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总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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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妓和色。妓之分，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像今日一些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当时卖艺的女子地位也低下，如杨翠喜，也是可以买卖的，后者主要出卖色。相。

　　　　北大教授辜鸿铭　第　198　章　，说：“妓。女这行当，在中国春秋时就有，管仲设女闾七百，用嫖资抽税来补充军费，所以该行业都拜管仲为祖师爷。才女薛涛小时候有诗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被当成了妓。院门口的对联。可见这是件可以张扬的事。元朝妓。女，多和卖艺的分不开，两者职业有交叉重叠。元朝的宫廷教坊设在现在的北京东城一带，明朝时叫黄华坊。姑娘们请老师学艺方便。后来正德皇帝把整个艺术机构一锅端搬到宫里，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灯区。到清朝，闲杂行业一律轰出城，这才重心转移到宣武门外八大胡同。也就是说，纵观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认为妓。女非法，朝廷历来将妓。女置于合法经营的青。楼之上，规范管理，提高了妓。女的文化水平，也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来也给国家增加了很多税收。可见，妓。女之与社会，并非如洪水猛兽，既非偷盗，又非抢劫，充其量只不过为淫，‘万恶淫为首’，罪责要归也只能归在淫的男人身上，于妓。女何干？而且如果妓。女的身份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她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不得不以一种老鼠的姿态生活；低调而且阴暗，昼伏夜出，抑或打着个合法的幌子，像《济公》中的九世妓。女，门口挂个卖豆腐的门帘，门内做着啊啊啊啊的勾当。”

　　　　在辜鸿铭的笔下，妓。女都倒成为一种神圣伟大的职业了，他还考证出：在国外，历史上盛行一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在大多数宗教祭祀活动中，有很多靠某种宗教礼仪来献祭的性活动。例如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汉摩拉比王当政时，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 ；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 ；她们通常来自有钱的家庭；另外，还有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似乎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　第　198　章　太炎则通过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说妓馆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上海的十里洋场，方圆二三里地之内，先后开张了几百家妓。院。妓。女的来源，主要是江浙两省的穷苦人家因天灾**无力偿还债务等原因，把稍有姿色的女儿卖入妓。院，当时妓。院的行话叫做“讨人”。那些姿色稍差、“档次”稍低或不愿意卖身当妓。女的，则到妓。院去当女佣人，赚几个工钱，当时的行话叫作“小大姐儿”，简称“大姐儿”。在妓。院里，大姐儿只管整理房间和接待嫖。客，也就是供应茶水、果点，一般不接客也不卖身，收入和生活水平比在一般人家当“娘姨”要稍高一些。至于妓。院中的龟奴、轿夫等打杂人员，则主要来自苏北扬州一带。总人数已经达到了十多万。而保留青。楼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一、政府规范化管理，妓。女将被登记入册，通过颁发营业执照来管理，直接增加政府税收，妓。女不需将大部分收入交给老鸨或者黑保护伞；

　　　　二、。做婊。子无需立牌坊，让社会正确看待这一行业，避免歧视；

　　　　三、有利于对社会道德，设立红灯。区之后，男人们要想光临，势必会三思后行。

　　　　四、妓。女们的选择毕竟是在不损害更多人的情况下，让自己的状况变好。

　　　　宋骁飞和教育总长严复、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工总长张謇、中国廉政总署署长谭翤同等人商议后，觉得当前这发展阶段，为了社会稳定和妓。女的合法权益，尊重人性的欲。望，还是暂且保留青。楼，由政府规范管理为佳。

　　　　沈佩贞等人不理解，依旧跑到国会里大闹。沈佩珍、唐群英等人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竟然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一脚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宋骁飞大怒，下令解散“女子参政联盟”，女权运动在中国一时陷入低谷。
第　199　章　　德先生与赛先生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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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妓馆存废”过程中，宋骁飞发现，传统的伦理观念，还是极大左右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社会稳定，坏处就是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pnxs。 ；平南文学网）有很多人把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可以脱离思想解放而存在的东西，宋骁飞觉得这是自欺欺人。在宋骁飞看来，上层建筑决定了生产力，思想解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如果你在家里的后院种一棵黄瓜，都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给你割掉，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经济？西方的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精神的启蒙和人性的解放。

　　　　从1895年到1903年，中国经济已经飞速发展，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政府每年的收入从7000万两白银达到了十四亿两白银左右，宋骁飞觉得文化改革势在必行。宋骁飞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严复、参议院议长容闳、司法总长梁启超座谈商议后，决定提前发动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于是，1904年1月15日，中国迎来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中国人精神黑夜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在宋骁飞的支持下，梁启超主办了《少年中国》新杂志，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宋骁飞还亲自为《少年中国》写了发刊词，其中热情洋溢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国民政治。我们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力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凡事都应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道德也应有善恶之分。恶的道德，便是伪道德。譬如封建社会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都应该统统扔掉！唯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中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梁启超也写了一篇大气磅礴的《少年中国说》，鼓励青少年追求科学和民主：“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一时间，国内舆论为之一新，报纸纷纷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则被宋骁飞下放到农村住牛棚，包括北大教授辜鸿铭。为了民。主的早日到来，宋骁飞又不民主了一次，对封建**、宗法制度、三纲五常开炮，表达了国家对此次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不过，宋骁飞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对于一些传统礼仪作了保留，检验的尺度便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道德，予以保留和鼓励，比如祭祖的风俗，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没改变，这也是孝道文化的一部分，宋骁飞表示认同。

　　　　在北京大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像落成典礼上，天空万里无云，开阔的蓝天下，校园里的白玉兰花飘来阵阵花香，宋骁飞对主席台下的一万多名北京高校的学生发表了《一个自由思考的时代》的演讲，鼓励学生的个性自由，宋骁飞慷慨陈词：

　　　　“这个时代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自由思考精神的丢失，是多数人的沉默或媚俗，是个体的世界得不到承认，是个人无法自由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会感到个体精神世界的虚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人，奢谈理想和奋斗。

　　　　自由思考，是一种质疑和反思的精神。我们相信，自由思考，是人们精神世界最低层次的需要，就像饿了就需要吃饭，渴了就希望喝水。我们相信，自由思考，是个体意识萌芽的土壤。我们相信，自由思考，是人存在于时空的意义所在。

　　　　我们之所以强调自由，是因为自由地获取知识是探索真理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真理，是通过有理性的人自由讨论得到，而不是由某个权威振臂挥出。权威固不可少，但对权威的顶礼膜拜必须打倒。

　　　　我们之所以强调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是自然普遍的法则。正如每一片红叶，每一丛翠竹，每一点晴霞，只有在自由的山间，才显得如此美丽。

　　　　我们之所以强调思考，是因为思考是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贫瘠的土地，会产生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但精神的荒原，比贫瘠的土地更可怕。

　　　　我们之所以强调思考，是因为思考是摆脱精神奴役的必然选择，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打破世俗或者自己强加给自己的精神枷锁。

　　　　自由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反对不代表反动，我们应当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于这个多样的世界。而且实践证明，历史上许多的进步，都是由反对的声音推动。

　　　　自由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实事求是。我们应当回到问题本身，让实践真正成为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那么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包括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

　　　　正是因为自由思考，我们才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工商立国是一条康庄大道还是万恶之源，市场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我们经济的成就，取决于多数人的幸福感。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治。改革，是迫在眉睫还是应该循序渐进，而是我们的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率。我们的政府能否给人民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否让公平正义在社会得到伸张，能否让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尊严地生活。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是孕育现代文明还是格格不入。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符合人性，在人格上人人平等，人的价值得以实现。我们的道德，应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发自内心地接受，而不是靠灌输或者被强迫。”

　　　　台下的一万多名学生自发鼓起掌，掌声响遍了整个北大校园，宋骁飞最后总结陈词：“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人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母，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同学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民。主，相信科学，相信爱和善的存在，相信人性的善良，终究会战胜邪恶！”

　　　　“好！”

　　　　“好！”

　　　　“好！”

　　　　台下一片叫好声，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宋骁飞抬手示意他们安静，接着说：“我曾有一个梦想，重做大总统，再造共和国，用坚船利炮、坦克潜艇，守卫“海棠”土，让四万万中国人民都活得有尊严！这个梦想，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我们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五万万人，没有哪一个国家，现在敢随便欺负我们中国人，一切的不平等条约都已经废除，香港、澳门、琉球、库页岛、尼布楚，我们都收回了，美丽的贝加尔湖，也成了中国的‘北海’。但我还有一个梦想，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让他们都过上泰西腐朽堕落的生活！这个梦想，就靠同学们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就坐在主席台上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带头鼓起掌来。之后，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宋骁飞还和大学生们进行了互动，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　200　章　　与鲁迅对话
　　　　ps：

　　　　6000字大章表现主角治国的思想，这对理解后面的民主改革比较重要

　　　　宋骁飞热情和学生们互动，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学生们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其中，一名叫周树人的学生表现突出，问了很多刻薄的问题，宋骁飞一一作答。后来，宋骁飞才知道，此人就是历史上的鲁迅。鲁迅当时还不满二十三岁，即将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光溜溜滑滑的皮肤，大大俏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黄里带白的皮肤，瘦瘦的身体似乎如同大病愈初的病人一样，身穿着光亮的丝绸长袍，衣服上绣着乌篷船的图案，一看就是江浙一带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根根直直地竖着，没一根是耷拉着的，都那么长，头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说气话有点像现在的愤青。

　　　　鲁迅于1881年八月初三出生，浙江绍兴人，字豫才、豫亭，原名周樟寿，1886年入私塾，从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1892年正月，鲁迅12岁时，去“三味书屋”跟从寿镜吾先生读书。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一贯大胆感言，所以　第　200　章　或怒火，我更喜欢篝火。在黑夜的篝火里，人们可以尽情欢歌热舞，驱散恐惧和邪灵。我喜欢这种感觉，胜过狂躁和烧毁一切的野火。我一直信仰宽容、虔诚、谦虚、爱、理性这些温和的价值观，希望你们年轻人，也喜欢。

　　　　你是学哲学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勇于跟两种错误的哲学观作斗争，一种是巫医哲学，就是非理性的哲学，什么气呀，道呀，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就值得怀疑。还有现在有一些迎合大众胃口的伪公知，四处煽风点火，一些民粹情绪开始泛滥，这样没头脑的东西，妄图使人们丧失基本理性，我对付这种人，都是直接关到牛棚里面去。　第　200　章　体补补逻辑课。北大现在正准备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宋骁飞说：“蔡校长说得对。不过中国人的思维矛盾，也正符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现实。语言和观念性的东西，本来就只是描述现实的工具。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总是颠三倒四的。这是全民族的失败，我们必须有新的文化。真正把中国人的心灵提高到理性水准，这样才能跟世界对话，不至于愚蠢到再拿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去抵挡洋人的洋枪洋炮。

　　　　很少有传统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你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不是你贴标签，就可以随意踩在脚下的小猫小狗。不是你喊几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你就思想比别人先进。你就成了正义的化身，就可以打倒批臭甚至消灭别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暴力泛滥，血流成河。这种事情。发生在十字军的东征，发生在1793年的法国。翻开历史，多少青年人为一些时髦的概念白白牺牲了性命。不少知识分子自己也因此丢了性命。这是全人类的悲哀。无怪乎，有哲人感叹：人类最大的敌人，乃是同类！所以，观念的毒药，只有宽容能解，只有实践才能解。

　　　　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一致的宗教信仰，这为不同的声音，多元的文化奠定了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现在在某些知识分子眼里，却变成‘中国人没信仰，思想太乱了’。

　　　　还有，文人当政是中国的传统，但是这是个坏传统。文学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值得赞赏，但是，文学是情感的文学，是巫医哲学的变种。真正的写作，无非就是我笔写我心，写些个人的见闻、体验和思考。并不能找到宇宙的真理，或者人生的意义。再高一点层次，不过是让个体的尊严和灵魂浮出水面，沐浴阳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人真是把天下的牛屁股都吹得性无能了，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大多是法律常识和逻辑能力考查，不要迂腐或头脑发热的文人。

　　　　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希望十全十美，希望有天堂。但恰恰忽略了‘最好的人间’。很多人认为现行体制没有效率，这是极其错误的。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分析，现行体制是最有效率的，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新时代呼唤新的知识分子。当你的思维，与时代发生矛盾时，需要调整自己，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怨社会，或者躲到书房里，把头像鸵鸟一样埋进故纸堆，把一心想象的黑暗，当成全世界的黑暗；把一己想象的痛苦，当成是全世界的痛苦；把一己想象的不自由，当成全人类的不自由。想象的痛苦，会比真正的痛苦更可怕，因为无法停止和消除；想象的黑暗，会比任何真正的黑暗更黑暗，因为永远见不到阳光。想象的问题，会比任何现实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因为根本不存在。”

　　　　鲁迅问：“现在搞工商立国、市场经济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人两眼只盯着钱看，什么都是为了钱，没文化，我很痛苦。”

　　　　宋骁飞回答说：“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工业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服务换服务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为别人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合理合法赚钱，是市场经济最高的道德，也是最大的文化。

　　　　我到美国访问，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汽车公司，可乐公司，每次参观完，都很感慨，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让人惊叹，工业文明，哪一个螺丝，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工业文明，还真不是一群道德家和文学家能创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真正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很少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补上商业伦理的短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现在没有文化追求，大家都只忙着挣钱，认为挣钱跟精神追求水火不容，这跟传统的‘无商不奸’思维一脉相承。其实美国人当年也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但是。之后的两百年。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了：在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比任何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抽象的文化更有生命力。商业伦理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契约精神，等价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背后的精神。就是为别人服务，背后就是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喜欢根据想象，去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而一个人要走向成熟，必须扯破这道藩篱。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哪一种外来的文化，能取代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历史上。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元代蒙古和满清的文化，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系列人的观念、习俗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产物。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后，都不敢轻易改变日本的文化。现在和平时期，更不可能有谁能改变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要正视现实，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哪些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哪些是不适应的。一群最没文化的商人建立了美国，成了很多人向往的人间天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革新自己，拥抱世界，走向世界。”

　　　　蔡元培这时补充了一句，说：“大总统的意思，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也是人类的先进文明？”

　　　　宋骁飞说：“那是当然。中国人的思维，容易掉进一些概念的陷阱，陷入无意义的争论。中国人总是期待出个圣人，挥一挥衣袖，告诉人们天道，提倡以德治国，这对几千年来的社会稳定功不可没。但有一点不能忽略，人性的好坏，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情景。所以上下五千年，一治一乱，终究逃不出历史盛衰的周期律。

　　　　不过，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毛病。伊索寓言里，有一只狐狸被夹断了尾巴，就四处鼓吹没有尾巴的好处，也能欺骗很多狐狸，所以人乃是难以克服的观念之囚徒，也就是说，主观的观念，容易跟现实生活脱节。一些知识分子，并不是他们没有学问，也并不是他们的道理没讲清楚，只是他们讲的观念，太远离老百姓的生活。而且，说服老百姓，很少能用理性，而只能用富兰克林说的‘利益’。太史公早说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所以，要看清真相，知识分子非得突破观念，看清楚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追求合法合理的利益，并非见不得光的思想， ；一切文明的工具，不过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多是人的观念和智慧的产物。所以，在坐牛车的物质文明里生活的人，难以理直气壮去批判和唾骂坐飞机的人没有精神追求。

　　　　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达成共识：真理是照亮现实黑夜的火把，而不是刺瞎人们双眼的强光。这就像禅宗里的师傅指月，真理是‘手指’，而不是手指头。改革初期，我提倡‘不争论’，正是要人们不做观念的奴隶。

　　　　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看到穷人，就觉得是政府的问题，而不问问穷人为什么会穷？不问问什么是财富的生产？不问问为什么有些穷人能变成富人？只是悍然站在道义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大声疾呼一些抽象的观念，然后从内心的道德去寻找答案，结果，落入了诗人荷尔德林悲剧的预言：“通往天堂的路，往往走向地狱。”因为财富的生产，终究是外向的，而不是内生的。是需要考虑社会需求的生产，这种外向的经济学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缺乏的。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自学一点经济学。不然，你不会明白现代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为人民说话，谁不会？ ；难的是说符合实际、逻辑没有问题的话，才真正有益于人民。

　　　　一些伪知识分子，就像现在卖假药的，做一些“观念”的广告。搞乱人们思想。他们浑水摸鱼、四处走穴兜售概念的伪公知、伪文化人。他们兜售着“阶级。斗争”，兜售着“西方敌对势力”，兜售着“帝国主义”、等概念，不从人的本性出发。许多年轻人却被迷惑。这些人是应该被打倒的。“你不能把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其实。市场经济的社会，恰恰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思想的自由。这并不是‘乱象’，恰恰是社会的进步。面对多元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学会包容和宽恕。而不是相互攻击。”

　　　　鲁迅问：“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叫嚣文化已死和社会道德堕落，大总统怎么看？”

　　　　宋骁飞回答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自己逻辑有硬伤，自己思想苍白，却公开叫嚣文化已死和社会道德堕落。这种逻辑多么可笑，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没有文化。却说社会没文化，比如自己写不出打动人心的诗歌，就说诗歌已死或者诗人已死。蹲在茅坑里只能发现蠕虫的人，也配叫诗人吗？还有。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道德堕落却大喊社会道德堕落了。这种贬低别人自抬身价的幼稚，几千年了，还是没有改掉。女人裹脚的道德，那也能叫道德吗？关于文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类从来不应该否认人性的恶，但更应该坚信，善的东西，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正如温饱之后，心灵的丰盈，远比物质更值得追求。因为一切的快乐，都是精神的享受。

　　　　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在一起，便减少了对人生虚无的恐惧。但同时也会桎梏个体的灵魂：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社会的枷锁之中。人类在一起，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对抗自然的暴虐和人生的虚无。但翻开历史，人类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同类。科技越进步，杀戮就越多。不只杀敌人，也杀死同胞。不只用武器，也用观念。死亡的恐怖并没有因人类智力的提高而远离，反而是变本加利。冲突的观念，越来越成为禁锢人民追求幸福和意义的镣铐。

　　　　好在历史是会说话的。纵观历史发展的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到今天的民。主社会，人类高举文明的火把，走出幽暗的洞穴，告别了饮毛茹血的生活。我相信，人类同样可以高举文明的旗帜，走出观念的泥潭。只要我们相信：真理，是照亮现实的火炬，而不是刺瞎人们双眼的强光。我们必须意识到，理性是我们个体挣脱无意识黑洞的源泉，同样也是社会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唯一道路。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不欺骗自己。我们也永远无法欺骗自己。

　　　　这社会上，太多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