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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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石。曹操来到皇帝身边，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因议郎属冗官，没有一定职务，没有固定工作，倒反而清闲了。
　　第二年，即光和元年（178），曹操团堂妹夫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这一年，灵帝宋皇后被废，忧死，其父不其乡侯宋酆及兄弟全被杀掉，宋奇很有可能是宋皇后的一个兄弟。曹操被免官后，在洛阳无事可做，便回到家乡谯县闲居下来。
　　光和三年（180）六月，灵帝诏令公卿每人推荐一个能通晓《尚书》、《毛诗》、《左传》和《谷梁春秋》的士人，任为议郎。曹操团通晓古文经学，又被征召，回到议郎任上。这次任职时间较长，曹操不甘寂寞，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上书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延熹八年（165），其长女被选送入宫，桓帝封为贵人，窦武被任为郎中。这年冬，贵人立为皇后，窦武升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第二年冬天，调任城门校尉。窦武利用职务之便，征召了不少名士。自己廉洁奉公，嫉恶如仇，不受贿赂，家人衣食仅保充足而已。所得赏赐，全部用来接济太学诸生，还经常接济贫民粮食。其时宦官专权，李膺、杜密等被逮捕拷问，窦武特地在永康元年（167）上书要求惩办宦官，释放党人，对李膺等人的获释起了很大作用。这年冬，桓帝死，窦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与窦武定策，迎立解渎亭侯刘宏为帝（即灵帝），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改封闻喜侯，成为外戚集团的首领。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著名党人，与李膺、王畅享有同等声望，太学生中流行着这样的评语：“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又与窦武、刘淑一起被人们誉为“三君”，所谓“君”，即可为一代人所尊奉、所效法的意思。桓帝时，曾历任太守、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太尉等职。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大将军梁冀曾有事相求，派人送来一封信，陈蕃拒不接待。使者玩弄花招见到了陈蕃，陈蕃怒而将其打死。李膺等党人被宦官陷害，陈蕃一再为之申辩，言辞激切，宦官恨之入骨，本欲将其置于死地，但因陈蕃是名臣，终究不敢加害，最后只好免官了事。窦太后临朝，陈蕃重新得到重用。当初，桓帝曾打算立田贵人为皇后，陈蕃以田氏出身卑微、窦氏出身良家为由，竭力主张立窦氏，桓帝最后只得立了窦氏。窦太后因此很感激陈蕃，临朝后即任命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掌朝政。
　　窦武、陈蕃都有翦除宦官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安插亲信，重新起用李膺、杜密等人，共谋起事。但因宦官曹节、王甫等人谄事太后，骗取了太后的信任，计划一再受到阻挠。建宁元年（168）八月，窦武使人上奏，打算逮捕曹节等人。曹节等先发制人，挟持灵帝，劫夺太后，矫诏逮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射杀使者，发兵数千人对抗。曹节、王甫调兵与窦武对阵，窦武最后失势自杀，宗亲、宾客、姻属同时被害。陈蕃亲率部属80余人拔刀响应窦武，被王甫调兵围困，最后逮送监狱遇害，宗族、门生、故吏被免官禁锢。
　　窦武虽身为外戚首领，但同时又是著名党人，他同陈蕃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廉政洁行，不满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其反对宦官集团的行动自然是深得党人和名士的肯定与激赏的。曹操也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上书为窦武、陈蕃鸣冤的：
　　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
　　一方面肯定了窦武等人品德行为的正直，另一方面斥责了奸人的擅权，一针见血，义形于辞，再一次显示了曹操反对宦官专政的立场，同时也显示了曹操勇于革新政治的精神。但由于其矛头不仅仅是指向宦官集团，还隐约地指向了灵帝，不仅仅是在翻历史旧案，还分明有些针砭现实，因而其意见未能被灵帝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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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仕途初试（3）
窦武被害后，全家受到牵连，只有一个两岁的孙子窦辅脱逃。曹节等人得知后，搜捕甚急。窦辅在窦武门生胡腾等人的掩护下，逃到零陵地界，胡腾谎称窦辅已死，把窦辅留在家中当作儿子抚养，并改为胡姓。窦辅后被举为桂阳孝廉。建安年间，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曹操袭占荆州后，让窦辅及其家人徙居邺城，把窦辅安排在丞相府工作。窦辅后来从征马超，中流矢而死。
　　二是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当。
　　光和五年（182）正月，灵帝诏令三公举奏州县官员中没有政绩、相反蠹害百姓而被百姓编成歌谣传唱者，—一予以罢免。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秉承宦官旨意，接受贿赂，阿从世俗，对那些民愤很大的贪赃枉法的宦官家属、亲戚、宾客不予查处，反而纠劾了边远小郡清廉自守、有惠民表现的官吏26人。这些被诬陷的官吏，纷纷向朝廷陈诉冤枉。司徒陈耽不同许戫、张济同流合污，上书灵帝切谏说：“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但灵帝是非不分，对陈耽的上书置之不理，结果不仅许戫、张济依然逍遥法外，而且由于宦官的忌恨和诬陷，陈耽反在三月被罢官，两年后冤死狱中。
　　就在陈耽上书的上半年，灾害频频发生：二月瘟疫流行，四月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失火。相信天人感应的灵帝于是下诏，向臣下广为征询政事的得失。曹操对许戫、张济的所作所为早已心怀不满，于是利用灵帝因灾害不断而惶惶不安的机会，不避自身安危，不顾官职卑微，继陈耽之后再次上书切谏，谴责公卿举奏专门回避贵戚。灵帝这次大概因迫于灾祸频仍，有所畏惧，于是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责备许戫张济失职，被错纠的官员得到平反，许戫还在稍后的十月被免职。曹操由于抓准了时机，在这一个回合取得了胜利。
　　此后，朝政越来越混乱，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很难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再上书，慢慢沉默下来。
　　三一个敢作敢为的济南相
　　中平元年（184）二月，黄巾大起义爆发。起义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三个地区，冀州地区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颍川地区由波才指挥，南阳地区由张曼成指挥，将矛头指向东汉的都城洛阳。东汉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加强洛阳周围的防卫，并派北中郎将卢植去冀州镇压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去颍川镇压波才。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起义军，在党锢事件中遭受禁锢的党人被宣布赦免，曹操也在这个时候得到重用，由六百石的议郎升任为比二千石的骑都尉，同皇甫嵩、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
　　各地起义军顽强奋战，先后将卢植、朱俊和皇甫嵩打败，并把皇甫嵩包围在长社城内。但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包围长社的部队竟依草结营，结果在一个刮风的夜里被皇甫嵩放火突袭，造成惊乱。这时曹操恰好赶到，皇甫嵩、朱俊乘势与曹操合兵夹击，起义军大败，几万人被杀。颍川地近洛阳，这一路起义军对东汉朝廷威胁最大，结果最先被镇压，对全局影响很大。此后，形势开始逆转，南阳、冀州的黄巾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下，越来越被动，最后力量不支，被各个击破。
　　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其他各地的黄巾军继续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曹操后来还曾多次与黄巾军对垒。参与镇压黄巾军，这是曹操一生行迹的一个严重污点。虽然这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各阶层所共同采取的立场，许多政治人物、包括许多比较开明的政治人物都曾参与此事，但曹操无论如何难辞其咎。曹操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全力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地位。
　　由于镇压黄巾起义有功，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朱俊被封为西乡侯，曹操也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汉代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但同时以一部分郡县分封王侯，当时人称为“郡国”。东汉时，王国封地相当于一个郡。按制度，被分封的王只能享受封区内的赋税收入，没有行政权力。国相就是中央政府派到王国处理政事的官吏，职位与二千石的郡太守相等。曹操由于出身在地位不高的宦官家庭，又不是隐居岩穴、可以自高身价以吸引当政者前来礼聘的名士，因此他在被举为孝廉后常常担心被人们看成是平庸无能的人，非常渴望得到郡太守的职位，以便以振兴政治和教化的实绩来树立起个人的声誉。他在洛阳北部尉、顿丘令以及议郎任上之所以力图有所作为，这种心理不能说没有起相当作用。如今，他真正得到了相当于郡太守的职位，于是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以图实现心中的宿愿。
　　

第二章仕途初试（4）
济南国所属十县，令、长大都对上交通朝廷贵戚或宦官，对下勾结地方豪强，依仗权势，狼狈为奸，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弄得声名狼藉，而历任国相却都不敢加以干涉。曹操到任不久，即上奏朝廷一鼓作气罢免了其中的八个。这样一来，上下无不为之震恐，犯法作乱的人纷纷逃往外郡，辖境内一时间变得异常平静，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西汉初年，齐悼惠王之子刘章因同周勃、陈平诛除诸吕有功，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被封为城阳王，死后城阳国为其立庙祭扫。青州诸郡转相仿效，祠庙越来越多，其中以济南国为最，达到600余所，淫祀之风为此越刮越烈。一些有钱的商人在祭祀时，排场搞得很大，坐上二千石官员才能乘坐的车子，穿上二千石官员才能穿的衣服，有歌舞艺人唱唱跳跳，吹吹打打，就象后世的迎神赛会一般。他们利用淫祀标榜祖宗的所谓“功德”，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欺诈人民，骗取钱财，因而祭祖之风越奢侈，老百姓也就变得越贫穷，而历来的官员却没有人敢于加以禁绝。曹操到任后，一举将祠庙全部摧毁，并严禁官民再搞祭祀活动，一时间没有人敢再提奸邪鬼神之事。
　　此外，曹操还比较公平地选用官吏，力图使政治变得较为清明。这些，都表现了曹操决心廊清吏治的精神，同时进一步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政治才干和胆识魄力。
　　但是，曹操的行动却得罪了朝中当权的宦官，地方豪强也对他恨之入骨。曹操一方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去迎合权贵，一方面又考虑到已经多次触犯权贵，再这样干下去，担心会使全家受到连累。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之祸，曹操在当年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请求回到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实际是要求赋闲。朝廷再次任命他为议郎，曹操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但却常常装病，不去上班。第二年，即中平二年（185），朝廷让曹操去做东郡太守，曹操不仅没有答应，相反连议郎也不肯再做，推托有病，辞官回到家乡谯县去了。
　　四以曲求伸的策略
　　曹操托病辞官，固然由于他在担任济南相时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当权的宦官，怕遭到打击报复，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曹操早在做洛阳北部尉时就敢于棒杀小黄门蹇硕的叔父，这时虽有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但毕竟还没有遭到打击报复，如果就急急忙忙地退却，那是不大说得过去的。何况，这时他的父亲曹嵩还大权在握，中平四年（187）甚至还花一亿钱买了个太尉的官做，算得是一个有钱有势、有头有脑的人物，朝中有这样的人撑腰，曹操自然也不必有太多的顾忌。他之所以托病辞官，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考虑。
　　东汉末年，岩穴隐居在名士中是十分盛行的风尚。由于隐居被人们认为是有才能而又清高的人才干的事情，因此隐居可以抬高身价，成为当政者注目和礼聘的对象，不失为一条做官的捷径。曹操常为自己不曾是岩穴隐居之士而感到遗憾，他正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弥补这一遗憾。他还作了一个横向比较：和他一同被推为孝廉的人中，有的人已经五十岁了还不称做年老，他现在不过才三十岁，即使隐居二十年再出来做官，也才同这些人刚被举为孝廉时的年纪相同，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他毅然回到了家乡，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的地方盖了一座幽雅的书房，打算一年中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文武并进，积蓄力量，以图将来的发展。这个地方比较低洼，曹操打算利用沼泽中的泥水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断绝宾客的来往。
　　但曹操并未能在谯县赋闲多久，就因形势的需要而被征召出山了。中平元年（184）黄巾主力被镇压后不久，金城人边章、韩遂起兵反叛。第二年春天，率军数万进攻长安附近地区，侵逼刘氏皇陵。朝廷派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无功而还。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等率步骑十余万进讨，先败后胜，边章、韩遂败回金城。中平三年（186）冬，韩遂杀边章等人，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韩遂联合，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耿鄙司马扶风人马腾也拥兵反叛，汉阳王国则自号“合众将军”，起兵响应韩遂。一时间天下骚动，朝廷震恐，于是赶忙网罗人才，企图加固根基。曹操便在这时被召为都尉，成为带兵的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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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仕途初试（5）
曹操手中有了兵权，成为一些人瞩目、拉拢的对象。中平五年（188）五月，术士襄楷对冀州刺史王芬说：“天象的变化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是到了灭族的时候了。”王芬信以为真，于是勾结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同时联络了一些地方豪强，以黄巾余部黑山义军攻掠郡县需要起兵镇压为借口，给灵帝上书，请求灵帝北巡河间，企图利用灵帝北巡的机会发动政变，废除灵帝，诛杀宦官，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也来约结曹操，曹操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条件，认为这个计划必然失败而加以拒绝。其辞云：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囊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从语意看，曹操似乎并不反对废掉灵帝，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伊尹、霍光行废立帝王之事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伊尹怀着对国家最大的忠诚，有辅相的权势和在百官之上的地位；霍光也是凭藉了有声望的大臣的地位，同时利用了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这些，似乎反映了曹操内心的一些朦胧的追求和向往，他后来正是沿着伊尹、霍光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文章从古今形势和欲行废立者的主客观条件两方面条分缕析，言之凿凿，头脑清醒，谋虑深远。不久，王芬等的阴谋果然败露，王芬畏罪，弃官逃走，在途中自杀。
　　黄巾起义之后，灵帝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日益留心军事。在###四起、天下扰攘的情况下，决定组织西园新军，来加强拱卫首都的力量。中平五年（188）八月，在西园成立统帅部，即所谓“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最得灵帝宠信，被任命为上军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听他指挥，成为实际的全国最高统帅。虎贲中郎将袁绍因是“四世三公”之后，他家又曾和宦官袁赦攀过本家，被任命为中军校尉，也就是副统帅。此外，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曹操能够打进新军并任要职，弄得蹇硕也不得不与这位十四年前曾经棒杀其叔父的仇人共事，除了曹操本人的才干和已经建立起的名声外，其父、祖的余荫显然也在这里发挥了一定作用。
　　曹操成为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将领，使他在仕途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曲求伸策略的胜利。曹操个人的欲望也随之膨胀起来，当初只打算做一个郡太守，现在却想凭藉手中兵权，为国家“讨贼立功”，以便获得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在墓道前的石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报偿。志向的升级，预示着曹操在政治舞台上将会有更为出色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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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讨伐董卓（1）
一“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以上军校尉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同以大将军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
　　灵帝生前，几个皇子先后夭折，留下何皇后所生皇子辩，王贵人所生皇子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认为刘辩轻佻无威仪，不能充任人主，有意立刘协。但因何皇后有宠，何皇后兄何进自中平元年（184）起又一直担任大将军之职，手中握有重权，所以久久决定不下来。直到中平六年（189）病重，才将刘协托付给蹇硕。蹇硕既受遗诏，加之一向轻视忌恨何进，因此灵帝一死，便想杀掉何进后再立刘协。不料阴谋泄露，计划失败。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少帝），时年十七岁。何太后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控制朝政。刘协被封为渤海王，不久徙封陈留王。
　　何进深恨蹇硕阴谋图己，又知道官僚士大夫无不对宦官心怀不满，因此执掌朝政后，便依靠袁隗的侄子袁绍、袁术等人，共同谋诛宦官。蹇硕疑虑不安，写信给宦官赵忠、宋典，建议赶快动手，将何进等人捕杀。不料宦官郭胜是亲近何太后的，他同赵忠商议后，到何进处告了密。何进先发制人，立即将蹇硕捕杀。
　　袁绍劝何进乘机把宦官全都杀掉，何进去向太后请示。太后因当初王美人生下刘协后被她毒死，灵帝大怒，要废掉她，全靠众宦官求情才过了关，因此对宦官抱有感激之情，不肯答应何进的请求。何进的弟弟何苗因受宦官贿赂，也来加以劝阻，此事便搁置了下来。袁绍又劝何进多召四方猛将、特别是召并州牧董卓领兵入京，以威逼太后，何进接受了这一建议。
　　何进的主簿陈琳、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人反对袁绍的建议。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找到何进，微笑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
　　“宦官从来都是有的，只不过君王不应当把大权交给他们，过分优宠，以致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要治他们的罪，应当除掉首恶，一个狱卒就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好，何必纷纷把外地的将领都召来京城呢？想要杀尽宦官，计划必定泄露，我看这件事是要失败的。”
　　在这里，曹操表现了与袁绍等人不同的主张和见识。袁绍主张把宦官杀得一个不留，曹操则主张保留多数，打击少数，只将宦官中罪大恶极的魁首除掉就行了。这虽然和曹操的出身以及曹操父子与宦官集团的瓜葛不无关系，但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说却是不无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对稳定当时局势、避免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果只须惩办几个首恶，确乎也不需要大动干戈，何进现有的力量就足可胜任了。如果想要一网打尽，就必然兴师动众，事情也就不容易做得机密。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分析是完全有道理的。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袁绍的态度过激，何进则缺乏谋断，都不合曹操的口味。曹操本来也是反对宦官专政的，这时又身在洛阳，据说还曾私自潜入宦官张让宅院，企图行刺，被张让发觉，曹操一边在庭院中挥舞长戟，使追捕的人无法近身，一边从容后撤，翻墙而出，反对宦官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但他始终不曾与何进、袁绍共谋，这决不是偶然的。
　　曹操反对召外将进京，也包含着他对董卓其人的认识。
　　董卓，宇仲颖，陇西临洮人。其人粗猛有谋，体力过人，能左右驰射。少年时喜欢游侠，曾到羌人居住的地区游历，交结羌族上层“豪帅”，在陇西有些名望，被地方官看中，做了凉州的兵马掾，领兵巡守边塞。桓帝末年，跟随中郎将张奂镇压羌族人民的反抗，屡立战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升任中郎将，接替卢植领兵镇压黄巾起义，被打败。不久，跟随车骑将军张温攻打反叛朝廷的边章、韩遂，取得一些胜利，升为前将军，封乡侯。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地位声望的提高，董卓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朝廷对此有所察觉，想要解除他的兵权，召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之职，他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拒不从命。灵帝快死时，又召他为并州牧，要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他再次拒绝，驻兵河东，等待局势的变化。当得知何进要他带兵进京时，他认为时机已到，二话没说，立即上路，并上书请求惩治宦官张让等人。
　　

第三章讨伐董卓（2）
董卓还未到达洛阳，何进想要尽杀宦官的图谋泄露，宦官惧而思变。八月，宦官张让、段圭等乘何进入宫见何太后的机会，埋伏在宫门外，当何进事毕出来时，突然袭击，将他杀死。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及袁术等闻讯，领兵攻打宫门，放火焚烧东西两宫。张让、段圭等连忙劫持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刘协等逃往北宫。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搜捕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死，一共杀死宦官二千多人，连有些没长胡须的人也被误杀了。张让、段圭等数十人困迫无计，只得劫持少帝及陈留王等逃出洛阳北门。当逃到黄河边的渡口小平津时，被尚书卢植带兵追上，数人被杀，其余被逼投入黄河，自溺身亡。
　　这时，董卓已经抵近洛阳，遥见洛阳火起，引兵急进，迎上了被劫持出城的少帝和陈留王，一同回到洛阳。董卓凭藉兵威，自任司空，专断朝政，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献帝，并在永安宫将何太后毒杀。接着，董卓自任太尉、相国，进一步控制了朝政。长期以来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交替执政、互相火并的局面至此结束，东汉王朝也在这种火并中，名存而实亡。此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便主要表现为各个官僚地主武装集团之间的冲突，即所谓军阀混战了。
　　董卓是个非常残暴的家伙，掌权后，采取高压政策，以严刑服众，稍不遂意就开杀戒，弄得朝中人人自危。他的凉州兵，除了汉人外，还杂有羌人和胡人（匈奴），纪律性很差，破坏性很大，经常四出抢劫财物，掳掠妇女，甚至在朝中奸乱公主和宫女。一次董卓派兵到阳城，把正在祭土神的民众包围起来，男子全被杀死，头颅被砍下来挂在车辕上，将妇女和财物弄上战车，歌呼而归，说是“攻贼大获”。回到洛阳，将男子的头颅聚拢焚烧，妇女则被赏给士兵作婢妾。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
　　另一方面，董卓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地位，又特别对官僚士大夫做出了一些姿态。他为窦武、陈蕃伸冤，重用周珌、伍琼、郑泰、荀爽、何颙等名士，恢复陈纪、韩融等党人的官爵，以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佃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张邈为陈留太守。大儒蔡邕过去遭受宦官打击，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天之中三次升官，一直做到侍中。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能起多大作用，官僚士大夫多对董卓心怀不满，只是迫于董卓的高压政策，暂时隐忍，一些人则公开表示不同董卓合作，如袁绍在为废立之事同董卓发生冲突后逃奔冀州，其堂弟袁术逃到了南阳。
　　董卓当初阴怀野心，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拒绝朝廷征召，曹操肯定是有所了解的，因此他反对召外将、特别是召董卓进京，是有着阻遏董卓野心、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的。董卓来到洛阳后的所作所为，曹操更是耳闻目睹，并抱有自己的想法。曹操本来也是董卓拉拢的对象，董卓上表朝廷荐举他为骁骑校尉，并想把他引为心腹，共同商议大事。但董卓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曹操料定董卓虽然得势一时，但必然很快归于失败，因此不肯同董卓同流合污，于是毅然改名换姓，逃出洛阳，走上了同董卓公开决裂的道路。
　　二首举义兵
　　曹操只带了几个亲随骑兵，溜出洛阳城来，抄小路朝东边家乡谯县方向急驰。出了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故友吕伯奢家借宿，发生了杀吕伯奢一家数口的事情。对这件事，史籍记载各有不同。
　　王沈《魏书》说，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不在，他儿子和几个同伴抢劫曹操的马匹和财物，曹操发觉后，亲手将这几个人杀死。
　　比王沈《魏书》稍为晚出的郭颁《世语》，所记则大不相同。说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外出了，在家的五个儿子热情接待曹操，礼节很周到，但曹操因为是违抗董卓命令偷逃出来的，疑心主人要害他，于是趁着天黑用剑杀死了八个人逃走了。
　　比《世语》还要晚出的孙盛《杂记》，在《世语》记载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产生误会的细节。说曹操到吕伯奢家后，听到食器相碰发出的声响，以为是兵器相击发出的声响，进一步以为是吕伯奢的儿子要杀害自己，于是决定抢先下手，趁着天黑将其杀死。事后还凄怆地说了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后出门逃走。
　　

第三章讨伐董卓（3）
上引三说，哪一说更接近事实，已难断定。如果第一说是事实，曹操属于自卫，是锄奸除害，其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第二、三说是事实，曹操的行为属误杀，有可理解的地方。因为曹操是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逃离洛阳的，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心情极度惶迫，神经高度紧张，加之食器相碰的声音确实很象兵器相碰的声音，在那种瞬间就可能丧失性命的情况下，又来不及作冷静的思考和调查，于是就发生了不幸。可能曹操杀人后马上就发觉是杀错了，而错杀的又是故人之子，不免有些后悔，有些悲伤，于是产生了“凄怆”的感情，这种感情很难说是装出来的，是虚伪。“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云云，则是曹操发觉杀错人后一种强词夺理的自白和强自慰解，暴露了曹操自私残忍的性格，成为后来一些独夫民贼信奉的格言，是不足为法的。曹操多疑的性格，也在这里得到了初步的展示。
　　曹操继续东逃，经过###时，遇到了一次真正的危险。大概由于形色匆忙，一个亭长怀疑曹操是逃犯（这时曹操本来也是个“逃犯”），把他逮捕，送到县里关押。这时县里已经得到董卓通缉曹操的文书，只是还不知道被捉的这个人就是曹操。只有一个功曹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