长搬过凳子，放在爸爸的身旁，院长坐下。含喧了几句，院长问：

　　　　“听宋主任说，你老的身体不太好，现在咋样啦？”

　　　　宋大伯有气无力地对院长说：“哎，人老了，到时候了，好坏都一样，我己经八十四岁了。过去有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都活了八十多岁了，该死了。”

　　　　院长说：“八十四岁不算大，你还能活十年。”

　　　　宋大伯说：“活不到十年了，说句心里来，赶上现在这时候没活够啊！院长，我女儿能当个好医生全靠你们的培养教育了，她能有今天这样的本事，全是大家帮助的结果，她能勤勤肯肯地为人民服务，也是你们教育的结果。谢谢了！谢谢你们的关照！”

　　　　宋大伯喘息了一会儿，说：“我的身体不行了，身子都动不了啦，翻身都翻不过去了，胳膊腿都不好使了，都好像抬不起来了。唉！人活到八十多岁也行了，不少了，没让孩子们操心，挺好的。我活不了几天了！我女儿就交给你们了，靠你们照顾了，院长多费心吧！”

　　　　宋晓红听到父亲向院长交待后事，眼泪哗哗往下流。她抓住父亲的手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

　　　　“孩子，别哭，人老了总会有那天，生与死自有天相，天老爷让你去死，谁也活不了。你娘走得早，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原先，今天缺吃明天少喝，每天都为这碗饭发愁。日子刚刚好起来她就走了，走得太早了。晓红啊，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快走了，找你娘去。你和爱人要好好照顾孩子，不要亏待她，让她好好念书，一定要供她上大学。”

　　　　“爸爸，你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再说。”

　　　　院长也说：“宋大伯，休息一下吧。”

　　　　宋大伯喘息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宋晓红：“我要走了，有件事该让你知道了。晓红，去把你娘的箱子打开，里面有个红布包，你拿来。”

　　　　宋晓红擦擦脸上的泪水，瞅瞅父亲，从父亲的手里接过钥匙，打开箱子，翻了半天从箱子底儿上翻出一个晓红布包，递给了父亲。父亲双手颤抖着打开了布包，从布包里拿出来一把小银锁和一张纸条。他把小银锁和纸条交给了宋晓红。很吃力地说：

　　　　“晓红，听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亲爹，你娘也不是你的亲娘。你的生身父母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这张纸条和这把小银锁是你的生身父母给你留下的，这是他们给你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啊。”

　　　　宋晓红瞪大眼睛吃惊地听着，似乎父亲在说胡话，她看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一下一下地抽动，她看看父亲的眼睛，父亲的眼睛半闭着，她觉得父亲不对劲儿，轻轻地动动父亲的胳膊，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爸爸。”

　　　　父亲将胳膊抽回去，看了宋晓红一眼，说：“孩子，我不糊涂，我全明白。”

　　　　这些年来，从没听人说过这件事，宋晓红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父亲从来不说慌，宋晓红只好听着。

　　　　宋大伯喘息了一会儿，说：“孩子，不要怪你的生身父母遗弃了你，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他们一定有难处才这样做的。如果你能找到你的生身父母，替我谢谢他们为我生了个好女儿。”

　　　　宋晓红在心里说：“这，这是真的吗？”

　　　　宋大伯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说：“你也替我向他们道个歉，我打过女儿，骂过女儿，亏待过女儿。”

　　　　宋晓红说：“爸爸，你别说了。”

　　　　院长说：“宋大伯，不要这么说，打骂自己的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儿女记恨爸爸的。”

　　　　宋大伯咳嗽了几声接着说：“我记得你小时候像个小人精，聪明极了，干什么都要自己干，不用别人。你四岁那年夏天，有一天，天气可好了，万里无云。傍晌午时候，村子里来了一个卖麻花的。人们把卖麻花的围住了，一些小孩子围着卖麻花的支转悠，一双双的小眼睛直盯着麻花，你推我我推你直往麻花箱子上使劲儿。邻居家里有的孩子大人给买了麻花，乐得又蹦又跳，拿着麻花绕场跑，舍不得吃呀。继红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孩子吃麻花能不馋吗，一年也吃不到一回呀！我记得是你三岁那年给你买过一根麻花，还把对门家的大柱子气哭了。四岁的孩子扯着我的手哭着喊着要买，咋办哪？我的心像被抓了一把。买吧，可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拿啥买呀！要买就得借钱，就这几毛钱上哪去借呀，当时我还光着脚丫子没鞋穿呀，裤子还露着屁股。不买吧，这孩子还哭得这么可怜。这可急坏了我和你娘，我在院子里转悠，你娘就东一头西一头的来回地走。后来你娘跟卖麻花的商量，用鸡蛋换，卖麻花的答应了，五个鸡蛋换两根麻花。”

　　　　宋晓红用手轻轻地由上向下抹索着宋大伯的前胸，全神贯注地听宋大伯的讲述，在她的心中翻起了波澜。宋晓红从小家中很穷，但她没想到，会穷到这个份上。在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常听母亲说，家中怎么困难，她如何出去借米借面。可是，从来没人说过爸爸光着脚丫子没鞋穿，裤子还露着屁股呀，宋晓红心酸了！宋大伯又喘息了一会儿，说：

　　　　“我到屋里拿出鸡蛋装在葫芦瓢里，高高兴兴往外走，心里想，这下我女儿可有麻花吃了。我得去挑挑，挑两根大的。晓红，晓红，快来呀，你有麻花吃了。你跑过来伸手去接葫芦瓢非要瑞着不可，我说，你太小，别把鸡蛋整打了，鸡蛋要打了可就没有麻花吃了。你说，不能，我就把葫芦瓢给你了。你瑞着瓢就跑，跑到院子中间一个狗抢屎就摔那儿去了，老半天没拱起来，我急忙上前拽起你，瓢被压两半了，鸡蛋全摔碎了。家里只有这五个鸡蛋哪，全碎了，麻花换不成了。你坐在地上连哭带闹，谁哄都不行，哭个没完没了。”

　　　　院长呵呵地笑起来，说：“这孩子，真是的。”

　　　　宋晓红也淡淡地一笑。

　　　　宋大伯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气急了，把你拽过来照屁股上打了两巴掌。人气急了，不知深浅，这两巴掌打得太重了。唉！我咋那么混呢，打孩子干啥，还不都是因为爹娘无能，连根麻花都买不起！屁股被打红了。你娘流着眼泪给你揉屁股，她骂我心太狠了，屁股上出了两条手印子，她骂得对呀！这事儿，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后悔呀！”

　　　　宋大伯说到这儿，眼眶里充满了泪花，声音也嘶哑了。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告诉你生身父母，我没把女儿的身事早些告诉女儿，对不住他们了！我是有想法呀！我怕你找到他们忘了我们呀，所以，不想把这事老早告诉你们呀，这是我太自私了。请他们原谅我吧！”

　　　　宋晓红呆呆地坐在那，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父亲，无声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不流，老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院长也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没吭。

　　　　宋大伯接着说：“那年，我出门儿从沈阳回来，火车刚离开沈阳不久，我发现对面坐位上放着一个包袱。好长时间没人管，我心里纳闷儿，这是什么人把包扔在这儿不管了呢。我上前去看了看，用手一摸，突然听到包袱里面有孩子的哭声，我心里一惊，这是个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呢，怎么放在这没人管了呢，我就把包抱起来了。向四周喊了几声，这是谁的孩子啊，谁把孩子放在这儿不管了。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孩子啊。我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可我的周围却挤过来一帮人，异口同声地说，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我和周围的旅客们一商量，就把包打开了，果然包里面是个孩子，是个白胖白胖的小姑娘。”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