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的第2次阴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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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惊人地相似。我认为，杭州市的地产泡沫已经形成，前几年‘赚容易钱’产生的示范效应，使不少开发商盲目了，他们现在最怕的是拿不到土地，因为以往的经验是拿到地就能赚钱，于是，大家开始抢地，地价猛涨。”
“很多富裕的老百姓开始抢房。过去，开盘的时候抢，等到交房时就已赚了一笔！”。杭州有不少“炒楼族”，收益相当可观。此前，大约以每月每平方米100元的速度升值。杭州甚至还有“炒号族”，热门楼盘的排号卖到了2万元一个。
理性的房地产开发商害怕了，但新的勇士不断进入。
浙江广厦集团开发的“天都城”，被一位观察人士惊叹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太阳城”。
天都城项目位于杭州市区和余杭区交界处，规划占地面积6579亩，总投资超过80亿元，开发周期长达6…8年，居住人口将达到10万人。根据开发商的宣传册说，该项目“实现了房产、旅游、休闲度假的完美组合，充满了法兰西的文化气息和异域风情”，从而使天都城享有“天堂都市、东方巴黎”的美誉。
但在理性的开发商看来，天都城是一桩凶险的生意。一、交通不方便。建设中的杭州城市轻轨并不经过天都城，还有6公里的距离。一位谨慎的业内观察人士算了一笔账：假定天都城的10万居民只有3万在杭州市区工作，1万人有小汽车，2万人需乘坐公共汽车。按一辆公共汽车载客100人计算，就需要有200辆车。“在上、下班的高峰期，200多辆车同时奔跑，转弯都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二、就业问题难解决。按照开发商的规划，建成之后，天都城里边住着的10万人，需要就地解决大部分人的就业。但目前那里除了一个劳改农场，几乎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三、冷静的分析者认为，企业经营城市的风险很大。企业只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造房子、造学校都还可以，但企业不可能承担全部的城市建设的任务，也没有经验。
天都城也许是一个特例，但抱有这种心态的开发商却不是唯一的，想一夜“做大”的开发商几乎随处可见。
短短3年时间，杭州的平均房价从每平方米3000元，到每平方米5000元，现在又向每平方米8000元推进。
谁来为房地产泡沫买单？
一位专业人士指出，国内房地产开发商的普遍实力都不强，在形势好的时候，往往以小搏大、透支自己，只有1亿资金却做5亿的事情。一旦危机降临，这是最致命的。
事实上，资金链的脆弱是国内房地产行业的一个通病。开发商拿到土地后，真正的开发资金主要依赖银行。
2002年6月以后，央行数次透过它的货币政策情况报告传达一个信息，要防止银行信贷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以及用信贷政策来引导房地产市场结构的调整，警惕房地产泡沫的可能形成以及它对金融安全的威胁。目前的房地产需求很大程度上靠银行支撑，投资也主要靠银行支撑。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最后的风险将由银行来承担。日本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
“杭州太贵了，很多人住不起杭州了。”这是许多杭州人的普遍感觉，这对杭州未来发展的伤害是很大的。
房价太贵，首先会导致在杭州创业的成本太高，这会妨碍了杭州的造血机制的形成。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没法生存，就谈不上什么创业。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杭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杭州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896元。年人均收入刚过万元的杭州市民，如何消受每套价格在数十万、甚至百万的房子？
另一方面，房价太贵也会影响到工业发展。目前，杭州近郊的农民房租已到了每月每间300元—400元，也就是说，工人连农民的房子都住不起了，只好把工厂搬到很远的地方去。搬到几十公里以外，产业工人几乎就不能到杭州来消费。甚至，工厂老板和管理者每天往返于工厂和杭州之间，也不方便。
这正是一幅“城市空心化”的图景：低收入市民迁住到比较远的地方，每天在高架公路或轻轨上往返，为他们生活服务的小商品市场也会迁走，而城市中心是富人区和商业区。
5、房地产：中国富豪“加工厂”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00年度中国大陆100首富企业家排行榜。尽管人们对这个排行榜的排定是否科学众说纷纭，但是排行榜人气最旺者为房地产商却为经济界人士所认同。原因无它，中国房地产业的天时地利和未来好景，成就了房地产商的“热土成金梦”。
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刘永行、刘永好及其兄弟领导的希望集团，以净资产83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而在这前10名巨富中，有5位明确提及主要从事行业为房地产行业。
他们分别是排名第二位的欧亚集团总裁杨斌、第五位的上海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第六位的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第八位的金花企业集团总裁吴一坚、第九位的新疆广汇企业集团董事长孙广信。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膨胀的房地产业令这些富豪们美梦成真。《福布斯》排行榜显示了当今中国最热的行业是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业富豪云集。
土地是地球人共同的图腾，而华人更相信“有土斯有财”的道理。有关资料显示，在“二战”之前，香港没有一个商人能够登上世界富豪榜，战后却有不少人名列榜中，而最早一批登上富豪榜快车的，无一不是将房地产作为主业。像威名赫赫的李嘉诚、郑裕彤、郭炳湘兄弟、李兆基等，概莫能外。
新中国成立后，房地产很长一段时间内，私人和民营企业不能染指。直到1988《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0年，国务院作出了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外资开发成片土地的有关规定。房地产业才作为第三产业中的“大腕”，在国民经济中日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房地产商方能在这一领域纵横捭阖。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成为“大工地”的过程中，不少房地产商趁势崛起，完成了资本积累，有的更是“三级跳”，跨入了首富企业家排行榜。
《新财富》在2003年排出了“中国400富人财富榜”，其中房地产行业共有76人入选，占，中国房地产业成了出产富豪最多的行业。这一比例之高，在当今世界富豪榜中罕见。2002年，《福布斯》全球首富共476人，其中29人发家于房地产，占。房地产业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富豪“加工厂”。
6、上市公司追逐房地产业的故事
2001年与2002年，受房地产暴利的吸引，上市公司大举进军房地产。2001年，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拥有房地产业务，2002年，拥有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司已达300多家，其中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目前则多达70余家。
2002年，主业为电子元器件制造的上海广电电子公告称，拟出资亿元收购上海广电集团所持有的上海嘉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30％股权，并同意提供亿元的股东贷款。
2002年10月9日，钢铁企业浦东不锈发布公告称，将与上海三家公司实施超过8亿元的巨额关联交易，以转向房地产业。同一天，生产玉米淀粉和谷氨酸的农业类上市公司先锋股份也公告称，公司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收购亚运新新家园一期项目全部资产及相关债务。
一段时期以来，先后有武昌鱼、浦东不锈、青旅控股、先锋股份、威远生化、北方国际、新疆天宏、大连渤海、银基发展等多家上市公司涉足房地产行业。
介入或转向房产业的上市公司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通过进入房产业改善公司经营业绩或扭转业绩下滑的局面。房地产成了许多上市公司的“救命行业”。
由于传统产业目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艰难期，市场竞争激烈，加上原材料涨价和销售价格下跌等因素，使传统行业的盈利能力出现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主业、转型房地产就成为上市公司培育新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的客观要求。广电电子就是如此。近年来，该公司的业绩逐年下降，每股收益从1999年的元降到2000年的元，到2001年为元，2002年第三季度季报仅有元。由于公司所处的彩管、显示器行业对上游彩电业的依赖较大，因此，公司盈利能力下降也在意料之中。因此，公司此次介入地产业的目的，就是想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投资结构，确保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在广电电子看来，港资背景的嘉汇达公司是一棵“摇钱树”：其开发的太平洋广场以其一流的设计与装备展现出上海国际大都会的形象，以其所处的商业中心位置，显示出其黄金地段的经营优势，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淮海路上的典型景观标志，随着上海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该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为公司的发展增添后劲。
与广电电子相似的还有浦东不锈。近年来，浦东不锈的盈利能力急剧下降，每股收益从1998年的元猛降到2001年的1分钱。于是公司通过重组，由钢铁行业转变为房地产开发，浦东不锈目前所拥有的土地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巨大的升值潜力。
大量上市公司资金汹涌进入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也推波助澜，寻找有土地储备的上市公司，然后大肆炒作。以上海港机为例，该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营业绩不佳，但股价却非常活跃。2000年更是牛气冲天，从年初的每股7元的价位，扶摇直上，最高逼近25元的价格，涨幅257％，其惟一炒作概念就是在上海黄浦江边拥有316亩土地，其无边无际的潜力吸引了无数的炒家。江南重工，上海的造船企业，业绩不好，但其工厂位置在黄浦江边，2002年初，传闻该企业要搬迁，股票价格开始快速上涨，从2002年1月29日的约每股6元的价格很快上涨到4月10日元，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股价翻了一倍。土地的巨大潜力价值演绎了无数的财富故事。
7、房地产：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不管是繁荣也好，泡沫也好，房地产市场火爆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
自1998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我们从“国房景气指数”的走势图（图6…1）上可看到这点。“国房景气指数”是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指数的简称，是对房地产业发展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的量化反映，它由政府统计部门编制，具有权威性、及时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已逐渐被社会各界所熟悉和重视，成为反映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因此，我们可以用国房景气指数来衡量房地产行业的整体景气程度，用其波动来分析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运行态势，从而对我国房地产泡沫程度做一个整体评价。
图6…1　1997年1月…2002年10月国房景气指数走势图
从图6…1中可以看到，自1998年4月以后，房地产业进入景气空间（国房景气指数大于100），一方面是国民经济逐步好转，房地产的调整已进入最后阶段，另一方面国家于1998年确定房地产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住宅产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房地产业走出低谷。住房制度的改革和货币化分配制度的推行，在1998年和1999年年初极大地拉动了国房景气指数的上扬，在1999年3月景气指数达到阶段性的高点，后来由于集团突击消费的终结，景气指数有所回落，但一直在景气空间运行，1999年10月达到阶段性低点。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在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下，市场发生了以住宅为主导产品、以个人为消费主体的结构性变化，景气指数于1999年11月走出谷底，之后逐月盘升。进入2000年，“国房景气指数”总体水平明显高于1999年。在2000年3月份经过小幅调整之后，以后各月“国房景气指数”一路上扬，迭创新高。进入2001年，国房景气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缓，2001年3月到2001年8月国房景气指数开始维持在106点的水平（2001年4月达到最高点），波动幅度很小，比去年同期上升幅度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01年9月开始的指数值比上月均有所下降，直到2002年3月企稳。2002年，各月的景气指数与上年同比都有所下降，在104点附近窄幅变动，呈现高位强势横盘迹象。
自1998年以来，房地产投资逐年高速增长，房价每年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走向繁荣。　
　　　　　　　　　　　　　　　　　　
　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
　1、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
中产阶层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泛指一个社会中在经济上和身份上（或心理上）属于中等阶层的社群。它具有一些可观的经济标准，如收入水平或财产水平，也具有主观心理性特征，如在经济上尚达不到中产阶层标准，但心理上把自己认同为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层目前尚无一个统一接受的界定，更多地是泛指收入和消费能力较高的人群。在1994年，有人认为中产阶层的标准定义为每年税后收入在10万元以上，但现在这一收入水平提高了，国内有经济学家说：“现在我认为这个基准应该提高到税后收入万美元，相当于每年20万元。”
另一些学者提出，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其它标准还包括看某个人的资产是否超过100万元，或者是否拥有单元住宅。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这些标准将会使中国中产阶层占到总人口的10％左右。
2、中国中产阶层10年内达4亿
2002年11月30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新加坡的公开讲演中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今后10年内中国有4至5亿人达到中等收入，中国市场就将比美国市场还要大。
龙永图的这一预测是对新加坡的700多名与会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和外交官作讲演时作出的。
龙永图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增长，将为全球提供巨大商机，全世界都会从中受惠。中国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将对跨国公司极具吸引力，但那些原要投资东盟国家的资金不会完全转投中国。
龙永图对中国制造业前景是很有信心的。在谈到中国加入WTO对新加坡带来的商机时，龙永图说，如果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世界的大工厂，新加坡就可以成为替这个大工厂培训工程师、技术工人和专业经理的重要基地。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官员2001年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这里所谓“中产阶层”指的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份公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万元。
3、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写真
十年前，张和孙夫妇俩都是###的工作人员。孙已经是母亲，拥有法国文学文凭。她回忆说：“那时我们每人每月挣500法郎，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单位给我们分了一套小二居住房，位置在二环以内。张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儿子张军（当时他17岁）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每个星期六，张和孙都必须在单位里参加政治学习，星期日则做家务。她接着说：“当时，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的。我们与同住一层的邻居共用一个煤气灶做饭。”他们吃得很简单：米饭（吃得很多）、肥肉和大白菜，夏天则常吃西瓜。
张则以一种调皮的神气说：“1992年夏天，一个同事劝我下海。我们搞起了房地产生意，生意做得还不错！”他自豪地指了指他宽敞的厨房，里面有一个微波炉，一个冰箱和一台洗衣机。1999年，他花相当于70万法郎的现金在北京四环的一个小区买了一套住房。
民营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孙受雇于北京的一家法国企业，每月挣万法郎。1993年，夫妻俩向移居美国的张的哥哥借了一些钱，把儿子张军送到巴黎上大学。张军结束学业后已受雇于一家法国银行，每月工资万法郎。
这时，一个姑娘从浴室里伸出头来。她是这家的保姆，来自安徽的一个贫穷乡村。每个星期六上午，孙开车（她去年花10万法郎买的一辆武汉产的雪铁龙牌汽车）带保姆到大商场买东西。
张和孙虽然还远不能代表那些受益于经济转型时期致富的亿中国人，但他们的经历却可以充分说明中国新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方式。据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到2005年将达2亿人。美国麦金西环球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则估计，在这2亿人中，有3000万人（这部分人被称为新的中产阶层，其人数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加）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对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拥有大笔储蓄。像张和孙这样的中产阶层分子已占中国人口的15％。他们善于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机会，对政府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现在，他们开始享受生活的乐趣。
48岁的孙现在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她参加了一个体育俱乐部，并且每星期五晚上都要上发廊。她还喜欢去做很时髦的脚部按摩。星期六下午，她带着公公婆婆到市中心购物。公公婆婆则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到商场底层的小剧院边喝茶边听戏。有时，孙还通过移动电话同儿子联系在一家星巴克咖啡连锁店见面。
星期六晚上，张和孙同朋友们上饭馆。北京的饭馆里有各种菜肴，多得简直不知该怎样挑选。在东直门的一条街上，饭馆都是通宵营业。张军有时开车带着他们到一个朋友开的云南餐厅用餐。那里的装饰很有特色，简直使人感到是在纽约或巴黎。
这一家人有时还到电影院里去打发晚上的时光，或者是回家看DVD。张军更喜欢同自己的朋友们外出，例如到三里屯的酒吧去消遣。北京第一家咖啡馆开于1994年。现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酒吧街”。最近两年来，北京郊区的饭店越来越多。数以千计的家庭开始到郊区农村租房甚至买房，作为家里的第二住处。
张和孙打算在明年同儿子到欧洲旅游。他们将先到巴黎，然后到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2000年，有300万中国人就是这样出国度假的。他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东南亚国家、欧洲和美国。两年前，张和孙已利用假期在国内旅游过。2001年5月1日休假时，中国有6000万人外出旅游，消费了180亿法郎！这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4、中产阶层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90年代前后，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是《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在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10元刊”：“10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专指那些售价在10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进口铜版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些刊物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这些“贵族刊物”是指《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等。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具民间意味的“书摊”。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说：“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已开始清晰并稳定。”
这些白领杂志也可以称为“中产阶层”杂志。自这些杂志的登场开始，中产阶层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当这些杂志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并迅速流行的时候，也就是中产阶层话语实现了扩张的时候。因此，这些杂志作为文化符号，是这一阶层文化的陈情者和代言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刊于1993年8月8日的《时尚》杂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时尚》因其捷足先登和明确的中产阶层定位，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标志性的杂志。因其是国家旅游局的下属刊物，在创刊时还是把持着审慎的低调。在“主编寄语”中，刊物表达了如下的观念和办刊理念：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我们越来真切地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时尚的感觉。
时尚不是随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于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
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
作为旅游消费杂志，《时尚》将反映海内外最新潮流，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这现代旅游“六要素”中的种种文明消费，成为实用指南。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新的体验，愿每一位时代青年跟随时代生活的步伐，享受美好的人生。
《时尚》是时代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于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
《时尚》杂志确实实现了它引导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翻阅10年来的《时尚》杂志，标榜中产阶层的消费趣味是《时尚》一以贯之的追求。在创刊号上，“白领丽人的生活观”、“时装”、“美容”、“精品长廊”、“时尚购物”、“美食”等栏目，是它的主打栏目。在90年代初期，这种初级阶段的消费引导，恰如《时尚》杂志一样构成了中产阶层的身份标志，同时又与方兴未艾的商业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样，《时尚》不仅在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而且又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期而遇而获得了合法性。
在《时尚先生》专刊的创刊号上，它的第一句话是：“《时尚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关注世界潮流、讲究生活品位的现代男人。”但这位“时尚先生”的品位却是严格地锁定在“王府饭店名品专营店”里。那里有专卖英国著名的男装及服饰、有法国名牌Celine、有意大利Magli名牌皮鞋、手袋、有范思哲服装店、有路易·威登精品店，当然还有大卫杜夫雪茄店，专营瑞士公司生产的雪茄烟、烟斗、香水和领带等。因此，“时尚先生”的品位，就是在想象性的消费中来确立自己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这种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物品或财富本身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差异之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潜消费或隐性消费的悖论，即名誉过度区分的悖论，这种过度区分不在通过张扬的方式（即维布伦所说的惹人注目的方式）来自我夸耀，而是通过审慎、分析和删选的方式，这种过度区分从来只是一种富余的奢侈、一种走到了张扬反面的张扬的赘生物，因而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异。”
在《时尚》1996年第3期上，一位男装设计总监阐释了中产阶层的男装哲学：少而精。他的要求是：西装至少要有10套；便装：春夏秋冬至少各有1件夹克衫或取代西装的短外衣，再为假期准备2件色彩活跃、时髦又舒适的便装；裤子：4季各有4条常规颜色的正装西裤，条绒、帆布等质地的休闲裤至少2条；衬衣和领带：从不嫌多。至少要有7条领带，其中两条是一流品牌，还要准备1—2条领结，2—4条丝巾，要有一打衬衣；此外，还要准备符合中产阶层身份的外套、运动衣、鞋、袜、内衣、手帕、配饰、以及皮具。
这些表面的、装饰性的符号，如果说是中产阶层文化为自己确立的“品位”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类“中产阶层”大概已经所剩无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1000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还有，中产阶层的符号性“体面”不仅仅体现于外部不甚张扬的夸张中，男人以“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层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在这些贵族刊物中，健身、美容是长盛不衰津津乐道的话题。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瘦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层时尚，我们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中所引用的一则广告词中得以告知：“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层相比，中下阶级是前者的4倍。”肥胖在中产阶层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一个中产阶层美学趣味的代言人曾这样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
庞大的身体叙事在过去是成功的象征，而今在中产阶层的眼里却粗俗不堪。波德里亚在分析中产阶层“身体”时揭示了隐含其间的最大隐秘：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