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袁世凯-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大圈子跑到天津去向荣禄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刚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叶祖圭等人来访，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次日再说。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慈禧有旦夕之祸，事关紧急，袁世凯完全应该、也可以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只因有客人即将此事拖延一天，于理不通。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驰京报信，两人却为如何保全光绪“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又耽搁了一整天，当时处于险境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按袁世凯日记，荣禄的做法有悖常理。第四，时间上显然有矛盾。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实行训政是在八月初六上午。袁世凯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帝后，即乘火车回天津。袁世凯日记中说：“抵津，日已落。”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当在夜间。即使当时荣禄得知了围园之谋，也难以于当夜赶到北京，将其情上报。因为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开通不久，没有夜车，且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谁都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更何况当时荣禄有客人，袁世凯欲言又止，荣禄是第二日即八月初六才得知实情，两个人却又耽搁了一天。而慈禧太后八月初四即已返回大内，控制了光绪，八月初六上午已经正式宣布训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戊戌前后（2）
此外，慈禧太后政变之初，捕拿维新派名单中只有康有为兄弟，没有谭嗣同。且上谕中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慈禧太后是得到袁世凯告密后才发动的政变，那么围园劫太后之谋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首罪，应首言之；而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谭嗣同是“逆首”，应列于捕拿维新派名单之中。可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还不知有“杀禄围园”、劫持太后之谋。
　　据此，上述学者以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出而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而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是守旧派的既定步骤。袁世凯日记《戊戌纪略》所记，不足为凭，是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塑造始终忠于朝廷的形象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慈禧政变并非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有个别人提出，袁世凯告密不是在八月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八月初四，袁世凯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齐后来回忆，他曾听见老家人卞爽琴说：
　　记得是戊戌那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他直入大人书房。当时我们在窗外偷看，看见大人精神很不安。那个人态度很严肃，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一个簿子，请大人在簿子上签名。大人开始有为难的样子，最后还是签了。过了一会儿，就端茶送客。那人走了以后，大人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后来才听说，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
　　多数人认为，袁世凯告密虽在政变之后，没有直接导致政变，但却致使事态扩大，令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六君子”被杀，变法彻底失败，因此袁世凯告密仍然与慈禧政变摆脱不了干系。
　　当京津一带盛传秋天慈禧与光绪赴天津阅兵之际光绪将被废黜时，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
　　康有为对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进行了分折，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光绪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威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举兵勤王。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及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之谋。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秘密至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要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
　　谭嗣同无奈，只得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几乎是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戊戌前后（3）
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八月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八月初五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八月初四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一面怒斥光绪：“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八月初六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
　　当事情紧迫之时，袁世凯并不敢做出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但直到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他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遂和盘端出了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此事在袁世凯亲信张一《心太平室集》及荣禄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均有所载。
　　张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左右，所记当由北洋幕府或袁世凯口中听闻，其告密真相与袁世凯后来编造的日记《戊戌纪略》不同；陈夔龙戊戌政变后不久入荣禄幕府，他与袁世凯不睦，所记应是从荣禄口中听闻。两人所记袁世凯告密之情十分接近，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袁世凯初五日返津。一天后，即初六日，杨崇伊至天津，向荣禄报告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拜谒荣禄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从杨崇伊处得知太后训政消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且受光绪帝封为候补侍郎，荣禄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卫兵夹道罗列”，又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陈夔龙记载：“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张一记载：“袁乃跪求荣为做主。”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其于法华寺之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清廷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清廷不经审讯即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指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等。这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已反馈到北京。
　　至于袁世凯，慈禧太后最初认为他是维新一党，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最终以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袁世凯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人说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并不为过。
　　尘埃落定，反思一切，不能不承认慈禧太后目光的老辣。事实上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不但与闻兵变之事，参与、支持密谋，而且作出过使用兵力的承诺。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新政第一人（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二十八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政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清廷成立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法令。因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不少官员对此次新政持消极观望态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以“急进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立即于当月向朝廷条陈筹办新政办法10条，包括设立课官院和课吏馆，对官吏进行新政集训；命学生学习实用书籍和外国学术；各省设官报局，开启民智；派遣王公官员出国考察；设立商会，兴办商务等。并首先在山东身体力行，积极推进新政。开办了课吏馆、校士馆，成立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创办了商务总会，设立了银元局等。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等八大臣后，对各项新政，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论者以为，“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此间，袁世凯除了通过实际把持“练兵处”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经费、军械制造、考察等权，“借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
　　政治方面的改革，围绕整饬吏治展开。有提陋规、改公费；设官吏考验处、调查处；“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等。
　　“陋规”又称“规礼”，指年节时令下级向上级奉送“常例”的金钱和礼物。清代官员俸禄微薄，办公用度浩繁，不得不行此举。但长官为饱私囊，无不取之多多益善；属员为保禄位、谋肥缺，无不非分钻营、搜刮贡献。袁世凯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莫如收受陋规一事”。他采用的是提陋规、改公费的老办法：按各官向来所得多少，明定等级，酌给公费，多者月给一千两，少者一百两或五十两，不得私相授受，否则严加治罪，以养官之廉，止官之贪。在清末腐败的环境下，此举的效果可想而知。
　　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是袁世凯对新老官员进行考验、考核的改革措施。考验科目有5项：1。阅历；2。批判，如公牍文字等；3。律例，如新旧法律、各国宪法等；4。行止，如举动静躁，是否吸食鸦片等；5。口力，如对答是否详明、有无条理。调查分为平时与临时两种。平时主要了解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后者查办奏参要案、总督指交事件、各官互相禀讦事件、绅民控告官吏事件等。
　　“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的办法，主要有设课吏馆，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专招候补、候选官员学习。每年招120人（后增收山东等五省举贡100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正科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等，绝大部分由日本教员讲授。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法政学堂附设幕僚学堂，专教幕僚。另外州、县新任官员就任前，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及学校、实业，而后再赴新任。又有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工作等举措。
　　

新政第一人（2）
此外，义和团事件后，《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就训练3000名警察取代军队进驻天津，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维护了主权。在袁世凯对地方自治运动的努力推动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天津举行了全国首次地方市政选举。
　　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提倡实业。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是辟利源而资生计，增财政而富国家，办实业而抗洋货。
　　工业方面，成立了负有指导任务的直隶工艺总局。工艺总局创办了初、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等。工艺总局通过多种方式劝导、推动工商业振兴；派工业学堂教员到街头讲演，劝工委员分赴各地调查各州、县出产及工业情况；劝导官绅合办工厂；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大辟利源”，并代为筹划“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办理本省寄售业务，但不代售洋货；考核鉴定厂矿企业，光绪三十一、二两年（1905年、1906年）评定模范工厂75家，颁发金奖牌38枚、银奖牌47枚；派人带工徒赴湖北学习织造麻织品，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赴日本考察造纸、织布方法；呈请农工商部批准给予轧豆榨油机、机器轮磨、折叠桌、黑胰发明者以专利权等。这些均使“实业”二字深入人心，“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创办的企业有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物）、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年产水泥20余万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等，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三年（1903年—1907年），直隶即开办工艺局、所、厂85处。
　　矿业方面，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主要目的是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兵用煤。另外，有开平及临城矿权收回之争。八国联军入侵时，开平煤矿矿局督办张翼图谋私利，欺蒙清廷，同德国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等人签订契约，将该矿改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外合办，在英国注册，实为英国骗占矿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发现该矿及所拥有之河道、口岸、土地等落入英国之手，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交涉，并再三诘责张翼、德璀琳，同时上奏清廷，请饬外务部向英切实声明，断不承认所签私约，尤不能把口岸、河道、土地移交英国公司管理，开平矿权不属英国，如英人必欲合办，必须另订章程，以使“我之产地、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清廷勒限张翼两个月收回，经半年仍无眉目，袁世凯又几次奏参张翼盗卖矿权，等等。临城煤矿亦系钮秉臣、龚照玛擅自与比利时人沙多私立草约，将该矿产业、房地统交沙多管理，名为合办，实同盗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奏请将原合同作废，派唐绍仪、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新订立中外合办章程，最后议定借款300万法郎（合银九十二万多两）合办，将矿产主权收回。
　　交通方面，修筑了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督修、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官办铁路。袁世凯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京张铁路路长170余公里，经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地形复杂，工程浩大艰巨。洋人曾轻蔑断言，中国修筑这样的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张铁路开工，历时四年全线通车，振奋了民族精神，对于抵制侵略、维护中国权益也有裨益。中国人至今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多不记得或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作为。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新政第一人（3）
农副业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指导，经营保定郊区二百余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及糖酒制造之法。此外，该局还曾开展农产品评会、试办农会、劝导种树等活动。
　　金融方面，设有银元局、官银号等。
　　教育方面的改革，围绕废除科举进行。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上疏，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名额按年递减，分两、三科减尽。以往举贡、生员按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速成师范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袁世凯领衔与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折，指出目前“危迫情形”，“实同一日千金”，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因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允准，谕令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永远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中国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的体制，为推广新式学校教育从制度上扫清了障碍。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设立学校司（后改学务处），督办全省教育。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处及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教授方法；派遣查学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进行引导宣传；通令各州、县自筹资金，分期分批组织士绅赴日本考察教育，了解各类学校的编制、组织、教育学、管理法等。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拨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袁世凯亲自捐款两万元助教。为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袁世凯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总教习，令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员；设师范学堂，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到光绪三十二年上半年，袁世凯奏报已开办各级各类学堂如下：
　　北洋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1所，北洋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1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1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1所。注册入学人数共万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
　　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万多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以上种种，均可看出，袁世凯身上的维新基因全面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对改革维新的倡导与涉及领域同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全无二样。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改革维新的力度、广度、深度，较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但打了雷，还真正落下了雨点。其原因，正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所指出的，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维新不是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的改革维新。
　　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又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相应准备。清廷随即谕令奉天、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新政第一人（4）
然五大臣由北京启程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制造的爆炸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缓行。一些官员更加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之不可缓也。”袁世凯却改变了策略，似乎成了立宪的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后，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他谁是阻挠立宪之人。载泽愤而作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审时度势、掂量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他在奏对时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五大臣还是分批出洋考察了。考察归来，五大臣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定局，“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又改消极为空前积极。他向政务处建议：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自告奋勇，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膳、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起草员，实际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多月后，袁世凯等人拿出了初步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关于资政院，袁世凯曾说：
　　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
　　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
　　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
　　也就是说，将资政院作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一方面使“民气疏达”、“化嚣为静”、“不致横决难收”；一方面“无强政府施行之权”，政府仍“得安行其政策”。关于责任内阁，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不发生效力，也就是以责任内阁专制取代昔日的皇帝专制。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而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亲王奕劻共同组阁，拥庆亲王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光绪帝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表示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固非不可；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行”。
　　他们认为，立宪将地方督抚原有的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说