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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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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需要粮食出口、供应城市居民和养活军队。但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斯大林认为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得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莫洛托夫——乌克兰，卡冈诺维奇——高加索和库班，苏斯洛夫——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不要说“全面集体化”，连“片面”也达不到。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这不知是多年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创意，还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儿子反对老子’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写道，“对政权有利，不但如此，这种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后十五年（从帕夫利克告密的1932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尔什维克掠夺、捍卫自己的‘细胞’，农村家庭尤其如此。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消灭私有财产和毁坏家庭成为斯大林时代唯一的过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审讯只是全民族悲剧的一个插曲。”
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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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2）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难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1934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作者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做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树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作者）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1925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1）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东西。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直接把记录材料交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1989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1955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89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1932年9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1991年铜像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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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2）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原载《随笔》2004年第2期）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1）
鲁迅在1932年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是一篇全面为苏联辩护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这篇文章编进了中学课本里。当年的中学生，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能记得的吧。文章里，对于苏联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是这样辩解的：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这一点鲁迅当然知道。对于这“许多物品不能充足”的原因，鲁迅说了两条：“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了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责任并不在自己，而在帝国主义身上。
作了这样的辩解，鲁迅以为还不够。文章还拿在苏联境外的两种排队来和苏联境内的排队购物作陪衬：
一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
一是中国的人民，排着长串进向死亡。
这进向饥寒和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物的那一长串更可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颇为幸运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辞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在苏联境内购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存在那进向饥寒和死亡的长队，却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困苦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鲁迅自己就说过：“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像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陪衬，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辩解，这样宣传的。这样说是不是事实呢？不是的。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从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马林科夫他们的领导，给农业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下面，摘抄一点会上的发言中有关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的材料。
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书记）的发言：
我想回忆一件小事，它表明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同志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党的十九大以后，我被选为中央书记，这时收到了从梁赞州的里亚日斯克来的一份报告，说那里没有面包，没有奶油，等等。报告指出：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粮食问题最终地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而在里亚日斯克，在梁赞却没有面包，劳动者没有面包吃，更不用说香肠和黄油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马林科夫同志委托我对这个报告进行核实。我进行了核实。马林科夫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哪是什么一时供应不上。那里根本没有面包卖，储备如此。马林科夫说：“阿里斯托夫同志，您可不要惊慌失措呀。”我从他那里得知，这是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一份核实结果的报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报告还没写完，斯大林突然要召见。……斯大林走进来，说：“梁赞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做声。“谁去过梁赞？”那时我站起来说：“我去过梁赞。”“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不是一时供应不上，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奶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引者按：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我检查了储备，储备非常少。”看得出来，我汇报的情况与马林科夫在我之前汇报的情况不一样。前面的汇报粉饰太平，说一切都很好，包括粮食问题。（第330～332页）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2）
福尔采娃（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发言：
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40％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第450～451页）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别利亚耶夫（苏共中央书记）说了一件事：
1954年伏罗希洛夫曾经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他从那里回来时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的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的确，这个州的农业状况糟透了，然而同志们都知道，1953年以前（引者按：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岂止斯摩棱斯克州的情况如此。（第498页）
马祖罗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也对比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情形。他说：
1953年以前是什么情况？当时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麻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这正是马林科夫同志领导党中央的时候。……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1953年和以后几年在农业方面才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这样，我们白俄罗斯才在农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出下面的数字。1952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我们每天能提供20～50吨牛奶出售，现在是每天出售250吨。今年，仅仅在明斯克的国营商店销售的牛奶人均占有量就是150公升。至于买面包过去要排多长的队啊！各个城市都缺少面包。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党中央积极力量的支持下亲自干预，抓住不放，解决了开垦荒地的任务，我们才解决了面包问题。现在，不仅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都不缺面包了。（第565页）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是要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于是中央委员们要求开了这次全体会议批判他们。赫鲁晓夫就坐在会场里。这些发言者在讲到他的时候，就不免有些溢美之词。到了1964年，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人们对他就大加贬斥了。苏斯洛夫在那次全会开幕时作的主题发言中说：
我国的农业状况与赫鲁晓夫不着边际地吹嘘相反，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农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七，而计划要求每年应增长百分之八。1963年的歉收更使情况恶化了。因此，我们在供应居民肉类、面包、杂粮以及其它产品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1028页）
以上只不过是从这部有一千多页的书中摘抄的点滴材料。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马林科夫们的领导对农业的破坏。弄得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香肠、没有牛奶……，要买这些，就得排长队。鲁迅为这些现象作辩解，是对苏联情况过于隔膜了。
不要责备鲁迅，他当时几乎是没有可能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的。福尔采娃在这次全会上说：“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不加证明地宣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第449—450页）
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象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同舟共进》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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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实业党”的审判（1）
关于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介绍了一点事情的真相。现在介绍一下“实业党”审判的情况。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赞颂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所以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为了让后世读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实业党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这篇演说中也提到此案，中文译作“工业党”审判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第35页）。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十分宽大，难怪鲁迅要加以赞颂了。
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给斯大林制造的一些冤案和假案平了反。而“工业党”一案却并不在平反之列。在1971年（按：这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四版中还是这样说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遭到了已被粉碎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及其应声虫的猛烈反抗。资本主义包围的敌对力量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力图破坏五年计划。1930—1931年，破获了三个大的反革命组织。“工业党”收罗了一些在工业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分子。所谓“劳动农民党”，它的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代表富农的利益，力图破坏集体化。孟什维克反革命集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内进行破坏活动。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同逃亡在国外的俄国资本家、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参加各工厂和集体农庄召开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人们，都要求严惩卖国贼。无产阶级的法庭严厉而公正地惩治了被揭露出来的人民公敌。
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近年来，揭露苏联真相的书翻译出版得多了，从其中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工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国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伊恩·格雷的话说，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传性的审判”（见《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318页）。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苏联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2）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B．И。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釆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查尔诺夫斯基——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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