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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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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高尔基没回国，7月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议我给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总局汇编的《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结》。因为他说您正研究这方面问题。”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业党》的审讯材料。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在这两份材料影响下写了为世诟病的名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斯大林得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此后高尔基这句名言便成为恣意迫害无辜的有力论据。1938年7月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伊沃什向维辛斯基反映，他们那里用残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维辛斯基回答道：“我们不打算姑息敌人。打烂人民敌人的脸有什么不好。您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高尔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难道他真相信那两份材料吗？还是因为给斯大林的信写得过于尖锐，想缓和一下关系，对斯大林做出让步？
高尔基回国定居后，1933年8月17日组织120名著名作家参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是由劳改犯开凿的。运河管委会对作家们招待得再好不过。每日都是佳肴美酒。平时沾不到荤腥的作家们在这次旅行中大饱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写文章。于是他们对政治保安局大唱赞歌，分头写出《国家与它的敌人》、《保安总局、工程师、规划》、《契卡人员》和《彻底打垮敌人》等数十篇。高尔基同失宠的前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和运河管委会主任费林把作家们所写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高尔基此举并未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难道不知道运河是劳改犯（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凿的？他编这本书是再次向斯大林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响他还是有意讨他欢心呢？不过此后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经常见面，高尔基可以随时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也在文学问题上向高尔基请教。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龙斯基写道：“斯大林经常向高尔基让步，甚至不同意的时候。”高尔基在苏联的威望达到顶点，他的话往往被当成指令。高尔基同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持续到1934年年底，以后完全变了。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5）
高尔基同斯大林关系的转折点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他听到这消息时正在克里木疗养，接着听说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祸首定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已于12月16日被捕。高尔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赶回莫斯科，立刻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是否发生了误会，斯大林以从未有过的冰冷语气回答道：“需要这样。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奇怪您为什么张皇失措。难道不是您教导我们大家：如果敌人不投降……？而他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再说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么也决定不了——需要调查，然后审讯，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们的罪行。”
高尔基同加米涅夫关系不错。加米涅夫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时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尽量帮他们解决困难，同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仅喜欢文学，还有文学才华，写过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坛后，在高尔基的请求下，斯大林让他当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他和高尔基一起准备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加米涅夫准备把余生献给文学事业时却因被定为谋杀基洛夫罪而被捕。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文学的腐烂物》，就科学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写道：“为什么科学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选中《群魔》呢？出版这本被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想向苏联读者兜售什么？……众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性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轰动不在艺术上，而在于它是反动政治的旗帜。这部小说是对革命的恶毒诽谤……。”文章针对的当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这本书的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加米涅夫和高尔基，因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规划是他们共同制定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警告。高尔基本应沉默，但却挺身而出，1月24日发表了公开为加米涅夫辩护的文章《关于〈群魔〉的出版》：“我坚决支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群魔》，……我这样做是反对把合法文学变成非法文学，这类书在‘地下’出售；以违禁诱惑青年……。”第二天扎斯拉夫斯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就正于高尔基》，嘲笑高尔基观点前后不一致，挑出引文中记错的地方。文章来得之神速，语气之粗暴，文辞之刻薄，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高尔基，大家确信受批评的人一定会“进去”的。这是斯大林发出同高尔基决裂的信号。大概怕高尔基不能领悟，三天后又发了一次。《真理报》1月28日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蹩脚的小说《磨刀石农庄》作者，竟敢公然向高尔基挑衅，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谈的又是去年的旧事。高尔基曾批评他滥用方言，潘菲洛夫表示接受，并还到高尔基家致谢。怎么一年后又说高尔基嘲弄他呢？当天高尔基便写了《关于“公开信”以及其他的信》，但《真理报》总编辑梅赫利斯拒绝发表。如果无人指使，潘菲洛夫不敢给高尔基写公开信，梅赫利斯也不敢不发表高尔基的文章。高尔基明白了斯大林的信号，提出出国请求，但遭到拒绝。斯大林中断了同高尔基的联系，就连商洽斯大林接见罗曼·罗兰的时间，也得通过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他的行动受到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监视。高尔基编《我们的成绩》杂志时的助手什卡帕在回忆录《追随高尔基七年》中，记下了高尔基对他说的话：“我被包围了，封锁了，只好原地不动……。”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已被关进笼子里。
高尔基临终前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较量，但他失败了。这得从一个女人谈起。她姓布德别尔格，高尔基圈子里的人都管她叫姆拉。被称为“白银时代老太太”的著名俄侨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称她为铁女人。姆拉精明过人，酷好冒险，精通英、德、法数种语言。她表面上是高尔基女秘书，实际上是女主人，同高尔基共同生活了12年。1919年结合，1933年分手。她没同高尔基一起回国，迁居英国。别尔别罗娃说姆拉“是双重间谍：向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发生的事”。高尔基对姆拉非常信任，同欧洲作家交往都由她任翻译。1933年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别人写给他的信和自己的回信抄件，以及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信又可分四类：第一类，他彻底转向苏联前同侨民文化名人的通信；第二类，苏联作家和学者到国外开会或访问期间给他写的信；第三类是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同他辩论的信；第四类则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出差、疗养时的信，有布哈林、李可夫、克拉辛和皮达可夫等人的信。信里有不少骂布尔什维克的话，也有不少骂斯大林的话。高尔基同儿子马克西姆和姆拉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让他头疼不已的档案材料。马克西姆提议用它们放焰火，高尔基和姆拉都不同意。最后三人决定由姆拉带往英国保存，并达成协议：以后如有人携高尔基亲笔信索取，姆拉也决不交出。斯大林知道高尔基有批档案材料在国外，也知道档案材料的大致内容，极想得到它们，因为这时斯大林已决心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政敌，高尔基的材料是他们反对自己的有力证据。斯大林的情报显然来自姆拉。我过去接受了别尔别罗娃的观点：“高尔基临终前想见姆拉一面，同斯大林达成交易：高尔基交出档案，斯大林把姆拉接到莫斯科，并保证她来去自由。”当时也觉得这种观点不符合高尔基的为人原则，但1991年以前没看到新材料，便接受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说高尔基为见心爱女人一面竟出卖了大批朋友。别尔别罗娃所以得出错误结论，是因为她只查到姆拉1936年6月到过苏联。高尔基6月1日从莫斯科市内搬往郊区哥尔克别墅。经过新处女地陵园时，一定要下车看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那天风很大，患了感冒，18日便去世了。别尔别罗娃没弄清姆拉回国的日子，因为姆拉有关自己到苏联的事从不说实话。她向很多人矢口否认1958年以前到过苏联。其实她自1933年4月至1936年7月起码到过苏联六次。1966年1月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耶夫斯基给美国苏联问题学者费希尔的信中写道：“……1935年高尔基庇护加米涅夫，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到巴黎参加作家大会，要求他交出档案。高尔基委派彼什科娃（高尔基前妻）到国外向布德别尔格（姆拉）要回档案，遭她拒绝。……布德别尔格1936年4月乘坐在边境等待她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姆拉是4月把材料送到莫斯科的，那时高尔基并未生病，谈不上“临终前见一面”。高尔基看出斯大林要杀害老布尔什维克，档案关系他们性命，派波什科娃抢先要回，以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没成功。而斯大林则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这批档案，把反对派攥在自己手心里。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6）
高尔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测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维·伊万诺夫199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文章的标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杀害高尔基》。但细读他们的文章，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只能算作假说。然而1935年斯大林同高尔基彻底破裂却是不争的事实。高尔基公然庇护斯大林决定消灭的人，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斯大林不再期待高尔基为他写传记，选定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充满赞美之辞，解放前由徐懋庸译成中文，书名改为《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不再需要高尔基，把他打入冷宫。
高尔基回国后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的心愿？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在斯大林1930年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以及任命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布哈林为《消息报》总编辑上，仍能看出高尔基的些许影响，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是在高尔基逝世两个月后进行的，也算给高尔基一点面子。
（原载《随笔》199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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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营救牛兰（1）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号住处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1894—1963年），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牛兰是他在中国所用的许多化名之一。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就在远东局联络部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因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供出了他来，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逮捕的时候发现他们夫妇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在上海有多处住所，足以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外国侨民。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牛兰被捕，苏联立刻进行营救活动。一个通常的例行的程序，是发动各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向中国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计划采取更直接的营救措施。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也说到了这事：“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3日到达上海的。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第290页）她不负所托，回国之后立刻把这事担当了起来。
左尔格潘汉年营救活动的材料，我见到的有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著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群众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营救两位同志的斗争”，写的就是佐尔格受命营救牛兰夫妇这件事。看来这书的译者没有查阅相关资料，以致书中根本没有出现“牛兰”一名，只用诺伦斯、努伦斯等名字，而且把牛兰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译成“工会的远东泛和平主义秘书处的干部”。但是书中说的一些情节，例如说“1931年8月14日，英国巡捕把鲁格夫妇交给了蒋介石警察局”。可知说的就是营救牛兰夫妇的事。
佐尔格为营救而进行的活动，这书中说，“佐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死牢里的鲁格夫妇取得了联系，并随时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具体的营救方案，这书中说：“佐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第69页）接着，这书中详细叙述了“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各携两万美元分途前往上海送交佐尔格的经过。这两位秘密交通员中的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在江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大人物李德。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没有说到自己担任送款专使这事，但是谈到了用行贿的办法营救牛兰的事。他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了佐尔格小组一些怎样的合作，公众当然无从知道这个秘密。公开的活动却是可以知道的。陈修良著《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说：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期间，遇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通过各种公开合法关系与敌人斗争。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扣押在南京，引起了上海文化界的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进行营救牛兰夫妇的斗争。他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一些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朱正：营救牛兰（2）
从另外的资料中可以知道，这次宴请的日期是1932年7月10日。
营救的结果，据《佐尔格的一生》书中说：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成功地用这笔钱贿赂了国民党政府内的有关人员。1932年6月，鲁格夫妇获释。并被允许离开了中国。（第70页）
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了。这是蒋介石直接过问的要案，不论多少美元行贿都不可能成功。牛兰夫妇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趁机出狱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宋庆龄营救牛兰最重要的一次行动，任何他人也无法代替她的行动，是她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中国释放牛兰夫妇，苏联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经是苏联手中的人质了。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或者说，就是斯大林本人）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出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这也可以看出苏联方面是如何看重牛兰这一要员了。中国方面也同样看重牛兰这一要犯。前引杨天石书中有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记：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第370页）
在这本书里，作者杨天石讲了他对这事的看法：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第374页）
外国名流的抗议电报，潘汉年左尔格的秘密计划，以蒋经国作交换的提议，所有这些都没有达到营救牛兰的目的。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说，“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第292页）这事在杨天石的书中是这样说的：“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第375页）《中国论坛》的编者伊罗生（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编译者）也以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多次探监。
据我看来，五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由这“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扩大改建的。除了原来营救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员之外，还尽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这一组织的分量。除了仍旧把营救牛兰夫妇作为实际上的首要任务之外，还加上了营救其他###的任务，加上维护一般人权的口号，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我这看法有一个有趣的旁证。在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列举了参加“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名单，其中包括鲁迅和胡适（第292页）。可是人们都知道，这两人都没有参加牛兰救援委员会，他们只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爱泼斯坦是把这两个团体混为一谈了，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回事。还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营救牛兰的活动即以同盟的名义进行，不再以营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了。
（注：本篇是《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一文的第二节。这篇全文见《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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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一）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何许人，恐怕中国读者没人知道。但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这些国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铜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则每所中学校都有），给他戴上红领巾，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少先队每次活动的时候唱队歌，也要唱“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所以他们从小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对任何人的宣传，甚至超过对斯大林的宣传。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连斯大林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殊荣。我就没听说过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像的事。1952年我在苏联《星火》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画，一位少先队员站在屋子当中，昂首挺胸，面对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左边坐着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这幅油画是1952年全苏美展获奖作品，画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我不明白画的意思，便去问苏联老师。她告诉我少先队员是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农业集体化时告发父亲，左手托腮的是他父亲，白胡子老头是他祖父。我记住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告发老子的少年英雄。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二）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要开垦多少耕地就能开垦多少。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伊万和特罗菲姆后来各自成家，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想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岁，进入村里刚开办的小学，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内战时期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帕夫利克因告发父亲成了英雄。记载帕夫利克英雄事迹的书多如牛毛，但内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这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父亲，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变成敌人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邻居们说塔季扬娜是邋遢女人，屋里脏得下不了脚，她从不打扫。特罗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几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跟别的女人过去了。这在那时的农村是极其平常的事。父亲离家后，喂马养牛，清除牛棚马圈，准备过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没有父亲帕夫利克无法应付。他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他才会回心转意。五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离开，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批“富农”是被武装人员赶出家门，什么东西都没带出，便被押解到这里来的。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把他们赶到原始林区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富农”都是勤劳农民，种田能手。他们可能贪婪，但绝不是懒汉。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雇工，但不会亏待雇工。他们知道，如果亏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干活，吃亏的还是自己。他们生活得比懒汉们好，便成了“富农”。特罗菲姆这样做违背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1）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审判声势浩大，向全区直播。那时直播是在各村安装大喇叭，让各村的人都能听到法官宣读的判决辞。接着从中央《少先队真理报》到州、区报纸大量报道这次公审大会。法官说，帕夫利克带着弟弟费佳到森林采浆果，祖父和堂兄丹尼拉在森林里把他们杀死。我看过部分审讯记录，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审讯并没提到舅舅，不知为何舅舅顶替了堂兄。我怀疑这两个孩子并非他们三人所杀。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们把他养大，对他有感情，下不了狠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欢外甥，怎么会杀他呢。他们肯定不满意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行为，可能会骂他，打他，但不会杀他。那么谁杀的呢？为什么要杀呢？我从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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